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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秦王朝周围的部族很多，主要的有匈奴、东胡、西戎、氐、羌、蜀、蛮、濮和百越等族。当秦王朝统治中国的时期，这些部族大半都处于历史上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有些也走到了阶级社会的边缘。
秦王朝最强大的邻人是匈奴，匈奴是属于北狄的一个部落。北狄和中原地区的古代居民很早就发生了接触，早在殷、周时期，北狄中的某些部落就以鬼方、熏鬻、狁等名称，出现于中国历史。春秋时期分化为很多部落，分布于蒙古草原的中部和西部，山西、陕西的北部，西至甘肃境内。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公元前6世纪中叶，北狄中的赤狄、白狄进入汾河流域，其另一部落长狄进入山东半岛的西部，以后这些狄人深入河北平原，伐邢，灭温，侵卫，侵齐，并渡过黄河侵郑，侵宋，成为这里古代居民严重的威胁。
进入中原地区的狄人部落，有一部分后来在河北平原北部建立了一个中山国。在山西境内的则大部分被晋国压服，和当地的古代居民同化了。
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日益强大，又征服了靠近它们西北边境的许多狄人部落。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秦自宣太后起兵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国的“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匈奴的名字首见于中国史籍，是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史记·秦本纪》载，这一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时的匈奴，已经是一个强劲的部落。秦昭襄王时期，匈奴愈来愈强大，成为秦、赵两国北方的威胁。《史记·秦本纪》谓，秦昭襄王亲自到上郡、北河去检阅他北边的防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记载，赵国曾派李牧帅车“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北击匈奴，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在这次战争后，有一个时期，匈奴不敢入赵地。但以后由于秦、赵等国转入中原混战，匈奴又乘机突破了秦、赵的防线，越过阴山，渡过黄河，占领了当时的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所以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立即派蒙恬北击胡。《史记·蒙恬列传》谓：“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谓：蒙恬“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谓：“（秦）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这些记载说明了匈奴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已经是秦的一个可怕的邻人。
匈奴邻近燕、赵、秦，比其他北狄部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原的封建文化，在经常的商业交换和频繁的战争中，加速了这个部落中某些氏族的财富积累，助长了他们私有财产的发展。《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又谓：“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这些史料说明了，战争是匈奴人发财致富的机会。
私有财产的积累，又促进了匈奴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得人以为奴婢”；又谓：“坐盗者没入其家。”又谓匈奴单于死，“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这些史料很清楚地说明，当时匈奴人把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变成奴隶，也把本族罪犯的家属变成奴隶，而匈奴贵族则是最大的奴隶所有者。
显然匈奴人的社会已经从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但匈奴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仍保存着许多原始的经济形态。《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部落“各有分地”，土地和牧场的私人所有还不存在。从部落贵族到一般成员，都靠畜牧为生，主要的牧畜有马、牛、羊、驴和橐驼等。有些部落还靠狩猎补充生活资料。
《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匈奴人“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好像当时的匈奴人完全不知农业。近来在蒙古地区发现了磨谷的石磨，证明有些靠近长城的匈奴人，也种植一点谷物。
考古发现还证明，公元前3世纪以前，匈奴人已经知道铸铜。被发现的铜器中常见的是铜罐，还有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镂空花纹的铜饰牌，花纹的主要图案，是动物格斗和以动物的头角蹄等组成的图案，也有几何花纹。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已经知道冶铁，被发现的有铁刀和铁柄小矛。分工相当发展，毡罽、兵器、马饰、陶器，似乎都有了专门的手工业。他们也知道制造车子，最近在蒙古地区发现一种用牛拉的篷车，大概是在迁徙时用于转运帐篷和日用工具的。但匈奴贵族所用的奢侈品，主要地还是从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换得来的。
