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

煤早就装上了船。在这间中等船舱里，只有电灯空自亮得耀眼，桌子四周一片寂寥。夜夜在此摸骨牌的人，今晚都住到旅馆里去了，船上只留下了我一人。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夙愿以偿，奉命出国，曾经路过这西贡码头。那时节，耳闻目睹的，无不使我感到新奇。每日信笔写下的游记文字，总有数千言，登在报上，颇得时人赞赏。如今回想起来，通篇都是幼稚的想法和狂妄的言语。不然，便把些寻常的草木金石、飞禽走兽，以至风俗人情，当作什么稀罕事儿，一一记了下来，足以贻笑大方。这次为了写日记，起程前也曾买了一个本子，可是，至今未着一字，仍是一本空白本子。难道我在德国留学一番，竟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吗？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今日东返归国的我，确非当年西渡留学的我了。学业上固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饱尝了世道艰辛，懂得了人心叵测，甚至连自己这颗心也变得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即便把自己这种“昨是而今非”的刹那间感触写下来，又能拿给谁看呢！难道这就是我写不出日记的缘故吗？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哦！轮船从意大利布林迪西港起航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天了。按理说，途中萍水相逢的旅客，相互可以慰藉旅途的寂寞，可是，我却借口略有不适，蛰居在客舱里，甚至和同行的旅伴都很少讲话，整日里为一桩旁人不知的恨事而苦恼。这件恨事，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的心头，使我既无心欣赏瑞士的山色，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然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感到人生无常。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回肠九转，现在已变成一片云翳，深深郁结在我的心头。然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勾起我无限的旧情，无时不在啃噬我这颗心。啊！此恨绵绵，究竟怎样才能消融？倘若是别种恨事，还可托之诗歌遣散胸中的郁闷。但是，唯有这件恨事是刻骨铭心，任什么也排遣不了的。今晚四下无人，还要过很久才有侍者来熄灯，趁此时权且将这段恨事记叙下来吧。

我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虽然早年丧父，学业上却未曾荒疏。无论是在旧藩的学馆，或是上东京大学的预科，即便进了法律系之后，我太田丰太郎的大名始终是名列前茅的。与我这个独子相依为命的寡母，大概很能感到安慰了。十九岁上，获学士学位，人人都说，这是大学开办以来从未颁过的荣誉。后来，在某部任职，把母亲从乡下接到东京，度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深得上司器重，派我出国考察业务。心想，这正是扬名显姓、兴家立业的良机，于是劲头十足，即使抛别年过半百的老母，也不觉有多大的离情别绪。就这样迢迢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

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勤勉的苦学精神，忽然置身于欧洲这座新兴的大都会：光怪陆离，令我眼花缭乱；五彩缤纷，使我神摇意夺。这条“大道直如发”的Unter den Linden，假如把街名译作“菩提树下”，会使人以为是个幽静的去处，但是，你一旦走到这里，便可看到两旁铺石的人行道上仕女如云。那时候，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还时常凭窗眺望街景。挺胸耸肩的军官穿着礼服佩戴彩饰，艳丽的少女照巴黎的款式，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形形色色的马车，在柏油路上往来如飞；大楼高耸云霄，楼宇之间的空地上，喷水池溅起的水声宛如晴空里骤雨的淅沥。向远处望去，隔着勃兰登堡门，在绿树掩映下，可以望见凯旋塔上浮在半空的女神像。这许许多多景物，一时间纷至沓来，映入眼帘，使新来的人感到应接不暇。但是，我在心里曾暗暗发誓：纵然身处这样的花花世界，我的心也绝不为它所动。这一誓言，我常拿来抵御外界的诱惑。

我拉响门铃，通报求见，出示公函说明来意之后，德国的官员很高兴地接待我，并且谈妥，只要公使馆方面把手续办好，不论什么事都可随时关照我。所幸我在国内学过德文和法文，他们初次见到我，没人不问我是在何时何地学的德文。

