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思考

汉娜·阿伦特的大学生活时期，从1924年到1929年，实为多灾多难的魏玛共和国最为稳定的年月。到1924年夏，政府经济稳定计划已经暂时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深受财政问题困扰的法国政府更替，也减轻了德国被报复性的勒索者包围的感觉。但正在此种感觉减轻时，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的条款被披露。这个计划提供同盟国的贷款，以促进德国经济复苏的持续以及补偿性支付计划，意在防止德国发生进一步的货币贬值；它也包括同盟国对德国银行和铁路的监管以及对德国工业的特殊安排以便支付补偿性借款。道威斯计划被说成是“第二个凡尔赛条约”，尤其是极右政党更是如此认为，甚至在复苏的过程中，政治民粹化的过程最终是这样具有破坏性，以致共和国难以为继。

货币的稳定和道威斯计划的接受是那段国内相对平静的时期最为重要的事；在国际事务上，1926年签订的《洛迦诺条约》（Treaty of Locarno）是关键的。条约包括在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之间关于西部领土争端的设定以及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仲裁协议。尽管东部协议没有事先哪怕是在法律上消除德国在边界问题上重回战争的可能性，《洛迦诺条约》还是被西方人看作张伯伦（Chamberlain）乐观地所说的“和平年代”的宣言。在德国，该条约和道威斯计划一样为人知晓。

在相对稳定的年代，德国的大臣和部长们面对着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图景。到1927年，生产和外贸都达到了远高于战前的水平。但国家仍然在赤字下运转。出口落后于进口，补偿性借款和资本投资两者很大程度上皆依赖于外国贷款，而从1924年到1929年，工资上涨了20%，失业率十分高。大工业兴起了，这迫使许多小公司破产；到1925年，约超过一半的德国劳工受雇于不到2%的公司。汉娜·阿伦特的继父马丁·比尔沃尔德的命运，就提供了一个这种卡特尔兴起的后果的例子。他的堂兄弟在哥尼斯堡的公司卖给了一个更大的公司，比尔沃尔德也失去了工作。年近60岁，他加入了一个较大的公司，做出差商务人员，但他在火车票上花的费用几乎和挣的钱一样多。他的女儿在工作，艾娃是一个牙科医生，克拉拉是一个药剂师——他们加入了日益增长的女性工作者大军——尽其所能贴补其父亲的家用。汉娜·阿伦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靠零星的钱上大学——她的资费部分由她的叔叔恩斯特·阿隆提供。

20年代中期德国大学人数是战前的两倍，而大学的数目和技术学校数量还保持几乎一样，大概有30个。战后到通货膨胀的1923年，人口曾有大的增长，那时有125000个学生；到稳定的时期，这个数字已经回落到89000个。通货膨胀使学生减少了近1/3。

在这些年里，大学生人口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来自收入较为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非上层家庭（工人阶级学生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3%到4%），许多学生，尤其在20年代早期，在他们学习时不得不工作，或在暑假工作以获得足够的生活费。到20年代晚期，学生的零花钱多了点，大学里以及周围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但许多人，像汉娜·阿伦特，不得不依靠奖学金。

德国学习应急协会是一个专门创立的机构，该组织后来曾资助汉娜·阿伦特毕业后的研究工作。通过这个组织提供的应急资金的帮助，大学本身几乎没有遭受1922年到1923年通货膨胀的打击。通货膨胀应急在大学校园内没有巩固对共和国的支持，那里支持从来就不多；但更具分裂性的是魏玛共和国文化部所作的大学改革建议。任用社会主义者当教授，在非传统的学科中设立教职的尝试，使职业等级民主化的政策，增加工人阶级上大学的途径——所有这些都被当成多数人对学术自主性的威胁来对待。那些全职教授，则坚持他们传统的惯例。

保守主义支配着大学，并在汉娜·阿伦特在马堡开始学习时达到了高峰。海德堡的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E.J.冈贝尔（E.J.Gumbel），发表了一份关于“黑色国防军”的报道，讲的是德国非法的军队建设最初阶段的情况。教员中的民族主义分子被激怒了，当他继续在公共演讲中说德国在“一战”中的牺牲者没那么光荣时，他们要冈贝尔——一个和平主义者——搬走。尽管像阿伦特未来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这样的人努力制止他们，全体教员还是投票取消了冈贝尔教学的权力。“问题是学术自由，”雅斯贝尔斯后来写道，“一旦一个教师的观点要服从于检查，学术自由也就不复存在。”