跟着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发展，特别是频繁的战争，部落首领和贵族在部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在秦王朝时期，部落的权力已经集中到一些富有的氏族贵族手中，形成了一个以单于为首的贵族集团。被称为天的儿子的单于，已经不由各部落首领选举，变成了挛鞮氏这一氏族世袭的职位。其他的贵族，也是由几个指定的氏族首领世袭的。《史记·匈奴列传》谓，“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以单于为首的贵族集团，他们掌握部落的公共财产、武装指挥权、裁判权，并主持祭祀。氏族公社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军事民主制。
一夫多妻制和原始血缘婚还存在。正像《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大规模的氏族祭祀还被保存。《匈奴列传》说到匈奴人每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秦王朝时期的匈奴人，已经走到了阶级社会的边缘。他们已经形成了部落联盟，但尚未形成完整的部落国家。
分布在蒙古草原东部，东至辽东的一些部落，古史上统称为东胡。东胡与中原地区的接触也很早。春秋初叶，他们就以山戎等部落的名称见于史册。《左传》庄公三十年（前664）有“齐人伐山戎”的记载，《传》云：“以其病燕故也。”《史记》、《管子》都有类似的记载。在《管子·小匡》篇的记载中，除了山戎以外，还提到屠何、令支、孤竹、、貉等部落的名字，证明春秋时的东胡已经分化为许多部落。
战国时期，山戎之一部似已西徙山西腹部；但大部分仍在蒙古草原的东部。《史记·赵世家》曾经两次说到东胡在赵国的东边。
东胡在战国时逐渐强盛，成为燕国的威胁。以后燕将秦开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又在它的北边筑了一条长城，西起造阳，东至辽东，堵住了东胡进入中原的道路。东胡在南进中遇到了抵抗，就向蒙古草原中部发展。在秦王朝时代，他们侵占了匈奴与东胡之间的无人地带，即所谓瓯脱地，掠夺匈奴的马匹和妇女，成为匈奴人的威胁。以后被匈奴单于冒顿打败，退入蒙古东部的山地，分化为更多的部落。
据史籍所载，东胡与匈奴同种，他们的风俗、官号和匈奴大抵相同。和匈奴一样，东胡也是以游牧为生，有些部落还以狩猎为生。解放以后，在辽宁境内的不少地方发现了属于东胡早期的文化遗存，时间相当于战国时期。在这些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的铜制兵器、手工工具、马具和装饰品等。如有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双翼倒刺青铜镞、青铜盔、长胡三穿铜戈、斧、凿、锥、刀及各式铜牌等。还有少量铁器。从这些遗物的器形和纹饰看，显然和匈奴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也明显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和秦人关系最密切的是西戎。早在西周时期，西戎就和秦人一起由今甘肃进入陕西，以后又东徙中原。根据《左传》的记载，在周平王东迁洛邑时，伊水流域已有被发野祭的戎人。
到了春秋时期，西自甘肃，东至伊、洛之间，到处都有西戎部落。渭水上游有邽、冀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之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水上游有蛮氏之戎。其后陆浑之戎，东迁伊水流域；允姓之戎，迁于渭汭，东及辕。在黄河以南，伊、洛之间，还有伊洛之戎。在这些戎人中，伊洛之戎最为强大，他们曾一度攻占周的首都洛邑，有些部落并沿着黄河东徙，进入今河南东北和山东西南，成为当时曹、宋、鲁等国的威胁。
春秋中叶以后，秦、晋、楚强大，陕、甘境内的西戎都和秦人同化了。进入中原地区的西戎，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威胁，到战国时期，都和古代中原的居民同化了。
游牧于今甘肃东南和广漠的青海草原的一些部落，古史上统称为西羌。羌人原来的活动地区在今青海东北，黄河和湟水河谷之间。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势力发展到渭水上游，有些羌人部落被迫向青海草原西南移动，远徙于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以外的地区；另外有些部落进入今四川西北松潘一带的山地。这些羌人部落，后来分化为更多的种族。“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留在湟水河谷的羌人，统称为研种，也分化为二十几个部落。
羌人的社会比匈奴人更为原始。部落之间，没有分地，土地的氏族所有还不存在。他们以游牧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有些还靠射猎为生。
有些羌人部落，还停留在母系氏族阶段。“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部落有酋豪，没有形成部落联盟，也没有共同的首领。他们“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除了“杀人偿死，无他禁令”。阶级分化不明显，没有任何徭役制度。