得到上级准许，公事之余，可以入当地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便办了注册手续。

过了一两个月，公事接洽完毕，考察工作也进展顺利，我把一应急件先写成报告寄回国内，非急件写好后也整理成几大卷。可是大学不像我想的那样幼稚，根本没有专为培养政治家而开设的课程。我踌躇再三，终于选定两三位法学家的课，交过学费，便去听课了。

这样，三年的时光，梦也似的过去了。人的秉性终难压抑，一旦时机成熟，总要露出头来。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听从母亲的教诲。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也从不沾沾自喜，依旧好学不倦。后来涉足官场，上司称赞我能干，我更加谨慎从事，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了。如今，在二十五岁上，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久熏陶，心中总难平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露出头来，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我恍然大悟，自己既不适于当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宜于做通晓法典、断狱如神的大法官。

我寻思：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部活法典。当活字典，还可勉为其难；做活法典，却是无法忍受。从前，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我都郑重其事地加以答复；近来，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一旦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虽万事纷然仍可迎刃而解云云。在大学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于脑后，兴趣转到文史方面，并渐入佳境。

但是，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卓尔不群的人呢？！所以，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妙。不过，光凭这一点还不至于动摇我的地位。在柏林的留学生中，有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他们对我猜疑，竟至谗言诽谤。然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

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又不跟他们打台球。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并且还嘲笑我、嫉妒我。其实，这一切都源于他们不了解我。唉，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己，别人又怎能了解得了呢？！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不论求学还是供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不受外界诱惑，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自己约束自己罢了。在出国离乡之前，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有为之士，也深信自己秉性刚毅。唉，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轮船离开横滨时，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然泪如泉涌，浸湿了一方手帕，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还是因为早年丧父，在母亲一手培育下所造成的呢？

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至于嫉妒，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却是何其愚蠢！

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遇到头戴高礼帽、鼻架夹鼻眼镜、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花花公子”，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既然缺乏这种勇气，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由于彼此疏远，他们对我不仅嘲笑、嫉妒，还夹杂着猜忌的成分。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在短暂的时日里饱尝人间无限辛酸的因由。

一天傍晚，我去动物园散步，回珍宝街的寓所时，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教堂对面是栋出租的公寓房子。楼上一户人家在栏杆上晾着床单、衬衣之类，还没有收进去；楼下是家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个留长胡子的犹太教徒。楼房共有两座楼梯，一座直通楼上，另一座则通往地下室的铁匠家里。每当我仰望这座三百年前的旧教堂，不知有多少次，都会愣在那里，出神好一会儿。

那晚，我刚要走过那里，看见上了锁的教堂大门旁，倚着一位少女，在呜呜咽咽地抽泣。她看上去十六七岁，头巾下面露出金黄色的秀发，衣着也不甚整洁。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我缺少一支诗人的妙笔，无法形容她的容貌。她那泪光点点的长睫毛，覆盖着一双清澈如水、含愁似问的碧眼。不知怎的，她只这么一瞥，便穿透我的心底，矜持如我也不能不为她所动。

她必定遇到什么意外的不幸，才会无所顾忌地站在这里啼哭。一缕爱怜之情，压倒了我的羞怯心，不觉走上前去问道：

“敢问为什么哭啊？我是外国人，没什么负担，或许能帮你点什么忙。”我简直为自己的大胆惊呆了。

她惊讶地凝望着我的黄种人面孔，大概我的真情已经形之于色了。

“看来你是个好人，不像他那么坏，也不像我母亲……”

她刚止住的泪水，又顺着那惹人怜爱的面颊流了下来。

“请你救救我吧！免得我沦落到不堪的地步。母亲因我不肯依她而打我。父亲刚刚过世，明天要下葬，可是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说完便又哽咽啜泣。我的眼睛注视着这少女低头哭泣不住颤动的颈项。

“我送你回家吧！你先冷静下来。这儿人来人往，别人会听见哭声的。”

