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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慈善医院的院子里后，玛德莱娜一边跟在医生后面跑，一边紧紧抓住她儿子那毫无生气的小手。他们万分小心地把孩子平放到一架推车上。
一刻都不耽误，富尼埃教授把孩子送进了检查室，母亲无权进入，被挡在了门外。她看到的保尔的最后形象，是他的脑壳，还有他乱蓬蓬的头发，平时，她总是要抱怨这头发，怎么梳都梳不顺。
她回到蕾昂丝与安德烈那里，两人都默不作声。
惊愕压倒了他们。
“我说……”她问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蕾昂丝被问得莫名其妙。回忆一下这事情的经过就足以明白它是“怎样”发生的，然而，显而易见，玛德莱娜还没想到这一层呢。她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安德烈。向玛德莱娜解释清楚事情过程的使命，难道不是落到了他的头上吗？虽然这年轻人的躯壳留在了医院，他的精神却还在别处转悠，他逃逸了，医院的氛围让他很不自在。
“那层楼当时还有没有别的人在？”玛德莱娜坚持问道。
这很难说。佩里顾家的仆佣众多，更何况这一天还特别雇用了不少人来帮忙，是不是有人推了保尔一把？可那又会是谁呢？仆人吗？而为什么会有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玛德莱娜没有听到女护士过来告诉她，说是在三楼为她专门留了一个房间，供她使用。斯巴达式的，简简单单：一张床，一个小衣柜，一把椅子，让人感觉更像是在一个修道院，而不是在一家医院。安德烈一直就站在窗前，瞧着院子里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和救护车。蕾昂丝成功地劝说玛德莱娜去床上躺下，但她躺下之后还是不停地抽泣。蕾昂丝则在椅子上坐下，一直拉着玛德莱娜的手，直到富尼埃教授来到，教授的到来就像一股电流放出，一下子抓住了玛德莱娜。
她赶紧迎了上去。
教授现在穿了一身医生的大褂，但他始终保留了他的硬领，这让他看起来像迷失在医院中的乡村神父。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保尔还活着。”
有悖情理的是，每个人似乎都感到，这并不绝对就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消息，应该准备认真对待。
“他一直陷于昏迷之中。我们想，他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后醒过来的。我现在无法对您做什么担保，但是，您看吧，玛德莱娜，随后，您就该面对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了。”
她点头表示明白，急切地想让对方对她解释她应该知道的事。
“很艰难。”富尼埃教授重复道。
玛德莱娜这时候闭上了眼睛，晕厥过去。
送葬队伍很引人注目。灵车行进得极慢极慢，让参加葬礼的人几乎陷于绝望，但是，人行道上，爱看热闹的人们还是不失时机地停下来观望。然而，当马车行驶到他们跟前时，他们还是露出惊讶的表情。那块巨大的窗帘绒布，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现出扎眼的蓝色，花束胡乱地堆在棺材上，似乎跟死者一样受尽了苦，铜环轻打在棺木上，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这一切赋予了这支队伍近似游行的性质，古斯塔夫·茹贝尔第一个为之感到悲哀。
他走在队伍第二排，紧跟着夏尔和奥尔藤丝夫妇，以及他们家那两个笨手笨脚的、胳膊肘老是碰到一起的女儿，相隔只有几米。甚至连阿德里安·弗洛卡，这个在此场合根本没有什么分量的人，都排在了他的前头，因为夏尔想利用这个机会跟他谈一些事情。对此，古斯塔夫，很显然，是心知肚明的。对几乎所有人，古斯塔夫都几乎知道他们的一切，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模范银行家。
古斯塔夫又高又瘦，脸部有棱有角，肩膀很宽，但胸膛凹陷，他一心一意地投身于他的事业，把它看作一项神圣的使命，完全就是人们所想象的身穿瑞士近卫队制服的那类人。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很少眨巴，当它们死死地盯上你的时候，会让你感到十分别扭。人们简直会说，那是一个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官。他很善于表达，尽管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饶舌的人。这是一个想象力很有限的人，但具有十分坚实的性格。
