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尼斯堡人

汉娜·阿伦特的祖父母辈，阿伦特家族和柯恩家族，都是在哥尼斯堡养育其家庭的。哥尼斯堡是东普鲁士的首都，这个城市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最初它是由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个军事和宗教组织条顿人团体建立，哥尼斯堡一度是这个组织大统帅的驻地。16世纪时它成了普鲁士公爵的居住地，公爵们的城堡俯瞰着城市中心的一个湖。这个可爱而和平的都市在“一战”期间曾受破坏的威胁，但当俄国人的军队被击退时，它依然未受损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是这里的犹太人，接着是德国人消失了。

在20世纪开始时，约有五千犹太人居住在哥尼斯堡，他们中大多数是俄国人。从敖德萨（Odessa）到哥尼斯堡的那段铁路是俄国南部到波罗的海（Baltic Sea）最短的路线，千千万万的俄国犹太人为摆脱反犹立法与屠杀，通过这条铁路逃跑。大量的逃跑者去了英国和美国——但许多人定居在了哥尼斯堡及其他东部德国有相当数量犹太人口的城市。

雅各布·柯恩（Jacob Cohn），阿伦特的祖父，于1838年出生于现在的立陶宛，1852年移居哥尼斯堡，正好在尼古拉大帝（Czar Nicholas）的统治到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的统治交替之前。1851年，尽管有西欧犹太人的抗议，尼古拉还是通过法令把犹太人区分为两个团体：富有的或有技术的“有用的”人以及“无用的”人。“无用的”必须应征入伍，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时期，许多人便逃离了这个国家。雅各布·柯恩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也逃了出来，并在哥尼斯堡做起小宗茶叶进口生意。哥尼斯堡一度成了大陆最为重要的茶叶贸易中心，俄罗斯的茶叶由此进入英国人所支配的世界市场。雅各布接过了家里的生意，在他的经营下，它成了J.N.柯恩及他的公司，一家哥尼斯堡最大的公司。

雅各布·柯恩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又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芬妮·斯皮罗（Fanny Spiero）——也是一位俄国移民——生了四个孩子。1906年，雅各布·柯恩去世，他的妻子、七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得到了留下的家族公司及大批钱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来临时，雅各布的12个孙子都过着安逸的生活。汉娜·阿伦特总是愉快地记得，作为一个孩子，去柯恩家的大库房，在空气中感觉她母亲的祖先俄国人的风格，还会得到公司出口的新产品：杏仁蛋白软糖。

18世纪时，柯恩家族和其他许多俄国家族移居的哥尼斯堡，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启蒙运动的第二个中心。许多犹太人进入了哥尼斯堡的大学——艾伯丁大学，最多的是去医学系，但也有人常去追随艾伯丁最为杰出的教授——伊曼纽尔·康德。然而，在受过教育的哥尼斯堡犹太人中，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追随者是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追随者中的一个团体，在门德尔松的资助下，在哥尼斯堡创立了一份期刊《聚集者》，致力于提供用希伯来语翻译的非犹太文献。这个团体是所谓“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兴起于东部德国犹太人社会，并随着移民向西迁移。门德尔松这样的西部改革者提升了东部的运动，但他们较少强调希伯来语言：门德尔松更感兴趣于用德语向犹太人介绍德国文化。对非传统的德国犹太人来说，门德尔松成了主要的社会和文化——尽管不是政治——解放的榜样，他对汉娜·阿伦特的爷爷马克斯·阿伦特（Max Arendt）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斯·阿伦特母亲的家庭在门德尔松时代便从俄国来到了哥尼斯堡。

