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

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呈现着剧烈的变化。代表封建统治阶级旧文化的“旧学”日益委靡不振。主要代表资产阶级文化的“新学”逐渐发展。“新学”的发展和这时期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有关，新学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两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为代表，学习西方社会学说，希望用它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提倡和传播西学起到了思想启蒙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往往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文化采取妥协态度。这种“新学”虽然也和“旧学”交过手，但是打不到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仅仅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取得了小胜利。至于自然科学，在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真正发展的机会。

一　早期今文学派影响下经学、史学和文体的变化

封建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开始注意现实问题 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把主要精力花费在经义和“帖括之学”上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讲求经世致用的风气久已消散。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也已发展到顶而趋于衰歇。社会的动荡和学术空气的窒塞在鸦片战争前就已促使一些有志向的知识分子要求研究现实问题和更有用的学问。这些人敢于讥弹时政，揭露当权派官吏的腐朽。鸦片战争发生后，他们主张抵抗侵略，反对妥协集团，并要求了解西方国家情况，学习外人“长技”，改进防御力量。龚自珍 ^[53] 、林则徐、魏源 ^[54] 和早就开始谈论实际问题著有《安吴四种》的包世臣 ^[55] 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

近代早期今文学派　龚自珍 在学术思想方面，乾嘉以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汉学统治局面开始受到有力的打击。本来经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今、古文的分歧，也就是西汉和东汉经学的分别。庄存与 ^[56] 著《春秋正辞》，讲求《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他的外孙刘逢禄 ^[57] 继承他的学问，著就《公羊何氏释例》。庄、刘二人是近代“今文学派”的先驱，号称通晓“公羊家法”。龚自珍于1819年在杭州受教于刘逢禄。此后他就极力提倡公羊学派的见解。他前此已接受包世臣讲求时务的影响，敢于写文章提出对时政的改革主张。1820年他在北京捐资充内阁中书。当年他写《西域（指新疆）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两文。后者虽已失传，显和当时西方侵略者在东南沿海造成的混乱情况有关。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使他深受穆彰阿集团的嫉视。他提倡公羊学派在学术上的反抗思想，这和他在政治上的开明态度是相联系的。

魏源 魏源进一步利用了公羊学派的“张三世、通三统”的说法。这个说法本来是东汉人何休在所著《公羊解话》的序文中提出的见解，也就是所谓《春秋》“微言大义”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魏源把“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分别解释为太古、中古和“末世”。“末世”据他说就是“弊极之世”。“末世”结束后社会就要“复返到太古淳朴之初”。这种见解据他自己说是“气运循环”，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他对时政的具体改革主张，如对于票盐、漕运、水利的一些措施，都不过是替原有制度“祛垢除污”而已。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起了很大开风气的作用。他著《诗古微》和《书古微》，提出下列主张：毛诗传和大小序都是伪作，《古文尚书》根本不曾存在，即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也不是孔安国原有的。这些主张要求人们摆脱传注，直求经文，而目的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58] 。魏源要求恢复经说的最早面目，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借西京（西汉）以攻乾嘉以来墨守东京（东汉）的风尚。他在经学方面的辨伪工作是为了打开闭塞的风气，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

史地研究的新发展 在龚、魏公羊学派提倡经世致用和鸦片战争刺激要求了解外国的影响下，中外史地研究也有新的发展。林则徐可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领导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各种西文书刊。1841年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时把《四洲志》书稿和资料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又扩展到60卷和100卷，是当时介绍世界史地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名著，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都很大，魏源还著有《圣武记》叙述清朝历史上的所谓“武功”，而在目录中拟定以《英吉利夷艘入寇记》结束全书。步其后尘的有福建地方官吏徐继畲 ^[59] 编成的《瀛环志略》 ^[60] 。他从西人地图集直接描绘，附图比较准确。这部书出版不久，就风行日本。西北史地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张穆 ^[61] 的《蒙古游牧记》。张穆曾替抵抗派官吏陈庆镛草拟劾穆彰阿疏稿 ^[62] ，有名于时。他死时这部书尚未定稿，由另一史地学者何秋涛 ^[63] 代为校定付印。何秋涛自己著有《朔方备乘》，汇集了蒙古、新疆、东北和早期中俄关系的史料。这些著作主要是鸦片战争刺激下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认识世界和发愤图强的表现。

