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之际中原及周边形势

秦、汉之际，在中国黄河的腹部，的确表演了几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但从当时中国史的全面运动看来，这种历史的活剧，只是中原种族的历史的运动。当此之时，中原以外之四周的诸种族也不是停篙住桨，专看中原种族的把戏；而皆各据其自己的历史原理，展开其自己的历史运动。为了要了解西汉时代中国史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看看中原以外的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之同一时代的活动。

这里，首先要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即我们应该回想到在秦代，中国这个地理领域内所呈现的一幅历史的全景是怎样的一种轮廓。我们已经说过，在当时一方面，是沉淀于中原的诸种族，已经融化为一个混成的种族，展开其向四周之历史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四周诸种族，或分化而为许多氏族，或混合而为几个部族，甚至形成一个种族，他们从四周展开其向中原文化区域之历史的压迫。中心的膨胀与外围的收缩，就是秦代历史运动的姿态。

在秦代，中原种族，也曾经用尽平生之力，冲破了东南方面的蛮族包围，伸张其势力于大陆尽头之处；可是其他几方面，还是紧紧地被蛮族所包围。在当时，我们若是站在万里长城的高处，向西北一望，一定可以看到，在广漠的蒙古高原之旷野，到处都是“褐巾而裘”的匈奴人之帐幕。在南山（即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北麓、洮河河谷、青海草原、四川西部及康藏高原一带，到处都是“被发野祭”的诸羌之部落。又若海滨之东，则为夷之乡；巴蜀以南，皆系蛮濮之地。这些地方，都是“四方之无君者”自由生聚之地。是知当秦之世，四徼之外，六合之内，还有不少的种族，游离于中原种族的历史支配之外。秦代的历史，只是把以前“作为许多历史碎片”的中原诸种族，揉成了一个整个的历史个体，它并没等到以这个个体为中心，而展开其运转四周诸种族的中国史的全面运动。这个当作中国史中心动力的中原种族，就由陈涉振臂一呼，粉碎为无数相互对抗的碎片了。

非常明白，陈涉、吴广的“叛乱”与跟着而来的楚、汉之争，是中原种族由一个整个的历史个体，破裂为无数的历史碎片；再由这些无数的历史碎片之相互的对抗与合并，而又结合为两个对立的历史单位。因此，当时中原种族之历史活动的表现，是由向外扩张，转向对内火并；是整体的破裂与分子的游离。这样，作为中国史膨胀的一点热力，便在分子的游离中，发散殆尽了。

虽然如此，秦、汉之际，中原种族的大分裂，并不是中原种族之种族的再分裂，而只是一种政治的爆炸。因为当时的每一个历史碎片，都不是血统的集团，而皆系政治的集团。所以秦、汉之际的纷乱，并不是种族与种族的对抗，而是同一种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因素之反拨与倾轧。政治性的反拨与倾轧，与血统的同不同，没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它也决不能使已经融混了的血统，再走向纯粹的血统。一言以蔽之，政治的分裂，只是瓦解种族的政权，并不瓦解种族的本身。所以一到汉代统一的种族政权成立以后，中原种族又团结为一个整然的“历史个体”了。

可是在西汉初叶，前有所谓“异姓诸王”之乱，继有“刘吕之争”，复有“七国之叛”，中原种族的历史活动，仍然是向着离心的方向发展。因而这个“历史个体”，还是不能起着运转四周诸种族的中心作用。这一直到汉武帝时，随着中原种族社会内部的轧轹之消解，与商人地主政权之确立，中原种族又才凝结坚固，而且在其内部，蓄积着充分的热力，再展开更有力的历史扩张。

所以从秦末直至汉武帝初年（前206—前135），这七十年的历史，从中国境内诸种族之全面的历史活动方面看，是中原种族走向萎缩的历史。同时，亦即四周诸种族缩小其对中原文化区域之包围的历史。当此之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一幅中国史画图，一方面是中原种族中的许多英雄，在黄河南北的大原野，前蒙矢石，后堕溪壑，攻城陷邑，斩将刈旗，以争天下之权。另一方面，是中原以外的四周诸种族，把他们锋利的刀剑，指着那些“为百姓请命于皇天”的内战英雄们之后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