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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汉末桓、灵之际，中国曾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屠杀士大夫的惨案，历史家称之曰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中国士大夫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也是中国士大夫所领导的政治抗争之第一次的失败。这件事虽然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士大夫为什么要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
我们知道，士大夫的阶级属性，大半都是地主或小所有者，他们都有足以保证其生活的土地或小小的田园，进可以升官发财，退亦可以活命。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中国士大夫的人生观。即因他们进退有据，可穷可达，所以他们是社会中最富于弹性或忍耐性的一个阶层。同时，中国的士大夫，都读过圣贤之书，知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即使皇帝混蛋一点，政治黑暗一些，他们都能安之若素；最了不得的表示，也不过是逃避山林，去当隐士。因此，当士大夫而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发动政治抗争的时候，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政治的暴虐与黑暗已经不仅为贫苦的农民所痛恨，而且也为有教养的地主和小所有者所不能忍受了。东汉末年的中国士大夫之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正是这一历史原理的说明。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东汉的政权，自安帝以后，由于四周诸种族的叛变，土地的兼并与天灾的流行，已经走上了没落的道路，降至桓、灵之际，外戚宦官相继爬上政治舞台，贪污腐化，暴虐恣睢，遂使东汉的政权崩溃决裂，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了。
据史载，桓帝继位以后第一道诏令，便是大封外戚。当时，外戚梁冀官至大将军，食邑四县，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政府又赏赐梁冀金钱、奴婢、彩帛、车马和甲等的第宅。并且特许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在朝会时，与三公绝席（不站在同一席子上），十天到尚书台办公一次。当时，事无大小，都要梁冀批准，才能执行，不但文武百官的升迁须要梁冀裁可，就是皇帝的卫队，也由梁冀派遣。梁冀的兄弟、儿子和孙子，都受封为万户侯。梁冀之妻孙寿亦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总计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子弟、亲戚、宾客，布在列郡；其奴秦宫，亦官至太仓令。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就是天子也只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一条小狗也是人民的上帝；而况是与皇帝有连皮带肉关系的外戚。在封建时代一条裙带，已经足够把他的兄弟子侄拖上金銮宝殿，而况梁冀还有九条裙带。因而当时梁冀就仗着这种皮肉的关系，变成了政治上第一等的要人。他把他姊妹的媚态转化为他的权威，毫无忌惮地贪污无耻。他不仅剥削贫苦的农民，同时也公然绑架富豪。据史载，当时梁冀绑架扶风富人孙奋，便得钱一亿七千余万。此外四方征发，都有他一份，而且他的一份，比皇帝的还要值钱。特别是卖官的收入，更为庞大。所以后来梁冀诛死以后，政府拍卖他的财产，其价值竟达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经费，减天下租税之半。
不仅梁冀本人贪污，他所引用的亲戚宾客无不贪污。例如梁冀的妻党孙氏，冒名而为中央及地方官者十余人，皆贪污残暴。此辈各派家奴逮捕其属县的富人，绑票勒索，出钱少者，则诬以他罪而致之于死。当时宛县县令吴树，在宛一次就杀了梁冀宾客之为人害者数十人。宛县如此，其他郡县，亦无不如此。实际上，当时外戚之党，布满朝廷，散在郡县，这从梁冀诛死以后，其所株连之多，可以证明。据说：“其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天下，竟是谁家的天下。
奢侈和贪污是不可分的。据史载，当时梁冀的骄奢淫佚，真是惊人。他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城里，大起第宅，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踈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在这富丽堂皇的第宅里面，各有“藏室”，在“藏室”里，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又有“厩房”，在“厩房”里，豢养着外国来的“汗血名马”。此外，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每当春秋佳日，梁冀夫妇，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当此之时，梁冀着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其妻孙寿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若于此时，有客来拜，例不得通。客人贿门者，门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伎（妓）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像梁冀的这种骄奢淫佚，在今天看来，自然不算什么；然而在当时的人民看来，已经觉得这种吃裙带饭的东西是“穷极盛满”了。因为当时的梁冀，不仅残害人民（从贫民到富豪），而且也威胁着皇帝。皮肉的关系，究竟敌不过权利的冲突。到延熹二年，跟着梁后死，裙带断，皇帝便在家奴的支持之下，发动了政变，把梁氏一门，无分男女老少，斩尽杀绝了。但是从外戚手中接受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外戚绝了种，奴才又当权。
据史载，当时主谋诛梁冀的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之曰“五侯”。又小宦官刘普、赵忠等八人，亦封乡侯。此外，以冒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等。宦官登台以后，他们的威风并不减于外戚。当时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只有单超早死，没有编入人民的歌谣。
宦官这种东西，是中国封建史上的特色。这种东西之出现为政治上的要人，就是当时封建政权走向了崩溃道路的特征，因为只有在封建政权走向崩溃道路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才会不相信任何臣民，而把自己的政权，委之于宦官。为什么？因为宦官是割去了生殖器的奴才，这种奴才，一入宫廷，便断绝了任何关系，他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只有一个领袖——皇帝。中国讲五伦，这种东西，只有一伦——君臣之伦。即因如此，所以皇帝相信他们，而且他们又最接近皇帝；同时，又能在皇帝的拳打脚踢的侮辱之下，表现笑容。因而每当封建政权临于崩溃之际，皇帝便依仗他们作为最后的打手，从而他们便能一手拿着皇帝的尿盆，另一只手掌握着全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权。
从外戚政治到宦官政治，其意义只是宣告贪官污吏的换班而已。据史载，当时五侯，或养疏属，或养异姓为子，或养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单超之弟为河东太守，左悺之弟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为沛国相，皆所在蠹害。徐璜之侄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宦官侯览，“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侯）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总之，当时“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他们党羽，“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
这些宦官，就用白昼打劫、黑夜杀人的方法，封百姓的房产，夺百姓的田地，而暴富。他们暴富之后，也和外戚一样，“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据说当时侯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看来，也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人民看来，他们就觉得这些奴才太可恶了。
由于外戚宦官之轮班搜夺，于是天下财富，从农村集中首都，从政府的国库转移到私人的钱柜。洛阳变成了金穴，而全国农村则变成了一片沙漠；外戚宦官变成了倾国的豪富，而农民乃至小所有者则变成了赤贫；所以当时陈蕃说：“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为了挽救社会的危机，当时的政府也曾以其剥削农民之所得，转而施行所谓“赈济政策”。但是膏药贴不住地震，农民暴动不煽而起者遍天下。据史籍所载，自桓帝以迄灵帝之初，农民暴动连年都有。如刘文、李坚、陈景、裴优、李伯、公孙举、劳丙、叔孙无忌、李研、胡兰、朱盖、盖登、戴异、许生等，都先后出现为农民暴动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四川、湖南，到处攻陷城市，诛杀贪官污吏。到桓帝末年，甚至在堂堂的首都，也有了暴动的“火光转行”。这样的情形，当然是农民大暴动的预告。
就在这样危急的局面之前，当时的士大夫起来了，他们展开了反宦官的政治斗争。而这到后来，便演成了中国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