她刚才说话时，不知不觉将头靠到我的肩上，这时，忽然抬起头来，仿佛才看见我，羞涩地躲到我身旁。

她大概怕人看见，走得很快。我跟在她后面，走进教堂斜对面的大门。登上一座残破的石梯，到四楼有一扇小门，要弯了腰方能进得去。门上的拉手是用锈铁丝绞成的，少女用力拉了一下，里面有个老太婆嘎声问道：“谁呀？”还没等少女说完“爱丽丝回来了”这句话，门就吱一下打开了。那老太婆头发已经半白，长相不算凶恶，额上刻下了贫苦辛酸的印记，身上穿一件旧绒衣，脚上是双脏拖鞋。爱丽丝向我点了点头，径自走进屋里。老太婆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使劲关上了门。

我茫然站在门外，无意中借着煤油灯光往门上看了一眼。上面用漆写着“艾伦斯特·魏盖尔特”，下面是“裁缝”二字。这大概就是少女亡父的名字了。我听见屋内似有争吵之声，过了一会儿又沉静下来，门又打开了。那个老太婆走了出来，为方才的失礼，向我再三道歉，并把我让进屋里。一进门就是厨房，右面有一扇低矮的窗户，上面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窗帘。左边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正面一间房，门半开着，屋里摆着一张蒙着白布的床。床上躺的想必是那个死者了。老太婆打开炉灶旁边的一扇门，把我让了进去。这是一间朝街的顶楼，没有天花板。梁木从屋顶斜着伸向窗子，棚顶糊着纸。在矮得抬不起头的地方放了一张床。屋子中央有张桌子，桌面铺着好看的台布，摆了一两本书和相册，瓷瓶里插着一束名贵的鲜花，和这间屋子不大相称。少女娇羞地站在桌旁。

她长得十分清丽。乳白色的脸蛋在灯光映照下，微微泛红。手脚纤细，身材袅娜，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老太婆走出屋后，少女这才开口，语调带着土音：

“我把您带到这里来，请您谅解我的苦衷。您一定是个好人，请别见怪。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本想去求肖姆贝尔希，您也许不认识他。他是维克多利亚剧院的老板，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不料他竟乘人之危，对我不怀好意。请您来救救我吧！哪怕我不吃饭，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您。要不然，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说话间，她已是泪眼模糊，浑身发颤。她抬眼看我时，十分迷人，令人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她这眼波，不知是有意的做作呢，抑或是天然的风韵。

我口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说：“先用这个救一下急吧。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珍宝街三号，找太田取钱就行。”

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我告辞时伸出手去，她捧着吻我的手，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

噢，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事后，少女亲自到我寓所来表示谢意。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右有叔本华的著作，左是席勒的作品，现在又插上一枝名贵的鲜花。从这时起，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

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此处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他竟在上司那里谗言诽谤，说我经常出入剧院，结交舞女。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对我甚为不满，一听此说，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职。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倘若羁留不走，将不予任何资助。我要求宽限一周，容我考虑。我这时正心烦意乱，又接到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一封是母亲的绝笔信；另一封是亲戚写来的，报告我挚爱的母亲过世的情形。母亲信中的内容，不忍复述，更且热泪涔涔，使我无法下笔。

直到此时，我与爱丽丝的交往，比别人想象的要清白得多。因为家境清寒，她未能受到充分的教育，十五岁时便被招去跟随舞师学艺，从事这个低贱的职业。满师之后，她就在维克多利亚剧院演出，现在已是剧院里排名第二的舞星。然而，正如诗人哈克廉德尔所说，舞蹈演员好比“当代的奴隶”，身世是很凄惨的。为了一点微薄的薪酬，白天要练功，晚上要登台。走进化妆室，虽然浓妆艳抹，华饰盛服，一出剧院，却常是衣食不周，至于那些要赡养父母的，更有说不尽的艰辛。所以，据说她们当中，不少人不得不沦落到兼操贱业的地步。爱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一方面固然由于她为人本分，同时也因为有刚强的父亲多方呵护。她自幼喜欢读书，但所看的书都是从租书铺租来的庸俗小说。我们相识以后，我借书给她看，她渐渐体会到读书的趣味，纠正错误的语音，没过多久，给我的信里，错字也减少了。说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师生间的情谊。当她听说我突然被撤职，不觉大惊失色。但我没有告诉她，这事与她不无关系。她要我瞒着她母亲，怕她母亲知道我没有官费后，会疏远怠慢我。