对汉娜·阿伦特来说，既不是雅斯贝尔斯对政治领域实践理性评论的例子，也不是时代的总体政治问题让她有兴趣。使她后来感到困窘的是，她极其幼稚，十分地“非世界”。但在马堡大学，1924年秋天，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为有趣的非政治革命中，它决定性地影响了她个人与学术的发展。这场革命的年轻领导者，把哲学的旧制度带到了终点，在学生中广为人知，甚至在他一本大作未发表前就已经如此。他就是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35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他是“统治着思想领域的隐蔽的国王，尽管它完全存在于这个世界，但是如此地隐藏着，以至于人们从来不能十分确定它存在于何处”。她的敬畏和神秘感，在1969年的描述中得到了有取舍的回忆，在1924年则毫无保留。

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界受那些个人和团体的主导，他们在寻找一条道路以稳定哲学的潮流，以一种宏大、确定、整全、无所不包的主义代替各种膨胀的主义庞杂的局面。哲学的异教徒不会正式地受到责难，但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痛苦发现的那样，他们不容易找到学术教职。“在职业哲学家的圈子中，”雅斯贝尔斯回忆1913年他最终克服巨大的反对力量而赢得哲学教席时，他写道，“我被看成是一个外来人。”20年代，当雅斯贝尔斯不再出版心理学著作，以便准备写作他的半路出家的《哲学》时，他被“认为快完了。事实是许多学生认为我很古怪；它还为我赢得了‘年轻人的骗子’这一头衔”。 雅斯贝尔斯从外面、从精神病学来到哲学领域；海德格尔则是一级一级爬上来的。但他们两人都需要战胜巨大的传统力量。

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主要的哲学潮流。一方面是各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心理主义和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是各种新康德主义和形式主义，尤其是巴登和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学派内外，生发出一种对绝对的价值、对回到系统和确定知识的呼唤——一种形而上学的复兴。 有对黑格尔的怀旧，有对一种哲学体系的怀旧，在这一体系中，当时主要阵营的支离破碎局面希冀能得到克服。但当20年代这种雄心勃勃的非原创的综合趋势日益占主导地位时，也存在一种潜流，他们发现学术界对形而上学已经失去的统一性的怀旧不过是自命不凡而且显得沉闷腐朽。在追溯20年前她的大学时代繁荣的各种学派时，汉娜·阿伦特简明地指出：“那时哲学或者是派生性的，或者是哲学家对总体哲学的反叛，对哲学身份的反叛或怀疑。” 她既拒绝了派生性的形上学家，也拒绝了那些赞同一种模糊不清的非理性主义而谴责哲学的人，她走的是反叛者的路——怀疑哲学的传统身份。

汉娜·阿伦特在柏林就已经被引上了这条反叛之路，在那里，罗曼诺·古瓦尔迪尼是她的老师，克尔凯郭尔是她的英雄。神学曾是她所选择的主要课程。像大多数德国大学生一样，她准备在好几个不同的大学求学，尝试各种课程和老师，直到发现写作论文的恰当的契合点。在马堡，她原以为她在一个地方已经找到所要的东西：“最为现代和有趣”的哲学趋势，埃得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以及合适的老师，胡塞尔的助手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正在以如此新奇的方向发展胡塞尔的现象学，以至于它的边界受到威胁而没有出路；此人自己也是同样雄心勃勃而喜欢冒险。多年后阿伦特变得和她的老师一样著名后，汉娜·阿伦特慨叹她在马堡与哲学的会面乃是她的“初恋”。 哲学是她的初恋；但那是具体化在马丁·海德格尔身上的哲学。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出生于巴登（Baden）的麦斯科教堂（Messkirch）司事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Friedrich Heidegger）家中，他和他的妻子乔安娜，正如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一样，都是早慧的人。他在哲学上的兴趣，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兴趣，当他在康斯顿（Constance）和弗莱堡（Freiburg）上中学时就已经有了；十八岁时，他阅读了布兰塔诺（Brenta-no）的《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多种意义》。在弗莱堡大学接受数学和逻辑学训练后，海德格尔转向埃得蒙德·胡塞尔的《逻辑观察》（1900—1901），了解到胡塞尔也曾受布兰塔诺的影响，他继续探索存在的意义这一传统的本体论问题。作为一个神学专业的学生在弗莱堡四个学期后，像阿伦特一样，海德格尔就决定一生完全致力于哲学研究。