文体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文学也发生一些变化。龚自珍和魏源都反对当时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风气。桐城派从康熙末年方苞（号望溪）、刘大櫆（号海峰）开始。他们诵法宋朝曾巩和明朝归有光的文章，自称深得古文义法。他们讲宋儒理学，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他们祖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一语，自诩文道合一，和汉学派（乾嘉时代的考据派）对立。考据家钱大昕讥笑桐城派说：“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本，……法且不知，义更何有。” ^[64] 刘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传）力诋汉学派“破碎”。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论，以“阴阳刚柔”分别文体，认为只有“圣人”（如孔、孟）能够兼统阴阳二气，诸子以下的文章无有不偏于刚或柔者，但阳刚阴柔各有其美，如“曾、欧之文皆偏于柔之美” ^[65] 。至于所谓义法，就是“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他主张文章要模仿古人，认为应先学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声、色”，最后“御其精者（即神、理、气、味）而遗（弃）其粗者”。桐城派所模仿的主要是韩（愈）文。姚鼐认为韩文本身也就是模拟，不过“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模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66] 。他又认为扬雄、柳宗元也是模仿古人，虽然“形貌过似”，但仍是好文章。可见桐城派所谓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学。这种步趋唐宋、排斥创造的文章理论，当然不能为当时思想活泼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龚、魏就提出学习先秦诸子，来抵制韩、欧，自己所写文章也想极力摆脱唐宋文体的束缚。龚、魏的文章见解，遭到时人的侧目。道、咸年间时人已有“天下文章尽归桐城”之说。曾国藩更极力提倡桐城派。同、光时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模仿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到了清末报章逐渐发达，龚、魏纵横捭阖的文体，便于议论文字的使用，渐受一般人推重。

二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文化

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文学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给中国文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反侵略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从三元里抗敌开始，文学就成为动员和鼓舞反侵略斗争的工具。其中有旧式诗文，也有通俗文字。著名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其中宣传团练、激励士气的语句，如“仿范里连衡之制，指顾得百万之师，按尝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悉能谈兵”。揭露内奸的语句，如“黄阁主和戎之议，自撤藩篱，乌云多蔽日之奸，甘为缪丑”。一望而知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并且是骈俪文字，但传抄甚广，所起作用甚大。张维屏的《三元里》诗，魏源斥责投降派的《寰海十章》都是斗争中出现的好诗篇。旧诗体裁被广泛地应用在歌颂英勇斗争的人民和将士们。有的诗篇虽不甚工，但很能传达当时斗争的实况。如梁信芳关于三元里乡民在牛栏冈会盟的描写，就是一例 ^[67] 。至于乡民所出的揭帖告示和传唱的歌谣，很多使用通俗文字。

太平天国对文体的改革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给封建文化以很大的冲击。宣传革命的书籍，由天京的镌刻营和删书衙刊印，大量颁发。从儒家经籍的删改到新历的创造，都表示农民领袖们改造传统文化的意图。他们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这不但有利于革命宣传，也针对着空疏晦涩的坏文风，提出纠正原则。在太平天国书籍和文件中，文字一般都浅显朴素，有时杂以广西方言，革命意识也都鲜明强烈。但农民终究不能创造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新东西。太平天国领袖们所赖以和顽固思想作斗争的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只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会教义。而他们的文学改造又被和教义宣传密切地联系起来，正如《钦定士阶条例》所说的：“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来，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因此宣传容易流于说教形式。这种情况到后期更加严重。就文体上说，许多宣传文字实际上采用西方教会小册子的形式，而考试取士则袭用传统的策赋律诗。可以看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创立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创立一种内容和形式很好统一、切合需要的新文学。