门德尔松于1786年去世，那是在普鲁士国王召见大臣考虑普鲁士犹太人是否应当作为公民对待之前。否定的决定使那些要求公民权的犹太人沮丧，尽管它对受过教育、德国化的城市犹太人的社会特权地位没有太大影响。门德尔松之后的那代哥尼斯堡人，包括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卫·弗里德兰德（David Friedlander），都皈依了基督教。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指出，像弗里德兰德这样的犹太人有了一种对犹太教的蔑视，这对一个具有门德尔松的信念和真诚的人来说本是不可能的。她认为，门德尔松“知道（某人的）对自己人格的过分尊敬，与对他人过分的轻蔑是并行的。既然门德尔松，不像随后一代的犹太人，并无此种蔑视，他也就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特例。” 他同城的人弗里德兰德，正是阿伦特从来不想成为的那种犹太人——“一个例外犹太人”——的模型。

拿破仑进入柏林，标志着弗里德兰德那代人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制度——沙龙开始走向终结，这些沙龙在一些犹太女性家中举行。例如拉尔·瓦恩哈根，正是阿伦特的传记《拉尔·瓦恩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中的主人公。拿破仑的征服给普鲁士犹太人提供了许多公民权利，它们刚赋予法国犹太人以及拿破仑莱茵联邦（Rhine）中西部德国各州的犹太人。然而，当这些权利普及时，富有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就不再具有相对于那些较弱的犹太人来说的优越地位了。他们不得不努力证明自己的“独特”。

普鲁士犹太人原希望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将最终带给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利。但他们发现自己被重新带回到拿破仑胜利前的处境。许多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上层犹太人追随弗里德兰德那代人的范例而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流行的保守的“基督教—德国”或“条顿—德国”国家的观念。这种转变浪潮的后果是，非传统主义者与正统犹太人之间的紧张比门德尔松文化改革时期以来的情况更为严重。许多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忠诚给了新出现的改革派犹太教，其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吉格尔（Abra-ham Geiger），或历史犹太教——它是美国颇为著名的保守犹太教，代表人物是柴卡里亚·弗兰克尔（Zechariah Frankel）。

正统与非正统犹太人之间的深刻分歧持续存在于犹太人政治解放时期，也贯穿于东部移民时期。汉娜·阿伦特孩提时期，这些分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她的祖父和爷爷都是改革派犹太人，都尊敬哥尼斯堡的改革派学者海尔曼·沃格尔斯泰因（Hermann Vogelstein），他是自由德国犹太人最具影响的领袖之一。沃格尔斯泰因曾经出版大量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书，其中包括一本罗马犹太人的标准历史书。和他家族的其他成员一道，他同时提供了文化和政治的典范。他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是犹太青年运动组织——同志会（the Camara-den）的领袖，阿伦特许多年轻的同学朋友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的姐姐朱丽叶·沃格尔斯泰因·布劳恩（Julie Vogelstein-Braun），编辑了她的继子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的作品。奥托·布劳恩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于“一战”期间牺牲，他是丽丽·布劳恩（Lily Braun）这位关于妇女问题著名的社会公众人物的儿子。沃格尔斯泰因拉比和他的姐姐均在“二战”前移民到纽约，并建立了慈善基金，给移民提供经济援助。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再次遇到他们，但那时她已经花了多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工作，这是他们原本希望的，并不是受了具体事件的激发。

在汉娜·阿伦特上学的年代，哥尼斯堡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在大学社团中。1904年，一个犹太学生的俱乐部成立了，许多犹太学生参加。较老的一代人，包括马克斯·阿伦特——他是哥尼斯堡犹太人社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具有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心组织的成员——他们并不偏向犹太复国主义者。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后来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汉娜·阿伦特的朋友和良师，在他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员时，就曾遇到马克斯·阿伦特，与他就“犹太人问题”有过激烈的交锋。马克斯·阿伦特不愿意听使他的德国人身份受到质疑的争论。他们的差别保持着，但两人成了好朋友，布鲁门菲尔德是阿伦特家中的常客，在那里他总是风趣而健谈，正如他在文集中所回忆的，他喜欢跑上跑下和马克斯·阿伦特幼稚的孙女汉娜做游戏。

