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的那些日子，汉娜·阿伦特很少提到童年。她最后一批亲戚离开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哥尼斯堡——这个城市曾被炮弹摧毁，后来重建成了苏联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的家园之前，她就已经多次把她的生活分成“那时”和“现在”。每一次的划分，第一个“那时”——童年，就成了一个更为秘密、私人性的事情。她18岁在马堡大学做神学专业的学生时，以老师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作了暂时的划分：“不再”与“尚未”。当完成学业和博士论文时，她划分了脱离实践事务的“那时”的理性与“现在”实践中的理性。1933年，这一划分有了政治内容：阿伦特成了一个德国犹太人，“那时”她便成了一个无国籍者，一个犹太难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大的划分后提及“那时”的童年，阿伦特把它当“母语”的问题来谈。语言是联结的纽带。正如她在1964年对采访者如是说：“毕竟，并不是德国的语言发了疯。” 直到生命的终点，德国都不是她的故园，这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事实。但把少年时代所学的德语诗歌牢记在心，也是一种方法，由此可以忘却或只是非直接地记起她的童年如何随父亲死于梅毒而分割。那并不只是一次短暂的苦痛；保尔·阿伦特（Paul Arendt）历经了5个难熬的年头后死去，从他女儿两岁到七岁。他的死使阿伦特欢快、多彩的童年慢慢地结束了。

阿伦特很少告诉别人父亲的死，也很少有人——甚至包括她的第一任丈夫——知道她写过诗歌。诗作是她最为私密的生活。阿伦特拒绝她所说的反省，她对精神分析有许多苛刻的批评；正是在诗歌中，正是通过诗歌，她理解了自己。在青春时代的诗作中，她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会战胜早年的损失、她的独特和陌生的感觉：

我的手，是如此地近

可我依然把它当成另一个事物。

它超出我之外吗？

它有更高的意义吗？

但阿伦特的天分并不是献给诗歌的。诗歌没有给予她因父亲之死而失去的东西——信任感。马丁·海德格尔尽管同时给了她卓越教育的开端以及德国浪漫诗歌传统中的爱情，但并没有修复她的信任感。阿伦特的哲学天分明显可以见于她在海德堡大学师从雅斯贝尔斯时所写的博士论文。然而，她的著作中最让人震动的是她对一种共通感——奥古斯丁称之“邻人间的爱”——的祈求与洞见。阿伦特享受到这样的爱只是在巴黎，在她的移民“部落”和第二任丈夫之中。但这种思想的基础则存在于青年时代她在德国的时候。在科特·布鲁门菲尔德的协助以及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支持下，她慢慢地从哲学转向政治。她所寻求的东西在一次关于其学术和思想发展的完全公开的谈话中可以看出。1964年，她对采访者如此谈到雅斯贝尔斯：“你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雅斯贝尔斯一开口，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他开放而又值得信赖，他的话语中带有一种我在其他人那里从未见过的震撼力……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我让自己受他的理性来引导。上帝知道，我并不想要他似乎为我负责，但如果说有人曾经成功地使我变得理性，那么这个人就是雅斯贝尔斯。”

当她返回欧洲拜访导师时，无论是对阿伦特还是对雅斯贝尔斯来说，他们战后的讨论都是最好、最深刻、最充满信任的。自那时起，他们两人对哲学有了一个新的、共享的理解。“哲学必须变得具体和实际，时时要观照它的起源，”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的一封信中说。 但这种理解，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开始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时，那时他们认识到，“邻人间的爱”同样不得不变得具体和实际。 oXlNK4zVYWGJQD9OWDpq2UE4QVMHHhhSNT0siirQHpQiDNMYAVkb2lJMKj3D29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