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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衰退、农民破产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范围都处在大小军阀的封建割据统治下。国内年年战争不休，战事遍及各省。四川一省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战事400次以上。遭受战祸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遇到极残暴的蹂躏掠夺。1919年初，全国军队达138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4/5 [36] 。军阀又尽力搜刮财富，霸占土地。皖系军阀段芝贵在原籍合肥及芜湖等4县占有良田数万亩。河南彰德1/3的土地为袁世凯一家所有。东北军阀汤玉麟、吴俊升等各拥有良田八九万亩。张宗昌、靳云鹏、冯国璋、张作霖等人以裕宁屯垦无限公司名目在吉林省领有田地、森林、矿山达1320余万亩。
大量农民在地租、高利贷、捐税、战争和各种剥削掠夺之下，被迫破产流亡，耕地面积相应缩减 [37] ，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农民在残酷统治下，被迫起来反抗。1913年至1914年，白朗（“白狼”）所率领的农民队伍，自河南鲁山出发，转战于豫、鄂、皖、陕、甘五省广大地区。人数从数百人扩大到数万人。在袁世凯和各省派出的一二十万军队全力攻击下，才最后失败。此外，贫苦农民为反抗租税和暴政而掀起的骚动，到处发生 [38] 。广大农民处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迫切地要求生路。
民族资本暂时得到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爆发，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火并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使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压迫暂时放松，欧美输华的洋货在大战期间急剧减少。以1913年的指数为100，英国的输华货物在1918年减至51.5，约减一半；法国减至29.6，不到战前的1/3；德国货完全停止进口 [39] 。只有美国和日本乘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美国在1917年和1918年输华货物已达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年英货人口数的60%。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武装侵占山东，进行一系列露骨侵略时，中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货输入的增长趋势一时也稍有缓和。洋货输入减少和国外因战事对某些货物需求的增加，使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获得了一些空隙，同时还取得了一定的国外市场，因而在短期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中的棉纺织、面粉两业，此外，在毛织、针织、玻璃、造纸、搪瓷等部门也新设了不少工厂。
棉纺织业方面，由于意外的厚利（如申新一厂以30万元的资本，在1917年盈利40万元，1918年盈利80万元 [40] ），引起投资扩建旧厂和设立新厂的高潮。在1914年至1922年9年间，民族资本新设的纱布厂达54家，民族资本所有的纱锭自1913年的50万锭增至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至6700台 [41] 。
面粉工业方面，1913年全国华商开设的面粉厂约50余家，1919年增至120余家。在大战期间，中国面粉外销到欧、美、日本和南洋各地，改变了过去外国面粉大量输入的情况（1913年面粉人超240余万担，1919年出超240余万担 [42] ）。
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重工业 重工业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机械冶炼生铁的全国总产量在1913年为97513吨，1919年产量增至237063吨，全部都为帝国主义通过投资或贷款所控制 [43] 。铁矿砂的全国总产量自1913年的459711吨增加到1919年的1349846吨，全部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 [44] 。机械开采的煤产量1919年为12804636吨（1913年：7677570吨），3/4以上都被帝国主义控制 [45] 。在轮船航运业方面，中国领水里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中国轮船在总吨位上的比重，连1/4都不到 [46] 。
金融业的投机性的发展 银行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1911年全国华资银行只有15家（若除去官办银行，只有8家），1912年至1919年间新设立的银行数达66家 [47] 。但是，欧战时期工商业发展所引起对金融业的需要，只是银行大量增加的部分原因，这些银行主要却是为进行公债投机而设立的。北洋军阀政府为支付军费政费大量发行公债（1912年至1919年发行了近六亿元 [48] ），以年息三分（30%）以上的高利吸引银行投资。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进行高利贷性质的公债投机，实际上是资助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民族资本的特点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既然仅限于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轻工业方面，而缺乏重工业方面的基础，就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帝国主义依然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严重的势力。即使在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棉纺织业中，外国资本在中国所设纺织厂的纱锭和布机，也还分别占到46.7%和59.2%（1919年） [49] 。民族工业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资金、设备、技术和原料等方面又必须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帝国主义。民族工业发展的薄弱，不但表现于和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对比上居于绝对劣势，就是和国内的封建经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及金融业资本对比起来，也是居于绝对劣势。