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陈伟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杰出女性大家，独汉娜·阿伦特一人。她的人格与思想，皆有着十分独特的魅力。阿伦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属于20世纪的人物。从她去世至今，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她的著作，虽紧扣时代脉搏，多直接取材于现实，却并不因时过境迁而被人淡忘。如今，阿伦特在中国，还呈现出颇为热门之象；阅读阿伦特，蔚然成风。而研究阿伦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迄今仍不显得“过时”。

阿伦特曾说，历史叙述的要义，不是构建某种理论图式，不是揭示某种必然法则，而是要学会讲故事。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剧，有的故事是悲剧，有的故事是正剧；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离奇；有的令人愉悦，有的令人伤感，有的叫人压抑。阿伦特自己的故事是什么？被她的文字打动后，我们特别想知道，她那充满激情的文字背后站着何等样人？

阿伦特到达美国之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漂泊生涯。她是犹太人，这个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出身，在纳粹德国却是一种“罪过”。如彼时德国其他犹太人一样，阿伦特作为犹太人，面临着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国期间，她不过做零工度日，还要着手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对现实政治主动或被动的介入，亦从未中止。阿伦特著作中常见的“无根”、“无助”、“漂泊”、“无家可归”、“疏离”、“恐怖”、“绝望”、“重负”、“孤独”、“爱”，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些词语，对阿伦特而言，则是真实的生活，是具体的人生经验。好在阿伦特有一批不错的师长、朋友，环绕周围，时时给她襄助，还有其丈夫布吕赫，与她生死与共。他们的存在，给严峻生活境况中的阿伦特以慰藉，以希望。阿伦特曾言，在20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还要过。人们只有期盼雨过天晴，期盼苦尽甘来。然而，这种期盼，绝非消极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们仍须保持对“世界的爱”。不是遁入私域独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与魔鬼共舞中游戏人生，而是人人觉悟，向“生”而生，共同参与世界的建设，俾使自由得以落实，天性得以保存，让我们在世间如在家中。这，便是最大的政治。

阿伦特在德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后不久，其学术生涯刚刚起步，就赶上了纳粹运动，同样属于“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彼时她已经是一位中年妇女。阿伦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觉出一种顽强的精神，因为她要面对的是20世纪最极端的“恶”，要处理的是最令人绝望的政治经验，而她自己又是恶劣政治经验的亲历者、残酷统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后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不再有生命危险，她仍然守望着公共世界，对各种危机、弊政不遗余力地进行剖析、批判。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正是围绕阿伦特与“世界”的互动、交流展开。“爱”与“世界”，皆为本书的关键词，原本也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关键词。阿伦特作为孩子进入这个世界，作为老人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的思想学术成就，并不因其去世而化为尘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构成了“后来者”生活的背景与参照。世界记住了她！

阿伦特的故事甚为丰富。她与污点哲人海德格尔的师生恋情，藕断丝连，纠缠不清。此事最早正是由该书曝出。海德格尔至死不就他当初与纳粹的合作认错，阿伦特却毫不计较。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尔耳聋眼花、行将就木时才开始。因为她不想让海德格尔看到她的批判。初恋难忘，刻骨铭心，竟至于此！阿伦特与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则交流甚好。阿伦特去瑞士巴塞尔看望年老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儿回娘家一样。其情其景，轻松自如，正是阿伦特所说的“如在家中”的感觉。而阿伦特丈夫布吕赫，与阿伦特的母亲关系紧张。当玛萨·阿伦特搬到亲戚家别居时，布吕赫夫妇竟然甚为愉快，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工人出身、自学成才、醉心于密谋革命的布吕赫，与巴黎音乐专业学习毕业的阿伦特母亲，其品味与“礼貌”，过于悬殊，难以共处，可以想见。阿伦特却与布吕赫恩爱一生，足见阿伦特的风格，不是中产式的。

事实上，阿伦特对“中产”、“小资”的厌恶，不仅体现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体现。阿伦特十分重视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学术的“人民性”。本书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属的民族（犹太民族），但更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对于精英、暴民而言，当然，也不同于大众）。彼时，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常在没有民意支持、脱离人民的情况下，试图以外交手段或党派利益交换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有的犹太人社团领袖，竟配合纳粹，将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灭绝营。知识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变节，与暴民联手，促成极权主义，亦令阿伦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发革命中，阿伦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义上，笔者不妨赠其一荣誉称号：人民政治学家。

阿伦特在战后曾写下大量时政评论，她关于“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审判”、“五角大楼文件”皆有宏论，也因之常陷于公共论争之中。然而，阿伦特从事的主要还是一项思想事业。她主要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论家。她面对采访者，还特别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学界的人相提并论。她有意与哲学家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她认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巴门尼德始，即带有对政治深深的傲慢与偏见。阿伦特既不致力于阐发一套新体系，也并不单单靠断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启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总结概括为僵化的教条。她的思想事业，一直在进行中。她去世时打字机上未打完的《心灵生活》书稿中的一页就是一个象征，她的思想事业，与生命同步。阿伦特曾说，她所做的，是想要读懂这个世界。

我们了解了阿伦特著述的风格，也就明白了阅读阿伦特时的注意事项。批驳阿伦特的观点，或者把阿伦特的观点当成真理，都会造成对阿伦特政治思想实质性的误读与背离，从而失去从阿伦特那里汲取灵感的机会。想当然地去推测阿伦特的意图，信口开河，由此陷入无谓的争论，亦不可取。例如，人们觉得阿伦特一定是极其敌视马克思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阿伦特的丈夫是德国共产党员，阿伦特对德国共产党甚为同情；她的《人的境况》，是研究马克思的项目成果；对于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看的。她认为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终点上，属于19世纪，固然问题甚多，其说与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毕竟不同。当然，在雅斯贝尔斯的提醒下，阿伦特后来更多地倾向于否定马克思，亦是事实。再如，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报道引发的争议，阿伦特曾说，她原本可以不用“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说法。国内不少中译将这个术语译为“平庸的恶”，实属错译，由此自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联想。阿伦特在用这个术语时，讲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恶，把纳粹屠杀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恶本身并非来源于某种极端的堕落状态或扭曲心理。她认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种恶的新来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恶，源于“无思”（thoughtlessness）。此种恶和作恶者是平庸还是杰出无关，与受害者是否敢于反抗、勇于牺牲无关。“平庸性”在此描述的是恶的性质。

阿伦特从不自言“走出洞穴”或发现了永恒法则，她情愿声称自己的思想是管窥蠡测。她的不少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备受质疑。她对苏联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论述方式，其偏颇之处，相信读者会有所鉴别。阿伦特曾言，人是一个条件性（局限性）的存在，对于阿伦特而言，此理同样成立。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自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

2017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