三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文化的日益没落

经学考据与子书研究 从曾国藩提出保卫“名教”抵制农民革命以后，经过整个19世纪后期，封建文化的保守性质更加显著，封建学术也更委靡不振。顽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绝学习外国一切事物。洋务派官僚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都是封建正统文化的坚持者。这时期程朱理学恢复了统治。经学继承了汉学派的余绪而更偏重于细碎烦琐的研究。其中礼学号称最有成绩，特别是孙诒让 ^[68] 的《周礼正义》。这部著作被称为“朴学殿军”。作者费尽20年心力去“博稽群家”，严辨汉儒家法，但他不敢丝毫怀疑《周礼》本身的可靠性。清代考据学派把唐以后学者已经不很讲求的古代礼书捧出来，并高抬其身价。他们把研究引导到两千年名物（宫室、衣物、饮食）、制度（井田、赋役、军制）和繁文缛节（《仪礼》的冠、昏、丧、祭）的争论中去。一般经学研究也就限于训诂上细碎的发明。较有名的如俞樾 ^[69] 的《群经平议》只是墨守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成法。这些朴学家力求“以经说经”，一般都过信经文，对材料也不可能进行真正严格的审查。这时期子书方面研究，成绩较大。经学考据既难于超越乾嘉时代，更多朴学家的目光转向诸子书。太平天国革命后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来，这也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条件。但子书研究成绩一般也是限于校勘训诂，其中最著名的是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和《墨子后语》，以及湖南顽固派学者王先谦 ^[70] 的《荀子集解》。荀学比在乾隆时代初被提倡时占着更有影响的地位。顽固士绅宣称荀学比孟学更“醇正”，因为孟子书中还有“民贵君轻”之类的说法，可以被人利用来鼓吹革命。浙江文人李慈铭 ^[71] 本来自署“孟学斋”，后来竟改署“荀学斋”了。

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 金石学的地位逐渐提高，主要是由于达官贵人对碑版彝器的贪求无厌，题跋考释成为一时文人风尚。但大多数人只讲鉴别以定真赝高低，少数人如王懿荣 ^[72] 、吴大澂 ^[73] 考释比较精审，大体上能够继承顾炎武、钱大昕的朴实传统。清末甲骨文字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古文字学的研究。但无论金石和甲骨文字的研究，当时都只限在“小学”范围，不可能引起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革命性影响。

光绪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 西北史地的研究在光绪中叶又很兴盛。提倡者是国子监祭酒清宗室盛昱 ^[74] 和李文田 ^[75] 、洪钧 ^[76] 、文廷式 ^[77] 等人。这些都是翰苑文人；研究风尚一般限于史料秘本的传抄笺注，缺乏实际调查，地理考证往往流于臆测，没有发挥前此张穆、何秋涛等讲求实际的研究精神。洪钧译注西域史料，成《元史译文证补》，是当时较重要的著作。史地研究极端脱离实际的情况，也是封建主义学术文化日趋没落的一种表现。

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译述介绍 这时期的自然科学还没有成为知识界的一门主要学问。四五十年代虽然已经有人提出学习西方科学的主张，但影响不大。一些人企图模仿西洋制造轮船、鱼雷，试验不断失败。从60年代开始，清政府和湘、淮军阀主要为满足军事要求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机构。北京同文馆在1866年添设天文算学馆，讲授一些现代科学知识。湘、淮军阀把持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一个翻译馆，对西方科学技术作了较广泛的初步介绍。这些机构也招聘了一批科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善兰 ^[78] ，任同文馆教习，充军机衙门章京。他自己对数学曾有发明，并有在上海和外国教士合译数学力学书籍的经验，但年事已老不能再从事译述。在江南制造局以译书著称的有华蘅芳 ^[79] 和徐寿、徐建寅 ^[80] 父子。徐建寅充驻德使馆参赞几年，译武器制造和外国各种军事章程多种，因为揭发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替李鸿章购买军火舞弊，被排挤回国。在洋务派垄断把持之下，科学得不到发展，科学家也没有前途。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推行传教和文化事业，设立学堂，开办印书局，出版报纸。几十年中它们所译科学、技术书籍种数甚多，但一般都是比较粗浅的东西。