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兴趣是在弗莱堡的新康德主义者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课程中被激发的。李凯尔特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它不能将对意识内容的分析与世界或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这一批评海德格尔后来也采纳了，尽管不是出于李凯尔特那样的目的。李凯尔特在完全科学的原则上建立一种文化科学以及写一部文化“普遍史”的努力颇有影响。但甚至是李凯尔特的追随者们也批评他试图寻找一个“普遍价值”的严格体系、一种黑格尔式整体理论的企图。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写论文《心理主义中的判断学说》（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smus）时，他是和胡塞尔的《逻辑观察》对话，他通过了考试，李凯尔特是主考老师之一。在海德格尔以一本题为《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1916）的著作继续得到他在弗莱堡教书的资格时，埃得蒙德·胡塞尔被任命为李凯尔特的接班人。海德格尔成了胡塞尔的助手，直接从他那里学习现象学方法，也开课，既实践这一方法，也对之提出疑问。胡塞尔通过抽象的大学空气所发出的呼唤，通过许多大厅——那里宏大的体系正在被思考，那是一种平静的革命的呼唤：“回到事情本身！”它的意思是关于起源、历史命运甚至世界中事情的事实所有不确定的思考的问题都可以放在一边或“括起来”，而意识中事情的理解则以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去研究。从这样的研究中，胡塞尔希望获得一个内在综合的观点，而不陷于康德清楚地描绘的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悖论中。

在海德格尔一份对亚里士多德长期思考的解释性提纲得到马堡的老师认可后，他于1922年被任命为马堡大学的副教授，之前他一直在弗莱堡。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弗里德（Elfriede），他们1917年结的婚，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约尔克（Jorg）和海尔曼（Hermann），一起移居马堡。

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自1892年以来就一直是马堡大学的全职教授，他在巩固海德格尔的职位上起了工具性的作用，在海德格尔到达后，他接纳海德格尔参加每周的讨论。在纳托普那里，海德格尔有了一个颇有成效、令人兴奋的回到古希腊的范例——特别是对于柏拉图，纳托普这位康德主义者称柏拉图为“康德之前的康德主义者”。海德格尔自己对希腊哲学的回归并没有产生康德式的希腊人，也没有立刻将他引导到纳托普曾考虑的实践问题，但使他认识到自从希腊以来的本体论历史必须被批判地重新解释，以使希腊的本体论能够被看清楚，并和现在的情况相契合。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为海德格尔在哲学界奠定了名望，在该书的第一部分，海德格尔通过勾画现象提出了他的计划，他认为，如果本体论历史的哲学涂抹被清除，“事实本身”就会显现出来。对海德格尔来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处于一个“对存在的忘记”的长期过程之末，这为他提供了记忆模式的可能，对存在的基础进行超越性的考察。当他在20年代形成他的哲学构想时，海德格尔准备了一系列关于康德的讲座，它们后来成了《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的中心段落。它们在1925—1926年他的课堂上出现，最终于1929年以《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为题出版。海德格尔不想从康德那里，也不想如纳托普那样从康德之前的任何康德式思想家那里，去寻找科学的逻辑基础。相反他要找到科学的本体论根源，为此他从分析科学理论所致力于探究的存在开始，提出了存在——人，或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此在（Da-sein）——的问题。

保罗·纳托普于1924年去世，是年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大学。海德格尔那时也有其他的朋友，包括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和哲学家尼可来·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有时会参加对方的课程，他们有许多学生是共同的，例如，汉娜·阿伦特。哈特曼参加了一个圈子，希腊学会，海德格尔和马堡大学的其他一些老师也参加，他们阅读希腊语文献，汉娜·阿伦特在哥尼斯堡时也曾经组织过对希腊语文献的专门翻译。

