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尚书台，是独裁政治必要的机构。因为独裁政治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连自己御用的中央政府，也是不要的。他要求把政权引渡到自己的卧榻之侧。即因尚书台是代替中央政府的一个机关，所以尚书台权力的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力就要减低。到最后，大权集中尚书，总经理国家庶政的三公，便变成“坐而论道”的闲员了。
如上所述，尚书在最初不过“在殿中主法书”，或“掌通章奏而已”。他的职务，就是收发章奏，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的权力。又《汉书·王嘉传》云：“故事，尚书稀下章，为烦扰百姓。”是最初的尚书，除传达章奏于各该机关以外，并无下章之权。但是自武帝以后，尚书的职权，逐渐提高，他由“通章奏”而“读章奏”，由“读章奏”而“裁决章奏”，由“裁决章奏”而直接“下章”。
《汉书·霍光传》云：“光与群臣连名奏（昌邑）王，尚书令读奏。”这就是尚书有读奏之权。同书《魏相传》云：“故事，诸尚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后汉书·明帝纪》亦云：“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这就是尚书有裁决章奏之权。又《无极山碑》光和四年八月丁丑诏书有云：“尚书令下太常了，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这就是尚书有下章之权。即因尚书不仅出纳章奏，而且拆阅章奏、裁决章奏，所以扬雄《尚书箴》谓尚书之官，“是机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献善宣美，而谗说是折”。《后汉书·李固传》亦云：“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
尚书不仅把持言路，而且渐渐侵蚀中央政府的职权。例如选举、铨叙、任用之权，在武帝以前，乃操之于丞相、御史二府，但武帝以后，此种用人行政之权，却转移于尚书台之“侍曹”与“二千石曹”。例如《汉书·冯野王传》云：“上（元帝）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又如同书《张敞传》云：“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这些都是例证。至东汉，光武改“三公曹”为“吏曹”，于是“吏曹”遂成为专掌选举的一科。用今日的名称言之，就是人事科。
尚书不仅掌握官吏任用及黜陟的大权，而且还掌握刑狱诛赏的大权。如《汉书·黄霸传》云：“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同书《王嘉传》言，丞相王嘉荐故廷尉梁相等“明习治狱……上（哀帝）乃发怒，召嘉诣尚书”。同书《朱博传》云：“上（哀帝）知傅太后素怨（傅）喜，疑（丞相）博、（御史大夫）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又《后汉书·杨秉传》云：太尉杨秉劾奏中常侍侯览……“尚书召对秉掾属”。以上皆系决狱之例。自成帝于尚书台设“三公曹”主断狱以后，而廷尉遂成虚设之官。
总之，两汉的尚书，特别是东汉的尚书，他们真是包办一切、无所不总，不仅侵蚀中央政府的职权，而且凌驾丞相、御史之上。陈树镛《汉官问答》有云：“大臣有罪，则尚书劾之；天子责问大臣，则尚书受辞；选举中二千石，则使尚书定其高下；吏追捕有功，则上名尚书，因录用；刺史奏事京师，则见尚书。”像这样掌有“选举诛赏”、“留难书奏”的尚书，当然“其任重于三公”，而三公也就当然“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由于尚书的职权在政治机构中之畸形的发展，在两汉时代，尚书台的台官，遂成为一种凌驾于百官的特权阶级。《汉官仪》云：“其三公、列卿、将、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传不得纡台官，台官过乃得去。”由此可以想见其权势。
尚书的实际职权，虽高于三公，但终两汉之世，尚书还是少府的属吏，其位秩不过千石。而少府为九卿之一，九卿又分隶于三公，因而尚书在名义上，还是三公的部属之部属。这里就发生了矛盾，即部属变成了上司，上司不能指挥部属。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于是西汉时代的中央大员，多加“平尚书部”、“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官衔。这样，一方面以中央大员，仍能保持其本职的位秩，而同时平尚书奏事，知枢密者，始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以大将军、王凤以大司马、师丹以左将军，并领尚书事。后汉章帝以太傅赵憙、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融、憙始。……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已之义，薨辄罢之”。由此看来，两汉的尚书台实为权势之所归，虽上公、三公、大将军，亦必加领录尚书之衔，而后始能成为实际上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