汉娜·阿伦特的父亲保尔是马克斯·阿伦特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约汉娜（Johanna）唯一的儿子。保尔的姐姐亨利蒂（Henriette）移居柏林，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和一个法国人结了婚。保尔和她与他们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卡拉拉——他们的母亲的姊妹——相处得都不好。卡拉拉·阿伦特（Klara Arendt）是一个不受人喜欢的女人，在家中以武断和吝啬而出名。当她的孙女儿汉娜——以保尔的母亲约汉娜（Johanna）取名——后来尖锐批评犹太财阀和慈善家时，家中与卡拉拉·阿伦特的不耐烦争吵听起来犹在耳边。另一方面，玛萨·阿伦特则是一个质朴、安详的女人芬妮·斯皮罗·柯恩的女儿。芬妮·斯皮罗·柯恩以一种浓重的俄国口音说德语，喜欢穿俄国农民的衣服。柯恩家族的女性大方而富有感情。当母女都失去丈夫后，她们相处融洽，一起去卡罗维发利担水。她们的同情和团结是汉娜·阿伦特的大柯恩家庭中流行模式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家庭中，妇女比男士更多，有如此多的女人遭遇了丈夫或孩子死亡的不幸。

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保尔和玛萨·阿伦特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去过更多的地方，在政治上也更为明显地偏向左派。他们俩在十来岁时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那时社会主义政党在德国还是非法的，这种立场使他们与那些属于德国民主党的同龄人区分开来。保尔在艾尔伯提那大学得到了工程学学位，是一个业余的学者。他的书房里都是希腊和拉丁经典，他的女儿后来充满热情地阅读了这些书。玛萨，像大多数这一阶层和年代的女性一样，在家中接受了教育，然后被送到国外——她在巴黎学了三年法语和音乐。汉娜·阿伦特的父母都不信教，但他们送女儿和阿伦特祖父一起去犹太教堂，他们也与沃格尔斯泰因牧师以及他的家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与他会面。

汉娜早年与沃格尔斯泰因牧师的关系更为私人：她对他有巨大的征服力。玛萨·阿伦特经常告诉她的朋友们，汉娜已经宣布长大后有意嫁给这个牧师。玛萨回答说，如果汉娜和沃格尔斯泰因结了婚，她就必须不吃猪肉，汉娜便会立刻以她的方式回答：“那好，我就嫁给一个吃猪肉的牧师。”当汉娜是一个小学生时，沃格尔斯泰因牧师一周要出现好几次，以给她宗教方面的指导。这样的指导，在汉娜七岁时开始，是她所受的唯一的正式宗教训练——尽管数年后在巴黎，她确实非正式地研究过希伯来文化。基督周日学校是所有幼儿园学生都要去的，她也受到了这一训练以及阿伦特家族中信基督的女仆在家里的实践的足够影响，女仆向沃格尔斯泰因发表意见，毫无疑问，这使他十分惊讶——祈祷是提供给基督的。

这个牧师并不完全受一个漂亮小孩的摆布，然而，在稍后的一个场合，当汉娜宣称她不再相信上帝时，他回答说：“谁问你了？”沃格尔斯泰因认为，个人的宗教怀疑和奋斗并不居于犹太身份感的中心，汉娜·阿伦特后来明白了这一点，20世纪早期德国犹太人意识上表现出一个转变。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在他的文集中，通过引用他的朋友出版商萨尔曼·绍肯（Salman Schocken）在1914年所说的话，记录了这种转变：“在解放时期，人们会问‘你信仰什么？’，今天人们只问‘你是谁？’” 布鲁门菲尔德感到，阿伦特也同意，对这个新问题的真实答案是：不再考虑你是信什么还是不信什么，你生来就是一个犹太人。