他一从中央学校毕业，老板就雇用了他，因为老板本人也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他总是在那些毕业生中寻找自己的合作者。古斯塔夫·茹贝尔毕业时几乎是全校第一名，除了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还在数学和物理方面也很有才华，成绩很好。而除了一度在战争时期服役于参谋部之外，茹贝尔一辈子的职业生涯都献给了佩里顾集团。他严肃，特别肯干，善于计算，不走极端，规规矩矩，天生就是当银行家的料。很快，他就被一级一级地提拔上来。他不断赢得佩里顾先生的信任，直到1909年，那一年，他晋升为集团的总经理，银行的代理人。
当他的老板佩里顾先生因为儿子在1920年不幸去世而开始走下坡路时，古斯塔夫·茹贝尔常常代他打理种种事务，两年以来，佩里顾先生甚至完全松了套，而茹贝尔几乎享有了全部代表权。
一年前，当佩里顾先生提及与他的独生女儿的婚姻的可能性时，古斯塔夫·茹贝尔曾经点了点头，就如同面对着董事会的一项决定，但实际上，在表面的冷淡后面，他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喜悦。甚至是一种骄傲。
他，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靠着手腕一直爬上了银行业等级的顶峰，得到了商界所有人的尊重，他缺的只有一样东西：财富。他太小心谨慎，无法让自己变为巨富，他始终只满足于一种舒适安逸的日常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资，外加一些小小的并不过分的实质性好处，一套市民阶层的公寓，还有对机械的偏爱，而正是这一爱好，让他经常不断地换汽车，除此之外，他在生活中没有丝毫过分之处。
与他同年毕业的很多朋友都获得了商业成功，但，那是以个人的身份。他们或是接手并发展了一个家庭企业，或是创办了一家工厂，生意红火，或是从婚姻中大获利益，而他，却只是通过委托授权才赢得些许成功。随着这个娶玛德莱娜为妻的建议的提出，他从未意识的某种东西启动了：他早就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家银行，并且长久以来就一直期待着对他的辛劳与付出表示感激的回报，一种还从来未曾有过的感恩之举。但是，佩里顾先生始终推迟着表示感谢的那一刻，而这一回，总算是很有针对地找到了实施的办法。
这一未来的联姻还没正式公布，整个巴黎就已传得沸沸扬扬了。家族银行的股票顿时涨了好几个点，这表示，古斯塔夫·茹贝尔被市场看作是一个很负责任的选择。他感受到了自己身边的那种由嫉妒的传言激起的甜美的新鲜空气。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古斯塔夫开始对佩里顾家的府邸另眼看待了。他想象自己悠然自得地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中，在他曾多次陪同老板共进晚餐的宽敞的餐室中，完全如在自己家中一样。经过多年无私的努力，他再也不觉得那是完全不配的了。
他异想天开了。晚上躺下睡觉时，他会再三盘算，编造计划。首先，他再也不想去佩里顾先生习惯去的那家瓦辛餐馆吃晚餐了，他要在“自己家里”宴客。他已经想好了哪些年轻的厨师可以辞退，他还梦想打造一个真正称得上酒窖的酒窖。他的餐桌要成为全巴黎最有名的餐桌之一。凭着这一点，人们会争先恐后地拥到他家，而他只须从希望赴他家晚会的无数候选人中，抽取对他的事务最有用的人就行。如此，美食上的精致，以及接待上毫不做作的优雅，将会成为他的银行成功的杠杆，而茹贝尔则野心勃勃地想把它做成全国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到今天，他必须与时俱进，发展独特的金融产品，显现出创造性，总之，发明出法兰西国家所需要的现代银行的样板。他无法想象小保尔有朝一日会继承他外祖父的事业，一个结巴来领导董事会，将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古斯塔夫会做得跟佩里顾先生本人一样，到时候，他会成为一个他推测必定取得成功的家族集团的合法继承人。
如人们所见，他感觉自己就是造时势的英雄，识时务的俊杰。
因此，当玛德莱娜毫无任何征兆地突然宣布不会有那样一桩婚姻时，茹贝尔从天堂结结实实地摔回了地面。
一想到，她会因为要跟那个年轻的法语教师睡觉这样一个事实而取消他们之间的婚姻计划，他就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就让她去找情人吧，她想要谁就要谁好啦，这样，难道会把他们的婚姻推向险境吗？他其实早就彻底准备好了，会向他法定配偶的婚外关系妥协的，假如人们停步于只做如此的考虑，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但他什么都没说，他害怕，他怕有人会说他“吃软饭”，即便这个词不说出口，那也意味着丧失尊重，不仅有撞上厄运的危险，而且还会因受辱而变得滑稽可笑。