民族产业资本在农业生产部门中完全没有地位。中国的商业资本不是从属于产业资本，而高额的封建地租率、高利贷利率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但是民族工业又只有依赖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的投资才得以举办起来。在民族工业中，分散、落后的小企业占很大比重，工场手工业始终大量地存在。据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不完全的统计，1919年全国10515家工厂中，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只有360家 [50] 。民族工业是软弱和落后的，但它又是当时国民经济中最先进的部分，也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生产关系。民族工业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这种进步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之同时存在，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本两重性特点的表现。
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和高度集中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扩张，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也迅速增加起来。现代产业工人在1913年约有100万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三百万人。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店员等约有一千多万人。
在全国总人口中，产业工人的人数虽然还是很少，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工厂（纱厂、丝厂、面粉厂、火柴厂等）、矿山、铁路、轮船、邮电等几个企业部门。同时这些企业又多数集中在上海（及附近地区）、武汉、天津、香港、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其中，大企业中工人人数又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国工人阶级这种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工人阶级遭受严重压迫 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三种压迫下，经济地位非常低下，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政治权利也遭到剥夺。工人的工时多数是12小时左右，有的多达十四五小时。中国厂矿的设备大多十分恶劣。工人们在厂房狭小、空气污浊、缺乏安全设备的条件下，从事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职业病和伤亡事故都特别严重。男工工资一般每日只有二三角，低的只有一角左右。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大战期间物价上涨很快很多，工资的增长则迟缓有限 [51] ，因之使工人的经济情况在这时期就相对地更趋于困苦。工厂和矿山中普遍实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包工头、把头的封建性的克扣压迫。北洋军阀政府严禁工人罢工，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和1914年的《治安警察条例》，都把罢工、怠工规定为“犯罪”行为 [52] ，工人时常遭到无理的逮捕和屠杀。中国工人所受各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
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斗争 中国的大部分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既然都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从一开始起，就很多是发生于外国资本所设的厂矿企业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工人斗争最早也是最鲜明的特点之一。自1916年3月至1919年4月，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在两年间就罢工五次之多。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在1918年8月、9月、10月和1919年2月也连续举行四次罢工。在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和劝导拒购日货，上海日货厂店中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都罢了工。1916年10月，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天津法租界法资厂店职工一千七百余人举行罢工反对。天津各业工人们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获得各地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支援，终于打退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在抵制日货和反对强占老西开这两次群众性反帝运动中，工人阶级都已成为推动斗争的中坚力量。
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和斗争 手工业工人在人数上远比产业工人为多，他们一向受到由作坊主操纵的封建行会的严重束缚，生产上比较分散落后。在近代时期，手工业工人一方面继承了长期以来“齐行”、“叫歇”的斗争方式和斗争传统，同时突破统治者的一再禁阻，逐步从推出“行头”、“柱首”，领导斗争，发展到设立工人本身的“小行”（或称“小帮”、“公所”，或称某某社）。到20世纪初年，上海的各行业手工工人一般都已组成全市性的“小行”，与作坊主、作头或店主的“大行”并立。1913年1月，上海七八百处作坊的水木工匠数千人联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14年，全市印染工人、石匠、水炉工人、油漆工匠、锯工、码头、堆装工人等分别在本业小行的领导下进行罢工斗争。这种经济斗争在此后数年中也一直不断发生。手工工人的行帮组织，虽然还存在着不少封建性（如限制收徒，或按籍贯分帮），但比以前完全分散和受店主控制的情况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小行”基本上成为手工工人的斗争组织，这是工人阶级逐步走向自觉的一种重要表现，同时这种组织和斗争又促进了工人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