四　19世纪末年的新学

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介绍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作比较系统介绍，还是从19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早在60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的建议 ^[81] ，大意谓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所谓“西学”的内容只限于数、理、化学和地理的知识。他把“西学”包括在“洋务”之中，着重指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冯桂芬的见解基本相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虽然提出政治上应该变革的主张 ^[82] ，但在学术思想上仍坚持“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只是他所谓“西学”的内容包括较广，格致舆地以外，兼及历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 ^[83] 。王韬 ^[84] 完全同意郑观应论西学的见解，并著《普法战纪》等书。马建忠 ^[85] 精通欧洲文字，留学法国专攻法律数年。他主张应译的西学书籍中，比别人多加了法律一门，包括罗马法、国际法判例、各国商法等。郑、马二人都已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把西学列为独立的一科。

严复的译述工作 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开始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学说。这和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有关。严复痛心中日战争的失败，在1895年以数月之力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 ^[86] ，此后他继续译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书籍多种，在乙未到戊戌几年中脱稿的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关于经济学、社会学的著作。他又翻译了穆勒《名学》，介绍西洋的逻辑学。他着重介绍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种生物进化论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种社会进步观点。在当时中国要求民族生存和变法维新的具体条件下，这些学说的介绍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他又主张社会只可逐渐改良，“不能期之以骤”，这就是这些学说必然引导出来的结论。严复采用的译述方法，是半译半述，准确程度往往不够，但他所提出的对于译文的“信、达、雅”的标准，在今天还是值得提倡的。他在译述中创造了许多新名词，经过严复的系统介绍，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才有较多的了解。

严复以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刊）传播“西学”，并发表《辟韩》等文以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攻击韩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宣称“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这引起当时极大的震动。张之洞力诋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作《辨辟韩书》驳之，并警告严复“毋易由言”不要随便说话。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这时期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这可以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和谭嗣同的《仁学》为代表。大同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历史进化观点。康有为以《礼运》解释公羊，把三世说解释为“乱世”、“小康”和“大同之世”，这就推翻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说。他把三代和汉、唐、宋、明一律看作小康之世，把汉学、宋学所崇奉的不论荀卿、刘歆、朱熹的学说一概列于“小康之道”，单独目孔子为大同学说的创造者，利用孔子名义来推行他的学说，替他作“离经悖道”的挡箭牌。大同学说这样极有创造性的见解，在发展中显然也受到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说的影响，他还尖锐地批判“弱肉强食”的理论，说“若循天演之义……其卒也仅余强者之一人，则卒为大鸟兽所食而已” ^[87] 。

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在《仁学》中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一种见解，认为“以太”构成客观物质世界。他又用儒家所讲的“仁”来解释“以太”的作用，认为“以太”是体，“仁”是“用”。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既假定“以太”充满宇宙，儒家传统说法又认为“仁”“充塞乎天地之间”，所以他很自然地把“以太”和“仁”联系起来，又区别二者体用的不同。这样大胆的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假设也不是出于偶然，因为这和他所推崇的王夫之的“舍其器则无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既然“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其用”，那么借“以太”作为“仁”（就是“道”，“理”）的本体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合理的假设。这种哲学观点和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仁学》中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这就是《仁学》的基本思想。

对外国历史的介绍研究 资产阶级维新派注意研究和介绍外国历史。康有为编写《波兰分灭记》，促使国人警惕敌人的瓜分阴谋。他以《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宣传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经验，作为中国光绪皇帝戊戌维新的榜样。黄遵宪 ^[88] 于1887年编成《日本国志》，目的也是在于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借鉴。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新学”传播刚刚开始，《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杰出的著作都还没有公开刊布，“旧学”的维护者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已经急急发表《劝学篇》（1898年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文人叶德辉编印《翼教丛编》，极力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等“离经悖道”的见解。但维新派也并不是主张舍“中学”而就“西学”的。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也同样的是以封建学问为主。戊戌变法《定国是诏》中明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和《劝学篇》的主旨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维新派所谓“新学”对封建主义文化妥协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旧派连这些改良的主张也不肯接受。

