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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月，玛萨和汉娜·阿伦特住在提尔花园大街（Tiergarten strasse）他们的家中。汉娜·阿伦特两个守寡的奶奶仍和往常一样到波罗的海的家中去消暑。哥尼斯堡是一个驻军重镇，但1914年俄国人来后，附近并无战事发生。尽管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们遭遇了食物短缺，雅各布·柯恩留给孩子们的财产足以使他们在发生战争的那些冬天免于饥馑和寒冷。但是，到战争的最后几年时，玛萨·阿伦特的收入已经减少，柯恩家的生意也开始亏损；她开始担心女儿的未来。
一方面补贴家庭收入，一方面也可以找个伴，玛萨决定让出她的一个房间来，一个名叫基特·费舍尔（Kaethe Fischer）的犹太学生住了进来。基特比20岁的汉娜·阿伦特大五岁，聪明且富有挑战精神。两个女孩经常激烈吵闹，但也享受着和平共处的时光。家中多了一个较大的、十分勤奋的女孩，让她兴奋的学习作业——包括希腊语课程的开始，两者都帮助汉娜·阿伦特走出了她的“神秘莫测”和自我中心作风。玛萨·阿伦特的注意力也转移了，从家庭困难转移到了麻烦重重的德国政局。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1918年与1919年的革命中，她的家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聚会场所。
哥尼斯堡最为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dt）有两个杰出的孩子：卡特·科尔维茨（Käthe Kollwitz），她是艺术家，和康拉德·施密特（Konrad Schmidt），他编辑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但十分保守的柏林报纸《前进》。康拉德·施密特的名字与一个“学术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联系在一起，该团体由于政治左派立场而著名。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只有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罗莎·卢森堡所领导的革命斯巴达克斯党主要的理论对手，能够为这个团体所容忍。伯恩斯坦的改革派观点经常通过一个柏林期刊《社会主义月刊》发表，玛萨·阿伦特和保尔·阿伦特在结婚的第一个四年中曾予以支持，那时他们住在柏林，在移居到汉诺威回到哥尼斯堡后，他们仍继续阅读它。月刊一度曾由他们的一个朋友约瑟夫·布洛赫编辑，他是哥尼斯堡一位十分著名的塔木德（Talmud）研究者的儿子，月刊是玛萨·阿伦特所属的一个哥尼斯堡讨论群体的焦点。
尽管玛萨·阿伦特的圈子反对罗莎·卢森堡集团——斯巴达克党人，当斯巴达克党人的起义在1919年第一周造成总罢工时，玛萨·阿伦特对他们表示支持。汉娜·阿伦特记得她被母亲——罗莎·卢森堡的热情支持者——带着参与到哥尼斯堡对来自柏林——那里起义已经发生——的消息的第一次令人激动的讨论。当他们穿过街道时，玛萨·阿伦特冲女儿喊道：“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个历史时刻悲剧性地短暂。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necht）被自由党成员抓获杀害。共产党，由斯巴达克党人和一些小团体的合并后组成，他们试图重新制造第一次“斯巴达克星期”的时刻，但失败了。艾伯特总统所领导的政府必须面对的不仅有日益严重的政治民粹化，还有不稳定的经济形势，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开始。
