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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一、战国时期的儒家是百家之中的一家，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只要持之以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著书立说，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自成一家之言。当时儒家，也不例外。自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二、战国时期的儒家，因为要和当时的诸子百家论战，所以还要讲道理，并且在不离开它的基本理论的原则下，还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荀子又发展了孟子的学说。董仲舒以后，儒家学说已经被当作“明天道，正人伦”的“至治之成法”，当作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典则，当作尽善尽美的楷模，甚至当作法律。《汉书·张汤传》谓“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这些都说明，当时以经义治狱。此外，当时的人还用《禹贡》治河，用《诗经》作谏书；在黄巾起义爆发后，甚至有人建议用宣读《孝经》的办法，去瓦解农民起义的队伍。总之，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说，已经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圣经，没有、也不允许其他学派向它提出批判。谁要向儒家学说提出反对的意见，谁就是离经叛道的异端。论战停止了，儒家学说的发展也停止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完美无缺的真理，它再不需要从理论方面丰富自己，替自己注入新的血液，而开始了僵化的过程。这时的儒家学者只是根据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或者说为了辩护地主阶级的阶级支配，对原有的理论做这样或那样的解释。董仲舒以后的经师，他们对儒家学说所做的工作，就是注释。到西汉后期，儒家学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家的学者，完全走上了寻章摘句、支离破碎的烦琐主义的道路了。
三、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从其观点来说是唯心主义，但所谈论的问题都是现实问题。例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教，荀子的“法后王”的主张，都带有很大的现实性。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说，大大地加强了玄学化的成分。董仲舒本人就曾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附会儒家学说。西汉末出现的谶纬之学，又在儒家学说中加上了更多的玄学的佐料。在谶纬中，孔子从圣人变成了神人，儒家学说则从圣经变成了天书。
四、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虽然当时也有像荀子所说的“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俗儒，有“无廉耻而耆饮食”的贱儒，但一般说来，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者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196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