唉，有些细节就不必在这里说了。就在这时，我对爱丽丝的感情突然炽烈起来，终于变得难舍难分。尽管有人不理解我，甚至责备我，不该在一生中的紧要关头做下这种事。然而，我同爱丽丝相见之初，对她的爱就很深。现在，她十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又因惜别在即而不胜悲戚地低垂了头。几缕秀发拂在脸颊上，是那么妩媚动人，深深印在我这深受刺激、有失正常、悲愤欲绝的脑海里，使我在迷离恍惚之中走到了这一步，又能奈何？

公使约定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命运也即将决定。如果就此回国，不仅学无所成，还背上一个坏名声，此生不复有出头之日。倘若留下，学费又毫无着落。

当时，能够帮我忙的，唯有现在与我同行的相泽谦吉。他在东京当上了天方大臣的秘书官。在政府官报上，他看到我被撤职的消息，便向某报社总编提议，聘任我为该社驻柏林通讯记者，负责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报道。

报社的报酬虽然微不足道，可是我想，只要搬个家，换个便宜的旅馆，总可以维持最低生活。这时，诚心诚意来帮助我的便是爱丽丝。她极力劝说母亲，让我寄居在她们家。爱丽丝和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微乎其微的收入合在一起，在穷愁潦倒之中也度过了些愉快的时日。

每天早晨喝过咖啡，爱丽丝便去排练场，没有排练就留在家里。我则到基奥尼希街一家门面很窄、进深却很长的休息所，浏览所有的报纸，用铅笔抄下各种资料。在这间借天窗采光的屋子里，有些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也有靠放小额贷款优游度日的老人，还有一些是从交易所出来偷闲片刻的生意人。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在冰凉的石桌上挥笔疾书，连年轻侍女送来的咖啡放冷了都顾不上喝。墙上并排挂了许多种报纸，全用木头报夹夹住。我一再过去换报纸，我这个局外的日本人，人家不知会怎样猜度呢！一点左右，爱丽丝从剧院排练回来，顺路来这里找我一同回去。对这位体态轻盈、能做掌上舞的少女，必定会有人看了感到惊讶的。

我的学业是荒废了。靠屋顶下一盏昏暗的灯光，爱丽丝从剧院回来后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我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写新闻稿。这和从前拼凑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截然不同，现在是综合报道风云变幻的政界动向，以及有关文学界、美术界的新思潮等。我与其说是学皮约尔涅，毋宁说是尽可能用海涅的构思方法，写出各种文章来。其间，德皇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崩殂、新皇继位、俾斯麦侯爵的进退等问题，报道尤为详尽。所以，这一向忙碌不堪，自己有限的一些藏书，根本无暇翻阅，更不要说温习功课了。大学学籍虽然还保留着，但因交不出学费，所以尽管只选一门功课，也难得去听上一回。

学业固然荒废，却长了另外一种见识。何以见得呢？说来当时欧洲各国在民间学术的普及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德国。许多有见地的论文，散见于几百种报纸杂志上。自从当了通讯记者之后，以我在大学里养成的敏锐眼光，通过这一向的大量阅读、抄写摘录，知识面不断拓宽，如今能够触类旁通，综合概括，达到了本国留学生所梦想不到的境界。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连德国报上的社论都不常看的。

明治二十一年冬天来到了。大街上的人行道，雪已用铁锹铲除，铺上沙子。修道院街这一带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高高低低已经看不出。清早一开门，冻死的麻雀散落地上，看着叫人觉着可怜。屋内尽管生火取暖，可是中欧的寒气依然透过石墙，渗进棉衣，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前两三天的夜里，爱丽丝晕倒在舞台上，叫别人扶回家来。从那以后，她说不舒服，在家休息，吃了东西便想吐。还是爱丽丝的母亲首先想到，她是不是怀孕了。唉，正当我前途渺茫，一身无着之际，果真这样，叫我怎么办呢？