在汉娜·阿伦特的童年时代，反犹主义对于哥尼斯堡已经同化的犹太人并不算什么。犹太商人和职业家族居住在一个叫虎峰（Hufen）的地区，靠近广阔的提尔花园（Tiergarten），那里是中产阶级的乐园。工人阶级的犹太人，还有俄国移民的后裔，东部犹太人，居住在普莱格河的南岸，靠近最古老的东正教教堂，那是一座由红砖建造的雄伟建筑，有着典型的拜占庭式圆顶。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和较低阶级的犹太人很少碰面，也很少有低等阶级的犹太小孩到体育馆去，那里每间只有三到四个犹太人。获得地方或州政府的官职对犹太人来说并不寻常，但犹太人为更大的社会贡献了学校教师和艺术家，同时也贡献了更多的医生和律师。犹太人在大学里拿不到教授头衔，尽管他们有着很荣耀的地位，并被允许讲犹太学。保尔和玛萨·阿伦特的犹太朋友们，不像他们父母的朋友，他们不是商人而是职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与音乐家。玛萨·阿伦特与一群女性十分友好，她们开办着幼儿园与小学校，阿伦特所上的学校是斯泰因小姐（Frau Stein）与西兹尼克小姐（Frau Sittznik）所开的，这些女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阿尔贝提那直到1906年才接受女学生——但他们接受过教师的职业训练。自拉尔·瓦恩哈根时代以来，玛萨的那一代是第一批产生大量女性文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世代；在哥尼斯堡，女性在文学圈、议会团体和政治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玛萨·阿伦特的朋友中，人们认为女儿应当为曾经只有儿子才能得到的职业而进行教育培养。

世俗中产阶级犹太人，像阿伦特一家，他们的同化并不排除在学校或玩耍时听到偶尔混淆的说法，并不排除向他们的孩子介绍他们的犹太特性。汉娜·阿伦特有一天从小学校回来就问妈妈，一个同学所说的是否是真的——她的爷爷谋杀了耶稣。当阿伦特作为一个成人反思此类事件，在1946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说起，她的处理方式是尽量淡化它们的危害，但强调她从中所学到的东西。

我来自一个旧时的哥尼斯堡家庭（阿伦特家庭）。但“犹太人”这个词在家中从来没有提过。我第一次接触到它是我们在大街上玩耍时孩子们所说的反犹言论——尽管实际上这几乎不值得一提，从那个时候起，我开窍了……作为一个小孩子——现在则是一个更大点的孩子——我知道，例如，我看起来就是犹太人的样子……也就是说，我看起来和其他人有点不同。但并不是那种使我感到低人一等的感觉——我只是意识到它，就这些。我的妈妈，我的家，也与其他人家有些不同——甚至与其他犹太小孩相比……对我一切都有些不同——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很难精确地指出这种不同包含着什么内容……我的母亲也不是那么理论化的……“犹太人问题”与她不相干。当然她是一个犹太人！她本是不会让我信基督，接受洗礼。如果她有理由相信我否认自己是犹太人，她本会给我一个实在的鼓励。事实是这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它并不构成问题……你知道，所有的犹太小孩都会遭遇到反犹主义。许多孩子的灵魂受到了它的毒害。我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在于这一事实：我的母亲总是勉励我不要自暴自弃。一个人必须保卫自己！当我的老师发出反犹言论时——通常他们不是直接针对我而是对我们其他同学的，尤其是东部犹太人——我被教导立刻站起来，离开课堂回家，余下的人则和学校理论。母亲于是写信给学校，这样，这件事情便告完全结束。我会请一段时间假，当然，那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如果那种言论来自其他孩子，我就不允许回家告诉。因为那不值得。一个人必须保护自己对抗来自其他孩子们的言论。这样，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就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存在着行为的规则，家里的规矩，可以这么说吧，由此我的尊严得到保护，得到绝对的保护。

55年后回首往事，汉娜·阿伦特认为她在哥尼斯堡童年时期所遇到的反犹主义对她并不是一个问题；她感到她已经被保护起来，在母亲的监护下，远离偏见，甚至在长大时也是这样，她后来曾如此告诉她的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她的记忆中颇为突出的是她一生努力坚持的态度，她也试图鼓励其他犹太人采取这一态度，这就是“一个人必须捍卫自己！” zpIoI8zoppuV38BVL8gtqNViS/v95SIPXHfDcYac4OVy4m/pN4euy1nk2o4qg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