实际上，笼罩在这件事之上的真正阴影，是玛德莱娜的前夫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他敏感、傲慢、阳刚、迷人、自负、恬不知耻、毫无顾忌（是的，我知道，这就算很多了，但是，那些认识他的人会告诉你，在这幅肖像画中没有丝毫夸张之处），他曾有过的情妇数量跟一年中的日子一样多。有一天，古斯塔夫终于明白了他是怎样一个人。那天，离开老板的办公室时，他无意中听到了玛德莱娜与蕾昂丝·皮卡尔的几句对话，玛德莱娜解释了她以前曾是多么痛苦：
“我不想对古斯塔夫做同样的事，让他成为整个巴黎的笑料。人们可以让自己所爱的某个人受苦，但对自己不爱的人……不，那可就太卑鄙了。”
一旦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决定，玛德莱娜就觉得，自己不得不对茹贝尔说些什么了：
“古斯塔夫，我向您保证，您不会在这里头看到什么个人因素的。您是一个完全……”
此刻，那个词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想说的，是……您别太在意。”
他很想回答一句“我不会在意的，我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但是他忍住了，没说。他只是两眼死死地盯着玛德莱娜，然后低下了头，如同他平常习惯做的那样。他做了任何一个绅士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做的，但他觉得这一扭头真的是一次耻辱。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代理人身份简直微不足道。他很快就感到了周围人那嘲讽的目光。传言激起的甜美的清新之风让位给了不乏讥讽的沉默，还有透着狡狯的言下之意。
佩里顾先生让他担任了集团旗下好几个公司的副职，古斯塔夫对此表示感谢，但把这些任命看作某种精神赔偿，相对于他所忍受的损失而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他由此回想起年轻时代读过的一部文学作品，联想到了达达尼昂
心中的辛酸，红衣主教曾答应晋升他为上尉，但他到头来始终只是个中尉。
三天之前，他的老板入殓之际，他就站在玛德莱娜身旁，稍稍靠后一点点，恰似一个管家。只须仔细瞧上他一眼，就能对他的内心想法生出一个相当确切的概念，就能觉察出那样一种僵硬，一种紧张，这种情绪在慢火燃烧般的愤怒中常能见识到，而在那些冷血动物身上，它要远远更糟。
当送葬队伍来到马勒塞布大道，一阵冷雨开始落下。古斯塔夫撑开了自己的雨伞。
夏尔转过身来，看到了茹贝尔，便伸出了手臂，用表示歉意的动作指了指他的女儿们，一把抢过了雨伞。
于是，两个姑娘身子紧紧贴在一起，处在了父亲的保护伞下。奥尔藤丝，冻得有些够呛，使劲跺着脚，试图在一旁偷得几厘米的庇护。
而他，古斯塔夫，则光着脑袋继续行走在雨中。不一会儿，雨就越下越大了。
大受惊吓与震撼后，玛德莱娜丧失了意识，昏迷过去，看来也得住院了。假如不算夏尔这一支，那么可以说，佩里顾家族的一半人都已进了医院，而另一半人则去了墓地。
总之，这是一次跟大时代互为呼应的形势急转。短短几个钟头里，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家族就经历了族长死亡，以及唯一男性后代的过早坠落，那些有着失败主义精神的人会从中看到一种厄兆。对一个像安德烈·戴尔库这样有文化的聪明人来说，这里头就有足够可以猜测的材料了，除非他，在小保尔的破窗而坠给他内心带来的可怕冲击过去之后，还在反复咀嚼他的疯狂失望。他那篇叙述马塞尔·佩里顾葬礼的文章，他那一丝成功的希望，这一切全都成了泡影。就此，足可以好好地探讨一下什么叫命运、宿命、偶然、意外，他这个喜爱华丽辞藻的人，本应该感觉生逢其时，但是，他头脑中反复萦绕的，只是令人沮丧的前景。
终于，保尔从整整十个钟头的昏迷中活转过来，半夜时分被送到了病房，裹束在高达下巴的某种硬邦邦的紧身衣中。
得有人专门守护着他。安德烈主动请缨留下来照顾。蕾昂丝返回佩里顾府邸，去拿换洗衣服，顺便也给自己来个改头换面。
这个病房有两张床，一张床上躺着昏昏沉沉的保尔，几厘米远处，是另一张床。人们刚刚把玛德莱娜安顿下来，她服用了麻醉药，但还在不停地动弹，辗转反侧，应该是在做噩梦，昏睡中还嘟嘟囔囔地胡说一气。
安德烈坐了下来，继续忧心忡忡地胡思乱想。边上那两个一动不动的躯体让他感觉极不自在，那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孩子让他害怕。从某种方式上说，他有些怪他。
