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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与宫廷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种政治的特征，是皇帝个人的独裁，皇帝深居高拱于宫廷之内，所以宫廷就必然要成为国家大政的机枢。即因如此，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皇帝往往于其御用的中央政府以外，又再有其宫廷政治机构的组织。皇帝就运用这种宫廷政治的机构，把政权从朝堂集中到自己的卧室。亦即因为如此，在中国史上，皇帝的近侍，往往渐变而为掌握国家大权的执政。两汉的尚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考尚书之职，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如魏之主书，齐之掌书，实际上就是尚书。不过当时的主书或掌书，其职位并不重要，只是替封建诸侯主管文书的小吏而已。
尚书的官名，始见于秦。《通考·职官考》云：“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书，故谓之尚书。”又云：“尚，犹主也。”“主”与“掌”同义，故秦之尚书，实即由战国时之“主书”及“掌书”发展而来。
据《宋书·百官志》云：“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是秦代尚书，虽系少府属吏，但已形成其自己的机构。虽然形成其自己的机构，但其地位，仍不重要。《唐六典》云：“秦置尚书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决于丞相。”换言之，秦代的尚书，尚不过皇帝与丞相间之一传达吏而已。
汉兴，官制多承秦旧，仍设尚书之官，到武帝时，随着诸侯王国势力的削弱，边疆战争的展开，因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从而提高了总理中央政府之丞相的权力。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武帝乃改用宦官为尚书，更尚书之名曰中书，组成其宫廷的办公厅，转移丞相之权于其自己，自是尚书之权，渐次重要。虽然如此，当武帝之世，中书的地位，尚不尊崇。司马迁即曾任武帝的中书令，他写给友人任安的信中有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这里所谓“扫除之隶”，即指中书令而言，由此可以想见。
自武帝以后，随着君权的发展，尚书的职权，亦因之而扩大。降至西汉末叶，建三公分权之制。以前以丞相总理庶政之中央政府，一变而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平等的中央政府。自是三公各不相属而总隶于皇帝，因而皇帝遂成为中央政府之实际的首领。但不论怎样专制独裁的皇帝，总不能一手揽尽天下之事；而天下万事，又非通过他的裁决，不能实施。因此，皇帝就不能不委政于其近侍。因而扩大尚书的名额，提高尚书的权力，组成其宫廷政府的机构，遂成为必要。于是以前隶属少府的尚书，遂从中央的组织中分离出来，一变而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尚书台。《文献通考·尚书省》云：“尚书，总谓之尚书台，亦谓之中书台。”这个中台，与被称为外台之谒者、宪台之御史，总称曰三台（《初学记》一二引《汉官仪》）。但是在三台之中，尚书台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尚书台是皇帝私人的办公厅，是独裁政治的出发点，是超中央政府的御用政治机关。虽然如此，但直至成帝时，尚书还不过“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通考·尚书省》）。
尚书的地位之更加重要，是在东汉时代。东汉光武，以商人地主，乘天下之乱，篡窃新市背叛农民，剿灭新市、平林等农民革命军的力量，揭起复兴汉室的旗帜，以后又背叛农民，剿灭赤眉、铜马，以取媚于地位；更后，削平群雄，统一天下，而致身于皇帝。因为他自己反复无常，欺诈成事，所以他对任何臣民，都不信任。他虽然也组织了一个以三公为首、九卿为职的中央政府，但这只是为了完成国家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国家的大权，完全集中于宫廷，后集中于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政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唐六典》亦云：“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
自此以后，迄于东汉之末，尚书的威权，日益高涨。《通考·尚书省》云：“至后汉，（尚书）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由此看来，则东汉的尚书，已由少府的属吏，变为三公的上司，东汉的尚书台，已由皇帝私人的办公室，变成了高居中央政府之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