在革命失败后的那年，玛萨·阿伦特决定再婚。基特·费舍尔搬走了，玛萨准备把她的东西分两批搬到波索德大街（Busoldtstrasse）的马丁·比尔沃尔德（Martin Beerwald）家，她希望在那里找到经济保障，同时也为14岁的女儿找个伴。马丁·比尔沃尔德的妻子海伦·洛温特（Helene Lowenthal）1916年死于糖尿病——五年后胰岛素才被发现，时年47岁，留下两个女儿需要抚养。当阿伦特一家来时，克拉拉·比尔沃尔德（Clara Beer-wald）20岁，艾娃是19岁。
比尔沃尔德是一个俄国放债人的儿子，曾在哥尼斯堡出生并长大。他是一个平和甚至冷漠的商人，在他表弟的钢材公司中是一个温和而富裕的合作者。妻子死后，在战争的后几年里，比尔沃尔德足够富有以维系生计，甚至可以雇佣一个保姆照顾他的女儿们。他这个选择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女人在战前曾经受雇于一个乡村贵族家庭，她能够为比尔沃尔德家从那里确保牛奶、黄油和鸡蛋的供应。这些稀罕物补充了日常的食物——卷心菜、胡萝卜、甘蓝和更多的蔬菜，这对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德国公民来说乃是一个惊喜。比尔沃尔德家两个孩子的阿姨由于不能适应战争年代的匮乏，发了疯并被看管起来，这让他们已经很悲凉的生活雪上加霜。玛萨·阿伦特给这个舒适但缺少感情的比尔沃尔德家庭带来了她的温情和一大帮阿姨、叔叔和侄子，给他们带来了无限乐趣。
玛萨认识比尔沃尔德家人已有数年，因为他们曾经一度住在同一个院子，两家人合住，那时她母亲已经守寡。当玛萨碰到比尔沃尔德的女儿时她十分同情，因为她们明显需要关爱，她们出奇地瘦弱——不是由于食物短缺，而是因为一个医生奇怪的营养理论阻止她们吃黄油、鸡蛋和新鲜面包。汉娜·阿伦特第一次遇到这两个女孩是在1915年的夏天，当时她们三个都忙于学校的节目以庆祝德国军队进驻哥尼斯堡，但她们还没有成为朋友。汉娜比她们小五岁，在脾气上也完全不同。
当比尔沃尔德和阿伦特两家人在1920年2月合在一起时，女孩们之间脾气的差别真是太明显了。对马丁·比尔沃尔德来说，他的继女汉娜完全是一个谜；与他自己文静、待字闺中的女儿相比，汉娜犟头倔脑，聪明得让人可怕，特别地独立。他不能给她提供学习上的指导，也不能提供只有母亲的家庭中所缺少的父亲权威。当比尔沃尔德失落地知道如何和汉娜·阿伦特交往时，他保持淡然，把她留给她妈妈照管。但在阿伦特较粗野地出走时，他也忍不住十分担心。例如，在比尔沃尔德家中，在革命的第一年，汉娜曾使他们着实担忧了一整天。
汉娜曾经和一个名叫恩斯特·格鲁马赫（Ernst Grumach）的年轻哥尼斯堡人要好，格鲁马赫比汉娜大五岁，他热情地和她谈论他的女朋友安妮·门德尔松，摩西·门德尔松的同样十分著名的孙子菲利克斯（Felix）的后裔。汉娜决定去见见这个安妮，安妮住在哥尼斯堡西面一个叫斯多尔普（Stolp）的小镇。但比尔沃尔德夫妇不同意这个旅行，因为门德尔松家族名声不好：安妮的父亲，一个时尚俊美的医生，曾被他的一个女病人指控，说他是一个色狼，要求赔偿，门德尔松对两者都拒不承认，并将之归结为反犹主义，最终吃了官司，被判坐两年的牢房。他的医师执照从未被吊销——如果案子确实有充分的证据，那当然要吊销——但蹲监狱的宣判和流言迫使他在释放后离开了这个城市，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他的事业。两家相遇时，比尔沃尔德家人对门德尔松家族的怀疑是搁置在一边的，但到汉娜说她要去斯多尔普时，门德尔松医生还在监狱里，怀疑就成了障碍。
然而，汉娜·阿伦特不能容忍愿望被阻拦。一天夜里，在比尔沃尔德家中大家都入睡后，她从卧室的窗户出去，离开了家，坐街上的汽车自己到了斯多尔普，及时到达并通过向安妮的窗子扔小石头叫醒她。当发现阿伦特不在后，比尔沃尔德一家简直疯了，不得不等了一天，直到她返回。这次冒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待，但和安妮·门德尔松从此开始的友谊则长久而且亲密，一直持续了五十五年，直到汉娜·阿伦特去世。
