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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的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物。
在封建正统主义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主要就是因为他篡窃了西汉的政权。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当一个地主家族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它就应该子孙万代占据这个宝座；谁要把它的后代从宝座上拉下来，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和辱骂。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封建贵族利用时机去夺取政治权力，最后迫使他的陛下重复一次尧舜禅让的故事，实在引不起什么义愤。因此，“王莽篡汉”这件事，对于王莽的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制，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
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发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批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被排除出来成为不生产的流民，乃至沦为奴隶；并且看出了要抢救地主阶级临于崩溃的统治，必须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一次改革，因而提出了改制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阻止土地继续集中和农民继续奴隶化的问题，这不能说王莽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不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是王田、奴婢。据《汉书·王莽传》说：王莽下诏“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里所谓“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并不是恢复井田制，更不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只是禁止土地兼并的继续进行，并把大地主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让农民回到土地上以稳定封建秩序。奴婢不得买卖的法令，也不是解放奴婢，只是企图冻结奴婢的买卖，防止贫穷的农民继续奴隶化。这两条虽然都没有办到，但当时他制定政策的主观目的是如此。
除了王田、奴婢以外，还有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据《汉书·食货志》所载，就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都市设五均司市师，由诸司市负责平抑物价、兼办赊贷。所谓六筦，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是把盐、铁、酒、名山大川、钱布铜冶、五均赊贷等由政府经营。推行五均六筦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囤积居奇、高利盘剥的富豪，稳定社会秩序，正像王莽在诏书上所说的“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此外还有币制的改革等等。
很明显，王莽推行的经济改革，不论是王田、奴婢，或者是五均六筦，打击的对象都是大地主、大商人。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强制大地主、大商人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封建经济得到适当的调整，藉以缓和当时已经激化了的阶级矛盾。更明白些说，就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如果能够实现，在客观上是对农民也有利的。正因如此，所以他遇到了当时的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抗而陷于全盘失败。
至于王莽对于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王莽为什么要托古，为什么要“诵六艺以文奸言”？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谁要不尊重儒家学说，谁就是离经叛道，就要受到舆论的指责。所以王莽必须把儒家学说这面旗帜抓在手里。抓住了这面旗帜，他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如果有人反对，他就可以加他一个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的罪名而把他肆诸市曹，投诸四裔。王莽托古的目的如此而已。
王莽的车子是向前开的，他希望把他的车子开到他理想中的新朝；但中途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强烈反对，被迫折回。历史的车轮是不走回头路的，在折回的时候，他翻了车，被轧死在历史车轮之下。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张鲁是站在农民方面还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方面。如果张鲁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方面，就是封建割据；如果张鲁是站在农民方面，就是农民起义。
史料证明张鲁是站在农民方面的。关于这一点，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张鲁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三国志·张鲁传》谓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张陵既被指为“米贼”，张衡、张鲁当然也是“米贼”。
又《张鲁传》注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裴松之谓张脩应是张衡。钱大昭不同意裴松之的说法，谓《典略》不误，张脩亦习五斗米道。不管是张脩还是张衡，反正《典略》的作者是把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缅匿法同列于“妖道”之内，把太平道、五斗米道和缅匿法的传播者张角、张脩、张鲁和骆曜同列于“妖贼”之中。
《后汉书·灵帝纪》并大书“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
既然张鲁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眼中，是“米贼”、“妖贼”、“妖巫”，而把他和张脩入据汉中当作“造反”，显然，张鲁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不是一家，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敌人，是农民起义。
另一方面，从张鲁对待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张鲁不是封建割据，是农民起义。
史载张鲁曾经接受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的官职，并且是和刘焉的别部司马张脩一起，带着刘焉的军队进入汉中的。看起来这好像是替一个封建割据的军阀扩张地盘，或者利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封建割据。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张鲁击杀汉中太守苏固以后，既没有把汉中交给刘焉，也没有把汉中交还汉朝的中央政府，而是把汉中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传播五斗米道的根据地。
