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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史料的搜集编制及其历史观

《史记》一书,因为充溢着作者的批判精神,后来的学者以为《史记》一书系司马迁发愤之作,因疑其对于史实的纪述,不甚注意。例如班固就说过:“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自宋以后,学者多因袭班固之说,在《史记》中吹毛求疵。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有《史记正误》一篇,金王若虚有《史学辨惑》,明柯维骐有《史记考要》,清杭世骏有《史记考证》,梁玉绳有《史记志疑》,邵泰衢有《史记疑问》。这些学者的著作,对于《史记》,虽亦各有发明之处,然大抵据经以证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尽正。

我不是说,司马迁对于史实的叙述,完全没有疏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以为司马迁的疏漏与自相矛盾,不是因为他不注重史实,或故意歪曲史实,而是因为他在整齐百家杂说,贯穿经传遗文之时,千头万绪,精力有时不能顾及之所致也。据我从《史记》中所知,司马迁对于记录史实,非常严谨。非根据古书,即根据访问,从未随便纪一事、传一人。

其根据古书之例,如司马迁作《五帝本纪》,自唐、虞以下,则根据《尚书》,作殷、周《本纪》,则根据《尚书》、《诗经》。他说:“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至于自“唐”、“虞”以上,他一再声明“尚矣”、“尚矣”、“不可纪已”,故纪此“尚矣”之时,则择传说中之“其言尤雅者”,以为资料。

对于上古史如此,对于周以来的历史亦如此。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在《六国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记》。”在《秦楚之际月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按即《楚汉春秋》等)。”在《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则曰:“太史公读列封(按即封建诸侯的档案)。”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在《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作《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皆曾读其人之书。作《孙子吴起列传》,则曾读《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作《屈原列传》,则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作《贾谊列传》,则曰:“读《鸟赋》。”作《陆贾列传》,则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作《管晏列传》,则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一言以蔽之,载之经、传者,必据经、传;其人有著述者,必读其人之书。但司马迁亦非凡书皆信,如“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牒记”,因与“古文咸不同乖异”,司马迁即不以为据。又如言怪物的《禹本纪》、《山海经》,亦不置信。他在《大宛列传》太史公曰中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马迁著《史记》,并非闭门造车,有若干史料,皆系身历其地或亲访其人而得来。例如他作《河渠书》则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作《齐太公世家》则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作《魏世家》,则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作《孔子世家》,则曰:“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抵回留之,不能去云。”作《孟尝君列传》,则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作《信陵君列传》,则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作《春申君列传》,则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作《蒙恬列传》,则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作《淮阴侯列传》,则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作《樊郦滕灌列传》,则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这些,都是亲历其地的例子。

还有亲访其人者。例如他作《游侠列传》,就曾访问过当时的大侠郭解。他在《游侠列传》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又如他作《李广列传》,亦曾访问过李广。他在《李广列传》太史公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词。”司马迁对于同时的人,大半可以访问者必访问,不仅对郭解、李广二人为然也。至不能见其人者,则“视其友”。

司马迁对于以前的古人,大概有图像者,必观其图像。例如他在《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所以他深以田横没有图像遗留下来,不能状其貌为遗恨。他在《田横列传》太史公曰:“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此外,其史料亦有友人转述者。如《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刺客列传》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霍去病列传》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

由此,可以证明,司马迁对史实的记录,并不是不注意。至于《史记》中所载史实,仍有疏漏抵牾之处者,则是著作家所难免。而且有一部分是司马迁所不能负责的。例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出现了昭、宣、元、成诸帝的年号,《楚元王世家》记地节二年之事,《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中,出现了扬雄的名字等等,这些都是后人所窜,非司马迁之原作。

据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史记》一书,至宣帝时,始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发表于世。以后流布,颇有缺失,班固所见者已缺十篇。但班固仅说“十篇缺”,而未指明何十篇。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而颜师古则云:“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总之,《史记》是经过后人的纂补,这是很明显的,因而其中有一部分错误,归纂补者负责。