这个插曲格外混乱，但即使是在比尔沃尔德家中，日常生活在阿伦特他们到来后也不平静。例如，有一天，当客人们要来时，一盘为晚会准备好的三明治放在厨房的桌上。汉娜随意吃了。艾娃发现了这个偷窃行为，暴跳如雷。两人都不高兴。愤怒中，其中一个女孩夺过附近一个钟的钟摆想继续战斗下去。但这个战略的结果只是一声巨响，钟从墙上掉了下来，落到了地上。玛萨来了，她是跑过来的，吵闹结束了，三个女孩都哭了。新妹妹也对社交场合有脾气。她拒绝加入他人的家庭生日聚会和节日。她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她不认为家庭联系有足够的理由社会化。但在这个原则中或许也有妒忌的因素：新的家庭确实需要玛萨以前没有过的更多注意。
克拉拉，比尔沃尔德的大女儿，要求大量的照料。她是一个极其聪颖的女孩，后来从哥尼斯堡女子学校出来后，除学习语言外，继续在不同的学校学习数学和化学。希望她有很好发展的人们劝说她转向医药学，而不是去攻读化学博士，他们认为这更实际，也更适合女性。当克拉拉准备当一个医药学家时，由于她有相当的音乐能力，她继续钢琴研究，她曾经和柏林著名的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hur Schnabel）的一个学生一起开始学，经常在私人音乐会上演出。但克拉拉外表不吸引人，这让她十分不快。玛萨·阿伦特试图理解这种不快，十分同情她，伴她经历一系列破裂的爱情事件和不成功的心理治疗，直到克拉拉在30岁时服毒自杀。在汉娜的中学年代，她和克拉拉关系疏远；但后来，在汉娜的大学时代，她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在克拉拉最终结束自己的生命前，玛萨和汉娜·阿伦特一起劝说她不要自杀，劝了好多年。
与克拉拉相比，艾娃没有那么聪明，也较少音乐天分，尽管她拉小提琴的水平足以加入她的姐姐和父亲的音乐晚会，她父亲会拉大提琴。艾娃没有去上女子学校，但她是作为牙科医生训练的，并最终在许多州的城市开了牙科门诊。1933年后，她在哥尼斯堡开了一家牙科实验室，并和她年轻时喜欢的玛萨·阿伦特重新建立了亲密联系。玛萨对艾娃很友好，给她提供了思路宽广的智慧；当玛萨·阿伦特告诉她如果她有一个非婚生的孩子不要担心，孩子可以放在比尔沃尔德的家中抚养时，她十分惊讶。艾娃没有孩子——她的朋友卡尔·阿隆（Karl Aron），汉娜的二表弟，在1938年的反犹运动中被杀害，她没有结婚；后来移民英国，现在在伦敦。
当玛萨能够帮助马丁·比尔沃尔德照顾女儿时，马丁也能够在战争后期经济上不安全的沉闷年月给玛萨和她的女儿提供一个安全的家。战后他的钢材生意做得很好，他们的公司在1922年和1923年德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也没有倒闭。汉娜·阿伦特对通货膨胀年月的记忆不是贫困现象，而是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是她母亲无限制的慷慨。她常记得某个半夜，家人被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一个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而落难乞讨的人向比尔沃尔德家人要咖啡，也得到他连日来的第一顿饱饭。甚至在20年代晚期，那时比尔沃尔德的公司已经破产，比尔沃尔德家已经没什么可给时，他们家仍然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比尔沃尔德不能像阿伦特家和柯恩家能够有一个避暑别墅，但他也带他的一家人到农村去远足。在工作周期间，公司的驮马被用来拉一车车的铁制产品；但在周日，它们则拉着家里的四轮马车，司机也成了马车夫。加入这些家庭聚会，汉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她常常带着朋友一起前往。布索尔德街道的比尔沃尔德家中，过去多年来只有沉默寡言的比尔沃尔德的音乐，现今则充满了来访者和谈话。比尔沃尔德从来不直接关心政治，只是有些保守的观点，把自己看作威廉港的爱国者——留着俾斯麦式的胡子，着他那样的早装，他发现自己现在周围都是玛萨的社会民主党朋友以及继女聪明年轻的伙伴，他们是进步一代儿童培养技术的产物。