张鲁和刘焉父子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后汉书·刘焉传》谓“张鲁以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败”。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张鲁和刘璋的关系并不是同党，而是仇敌。
张鲁和汉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是敌对关系。《后汉书·刘焉传》谓鲁“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三国志·张鲁传》谓汉曾“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似乎张鲁接受了汉朝政府的绥抚；但实际上，只要有机会，张鲁就对汉朝政府采取攻势。《通鉴》献帝建安十九年，“马超从张鲁求兵，北取凉州，鲁遣超还围祁山”，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或曰，张鲁既与汉朝为敌，汉朝为什么没有派兵打他？这个问题，《张鲁传》已经回答了，汉朝政府不是不想消灭张鲁，而是“力不能征”。
当然，决定张鲁是农民起义还是封建割据，更主要的是张鲁在汉中做了一些什么。是推行封建剥削，还是反对封建剥削？资料证明，张鲁是反对封建剥削的。
据《张鲁传》载，张鲁占领汉中以后，完全废除了汉朝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并不自称太守，而是自号师君，也不设置长吏，而是以祭酒为治。凡信奉五斗米道者称为鬼卒，祭酒是从鬼卒中选拔出来的。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祭酒的任务不是执行剥削，而是宣传五斗米道和医病。据《典略》云：脩“又使人为奸命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典略》的记载是可靠的。《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一则，其文曰：“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缺二字）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止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诣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目）。”此碑有“鬼兵”、“祭酒”、“天师道”等字样，据《隶续》作者云：“此碑字画放纵欹斜，略无典则，乃群小所书，以同时石刻杂之，如瓦砾之在圭璧中也。”显然这块碑是胡九受道而刻，而且是文化水平很低的人写的。碑文中的“微经十二卷”不知何经，可能是张陵造作的道书。
教民诚信不欺诈，使病者自首其过，用符咒请祷治病，这些办法，大都与黄巾无异。
张鲁也废除了汉朝的法律。据《张鲁传》云：在张鲁控制的地区，“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又据《典略》云：“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
更重要的是张鲁废除了汉朝的剥削制度，只是使受道者出米五斗。《典略》谓：“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除此以外，对于人民别无所取。
张鲁很注意农业和粮食的蓄积。《典略》云：鲁“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义舍。《三国志·张鲁传》云：“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后汉书·刘焉传》亦有同样的记载。这种办法，简直有些类似原始公社制。由于张鲁实行了这些有利于人民的办法，所以很受人民的欢迎。《张鲁传》谓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民夷便乐之”。
张鲁最后还是被曹操打败，投降了曹操。在曹操的势力进入汉中以后，汉中又恢复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在我看来，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一、战国时期的儒家是百家之中的一家，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只要持之以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著书立说，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自成一家之言。当时儒家，也不例外。自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二、战国时期的儒家，因为要和当时的诸子百家论战，所以还要讲道理，并且在不离开它的基本理论的原则下，还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荀子又发展了孟子的学说。董仲舒以后，儒家学说已经被当作“明天道，正人伦”的“至治之成法”，当作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典则，当作尽善尽美的楷模，甚至当作法律。《汉书·张汤传》谓“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这些都说明，当时以经义治狱。此外，当时的人还用《禹贡》治河，用《诗经》作谏书；在黄巾起义爆发后，甚至有人建议用宣读《孝经》的办法，去瓦解农民起义的队伍。总之，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说，已经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圣经，没有、也不允许其他学派向它提出批判。谁要向儒家学说提出反对的意见，谁就是离经叛道的异端。论战停止了，儒家学说的发展也停止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完美无缺的真理，它再不需要从理论方面丰富自己，替自己注入新的血液，而开始了僵化的过程。这时的儒家学者只是根据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或者说为了辩护地主阶级的阶级支配，对原有的理论做这样或那样的解释。董仲舒以后的经师，他们对儒家学说所做的工作，就是注释。到西汉后期，儒家学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家的学者，完全走上了寻章摘句、支离破碎的烦琐主义的道路了。
三、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从其观点来说是唯心主义，但所谈论的问题都是现实问题。例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教，荀子的“法后王”的主张，都带有很大的现实性。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说，大大地加强了玄学化的成分。董仲舒本人就曾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附会儒家学说。西汉末出现的谶纬之学，又在儒家学说中加上了更多的玄学的佐料。在谶纬中，孔子从圣人变成了神人，儒家学说则从圣经变成了天书。
四、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虽然当时也有像荀子所说的“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俗儒，有“无廉耻而耆饮食”的贱儒，但一般说来，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者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196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