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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萨·阿伦特教给女儿的课程是一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阿伦特夫人想引导女儿经历一种她所谓的正常发展。
这一理想不是犹太式的，而是德国式的，它来自那种对所有有教养的德国人都义不容辞的阅读，也就是对歌德的全部著作的阅读，在人格塑造方面那是贤明的导师，由此体魄、精神和灵魂得以有意识地被形塑。在德国家庭，孩子们被期望最终成为有教养的精英，于是有了歌德所说的“教育的乐园”等小型预备读物。自我约束、激情的建设性引导、放弃、对他人的责任——这些都是歌德的格言。每个孩子都知道教师的问答教学法。
你的责任是什么？勿虚度光阴。
玛萨·阿伦特对女儿的成长作了仔细的记录。从阿伦特出生那天起，阿伦特夫妇的《我们的孩子》就记满了笔记，包括身体的成长，每天的惯例和菜单，不同疾病及其疗法，智力上的成就以及性格形成的标志。让她的父母显然愉快的是，“小女儿”根据正常发展的理想步骤在成长。她健康、机灵而讨人喜欢，是“一个真正的阳光儿童”。
当汉娜·阿伦特于1906年10月出生时，玛萨和保尔·阿伦特住在汉诺威（Hannover）的郊区林登（Linden）。阿伦特先生在一家电气工程公司工作，能够买得起一座舒服的房子并雇用了一个叫阿达（Ada）的女基督徒做保姆。汉娜出生后的前两个夏天，阿伦特夫妇度假去了——在洛特堡（Lauterberg）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一书提到了——哈茨山（Harz Mountains）景点，然后去哥尼斯堡拜访了柯恩和阿伦特祖父母，并与柏林的朋友们进行了联系，在柏林，他们度过了婚姻的第一年。亲朋好友也来到汉诺威做客。到保尔·阿伦特的疾病第一次征兆出现前，这个家庭都充满生机，殷实而幸福：玛萨·阿伦特弹着钢琴，每个人，包括“那个可爱的小孩”，唱着歌儿，享受着讲故事的乐趣。除北部德国冬天最恶劣的天气来临外，阿伦特夫妇都会去附近的公园或汉诺威的中心花园散步以呼吸新鲜空气，这在当时德国人看来对身体健康是极为必要的。
玛萨·阿伦特用种种方法通过悉心照料以塑造女儿的体质。她详细地记录了她的成功和偶尔的退步，从第一天开始记录：“24小时后，给宝宝吃了奶……但她还不知道怎么吮吸，因此不得不给她吃点茴香茶。第四天时，宝宝终于会吃奶了……在前两周，她丢了分量；第一周结束时体重为七磅四盎司。然后便按照常规开始成长……”玛萨·阿伦特的笔记接着详细地记录了其他问题：喂养计划，细微的疾病和护理的困难，身体特征等。阿伦特夫妇疑惑地注视着他们的孩子：“脾气平静，但十分警觉。我们想，我们早在第四周就发现她能听人说话；在第七周，她有了一般的辨认光之外的视觉。第六周我们看到了她的第一个微笑，并看到一种总体的内在的觉醒。第七周时开始发出声音了……”
玛萨·阿伦特的笔记是一个发现者的笔记，一位母亲和她的第一个孩子，精心呵护有时又显得焦急。她的保护以现在的标准看来似乎过分，但那时是根据最先进的实践而进行的。她把宝宝包在襁褓毯中，她的身体和腿都包着，只留胳膊是自由的。但这种毯子已经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直到19世纪末，德国小孩的母亲都还用襁褓带，把婴儿的腿和胳膊都紧紧扎着。阿伦特夫人也阻止她的孩子站着，直到她能安全站立：“我努力限制着她（不让坐），但没有成功，这段时期她十分地不舒服。”但这一限制与把小孩系在床上的早期实践相比较是温和的。