两千年来,读《史记》未有不盛赞司马迁之文章者。诚然,司马迁的文章真是气势蓬勃,既沉重而又飞舞。但无论怎样,文章总是司马迁的余事,而且司马迁也从来没有在文字上去雕刻。他决不故为深奥,作出一些让他同时代的人看不懂的文章,以显出自己的高深典雅;反之,他引用古文,多改为汉代当时所通用的言语。例如他引《尚书》,绝不照抄“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而是改为“帝尧者,放勋”。如果司马迁生在现在,他一定把这句话改为“传说中的尧皇帝,他的名字叫放勋”。司马迁不学《尚书》,而后来的史学家,偏要学《史记》。假如司马迁死而有知,一定说:“这都是他不肖的门徒,只知模仿其皮毛,而不知师承其精神,见帝王则曰神圣,见革命的豪杰,则曰盗贼,何其无耻也!”

司马迁的文章之好,不在于笔调,而在于他善于组织史料。例如他传伯夷,则录其《西山之歌》,以显其气节;传孔、孟,则录其言语,以显其大道;传老、庄,则录其著作以显其学派;传屈、贾,则录其词赋,以显其文章;传儒林,则录其师承,以显其渊源;传管、晏,则录其政绩,以显其文治;传田单、乐毅,则录其战伐,以显其武功;传苏、张,则录其游说,以显其纵横;传货殖,则录其财产,以显其富厚;传刺客,则录其敢死,以显其慷慨;传游侠,则录其重诺,以显其侠义;传滑稽,则录其笑谑,以显其讽刺;传佞幸,则录其卖身投靠,以显其下流无耻。总之,他对于每一个纪传的人物,都能抓住他的特点,阐扬他的特点,使这个被纪传的人物,跃然纸上,萧疏欲动。例如他写刺客,不但从纸上飘起慷慨悲歌之声,简直是匕首当前,鲜血射面。像以上所述,就是司马迁的文章之所以成为千古的绝调。至若之乎也者,乃其余事。

自然,我不是说司马迁的《史记》完全无缺,例如他的历史观受了驺衍五德终始说的影响,而带着历史循环论的色彩。他在《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家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即忠、敬、文的循环。所以他在《平准书》太史公曰中又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此外他又替汉高祖作出一些赤帝、白帝的神话,在《封禅书》中,又征引土德、水德的受命之说。于是用赤、白、黑,配合忠、敬、文,再配合金、木、水、火、土,历史就在金、木、水、火、土的相生与赤、白、黑,忠、敬、文的循环中,在司马迁面前打圈圈了。虽然,我们论一个人,总要根据他自己的时代。在司马迁的时代,正是五行说高涨的时代,他怎能不受影响呢?假如我们以历史的循环论而责司马迁,那就无异责备殷人不该信鬼。

自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历史方法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家都奉为历史学的正宗,凡写著所谓正史,都用这种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写成的。一直到我们的今日,凡达官显宦死了以后,政府都还有一道“宣付史馆立传”的命令,足见司马迁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影响之巨大而悠久。

但是司马迁的学生,从班固算起,没有一个能够望及肩背的。中国的学者往往以《史记》、《汉书》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未免太恭维班固了。班固,充其量,也不过是司马迁的学生中比较高明的一个。他用司马迁的方法,写成了一部西汉的历史;而且关于武帝以前的历史,连文章都是照抄《史记》的原文。如果说他在方法上有发明,那就是把司马迁的“书”,改名曰“志”。如果说他在历史学上也有创见,那就是去掉项羽的本纪,将汉代的历史上推于楚、汉之际。取消陈涉的世家,把他降入列传。还有,就是加上了惠帝的本纪,辩护吕后的专政。所以若以《汉书》比《史记》,那真是瞠乎其后矣。

现在历史学已经进入了科学的阶段,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已经成了过去。但中国的历史资料大半都保存在纪传体的历史著作之中,为了找历史资料,我们应该知道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同时我并且以为即使在我们今日,纪传体的历史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因略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以说明纪传体历史方法的内容。

(1944年11月11日) hRkIFgVy5viR17EmR6+MtxMVQkGsNouADxbHgKT4HdMjoViqM0RMJTPu6LY9n8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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