读者能毫不困难地想象，若是能写一篇关于一位共和国德高望重者的葬礼的文章，对于他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丧失了这样一种动笔写作的可能性，于他又是压在心头的一块何等沉重的石头啊。全都是因为保尔。就是这个孩子，一切全都作为遗产给了他。对这孩子，他慷慨地给予了几乎是父爱般的关心。
当然，他曾是一个十分严格的家庭教师，而保尔有时会发现，枷锁实在有点儿太沉重，但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他本人，安德烈，在圣欧斯塔什学校，见过比这还更糟一千倍的，他也没有因此而死掉嘛。他热情洋溢地投身到这一使命中，不仅要为一个孩子授课，而且还要教育塑造他。他所知晓的一切，他都有心要传授给孩子。一个孩子，他常常这样说，就像是一块糙石，而教师则是雕刻家。安德烈达到了目的，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大大的褒奖。例如，对口吃就是如此。当然，他在这方面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保尔说话说得越来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使用右手的习惯，也是一样。虽说保尔右手使用起来还很不怎样，但是靠了戒律，也靠了平时的注意，这孩子毕竟还是赢得了明显的值得鼓励的结果。一个教，一个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远非如此，但安德烈和保尔成了朋友。是的，现在，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心里激动。
安德烈抱怨他的学生，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保尔为何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外祖父的去世确实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这他知道，但他为什么不来对他说呢？我会找到安慰的话语的，他心里说。
二十二点了。只有那些越来越远地散布在院子里的枝形大烛台，为病房带来了一线微光，昏昏黄黄，含含糊糊。
安德烈反复思考着他的失败，同时也在问自己，他是不是还剩有那么一丝希望。他还能不能写一篇文章呢，毕竟，他连葬礼都没能参加到底？
很显然，这是一次打赌，但是，瞧着正躺在床上的保尔，他不禁质疑起了自己。竭尽全力地写出这篇文章来，在将来，难道不是忠诚与信任的标志吗？保尔，等他醒转之后，难道不会因为在《巴黎晚报》某一页的底部发现了他朋友安德烈·戴尔库的名字而感到骄傲吗？
对自己提出问题，就已经是在回答它了。
他站起身来，踮着脚尖穿越病房，来到值班的护士那里。那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正在一把藤椅上睡觉，她惊跳着醒来：“哎，怎么，要纸吗？”她的目光落到了安德烈漂亮的微笑上，她从一本住院登记簿上撕下来十来页纸，还从自己的三支铅笔中抽出两支来，递给了他，然后又昏昏睡去，去梦中见一个年轻小伙子。
返回病房后，他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保尔睁得大大的眼睛，又明亮，又凝定。他感到颇为激动，犹豫了一下。他该不该凑近一些呢？该不该说一句话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心里很明白，他实际上根本就迈不开一步。于是，他回到了原先的座位上。
他把纸张铺开在一条腿上，掏出已经记了很多内容的那个笔记本，开始写起来。这是一次艰难的尝试，他只看到了葬礼的开头，可他离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报道此事的记者们当然可以为接下来的仪式过程提供他所不知道的种种精确而又耸人听闻的细节。因而，他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抒情。他为《巴黎晚报》而写，面对那样的一批大众读者，他们将会被一篇文学味十足的文章抚慰。
他那些揉皱了、涂画了、折叠了的纸张，很快就变得无法辨认，因此，大约在凌晨三点钟，他怀着前所未有的激动，又回到值班窗口，去讨要了几张纸。而这一次，那位女护士因为被他吵醒而怒气冲天，几乎是把纸劈脸扔过来。但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反正他有纸了，可以继续在一条腿上维持住平衡，把文章抄写下去了。
正是在这时，他回想起了小保尔朝他这边投来的始终凝定而又闪亮的目光。他从椅子上转过身来，不让孩子那张苍白得出奇的脸留在他的视野中，他只觉得，这孩子从头到脚都被裹得严严实实，硬邦邦的，活像一根穿带子用的引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