在蒙古草原与青海草原之间，绵亘着一条由西北而东南的祁连山脉，这条山脉把这两个大草原切开，并且形成了一条由中原地区通向西北的走廊。在秦王朝时期或者更早，居住在这个走廊地带的是大月氏。大月氏后来受到匈奴人的压迫，有一部分西逾葱岭，远徙中亚；另一部分向南移动进入湟水河谷与诸羌杂居。月氏胡的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母姓为其部落的种号。
分布在中国西南山岳地带最早的居民，古史上统称为蛮、濮。蛮、濮族类繁多，故亦称群蛮、百濮。
早在殷代，就有一些南蛮部落进入中原，史称荆蛮。这些被称为荆蛮的南蛮部落，后来建立了楚国，在春秋战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楚人已经完全和中原地区的居民同化了。但还有很多蛮、濮部落，一直到秦王朝时，还是处于历史上的未开化阶段。在这些蛮、濮部落中，和秦王朝关系最密切的是巴人和蜀人。
巴人分布在巴水流域山谷之间，有很多部落。据《华阳国志·巴郡》的记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各部落皆有自己的首领，但没有共同的君长。这些部落的人民都居住在洞穴里，以狩猎为生。他们把白虎当作共同的图腾，有人祭的野蛮风俗。
巴人分布地区接近秦、楚，早在春秋初，巴人和楚人就有了接触，以后又和秦人有了来往，他们从楚人、秦人间接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到战国时期，巴人已经不是原始的猎人，而是很好的农夫。史载秦惠王并巴中（前316）以后，向巴人征收的贡纳中，有幏布和鸡羽。又载秦昭王（前306—前251）与巴郡夷人的盟约中，有“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两条。这些史料说明了当时的巴人已经有了土地私有制，知道织布和养鸡。同时也说明，他们的婚姻是一夫多妻制。
蜀人分布在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早在公元前475年，蜀人和秦人就有了往来。到了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蜀人的分布区并入了秦国的版图。由于成都平原的优越地理条件，蜀人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华阳国志·蜀志》谓，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又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这些传说表明了战国初，蜀人已经知道利用人工灌溉进行农耕。同书又说：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近年在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两岸的山坡上，发现了很多石棺葬，可能是古蜀人的墓葬。有些石棺葬墓中发现的殉葬物中，有陶器、铜器和汉初的钱币，证明秦汉之际，蜀人已经知道制作铜器。
在今贵州、云南境内，还有许多蛮、濮部落，《史记》上统称为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西南夷中的滇国已经和楚国发生了关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谓，楚威王时（前339—前329），“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西南至于滇池，并“以兵威定属楚”。后来秦国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巴、黔中，断绝了庄的归路，庄因“以其众王滇”。秦国占领了巴、黔中以后，和西南诸部落发生了关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和沿海一带岛屿上的最早居民，古史上统称为百越之族。百越之族有着共同的习俗，他们都是“被发文身，错臂左衽”。也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考古发现证明，在东海沿海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都是印文陶和梯形、方形的有段石锛。在广东西部和海南岛，还大量发现双肩石斧，这些都是越人的文化特征。
居住在长江三角地带的越人，由于接近中原地区，有优先的机会接触比较高级的文明，早在殷代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他们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有些越人也从事渔业。
在吴王夫差的统治年代中，吴国的势力发展到淮河流域，北至今山东南部。
和吴国同时，分布在钱塘江流域的越人，也形成了越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尽有吴国故地。到公元前306年，越国又为楚国所灭。以后越人散亡，服朝于楚。公元前223年，王翦灭楚，定江南，降百越，吴、越两国的领土，又从楚国转入秦人手中，变成了秦国的会稽郡。
除了吴、越以外，还有许多越族部落分布在东南沿海。分布在瓯江流域的越人，史称瓯越，亦称东瓯；分布在闽江流域的越人，史称闽越；分布在珠江下游及今广东东部的越人，史称南越；分布在今广东西南、广西和海南岛一带的越人，史称骆越，亦称西瓯。这些部落的居民，在很早就和楚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史记·楚世家》谓，楚之先王熊渠曾兴兵伐扬越，又谓楚悼王（前401—前308）“南平百越”。这些记载证明了楚国的势力已经伸入越人地区。
自公元前223年秦灭越，今日江苏、浙江地区的越人，基本上与中原地区的居民同化了。更后秦灭闽越，最后，秦灭南越、骆越，从此福建、广东地区的越人，也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逐渐进入了历史上的文明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