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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是出现于中国史上的第一次改良运动，但这件事，写在西汉史上，却变成了一幅滑稽的插图。
王莽改制之被滑稽化，主要地是因为王莽曾经用了一种政治手段，篡窃了西汉的天下；而这在中国政治道德上，是不允许的。不仅如此，在篡窃的过程中，王莽又动辄称引圣经贤传，以文饰其奸逆。例如他本来是一个乱臣贼子，而到处自比于伊、周；本来桀、纣不如，而晏然自以为黄、虞复出也。当王莽之时，圣经贤传的文词充满文告，仁义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例如当王莽辞新邑田时，当时大司徒司直陈崇曾有一封颂圣的奏书，其中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辞，都搜集起来，歌颂这位篡窃的“圣人”。其中有言曰：“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公之谓矣”。“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这诚如《汉书·王莽传》所云：“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我们读史至此，不觉深有慨乎圣经贤传之往往为奸人所利用，而仁义道德之往往为篡窃者所假借也。
虽然奸逆终非文辞所能粉饰，是以千余年来，王莽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中国历史家残酷的裁判。王莽的名字，直至现在，还是被当作篡窃者的符号，足见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即因如此，所以王莽改制，也被滑稽化了。
但是，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可看出王莽的改制，并不是一种纯理想的企图，而是西汉历史发展到不得不变之结果。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西汉的政权，至于成帝已开始其崩溃的过程。当此之时，五侯专政，外戚用事，阻塞贤路，浊乱天下，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达到极点。例如“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元后传》）。当时贵族之骄奢也如此，其他官僚亦“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埋葬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成帝纪》）。这种情形，即以成帝之昏庸，亦知似此“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当时的贵族官僚，其贪污所得，过于庞大，用之于雕梁画栋而不尽，用之于声色狗马而又不能尽，于是出其余裕，用于土地之收夺，以再生产其财富。如：“红阳侯立，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孙宝传》）又如：“张禹占郑、白之渠田数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通考》）这样就加速了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
与政治的收夺的同时，又来了一支扫荡农村的生力军，这就是商业资本。其一部分囤积居奇，垄断人民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涌进农村，而且即刻就抓住了那些渴望货币的贫苦农民的头发，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家屋以及一切有价物，都当作利息交付出来。最后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身体，也以奴婢的形态提供出来作为债务的清算。
由于贵族官僚与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的竞赛，于是土地日益集中，贫困日益扩大。当此之时，诚如王莽诏令所云：“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又如荀悦所云：“西汉之世，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数千百顷，富过王侯。”
又况人祸之外，复益之以天灾。成帝有诏曰：“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成帝纪》）
当时农民，其土地之被剥夺者多已饿死沟壑。即有土地者，“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王莽传》）。加以急征暴敛，敲骨入髓，地租之外有稿税，算赋之外有更赋，此外盐、铁有税，酤酒有税，车船有税，海有税，山林园池市肆乃至六畜，亦无不有税。农民若不能交出此种税款，则“一人有辜，举宗拘系狱”（《成帝纪》）。如此，则当时的农民，虽欲不女为娼，而男为盗，岂可得乎？果然，颍川的铁官徒（铁场的工徒）首先爆发了叛乱。接着在广汉，在尉氏，在山阳，也相继发生了民变，自是而天下萧萧然矣。
到哀帝时，外戚幸臣把持国柄，贪污腐败，日甚一日。据史载，哀帝一次就把农民的土地赏给他的男宠董贤二十万亩以上，又赏给董贤的钱合计四十三万万，其他不及细举。当时谏议大夫鲍宣曾上书曰：“（陛下）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
当时社会的情形，鲍宣曾慨乎其言之曰：“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汉书·鲍宣传》）
在七亡、七死的灾难之中，当时的人民，遂骚然大动。《哀帝纪》云：“（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在堂堂的首都而饥民公然“持火上屋，击鼓号呼”，这是何等骇人的现象！
由此看来，西汉至哀帝时，天下萧萧然已呈变局，有王莽的改制固变，无王莽的改制亦变。王莽知变可以制变，故为改制之图。其主观动念，固在欲因天下之变，以巩固地主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正是当时人民的愿望。盖当时除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族富商外，所有的人民，无不希望有一种政治的改良，以打破当时黑暗腐败的局面。所以我以为王莽的改制，在客观上，是顺乎人也；顺乎人者昌，是以王莽得以变而致身于皇帝。但在主观上，是私乎己也；私乎己者亡，是以王莽虽篡窃大位，不旋踵而遂血肉狼藉于人民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