汉娜·阿伦特是犹太职业家庭的儿女——大多数是儿子——群体中备受关注的中心。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人，比汉娜大三岁到四岁，他们去西部德国的大学学习，带回他们老师的故事。例如，恩斯特·格鲁马赫参加了马丁·海德格尔1922年在马堡大学任教授后的第一次讲座，他告诉汉娜·阿伦特他的印象，而汉娜在柏林期间就已经听说海德格尔智慧非凡。另一个哥尼斯堡人团体，维克托·格拉耶夫（Victor Grajev），和格鲁马赫一起去了马堡，而保尔·雅可比（Paul Jacobi）则去了海德堡。格里高·西格尔（Gregor Segall），比尔沃尔德家中的常客，后来在马丁·比尔沃尔德经济困难时期帮了大忙，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汉娜·阿伦特在西格尔移民巴勒斯坦后依然与他保持联系。安妮·门德尔松去了海德堡，后来又去了汉堡，在那里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完成了哲学博士的学业。
年轻人对汉娜的学术能力印象深刻；正如安妮·门德尔松所言，她“无所不读”，阅读范围涵盖哲学、诗歌，尤其是歌德，许多许多的浪漫小说，德国的和法国的，还有学校当局所认为的对年轻人不合适的现代小说，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作品。玛萨·阿伦特在她孩童时代所观察到的最好的记忆是汉娜·阿伦特在学校的成就以及她个人学术上的愉悦这个主流。12岁时，阿伦特已经开始在记忆中设立了一个小型诗歌库。那时她的母亲十分惊讶：“她心里什么都知道。”母亲也十分高兴地注意到汉娜·阿伦特“有雄心做得比其他学生更好，而她到现在都缺乏这点。”在实现这个雄心上，她一直没有什么困难，但学校的惯例——一周六天的严格规定，十分正式和严格——从来不适合她。
她在路易斯学校（Luiseschule）期间，尽管有更安全的家庭环境和一帮朋友，汉娜·阿伦特仍然有脾气上的问题。与一般的青少年相比，她屈服于歌德所认为的她这个人生与发展阶段典型的暴躁脾气：“年轻人，激情澎湃，必须注意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式。”当她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式时，汉娜·阿伦特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们游玩，在学校的角落聊天，吃午饭时，她则在学校里散步，双手别在背后，衣服被吹起，深陷于沉思之中。
在家中，她的独立性和意志的展示从来没有停止。她向妈妈宣告要去学习小提琴，即使更早的被迫学习钢琴已经使大家知道她缺乏音乐细胞。她的坚持不是来自对小提琴的爱，而是来自对小提琴老师胡里希小姐的爱。胡里希小姐（Frau Hullisch）是地方议会的成员，玛萨·比尔沃尔德的一个朋友。玛萨在压力面前让步了，于是课程开始。但即使是对胡里希小姐的爱，也不能改变汉娜·阿伦特不灵的耳朵。在胡里希小姐的监督下，音乐仍是比尔沃尔德的两个女孩的领地——而艾娃，足够让人生气了。
玛萨·阿伦特很少挡住女儿的愿望之路，但当这些愿望带来困难时她总是不得不站在她身后。她扮演调停人，弥合破裂的关系，教她忍耐，平息争吵。她支持女儿关于学校的倔强想法；当汉娜·阿伦特宣称人们不应当被要求在早上8点上希腊文课、阅读荷马（Homer）作品时，她的妈妈帮助和校方进行了协调安排。汉娜·阿伦特没有上课，只是按她的方式学习，并参加了一个特别安排的十分严格的考试，阿伦特考得十分出色。这个安排使她形成了一个习惯，她在一生中都保持着——早上她起得十分缓慢，在她准备社会活动前要喝浓咖啡。这使她可以根据她的偏好小团体学习而不是大课堂。在比尔沃尔德家她的房间中，15岁的汉娜·阿伦特和一群学校的朋友以及年轻的表弟恩斯特·福尔斯特聚在一起，翻译希腊文本，大学期间他们共同建立了对希腊哲人的理解。
