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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政权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为什么要抑压商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说一说西汉的商人。
西汉的商人，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商人的后代。在战国时随着早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封建领主经济体系的母胎中，孕育出一个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个新兴的商人阶层在封建领主混战的血泊中，垄断盐、铁及其他生活资料，使自己成为巨富。他们不像新兴地主被土地约制在某一封国之内。封建割据的藩篱对于商人来说，并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物，因为在金钱面前，刀剑就变成了像儿童玩具一样的东西。很多资料证明，战国时代的商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越过国境线，甚至越过战争的封锁线去寻找自己的利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领主经济的地方性和闭关主义的约制，并且在瓦解封建领主经济体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秦朝覆灭六国，统一天下，消灭了封建领主制经济，撤除了阻碍商业发展的封建藩篱，替早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到了汉初，这个新兴的商人阶层便更加壮大起来。这种情形，在《史记·平准书》、《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中说得很明白。《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很多著名的富商大贾。这些富商大贾或以冶铁煮盐起家，或以贳贷行贾致富，或以垄断粮食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发财，其中有些转毂百数，拥资巨万乃至数千万。还有些商人富“倾滇蜀”或“富埒关中”，“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到了汉代，作为奴役人民的条件，身分还是重要的。但专靠封建贵族的身分奴役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司马迁说：这时的“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这是“物之理也”。既然财富的多少成为谁奴役谁的主要条件，那么，人们奔向富厚就不足为奇。而在当时的人看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商业资本不久就冲破了城市的围墙，席卷农村。富商大贾出其盈余，收夺土地，并且用高利贷把贫苦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和债务奴隶。这样，就严重地破坏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带来了可怕的危机。关于这种危机，贾谊和晁错先后向西汉政府提出了警告，他们说，如果对于这种舍本逐末的情况不加以适当的制止，很有可能引起农民暴动。
从西汉初一直到武帝初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文、景削藩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突出表现。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的一切政策，都要服从反封建割据的斗争。然而当时的商人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游诸侯”“交守相”，和地方势力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商人利用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谋求暴利，诸侯则利用商人的资财来强化他们的割据，有些“封君”甚至“低首仰给”于商人。这样，就替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带来了困难。
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为了战胜诸侯王的地方割据势力，西汉政府必须抑压商人，使他们的活动服从整个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服从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替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服务。
为了上述的目的，在楚汉战争结束以后，汉高帝“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惠帝、吕后时，虽“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但到景帝时，抑商政策逐渐放松。景帝后二年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在汉代，訾万钱纳钱一算（一百二十钱），四万钱纳四算。这个诏令，实际上是对商人不得为官吏的禁令放宽了尺码。
其他的禁令，都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晁错说得很明白。他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贾谊也说：当时皇帝用以做衣服的丝织物，而富商大贾用以为婢妾之服，甚至用以被墙。晁错说得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一直到武帝时，商人才遭到一次最严重的打击。武帝元狩四年，颁发了算缗钱的命令。令“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财产报官，“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隐匿不报或报不实者，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与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占有田地。敢犯令，没入田货。这个命令发布以后，商人还是隐匿财产不报，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以千数、万数的意思）；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同时，汉武帝也向商人敞开了政治的大门。史载武帝用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孔仅是南阳大冶，东郭咸阳是齐之大盐商，桑弘羊是洛阳贾人子。又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从此吏“多贾人矣”。
自从中家以上的商贾受了一次破产的惩罚，剩下的富商又加入了统治集团以后，商人和西汉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才在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得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