这天是星期日，我待在家里，心情抑郁寡欢。爱丽丝还不至于要卧床，她坐在小火炉边一把椅子上，一声也不响。这时，外面有人叩门，不大一会儿，爱丽丝的母亲从厨房里进来，交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字体很熟悉，一看就知道是相泽的笔迹。贴的是德国邮票，盖着柏林的邮戳。我有些纳闷，拆开一看，里面写道：“事出仓促，未及函告。我随天方大臣已于昨夜抵达柏林。大臣拟召见你，望速来。此为恢复名誉之良机。匆匆，不赘。”爱丽丝见我看完信，神情茫然，便问：“是家乡来的信吗？不会是什么坏消息吧？”她大概以为只是报社关于稿酬的事。“不是，别担心。你知道，那个相泽陪同大臣到了柏林，叫我去一趟。事情很急，要我马上去。”

即便是母亲打发心爱的独子出门，恐怕也不及爱丽丝这么妥帖周到。考虑到我要谒见大臣，她便扶病，给我找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拿出一向保存得好好的二排对扣的大礼服，连领带也是她亲手给我系的。

“这样一来，谁能说你不体面！你照照镜子看！怎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连我都想跟着你去见识见识呢。”接着她庄重说道，“不像了，换上这身衣服，简直认不出我的丰太郎了。”她沉吟了一下又说，“倘若你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即使我的病不是母亲说的那种，你也不至于遗弃我吧？”

“什么？飞黄腾达？”我苦笑了笑，“几年来我已经断绝了涉足官场的念头。我并非想去见大臣，只是想看看阔别几年的朋友罢了。”爱丽丝的母亲叫来一辆最好的马车。车轮碾压过积雪的大街，停在窗下。我戴好手套，披上不十分干净的大衣，拿起帽子，同爱丽丝吻别之后，便走下楼去。她打开结了冰的窗户，任凭北风抚弄她蓬乱的头发，目送我乘上马车离去。

我在皇家饭店门口下了车，向侍者问清相泽秘书官的房号，踏上很久没有走过的大理石楼梯。我先走进衣帽间，中间的柱子旁摆着铺了长毛绒的沙发，正面竖着穿衣镜。我脱下大衣，然后沿着走廊走到相泽的房门口。这时不禁有些犹豫：在大学读书时，相泽曾极口称赞我品行端正，今天相见，不知他会用怎样的目光来看我。走进房间一见面，相泽外表虽然比从前略胖，更显魁伟，但性情依然豪爽。他对我的有失检点似乎并不怎么介意。彼此来不及畅叙别情，他便引我去谒见大臣。要我办的事，其实就是翻译一份德文紧急文件。我接过文件，便退出大臣房间，相泽也随后出来，邀我一起去吃早饭。

在饭桌上，多半是他问我答。因为他向来一帆风顺，而我却是命运多蹇。

我开诚布公，诉说我所遭遇的不幸。相泽听了不时感到惊讶，非但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反而斥责那帮庸俗小人。等我讲完，他正色规劝了我一番。大致意思是：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你天性懦弱，事到如今，说也无济于事。然而，一个才学兼备的人，岂能为一个少女的爱情，毫无目的地长此以往？目前天方大臣有意要借重你的德语。他知道你当时被革职的原因，已有先入之见，我也不便劝他改变看法。大臣要是看出我在维护你，不仅于你无益，对我自己也不利。举荐一人，最好是先露其才。你当以自己的才干取信于大臣。再者，你同那少女的关系，即使她对你真心实意，彼此情深意浓，这样的爱情也绝非出于慕才，实则是男女之间的情好而已。你应当痛下决心，同她断绝这层关系。