玛萨·阿伦特尽力使她女儿所在的学校学习灵活些，但在那个打断汉娜·阿伦特在路易斯学校学业的插曲中，她这个角色并没有成功扮演。学校有一个以轻率出名的年轻老师说了一句话，冒犯了这位十五岁的女生——其中的内容从来没有成为汉娜·阿伦特自己对这个故事讲述的一部分。阿伦特选择强调的是她如何带领她的同学们联合抵制这位老师的课，结果是，她被学校开除。玛萨·阿伦特的调停在这件事上毫无帮助；她站在女儿一边反对学校规章——这不是父母们对违反普鲁士纪律通常的反应——但妥协没有达成。
被开除后，在母亲的安排下，汉娜·阿伦特去了柏林，在柏林大学上了几个学期的课。原来家里的朋友和社会民主党的同人莱文思一家（the Lev-ins）照顾她，但她住在了一个学生公寓里，钻研自己所选的课程。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外，她参加了神学课程——基督教神学——是和罗曼诺·古瓦尔迪尼（Romano Guardini）一起的，此人是当时德国开始兴起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学派中最有震撼力、最具影响的成员之一。
当他们以前的造反派学生申请参加最终的考试以做一个外来的学生时，路易斯学校放宽了政策。玛萨·比尔沃尔德继续安排她女儿独立的路径：她的朋友阿道尔夫·珀斯特尔曼（Adolf Pestelmann），男生学校的校长，被请来做汉娜·阿伦特复习考试的辅导老师。珀斯特尔曼在他的学校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的许多朋友以及曼弗莱德·布罗德（Manfred Braude），这个年轻人后来和她唯一的表妹艾尔斯·阿隆·布罗德（Else Aron Braude）结婚了。珀斯特尔曼除了履行管理职责外，还给学生们开设自然史课程，向他们介绍他的喜好——徒步旅行、观察鸟类、岩石学和天文学。他是汉娜·阿伦特在哥尼斯堡唯一能与她能力的挑战相平衡的老师，其理解力足以引导她到原不准备掌握的领域，例如爱因斯坦（Ein-stein）的物理学！
保尔·阿伦特的半个姐姐，即艾尔斯·阿隆·布罗德的妈妈——弗里达·阿伦特，并非汉娜·阿伦特的正式老师，但她的影响或许也是值得一提的。在女子准许上大学之前，弗里达·阿伦特是被训练为一名小学教师的。她在德文、法文和英文文献方面广泛涉猎。她给她的侄女提供书籍。她的丈夫恩斯特·阿隆（Ernst Aron）是一个律师，其父系祖先曾经是普鲁士王公居住在哥尼斯堡城堡里的宫廷宝石商，她提供了鼓励和经济上的帮助。1928年他的妻子去世后，恩斯特叔叔依然资助汉娜·阿伦特的大学学习，阿伦特一生都对他很是感激。正如她曾经对一位朋友说的，她去了弗里达阿姨家，那是她唯一真正喜欢的阿姨。
在珀斯特尔曼的帮助下，在阿隆一家的支持下，在柏林的两学期，整六个月的全天候强化学习，汉娜·阿伦特为高考做准备，以获得定期的大学录取的通行证，她在1924年春天通过了考试，比她的同学们还提前了一年。考试曾使她焦急万分——她曾经和朋友安妮·门德尔松说那是生命中最让人害怕的经历——但她自己保证一定能通过。公开露面以及个性或学术测试时的情况继续让她害怕，但她总是装作很有自信的样子去应付它们。这次考试结束后，虚张声势又来了：她得到了有着普鲁士阿尔贝特一世（Duke Al-bertⅠ）头像的小金牌——那是给予中学毕业生的，她别着它，得意地去路易斯学校拜访以前的同学和老师，与他们十分清楚地交流她的开除如何使她领先于全班同学。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当她自己准备高考时，汉娜·阿伦特在其他方面也比他的同学们领先一步。安妮·门德尔松和家人去了阿兰斯坦（Allen-stein），她的男朋友恩斯特·格鲁马赫，成了汉娜·阿伦特的男朋友。汉娜发现了疾病的新用途：在她中学的最后一年里，当格鲁马赫来等她时，她就装头疼以便提早离开学校。她的多次缺课和特殊的学习安排已经使学校的老师不信任她，和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在一起也招来人们持续的非议。但玛萨·阿伦特决定不干预，尽管她也关心此事。她认识到早熟的女儿从和较大的朋友做伴以及如汉娜所希望的来去自由之中获益良多。曾经“瘦弱、苦闷的”汉娜·阿伦特健康状况良好，正如她母亲所希望的，她变得爱社交、友好、放松。当格鲁马赫远去马堡大学而汉娜·阿伦特在柏林学习时，正如玛萨·阿伦特所期望的，和格鲁马赫的友谊让位于她和许多朋友的友谊。