玛萨·阿伦特的观察如此仔细和专业，它折射着德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儿童发展的科学观察的进步。威尔海姆·普莱尔（Wilhelm Pre-yer），他的《孩子的灵魂》于1881年出版，普莱尔以自己的孩子为例提出了观察的技术，并在莱比锡（Leipzig）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对其他儿童进行观察。好几种关于儿童心理学的杂志也在世纪之交诞生，很快，报纸和妇女杂志中便出现了科学论文的通俗报道。最有影响的观察研究之一，由心理学家威廉和克拉拉·斯特恩（William and Clara Stern）写成，是关于他们的三个孩子的，该书在1914年出版。当斯特恩家最大的孩子——君特（Günther），在1929年遇到玛萨·阿伦特的女儿汉娜并与之结婚时，有着同样预设的专业和业余的“结果”交会到了一起。
在玛萨·阿伦特的进步派中产阶级朋友中，常被讨论的话题是培养孩子的新方法。那个时代的女性，开办幼儿园和小学校，鼓励女孩子走原来只有男孩子才能走的教育路线，并为妇女的选举权而斗争，她们也在家中悄悄地发起了一场对社会和宗教信仰的反叛，正常的儿童身体的发展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例如，世纪之交给妈妈的育儿指南和手册强调断奶和卫生习惯的重要。玛萨·阿伦特关于这些都做了细致的笔记。
《我们的孩子》前面部分的许多记录主要关注于身体的发展。但玛萨·阿伦特也写了一些关于她女儿精神或智力发展的句子。当她看到女儿智力早熟的征兆时十分高兴，她谨慎地猜测她的孩子可能有“一些真正的天资”。然而，她最为关心的还是正常的社交能力和友谊；她并不在智力上给女儿施加压力，而是试图鼓励她和其他人建立联系，并在她发脾气时管着她。通过劝慰，玛萨·阿伦特发现她的孩子“总体说来很容易受引导”以远离错误的行为。阿伦特夫人的社交能力是她的天赋，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对此表示欣赏。她对社交的关注，也明显体现在她对女儿精神发展故事的第一批记录中。第六个月时：“小家伙不喜欢独处。”一年后：“除了少数例外，和任何人都十分友好，她喜欢被吵闹包围。”第二年：“大多数时候她十分活跃和开心，但不喜欢自己和自己说话。她脾气暴躁，但很容易受友好而引导。一个小孩子原来也是如此地需要被疼爱。”
在汉娜·阿伦特1岁的时候，她已经发展出了对音乐的极大喜好：“她有很好的耳朵，因为她喜爱坐在钢琴旁倾听，以小而尖的嗓音跟着一起唱。”听音乐自然是乐在其中，但同时也是，并一直是汉娜·阿伦特与她母亲联系的重要部分。然而，事实是阿伦特太太对音乐的激情远远超过了女儿的能力，当她在一年以后注意到汉娜“依然有她高而实的嗓音，但不幸的是，现在唱歌走调”时，她很失望。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当汉娜四岁，是“一个结实的大个子女孩，人们认为她是一个已经上了学的女孩”，她的母亲承认失败了。“很有激情，唱了很多，但完全走调。她知道许多乐章，当某人哼曲子时她总能辨认出来。她有节奏感，但不能很好地唱出来。”玛萨十分细心，没有强迫女儿学音乐，但她的失望是明显的。
当阿伦特太太注意到孩子缺乏音乐细胞时，她开始很喜悦地看到女儿智力的早熟。汉娜六岁时，阿伦特太太注意到：“她学东西很容易，明显很有天分，数学尤其是强项。音乐中的任何理论部分对她来说都是小意思，但她的耳朵不能辨别音准。”第一次，汉娜·阿伦特对言语和数字的爱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娜·阿伦特后来如此描述她的妈妈，说她的妈妈“不是什么理论化的人”却生了一个十分理论化的孩子。