仿佛是大海上迷失方向的人，望见了远山，相泽给我指明了前景。然而，这远山尚在浓雾之中，究竟何时方能到达？再者，即使到达，我是否就能心满意足，也难预料。眼前生活虽然清苦，却也不无乐趣，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下。我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同我敌对者之流，我为了不失身份，还常常能抵挡一番，然而，对于朋友，我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我告辞出来，寒风扑面。旅馆的餐厅里，隔着双层玻璃窗，又生着陶制火炉。一走出来，下午四点的寒气，透过单薄的大衣，袭在身上，实在难以忍受，不但身上打起了寒战，连心里也感到一层寒意。

一夜之间，我便把文件译完。此后，到皇家饭店去的次数多了起来。起初，大臣只同我谈公事，后来便提到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听听我的见解，偶尔也讲些旅途上人家闹的笑话，说罢哈哈大笑。

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大臣突然问我：“我明天要去俄国，你能随我去一趟吗？”因为相泽公务繁忙，已经几天没见到他。这一问，使我不免感到意外，随即答道：“敢不从命？”说来惭愧，我这回答，并非出于当机立断。凡是我所信赖的人猝然间问我什么事，我往往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而不去推究该如何回答才算得体。一经允诺，即便发现有为难之处，也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去履行自己的诺言。

当天我领了旅费和译稿费回家。把译稿费交给爱丽丝，这笔钱足够她们维持到我从俄国回来。爱丽丝告诉我，经医生检查，她确是怀孕了。因为贫血，需要休养几个月。可是剧院老板说，她请假太久，已经被开除。其实，她才请了一个月假，对她这样苛刻，自有别的原因。我去旅行的事，爱丽丝并无着恼的表示，因为她对我的情意是深信不疑的。

这次乘火车出门，路途不算远，所以无需太多准备，只借了一套合身的黑礼服，新买一本哥达版的俄国宫廷贵族名录和两三本字典，届时收进一只小皮箱里就齐了。近来接二连三的事很多，我走之后，爱丽丝留在家里会更加烦闷，尤其怕她到车站送行时会哭哭啼啼，所以第二天清早便打发她母亲陪她上朋友家去。我收拾好行装，锁上门，把钥匙存在门口鞋铺老板那里便动身走了。

关于这次俄国之行，该说些什么呢？我作为翻译，居然青云直上。随同大臣一行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环绕我的，是冰雪世界中的王宫仿效巴黎的绝顶豪华而呈现的富丽堂皇；是蜡烛成阵，在烛光灯影中闪闪发光的勋章和肩饰；是在精工雕刻的壁炉里燃着的熊熊火焰，宫女们都忘了屋外的寒冷而羽扇轻摇。一行人中，数我法语说得最流利，所以在宾主之间，周旋办事的也大抵是我。

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忘掉爱丽丝。不，她天天寄信来，我怎能忘记她呢？我动身那天，她怕独对孤灯，寂寞难挨，所以在朋友那里直谈到夜深人倦，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了。第二天清早醒来，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还疑是身在梦中。起床后那份孤凄的意绪，即便在生活艰难、饔飧不继的日子里也是不曾有过的。这是爱丽丝第一封信的大致内容。

过些日子寄来的另一封信，大概是在极为悲苦的心情中写的。信用“不”字开的头：不，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思念你的心竟是如此之深！你曾说过，家乡早已没有亲人，只要在这里能够找到生活出路，就可以留下来，而我也要用我的爱情把你拴住。倘若这一切仍然留你不住，你一定要回国的话，我和母亲就跟你一起去，这也不难，只是偌大一笔路费到哪儿去筹措呢？所以，我常常想，无论如何，我也要设法在这里活下去，直等到你有出头之日。可是，你这次短期旅行，刚走开二十来天，我这种离愁别绪就已经一天深似一天了。我原以为分离只是一时的痛苦，这想法真是好不糊涂。我的身子越来越不便了，看在这个分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千万不能抛弃我啊！我和母亲曾经大吵一场。她看我这次打定主意，不同往常，便也软下心来。她说，如果我跟你东去日本，她便住到什切青的乡下，去投靠一位远亲。来信说你深得大臣器重，既然如此，我的路费总有办法可想吧。我现在只是一心一意盼着你回到柏林的那一天。