在波索德街道比尔沃尔德家中，阿伦特现在有了自己的房间，那是一个有一张沙发和几把椅子的卧室，在这里，她可以与客人们及她的希腊学会的朋友们畅谈。尽管她经常有同伴，她也花好多时间躺在沙发上自己阅读。在古瓦尔迪尼的课堂上，她被引导到了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那里，她是如此喜欢他的著作，以至于她决定把神学定为她作为一个正式录取的学生在大学时研究的主要领域。在那个时候，她就批评各种形式的教条神学——不是因为她是非基督教的，而是因为教条主义是非克尔凯郭尔的。阿伦特在16岁时阅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单独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随后就跟上了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所引领的正出现的批判趋势。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点中的心理学》1919年问世，三年后她贪婪地阅读了它。
汉娜·阿伦特独立学习的年月也是她人生发生转折的年月。她开始从童年时期“悲伤和困难的岁月”的阴影中走出来。但她仍然多疑、害羞，对新的社会交往和学术力量不信任。她最好的朋友安妮·门德尔松，她们两人曾度过了如此多热烈、亲密的谈话时光，在分别几个月后，汉娜给她打电话，令人惊讶地害羞地说：“我是汉娜·阿伦特。你还记得我吗？”她甚至称她的朋友以正式的“您”，尽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用“你”。正是玛萨·阿伦特在《我们的孩子》一书的最后一页所称的“晦涩和神秘的”女儿，在孤独的疑问中，转向了诗歌，并开始生发出对诗歌的安慰和纪念的感觉，这后来在她的哲学思考中是如此让人惊异。
在诗歌方面，汉娜·阿伦特在17岁时开始写诗，过去的压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包含在浪漫派想象和克尔凯郭尔的担心中。在这些诗歌中，存在一种深刻而寻常的忧郁，在一首诗的题目中，她称之为“疲倦”：
夜幕降临——
鸟儿啁啾
我发出一声轻轻的哀叹
浅灰的墙
轰然倒塌。
我的手
又找回了它们自己。
我所爱的
却得不到。
在我周身萦绕
我无法舍弃
黑暗来临时
一切皆淡去
无甚堪胜我——
此即生之道。
这些诗常是如此抽象，朦胧是它们最明显的特点。例如，在这首诗中，“Nichts mich bezwingt”可以意指“根本没有战胜我”或“没有什么能战胜我”。这些是情感的诗歌，无论是消极、失望还是两者都有，其情绪都可以用“黑暗来临”来概括。在黑暗中很少有安慰（trost）。
这一时刻就要来到
那时旧有的伤痛
将长久地被忘记，
不再受侵蚀。
这一天就要来到
那时生命中的平衡，
或者痛苦
都不再算什么。
时间流逝了，
日子过去了。
只有一个成就保存着：
只是那样活着
在一首诗中，像克尔凯郭尔的神圣的“隐蔽的上帝”被拿了出来。
没有言语打破黑暗——
没有神举起手——
无论我看到哪里
大地都在上升
没有形式的毁灭
没有影子的漂移
我仍然听见它在说话：
太晚了，太晚了。
但即使是一首反映汉娜·阿伦特阅读十分不同领域的诗歌，一首充满浪漫主义的鲜花的爱情诗，也是以抑郁和失落而结束。她以“民歌的形式”写道：
百合花开时，
痴人又逢君。
携手立花前，
止水男儿心。
美酒醉入夜，
鸳梦二度温。
芬芳菩提树，
静看有情人。
落木萧下时，
寒鸦各自飞。
逡巡欲何往？
郁郁无枝栖。
“以民歌的方式”可能是给恩斯特·格鲁马赫准备的，他在开始大学学习后的暑假中回到了哥尼斯堡；但欢快的短节奏后面则是悲伤，欢快中透露着悲伤，在许多诗歌中出现。