当汉娜·阿伦特一岁多时，她开始说话了。阿伦特太太细心地注意到女儿日益丰富的词汇表，她喜欢为自己创造一种“私人语言”，她长期与字母r进行斗争，首先她渴望：“努力模仿每一种声音”。在一岁半时：“说话仍然是尝试性的，大量重复而毫无意义。大多数情况她说着自己的语言，而且很流利。她什么都懂。”
汉娜·阿伦特三岁时，她“在发展方面取得了大的进步”；她能够说“一切事情，尽管对陌生人来说并不总是能听懂。现在她只是很少说自己的语言，她感到旁若无人，她和布娃娃说话——即使那时她也把所有的单词组合在一起。她对布娃娃说话就按和自己说话的那种方式，通常以相同的威胁性的表达方式：你就等着吧！小心，否则你要挨打！或者：你笑？你哭？打屁股！她从来不发k、l、r的音。特别活泼，总是充满激情；甚至和陌生人也十分友好”。
当保尔·阿伦特的疾病迫使他放弃工作时，阿伦特一家移居到哥尼斯堡。1910年秋后，他的情况使他连邀请孩子们到哥尼斯堡安静、绿树成荫的公园去也不可能了。所幸的是，汉娜·阿伦特开始上幼儿园，这时她和其他孩子们有接触，正如她的妈妈注意到的，“给在家里玩提了许多让人兴奋的建议。”这个小孩把幼儿园的规矩带到了家里，但是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她总是老师。”
从阿伦特太太的观察来看，十分清楚的是，女儿上学后已变得越来越渴望做大人角色的模仿者。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年里，玛萨·阿伦特就她四岁时的进步做了更多记录，开列了她的技能清单，它们十分准确地预示着汉娜·阿伦特后来智力的发展：“她看来没有什么艺术家的能力，也没有动手操作能力；但似乎有一些智力上的早熟，而且是某种真正的天分。例如，对地点的感觉，记忆和精确观察的能力。其中尤其有对书本和文字的炽烈的兴趣。现在她已经开始读书……不需要任何引导，读所有的文字和数字，只是通过在街上或在其他什么地方问问题。”这段文字以下面的评论结束：“她的行为和问题完全是孩子式的。”但到上学第二年结束时，汉娜已经像“一个小妈妈”那样对待患病的父亲了，她模仿着幼儿园女老师的角色。当她上学后，汉娜·阿伦特就完全丧失了对布娃娃的兴趣而专心于图画书和故事：“与她的发展相伴随的是家庭中弥漫的悲凉气氛，这也排除了孩子们的来访……她是极其活泼的，听了悲哀的故事就十分感动，但也爱一切快乐的事物。”
保尔·阿伦特年轻时就感染过梅毒。治疗以后，他原以为已经痊愈。那时的治疗包括清热解毒——这先于德国细菌学家保罗·欧立希（Paul Ehrlich）为治疗梅毒研制出砷化合药品。在1902年结婚时，玛萨·柯恩知道他的疾病和治疗状况。当他们冒险生下一个孩子后，没有什么疾病的征兆出现，但汉娜出生的两年半以后，保尔·阿伦特就不得不到哥尼斯堡的诊所去寻求治疗。他的病情严重恶化。到1911年春，疾病已经发展到三期的第一期，机体受损在加剧，身体的功能紊乱，走路都有困难，并伴有局部麻痹和精神失常。1911年夏天，保尔·阿伦特住进了专门的医院。
保尔·阿伦特似乎是家中一个严厉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人。他有着学者气质，上过蜡的黑色髭须和夹鼻眼镜后面是他的严肃和冷漠。在妻子的眼中，他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有着她在《我们的孩子》中所说的“对生活的主宰”——比玛萨自己较少感性而更多自制力，玛萨则是一个充满激情、热情洋溢的女人。可以理解的是，丈夫的疾病复发时，她特别焦急和谨慎，那时女儿的身体健康也颇成问题。另一方面，保尔·阿伦特则对她的幼女有些不耐烦，正如《我们的孩子》中一个条目里的话所体现的：“白天醒着并需要照顾时，她就成了一个累赘。”但他也作了温和的观察，他的笔迹已经颤抖不稳：“她的笑容看起来让我们觉得可爱。欢乐的歌曲让她高兴，悲伤的歌曲让她流泪……”他的典型风格如下：“十分好奇，倾向于制造更高级的未完成的作品；会抬一阵子头。对声音、大的说话声等极易表现出恐惧的反应。”他的记录风格更加简短、正式，而不如玛萨那样富有感情，但却也不无温情。