啊！看了这封信，我对自己的处境，才若有所悟。我的心竟这样迟钝麻木，真是羞煞人！无论对自己的进退，抑或是别人不相干的事，我一向自负很有决断。可是这种决断，只产生于顺境之中，而不存在于逆境之时。我心中洞明事理的这块明镜，一旦照到自己同别人的关系，便一片模糊了。

大臣待我不薄。而我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眼下的职责，至于这一切同我的未来有何关系，天晓得，我可是想都没想过。这一切，现在既已明了，心情哪里还能平静？当初承朋友推荐，要博得大臣信任，艰难如同房上的小鸟一样不可企及，现在似乎已稍有把握。日前相泽在言谈之中，也曾露出一点口风，回国之后彼此倘能继续如此相处云云。难道大臣曾已言及，只因碍于公事，哪怕是知交好友，相泽也不便向我明言吗？如今细想起来，我曾经轻率地说过，要同爱丽丝斩断情丝，这话他大概早已报告给大臣了。

唉！初到德国之时，自以为认清了自己，誓不再做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然而，这岂不像双脚缚住的小鸟，放出笼子，暂时还能扑腾双翅飞翔，便自诩获得了自由？其实，脚下的绳索已无法解脱，以前这绳索握在某部我的上司手上，如今，唉，说来可怜，又握在天方大臣手中。我同大臣一行回到柏林，正值新年元旦。在车站分手后，我驱车直奔家里。当地至今还有除夕彻夜不眠、元旦白天睡觉的习惯，所以街上万户寂然。天气劲寒，路旁的积雪化成棱角突兀的冰片，在灿烂的阳光下晶莹发光。马车拐进修道院街，停在家门口。这时听见有开窗的声音，我在车里却望不见。我让车夫提着皮箱，刚要上楼，劈面遇见爱丽丝跑下楼来。她大叫一声，一把搂住我的脖子。车夫看了一愣，大胡子动了动，不知咕哝了句什么。

“这下好了，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我都要想死了！”

直到此时，我的心一直游移不定，思乡之情和功名之心，时而压过儿女之情占了上风。唯独在这一瞬间，一切踌躇犹豫全都抛诸九霄云外。我拥抱着爱丽丝，她的头靠在我肩上，喜悦的泪水扑簌簌地落在我的肩头。

“送到几楼？”车夫像打锣似的问了一声，早已上了楼梯。

爱丽丝的母亲迎了出来，我把车钱交给车夫，爱丽丝便拉着我的手，急忙走进屋里。一眼看去，不觉吃了一惊。桌子上摆了一堆白布和白花边之类的东西。

爱丽丝指着这堆东西笑着说：“你瞧我准备得怎么样？”说着又拿起一块白布来，原来是一副襁褓。“你想想看，我心里该多高兴。生下来的孩子准会像你，有一对黑眼珠。哦，我连梦里都看见你这对黑眼珠。孩子生下来以后，你这好心人，绝不至于不叫他姓你的姓吧？”爱丽丝低下了头，“你不要笑我幼稚，等到上教堂去领洗礼那天该多高兴啊！”她抬起头望着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这两三天里，我揣想大臣一路上车马劳顿，恐怕还未恢复，也就没有前去拜访，只待在家里。一天傍晚，大臣派人来召请我。到了那里，大臣对我优礼相加，问过旅途辛苦之后，便说道：“你是否愿意随我一起回国？你学问如何，我虽不清楚，但仅凭外语一项，便足可称职。你在此耽搁日久，也许会有什么牵累，不过我问过相泽，听说倒没有什么，我也就放了心。”大臣的语气神色，简直不容我有辞谢的余地。我进退维谷，也不便说相泽的话不确，而且心中掠过一个念头：机不可失，不然，就会失掉回国的良机，断绝挽回名誉的途径，势必葬身于这座欧洲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啊，我的心竟是这样没有操守！我居然回答说：“悉听阁下吩咐。”

