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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就从封建领主的世袭所有，向着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个人所有转化。到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地主阶级个人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已完全确立。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取得法律保护的证明。到两汉时期，土地私有制已经普遍发展，根本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问题。
土地国有制的提出，可能是对恩格斯一句话的误解。恩格斯在1853年6月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土地所有制，在实际上是整个东方的关键。”中国是东方的一部分，因此，有些同志就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土地国有制，并把两汉的土地所有制说成是土地国有制。
其实，恩格斯对于他提出的问题，跟着就作了这样的说明：“但东方人没有达到土地所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的在气候，和地势有关，特别是和那个由撒哈拉横贯阿剌伯、波斯、印度、鞑靼直至亚洲最高高地的大沙漠地带有关。”在这里，恩格斯很明白地指出没有土地所有制的东方，是由撒哈拉直到亚洲最高地的大沙漠地带，而其原因则是由于气候干燥、缺水，并不是说在大沙漠地带以外的东方也是如此。在这封信上说到一些具体的地方是帕尔迈剌、庇特拉以及也门的废墟，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方，并没有说到东方的其他地方。就是在上述的地方，也有例外。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上说：“至于所有制的问题，在英国关于印度的著作家中，形成了一种大争论的问题。克立齐那南方的断续山地好像的确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又说：“日本有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颇为发达的小农经济。”由此看来，并不是东方各国都没有土地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在古代大沙漠地带的确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这些地方的土地，主要是属于部落或部落国家所有。但中国除了内蒙的戈壁和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外，在广阔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并没有沙漠。其中，黄河流域雨量较少，其他地区雨水丰富，但都不存在恩格斯所说的土地所有制不能发生的原因。怎么能把恩格斯对阿剌伯、波斯等地的土地所有制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硬套呢？
《汉书》和《后汉书》中充满了地主占有土地的记载，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董仲舒上汉武帝书中有几句话，概括地描写了汉初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情况。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在汉初，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私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这种情形，愈到后来愈发展。据仲长统说，到后汉时，“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像这样的情形，怎么能说两汉是土地国有制呢？
可以肯定地说，两汉的土地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但土地私有制并不排除有公田的存在。两汉的公田亦称官田，大半是没有开垦的长有野草的荒地，故又称草田。《汉书·赵充国传》：“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后汉书·仲长统传》）：“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汉书·广陵厉王胥传》及《东方朔传》都提到“草田”。公田也有开垦了的土地，这主要是从罪犯籍没入官的土地，但它在整个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不论是已垦或未垦的公田，都不断地被官僚地主侵占，转化为私有土地。除公田以外，江海、陂湖、园池、苑囿、牧场等也是属于国家或皇室所有，但园池苑囿也往往在开放的名义之下转化为私人所有。《盐铁论·园池》篇云：“先帝之开苑囿池籞，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又《汉书》关于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囿振贳贫民的记载也很多。
两汉有公田，但不能因此就说两汉的土地是国有制。作为一种土地制度，是国有或是私有，必须看其在社会经济中是否占支配地位。两汉的公田比起私人所有的土地来，显然是不重要的。这样的公田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还长期存在，它是土地私有制的伴随物，说不上是什么制度。
或曰：两汉的地主虽然占有土地，但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属于国家，因为土地所有者要向国家纳田租。如果因为国家向地主征收田租，就说土地为国家所有，那么，两汉的政府还向人民征收口赋，向商人征收财产税，此外车船有税，市肆有税，六畜禾藁皆有税，岂不一切都是国家所有了吗？但是，两汉的地主却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他们的土地，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国家也保护他们的这种权利，这又怎么解释呢？
应该郑重地指出：从土地国有制引出来的结论，只能是两汉时期没有封建地主阶级；但是在我们看来，我国自周秦以来就是封建社会，两汉当然是封建社会，哪里有没有地主阶级的封建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