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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充著《论衡》与儒家哲学的被反击

正当圣经、神纬相互拥抱,合唱着“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歌曲,催眠着中国文化思想的时候,忽然有一位神经健全的学者王充,从玄学的摇篮中站了出来,发表了他有名的著作《论衡》。王充在《论衡》中,以崭新的姿态,建立起他客观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大胆地展开其对儒家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中之玄学部分的批判。

王充是一个农民家庭中出身的学者。他家里两世遭受地主的压迫,他的祖父本居会稽阳亭(约在今浙江湖州市东)。为避仇家,抛弃了小小的田园,逃徙钱塘(今杭州市西),以小本贩卖。又遭豪家之迫,再徙上虞(今属浙江)。他的父亲不久也就在贫困中死了,留下来的是幼年的王充和他母亲。王充在后来虽曾入太学读书,但他穷到无钱买书的地步。即因他无钱买书,所以他常到洛阳市上的旧书摊上去看书。当时旧书摊上什么书都有,因而他得以接触那些在太学中禁止阅读的被罢黜了的百家之言。他一面看百家之言,一面望着贵族官僚的高车怒马从旧书摊前驰驱而过,愈觉得百家之言颇有道理。同时,他回想他祖世的悲哀,自顾他本身的贫困,不觉深深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残酷的现实和异端的学说,不久就在王充的头脑中结合为一。于是他就回到上虞,一面教授学生,养活他的老母,一面开始《论衡》的写著,从事对儒家哲学的批判。王充一生除了做了几天郡守的功曹和刺史的从事,没有做过其他的官。到他快七十岁的时候,章帝曾派了一辆安车去征聘他,但他没有应征,以后就老死家中。

但是不要误会,王充的《论衡》并不是他个人的冤状,而是时代的呼声。从《王充传》上我们知道,王充的出生,大概是光武建武初年;其死,则在和帝永元中。当他写著《论衡》的时代,正是东汉的统治者为支援民族战争而进行残酷的军事征发。而贪官污吏则乘机剥削,甚于虎狼。同时,那些在外国发了洋财回国的商人们则操其赢余,到处收夺农民的土地。农民们既失掉了土地,又要负担繁重的捐税和徭役。同时,水旱灾疫,饥馑连年。而当时的统治者,因为有儒家经典作招牌,所以他们的一切罪恶,都变成了仁义道德,而农民的一切灾难都归结为上帝的福善祸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要产生一种反儒,特别是反谶纬的思想。王充的哲学,正是当时一般苦难农民的意识之抽象,亦即当时社会矛盾之反映。所以王充说:“《论衡》诸篇,实俗间凡人所能见”,“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论衡》一书,据《后汉书》所载,全书共八十五篇。《王充传》云:“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书至今尚存,亦系八十五篇。惟今本《招致》一篇,有目无文,实存仅八十四篇。据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云:“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佚文篇》亦云:“《论衡》篇以百数”,是《论衡》原书,当在百篇以上。今之所存,已经不是全书了。

在《论衡》的全书中,从头至尾都贯彻着反儒、反谶纬、反迷信的精神,而以唯物观为其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论衡》一书,也可以说是中国一部古典的唯物论。

王充写著《论衡》的目的,据他自己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他所谓虚妄之言,当然是指古文经中的伪书和所有的谶纬。他在《书虚篇》中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沉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

王充不仅反对那些虚妄的谶纬,而且也反对把儒家哲学当作圣经,因而他有《问孔》、《刺孟》之作。他在《问孔篇》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为了证实他的见解,王充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举出了无数的例子,指出圣贤之言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样,不但谶纬的秘密被揭穿了,儒家学说的神圣性也被冲淡了。

在东汉之初,天命之说高唱入云,当时的统治者假天命以推行自己的人欲,假天意以委卸自己的罪恶。但是王充在《谴告篇》却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在《自然篇》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又说:“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无论是体或气,它都不能替统治者负最后的责任,也不能授他们以统治人类之特权。

谶纬中说孔子是黑龙之子,汉高祖是赤龙之子,圣人皇帝之所以为圣人皇帝,即因他们不是人种而是龙种。但是王充说:“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

除此以外,王充反对符瑞有征(《验符》、《指瑞》、《讲瑞》),反对富贵有命(《命禄》、《骨相》),反对祸福自天(《福虚》、《祸虚》),反对人死有鬼(《订鬼》、《辨祟》),反对卜筮有验(《卜筮》、《诘术》、《讥日》),以及一切的迷信。他以为天下的事,只有一件事是真的,这就是吃饭的问题。他在《治期篇》中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盗贼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王充这段话,简括之,即他以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秩序,都在于粮食之平均分配,即依存于物质而不依存于幻想。人民总要吃饱了饭才讲礼义,吃不饱饭,他们就要做“盗贼”。“盗贼”不是天生的,而是饥寒造成的。所以他劝告当时的统治者,不要再玩弄天命、符瑞这一类的魔术,最后的问题,还是救济人民贫困的问题。

像这样一个客观主义的哲学家,出现于玄学的云雾里,在当时的儒者看来,当然是文化思想的叛逆,而王充的学说,也当然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异端。即因如此,所以王充一生,始终做不到官,结果“裁节嗜欲”,老死家园。而他的著作,在当时也认为“诡异”,禁止流行。《论衡》一书写成以后,埋没将及百年,无人过问。直至灵帝时,才由蔡邕发现,带至洛阳。蔡邕亦不敢公开献之世人,而密藏于书库。虽然,王充《论衡》之出现,这就证明不论东汉时代的儒家哲学怎样独裁,还是有异端并起。而且异端的书一直保留到今日。而当时被认为圣经的谶纬,反而在后世就遭遇着隋炀帝的火刑。 i0XWEp2Pf4j0FNWIHNBYjQZyJKiAQt84wTCbIf6dlKDtrb1MDrk3Ze8mIzsEU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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