纵然我有铁皮厚脸，回去见到爱丽丝又将如何开口？从旅馆出来，心绪纷乱已极。不辨东西南北，只顾回思凝想。一路走去，不知有多少次遭到马车夫的呵斥，吃惊之下才慌忙躲开。过了好一会儿，猛然一看，已经到了动物园。我倒在路边的长椅上，头靠在椅背上，热得发烫，如同用锤子敲打似的嗡嗡直响。这样像死去一般，不知待了多久。当我感到严寒彻骨醒过来时，天已入夜。雪花纷飞，帽檐和大衣肩上，已经积起一寸多厚的雪。

已经过了十一点了。通往莫哈比特和卡尔街的铁轨已被大雪盖没，勃兰登堡门旁的煤气灯光雾凄迷。我想站起身来，两腿却已冻僵，用手揉搓了一阵，这才勉强能行走。

我步履蹒跚，走到修道院街时，似乎已过午夜。这一段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自己也茫然无所知。一月上旬的夜晚，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酒家饭店，家家顾客盈门，好不热闹，而我却全然不觉。满脑子就这么一个念头：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在四层的顶楼里，爱丽丝大概还未睡下。一星灯光灿然穿过夜空，在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中乍隐乍现，宛如被朔风吹得忽明忽灭。进了大门，只觉得疲惫不堪，浑身关节疼痛难忍，爬也似的上了楼。走过厨房，开门进到屋里，在桌旁缝制襁褓的爱丽丝回过头来，“哎哟！”惨叫一声，“你怎么啦？瞧你这一身！”

难怪她要吃惊，我的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帽子也不知何时掉落了，头发散乱。路上不知跌了多少跤，衣服上沾满泥雪，还撕破了好几处。

记得当时我想答话，却又语不成声。两腿瑟瑟发抖，站立不稳，刚想抓住椅子，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等我清醒过来，已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了。病中我发高烧，说谵语，爱丽丝一直小心服侍在侧。一天，相泽来找我，发现了我向他隐瞒的这些真相。他只对大臣说我病了，其余情况全替我掩饰过去了。我第一次认出守在病床旁的爱丽丝时，她已经变得不成样子，我看了简直大吃一惊。这几个星期里，她瘦得形销骨立，眼睛里布满血丝，凹了进去，灰白的脸颊也陷得很深。每日的生计虽有相泽接济得以维持，然而，这个恩人却在精神上把她毁了。

后来听说，爱丽丝见到相泽，得知我对相泽的前约，以及那晚对大臣的许诺，便霍地从椅子上站起，面如土色，叫道：“我的丰太郎，你竟欺骗我到这种地步！”当场昏了过去。相泽把她母亲喊来，抬她上床。过了片刻，爱丽丝才苏醒过来，两眼直瞪瞪的，连人也不认得了。她喊着我的名字大骂，又揪头发，又咬被子，忽而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找东西。她把母亲递给她的东西一件件全扔掉，可是递给她桌上的襁褓时，她轻轻摩挲着，捂在脸上，痛哭不已。

后来，爱丽丝虽然没有再闹，精神却完全垮了，痴呆呆的，如同婴儿。经医生检查，说是由于极度刺激而突发一种妄想症，已无治愈之望。本想送她进达尔道夫精神病院，她哭着叫着不肯去。嗣后，一直随身带着那副襁褓，不时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便啜泣起来。爱丽丝不肯离开我的病床，看来这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有时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对我嚷着：“吃药，吃药。”

我的病已经痊愈。不知有多少次，我抱着虽生犹死的爱丽丝，流下无数热泪。我随大臣起程东归之前，经与相泽商妥，给爱丽丝的母亲留下一笔赡养费，足够她们维持起码的生活，并托她在这可怜的疯女临产时好生照料一切。

唉！像相泽谦吉这样的良朋益友，世上少有；可是，在我心里，对他至今仍留着一脉恨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