文体、文法与拼音方案的创造 在19世纪末新学的传播中，文体也初步突破了一些旧的拘束。特别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明快晓畅，通俗易懂，笔锋常带感情，最受年轻人的欢迎。此外，从实用语言的角度作出的贡献，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年出版）。这部书参照西文文法分析了周秦以后、唐韩愈以前若干作家的一些词语，成为一部系统的汉文文法。至晚从1898年开始，白话文报纸已经出现于无锡等地。90年代有的人以普及儿童教育为目的拟出了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案。

“诗界革命” 在文学方面产生了当时所谓的“诗界革命”。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都以西学的新名词入诗。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成绩最大。他早年就在《杂感》诗中提出反对因袭古人。在历次反侵略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中，他以强烈的热情、通俗的语句和新颖的形式写出爱国主义的诗篇。其中传诵最广的是反对割台的《台湾行》，如“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银无万数”等句歌颂中国人民的辛勤缔造，如“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这样雄壮的诗句表达中国人民誓不放弃台湾的斗志和决心。他的诗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有新的创造，有不少诗和民歌很接近。

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翻译工作也已开始。林纾 ^[89] 译法国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于1899年在福州刊印。

五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思想

留日学生大量转译介绍西方社会学说 20世纪最初的十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文学作品大量输入中国。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留日学生从日文译本转译过来的。社会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政治法律的理论。其中关于法国政治学说的有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 ^[90] ，关于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如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天赋人权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逐渐被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来，在当时成为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重要理论根据。这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心从西方介绍形形色色的学说，形成了薰莸并茂、五色杂陈的局面。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有片段译介，还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反响。外国历史的译著也已脱离了前几年鼓吹效法俄、日变法的风气而着重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

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林译小说” 文学方面，英国诗人拜伦鼓舞希腊独立的《哀希腊》诗，由苏曼殊译为中国旧体诗，传诵甚广。波兰爱国诗人米契维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杀害的菲律宾文人厘沙路的诗篇也都被选择过来。译述工作在国内最有影响的是林纾大量翻译的西方小说。其中如《黑奴吁天录》，是他在1905年由于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而引起的全国反美运动高潮中译出的。这部小说经留日学生的戏剧团体“春柳社”改编为话剧剧本，于1907年在东京上演，借以反对民族压迫，激励自立图强。林纾等人所译介的有英国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巴尔扎克、雨果和俄国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

梁启超的史学观点 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开始被应用在学术的研究上。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的观点编写历史，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他提倡“新史学”，要求打破旧史书以帝王将相的纪、传为主的体例和“正统”观点。他也反对单纯排比史实的写作方法，要求解释历史，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找出“公理公例”。曾和严复同编《国闻报》的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了以这种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中学教科书 ^[91] 。他揭著宗旨，要求说明“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

章炳麟的《国故论衡》 章炳麟在同时期也已提出类似的见解。到了辛亥革命前几年，他写成很多学术性的文章，这些后来都编入《国故论衡》，成为一部自成系统的著作。这部书在学术上企图总结清代学术成绩和方法，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体系。在这部书中章炳麟首先讨论“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指出“小学”是“国故之本”，无论研究经、史、文章都要从“小学”下手，同时着重提出音韵学以补救清代学者偏重字形的缺陷 ^[92] 。其次，他提出对文学的看法。在内容上他确定“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 ^[93] ，反对“以感人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的狭义解释。他的基本文学思想在于反对浮华、崇尚“名实”。他所谓“名”实际上就是逻辑性和思想性，也就是“名家者流”的“名”。所以他说“文学”就是“文之法式”，并作阐明如下：“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他主张学习先秦诸子，并推重魏晋“持论之文”，他说与其“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 ^[94] 。他指摘唐宋之文，说“自唐以降……观其流势洋洋 ，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又说“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 ^[95] 。这些议论都是对当时文字空疏的弊病而痛下针砭。对于名学的特别推重，这和他自己研究印度因明之学所受影响也有关系。最后他在《原学》、《原儒》、《原道》、《原名》等九篇文章中讨论“诸子学”，主张“诸子皆出于王官”，“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哲学”。他着重把佛教哲学中“成唯识论”一派的观点和名家学说糅合起来，企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尝试。在政治上，这部书痛驳了康有为假借孔子改制、附会公羊三世借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的主张。但在学术观点上章炳麟表现了他自己主要还是一个古文经学家。