汉娜·阿伦特后来无论何时和朋友们谈起父亲，总是把父亲描绘成一个学者式的、和蔼可亲的人。但当她是个孩子时，父亲一定让她困惑甚至感到有些畏惧。甚至在哥尼斯堡公园和他一起散步也是困难的，因为他的平衡已经被疾病破坏，常常没有征兆而突然倒下。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玛萨说她五岁的女儿对父亲很有耐心，尽其所能地帮助他，还和他玩纸牌游戏。但在她显然被自己的不幸所笼罩时，玛萨·阿伦特就没有再提及女儿的反应。这个故事的记录并不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而是在汉娜·阿伦特少年时的诗歌中。父亲的死给这个阳光儿童带来的阴影比玛萨·阿伦特知道的要严重。
汉娜·阿伦特慈祥的爷爷马克斯·阿伦特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星期天早上他都会照例带着她到附近的公园散步，一边讲着故事。阿伦特去那里度过了许多周末，和爷爷奶奶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爷爷朗诵儿歌，讲童话故事。玛萨·阿伦特记得：“星期天的早上，爷爷就带着他和麦其（一只狗）去散步，穿越格拉其斯，她叫那里是格拉西斯，在她的爷爷去世后很久，这依然是她记忆中美好的事情。”当汉娜·阿伦特成年时谈起父亲时，她通常不把他看成是散步和听故事的同伴。在自己的父亲患病期间，爷爷就像她父亲一样，讲故事是一种记忆的中介，她把自己令人困惑的父亲变成了她所希望的那样的父亲。
随着书和故事对她变得越来越重要，汉娜·阿伦特对讲故事、扮演某个角色、表演的感情需求增加了。在六岁生日那天，她被带到木偶剧院，并被邀请和她的客人们，她的表兄妹们一起演一个剧目。他们回忆说，她急切地渴望进入一个复杂的戏剧中，她是如此沉浸于她的表演，如此为演出所吸引，以至于几乎不能继续而停了下来，她热泪盈眶。那不是她的故事，但演出着实让她激动不已。
在成年时代，当她在公共场合讲话、参与辩论时，汉娜·阿伦特颇有吸引力，就像女演员登台，正如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所言，她是“一个很不错的舞台上的女主角”。
她已经逐步学会了控制——尽管从来没有征服——她在讲台上的胆怯，让她服从于她的故事，服从于她所要讲的内容。终其一生她都尊敬、佩服会讲故事的人——因为他们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各自创造的故事的真正益处。在丹麦短篇小说家伊萨克·迪内森去世后的一年，汉娜·阿伦特与一位朋友谈到那次偶遇的情况，迪内森来到了纽约。阿伦特本来希望阅读迪内森的作品，但是没有：“她来了，非常非常的老，虚弱得可怕，衣着美丽；她被带到一个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椅子边坐下，上了酒，没有一张纸，她开始讲故事（出于《走出非洲》），几乎一字一句，就像打字一样。听众都是十分年轻的人，都陶醉于其中……她像一个下凡的明察秋毫的精灵。讲的甚至比打印的还要清楚。她也是一位伟大的女士。”
这位讲故事的伟大女士，给汉娜·阿伦特提供了一句箴言，她用在了《人的境况》“论行动”一章中，它概括了在她离开早年的阴影和自我意识后的故事——后来书的写作——对汉娜·阿伦特所意味的东西：“所有的悲痛都能被忍受，如果你把它们编成故事，或讲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