汉娜·阿伦特的作品中最为个人而不寻常的是抓住一种感觉，她后来在她写一部相当自传式的传记时，将之赋予了拉尔·瓦恩哈根，她发现那是一种类似的精神。在拉尔·瓦恩哈根的传记中，阿伦特描绘的主人公是一个妇女，既不避免一种无法逃避的痛苦的命运，也不让自己被世界的成功、未来的光明梦想所诱惑。拉尔·瓦恩哈根学会了在现在生活，伴随她的过去和未来，她的最黑暗与最明亮的体验，她懂得了“糊涂”指出了一条永恒的出路，没有什么极端应当被看得太重。拉尔·瓦恩哈根的命运就是她的犹太人身份，她学会了和它一起生活，正如阿伦特所谓的一种“觉醒了的局外人”。生而为一个犹太人，这成了汉娜·阿伦特在后来的生活中关注的问题；但当她开始写诗时，自我意识的局外人是她个人的王国，尽管她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反讽。
脚步在庄严的荣光中漂移
我，我正在跳舞。
从重负中逃逸——
冲进黑暗，
冲进空旷。
充满过去时光的房间
空间被穿过
只留下孤寂，
我们开始跳舞，跳舞。
我，我正在跳舞。
反讽的轻率我并没有忘却。
我知道空旷，
我知道重负。
但我还是跳啊，跳啊
在反讽的荣光中。
汉娜·阿伦特感到她已经留在身后但并没有忘却的，在诗的引申意义上是何种负担或重力，是怎样的反讽的轻率或匆忙让位于反讽的光荣——这首诗并没有告诉我们。它可能是她和恩斯特·格鲁马赫的匆匆关系，它是秘密的忏悔，她的知己安妮·格鲁马赫，和他的表弟恩斯特·福尔斯特，他的妻子意识到那不会是一个爱情时间，而她的表弟艾尔斯·阿隆·布罗德，格鲁马赫的朋友，则十分确定，从格鲁马赫的话来看，情况就是如此。一首题为“再见”的诗中——在截至1923年至1924年冬的诗歌集中最后一首——似乎是追忆初恋，但其实通篇讲的是“流逝的日子”而不是某个人。
在流逝的日子里，
让我伸出我的手
你不可以逃离我，
到空旷或虚无之中，
那是不可能逃离的。
然而，热风是更加陌生的标志
将它环绕在我身边：
我不想
飞进这羞怯时光的空旷中。
哦，你知道我给自己的大笑，
你知道我沉默着，隐藏了多少
躺在草地上，我属于你
但是现在，
从来没有沉默的血液，
召唤我到从未驾驶过的船上。
啊，死亡就在生命中，
我知道，我知道。
因此让我，
在流逝的日子中，
伸出我的手。
你就不会把我丢了。
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标记，
是给你的，
就是这一页纸和热情。
在“羞怯时光”的过去和“从未驾驶过的船”相连的不确定的未来之间，汉娜·阿伦特发现自己被悬搁着，漂流着。诗歌关注的不仅是人和时间，而是时间：过去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流逝的日子，做了标记的未来。时间在诗歌中说话——“太晚了，太晚了”，在诗歌中有了实体的出现——“躺在草地上，属于你（时光）。”她所感到的时间，她伸手想抓住的时间，是非世界性的，在世界上空飞逝。她甚至把时间看作这样一种靠不住的精神之家园，正如柏林的地铁一样，它无偏倚地飞驶，经过一站站地：
从黑暗中来，
盘旋着进了光明，
快速而又剧烈，
狭窄而被人的权力所占有，
认真地编制着
以前设定好的路线；
不偏不倚地飞去
匆匆忙忙。
快速，狭窄，被人类的权力所占有
它没有参加，
飞进了黑暗。
知道更高级的事情，
飞着，它扭曲了：
一个黄色的动物。
这些诗作中有着明显的对总体真理的渴求，尽管它们作为诗歌并不怎么好，在风格上也了无新意。在追求概括的努力中，过去和未来被拷问，为了确认：此即生之道。像克尔凯郭尔，阿伦特在她的生活中很早就感觉到存在于时间之中——存在于生活之道——好比一场戏。她也求助于反讽、朦胧，作为一种出路。但“出”意味着进入另一个领域，思维的领域。当她写第一首诗时，阿伦特用空间和时间的形象来表达她的感受，她的飘忽；很快她找到了哲学的概念。她的“反讽的光荣”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她可能像克尔凯郭尔说自己时所说的那样：“我已经训练自己……总是能够在思想的活动中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