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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奴隶是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的。但是，剥夺奴隶的国家，它的生产必须组织适合于奴隶劳动，或者（如南美等）必须建立一种适于奴隶的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把生产组织得适合奴隶劳动或没有建立一种适于奴隶的生产方式，就没有条件剥夺奴隶，就没有可能把氏族公社的成员变为奴隶。因此，一个社会有没有容纳奴隶的可能，不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已否建立适合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同样，一个社会能容纳多少奴隶，也不是决定于奴隶主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适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的规模。如果适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已经变成了支配一切的典型的生产方式，它就可以容纳很多的奴隶，否则不能。因此奴隶的数目，不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统计数字，而是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的尺度。
恩格斯在说到雅典的柯令斯及埃伊纳地方的奴隶社会时，都说到奴隶的数目。他说：在雅典的全盛时代，“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又说：“波斯战争的时候，柯令斯地方的奴隶数目达到四十六万，在爱琴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当然，恩格斯并没有说必须“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或“自由民”要拥有十个乃至十八个奴隶，才算奴隶社会，否则不算。但是他也没有说只要看见有奴隶的存在，不管奴隶有多少，就可以称为奴隶社会。
读过《鲁滨逊漂流记》的人都知道，鲁滨逊曾经把礼拜五变成他的奴隶。但我们不能说因为礼拜五被奴隶化，鲁滨逊就把他所住的孤岛变成了奴隶社会，因为一个人被奴隶化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性质。
汉代的情况怎样呢？根据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的统计，当时全国人口的总数是五千九百多万人，当时官奴婢的最高数字是十余万人，官奴婢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五百分之一左右，即平均五百人才有一个官奴婢。不可想象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一个官奴婢（假定他们是生产的奴隶）能够养活五百个主人。私奴婢有多少，没有留下统计数字，就算多一倍或几倍，在当时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至多也不过平均每人有一个礼拜五。怎样能说奴隶的数目对于判断两汉社会性质没有关系呢？
只要我们承认由量变到质变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奴隶的数目对于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是毫无关系的。水在摄氏九十九度不化为气体，到一百度就化为气体；水在摄氏一度不凝为固体，到零度便凝为固体，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例子。当然，没有一种温度表可以测验出奴隶的数目要达到多少，才可以使一个原始公社制的社会变质为奴隶社会，但要使原始公社制陷于崩溃，就必须有众多的人口被奴隶化。恩格斯说：“在古代自然兴起来的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中，奴隶制或是完全没有，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等到后来，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那时农民的人口才被奴隶的人口所代替。”在这里恩格斯说明了奴隶是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多到更多。到了罗马奴隶制的全盛时代，奴隶的人口便多到足以代替农民人口的程度了。
不要忽视奴隶的数字。奴隶的数字是社会生产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和分配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的指标。奴隶数字的增加，是这种生产发达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更高发展的指标，亦即原始公社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崩溃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