在1923—1924年的冬季学期里，海德格尔在他后来成为《存在与时间》草稿的第一部分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大的进步。在汉娜·阿伦特参加的讲座和课程中，这部著作已经成型，因为那年海德格尔提出了对亚里士多德“真理”概念的解释性研究概要（“真理”，海德格尔通常把它翻译成“无遮蔽状态”），他也引导他的学生们逐行阅读柏拉图的《智者》。《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智者》中的引文：“你已经清楚地知道当你说‘存在’这个词时你意指什么好久了，但我们，曾经对它也很确信，现在却变得困惑了。”

海德格尔就在那些对存在意义问题困惑的同伴中生活了近15年，在他的课堂和著作中，他努力去廓清之。他的学生都为之着迷——也十分困惑。这些学生常常在课后聚集在一起，看看是否有人已经懂得讲座中的某个词。但海德格尔的努力逼迫着他们去理解。45年后，在1969年他的80岁生日上回顾海德格尔的课堂时，汉娜·阿伦特如此描述了前来参加海德格尔课程的最优秀学生的态度：

他们来到弗莱堡，来到这位无薪教师那里，正如后来他们被吸引到马堡的年轻教授那里一样，传闻说那里有一个人实际上正在获得胡塞尔所宣称的“事实”，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事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思考着的人的问题——不只是昨天和今天，而是出于无法追忆的时间——这个人，只因为他知道传统被破坏了，他正发现过去是全新的……

关于海德格尔的传闻说来十分简单：思想再次复活了；过去的文化宝藏，曾被认为死去的东西，正被要求说话，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把事实以不同于人们熟悉的、过去被视为老生常谈的那样全然展现出来。那里有一个老师；一个人可能学会思考……

人们追随关于海德格尔的传闻是为了学会思考。所经历的也是作为纯粹活动的思考——这意味着既不受渴求知识的强迫，也不受认识冲动的驱使——它成了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并不能过多地统治或压迫其他能力和禀赋，它命令它们，弥散于其中。我们是如此习惯于旧有的对立，理性与激情，精神与生活，激情思考——思考和生命融为一体——的理念，把我们吸引住了。

“激情的思考”正是汉娜·阿伦特准备回答的。她对她的祖父赖以生存的犹太人传统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她不受她母亲政治信条的强制，她不满意于她的中学。她的朋友，一些比她大的朋友已经开始他们的研究，其中好几个，例如恩斯特·格鲁马赫和维克托·格拉耶夫，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在哥尼斯堡的最后一年，为了高考而学习，相当繁忙，但在学术和情感上都不满意。她把这种不满写进了一首诗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惟有一个成就保存着：

只是那样活着。

当汉娜·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一切就变了。海德格尔是来自罗曼司中的一个人物——天资好，有诗意，远离职业思想家和奉承的学生，特别地酷，只是穿着农人的着装，他喜欢教滑雪课，爱好滑雪。吸引汉娜·阿伦特的，远远不止是她在回忆中所说的生命和思想的结合。

从她在海德格尔80岁生日上回忆马堡学习生活的公开讲话来看，无人会料到海德格尔曾不仅仅是汉娜·阿伦特的老师，也是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掩盖得甚至更深。在1923年到1928年的那些时光，当他正在准备《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时，他只是公开地说这是他“最为兴奋、最充实、事情最多的时期”。 那段时期结束的20年后，他向汉娜·阿伦特忏悔说，那段时期阿伦特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激情思考的动力。但他们把这段忏悔保持在两人之间，并约定细心封存，正如他们在1925年保守他们爱情故事的秘密一样。他们的往来情书将保存起来，不能让其他人看到。 在未出版的文字中，阿伦特确实把在马堡的那些年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保存着。

1925年夏天，在哥尼斯堡家中，阿伦特写了一个自我肖像《影子》，并将之寄给海德格尔。这个肖像，像她在随后的年月写的诗歌一样，是一个最后的嘱咐。阿伦特试图给她的初恋画上界线，以语言来控制它。她试图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将之归于过去。“如果你将她放进一个故事，或讲述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所有的痛苦都能被容忍。”这一魔咒并不总是成功。在她把自己从马丁·海德格尔的魔力中解放出来时，汉娜·阿伦特不得不讲述其他人的故事，不得不写作《拉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 oEhbbvv8uw2H8Kye01bFkh6SQraqC1UK/XdMr3QmY3/Uj8hSKqmG8RRrPzFa1A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