谴责小说与南社 文学在这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谴责小说开始盛行，最著名的有李宝嘉 ^[96] 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 ^[97] 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 ^[98] 的《孽海花》。这些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辛亥革命前几年中，革命知识分子还创造通俗诗歌、鼓词宣传革命的思想内容。1909年底一些同盟会会员成立“南社”，出版杂志，以旧式诗词鼓吹革命。

六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前几年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进展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旧文化的根基。革命失败之后，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封建买办统治势力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加强旧思想势力对人们的控制。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1913年10月的《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1914年北京政府制订的《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尊孔尚孟”。于是无论大、中、小学教育都在提倡复古，君主虽然已被打倒，“至圣先师”的牌位却仍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尊严。帝国主义分子也时常发出中国必须尊孔复古的谬论。原来的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也攻击革命派“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宣称救国必须提倡孔教。各地士绅纷纷组织“孔教会”或“尊孔会”，并发行报刊。其中有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1913年2月创刊）。资产阶级“新学”当时被压挤得透不过气来，没有还手的力量。一般知识分子感到惶惑没有出路。

袁世凯反动势力加紧压迫舆论，控制新闻业。民国建立的时候，全国报纸共达五百家左右，仅北京一地就有约一百家。二次革命后，反袁、反帝制的报刊饱受摧残，报纸数目大大减少，内容也充满着反动落后的东西。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甲寅》等杂志，其中有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表文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并且批判知识界中的悲观厌世消极思想 ^[99] ，起了有益的影响。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端 文化思想战线上空前剧烈的战斗是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杂志的创办者是陈独秀 ^[100] ，在当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张中国必须大力提倡“人权”和“科学”。抨击反动派提倡的国粹。杂志从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编辑部移至北京。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 ^[101] 、鲁迅 ^[102] ，积极提倡新文化的著名学者胡适、钱玄同等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和撰述。这个刊物联系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前此留学日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于1916年初回国办报，并从事著述。鲁迅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研究文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坚决反袁。当时他们和陈独秀以及其他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了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冲击的队伍，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这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专制，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号召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面 ^[103] 。同时，他们主张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反对迷信落后，宣传无神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

“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集中于反动派极力保持的孔子的威权和封建旧礼教。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的问题，这引起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104] 等文中指出了儒家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105] 等文中更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有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

向封建礼教进行最激烈挑战的是鲁迅和另一激进民主主义者吴虞。吴虞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 ^[106] 。鲁迅在1918年4月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中更愤怒地揭露在封建礼教的“仁义道德”背后实在是“吃人”二字。

“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提出了文学改革的主张。早在1915年，李大钊已提出文人的任务是“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 ^[107] ，但在当时文学界中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只是到思想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以后，新文学运动才随之兴起。当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提倡白话文和一些文学形式上的改革，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108] 等。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则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 ^[109] ，鲜明地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旧文学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学革命中的主将是鲁迅，他从1918年5月起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对反动势力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脱离群众，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根本弱点。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成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弱点和十月革命后运动的迅速向前发展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本身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和限制，这给运动带来严重的缺点。由于他们忽视人民群众，运动被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由于他们不敢明确指出他们所进行的实际上就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企图回避“批评时政”的罪名，新文化运动没有和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使运动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他们对于文化遗产不能正确地提出批判继承的主张，而采取偏激的，甚至全部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一个弱点。但是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对知识青年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起了巨大的作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迅速地引起中国先进人物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烈欢迎和认真学习。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通过1919年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终于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