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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和对外贸易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这标志着中国历史近代时期的开始，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衰弱。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加重，造成许多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危机愈益严重。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遭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当时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着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西方工业品的输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虽比土布略低，但不耐久，缺乏竞争力。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1倍多，棉纱虽然增加了5倍多 [1] ，但每年总值不及70万英镑 [2] ，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过100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约值1000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二三百万银元，合计约300万英镑。中英贸易中国出超有利于中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利的情况。还要提到的是，在20年代，中国每年经英、美商人输出土布多至300多万匹，远销美国、南美洲和澳洲。在30年代输出量减少，但经英商输出的每年也还有几十万匹。
鸦片走私与烟毒泛滥 英国东印度公司久已非法进行鸦片贸易。从19世纪初年开始，鸦片输入中国数量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的统计，19世纪最初的20年中，平均每年数量约5000箱（每箱约120斤），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9年竟增到四五万箱 [3] 。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国人贩卖的印度鸦片，小部分是美国人以“飞剪式”快船贩运的土耳其鸦片和印度鸦片。贩卖的方式，自20年代起，因在黄埔走私遭禁而改为在广州口外伶仃洋趸船上私卖，到30年代便在东南沿海到处走私。贩卖鸦片的罪恶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纪道德并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中国吸鸦片受毒害的人数不下200万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根据不完全统计，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白银的大量流出，引起银价剧烈上涨。19世纪初年，白银每两折合制钱略逾千文，30年代末涨到一千五六百文。银价高涨，大大加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因为他们出售产品所得到的是制钱，而交纳捐税要按银价折合。银荒又引起了商业的停滞和物价的上涨。烟毒泛滥的影响波及全国各阶层人民。
中国在嘉庆年间公布的严禁贩卖鸦片的法令，并没有宣布废止。只是封建统治的机器已经在鸦片贸易面前瘫痪了，外国烟贩们破坏法令的行为没有受到有力的制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4] 但是，银荒所引起的财政困难，烟毒泛滥对于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严重腐蚀，人民愤怒的呼声，这些都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面临的危机。
禁烟问题上的争论 1836—1838年的几年中，鸦片问题引起清政府的讨论。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品，理由是政府可借此增加大笔税收，弥补财政困难。这种弛禁主张，受到多数官吏的反对。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 [5] 上奏，痛陈鸦片祸害，揭发官吏包庇，主张严惩吸烟者以遏制鸦片的输入。道光帝命令办理禁烟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 [6] 进京筹议查禁事宜。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各省展开了。北京查获的吸烟犯中竟有皇亲贵族。两广总督邓廷桢 [7] 从赞成弛禁转而认真禁烟，12月12日，广州爆发了一万多人的群众示威，反对英、美等国干涉广东当局在商馆前处绞烟贩。到了年底，道光帝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并命令由他节制广东水师。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兵，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内有权奸暗中阻难，外有西方鸦片贩子和英国代表威胁恫吓。林则徐坚决宣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他对鸦片商人采取“劝戒兼施”的办法，责令十三行行商伍绍荣等赴外商居住的洋馆开导。24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阻止外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断绝贸易，派兵监视洋馆，封锁广州、澳门之间的交通线。27日，林则徐再晓谕英商论以理、法、情、势都应永绝贩卖鸦片。义律被迫命令英商缴出鸦片，但暗中又向他们保证烟价由英政府负责，蓄意向中国开衅。
从6月3日到21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了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这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决不愿意放弃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林则徐命令外船进口要出具甘结，保证不夹带鸦片，如果查出则货物没官、人犯正法。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却禁止英船具结，甚至以军舰阻止已经具结愿意进口的一些商船。1840年2月，林则徐就任两广总督，邓廷桢改督闽浙，他们对沿海严加戒备。林则徐支持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出告示说：“如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 随着19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1825年、1837年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早就迫不及待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派间谍船侦察中国沿海港湾的情报并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具体建议。在华鸦片贩子和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国商人都纷纷上书英国政府，要求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和保护鸦片贸易。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经英国国会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义律（George Elliot）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广州人民组织水军、义勇加强防守力量，伺机出击敌船。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遇到福建地方军民的抗击，就北驶浙江，攻占防御薄弱的定海。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恫吓。穆彰阿、琦善等主张投降妥协的官员乘机宣传英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琦善在天津海口谈判时答复英人的照会上竟说，林则徐等“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
统治阶级中出现了妥协派和抵抗派的尖锐对立。道光帝派琦善到广州继续谈判，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两江总督伊里布和义律先行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琦善一到广州，立即裁撤海防措施，专求妥协。1841年1月初，英军突然袭占沙角、大角两炮台。义律向琦善提出议和条件，其内容包括开放广州、赔款600万元和割让香港等条款。
琦善虽一意求和，但却不敢接受割让香港的条件。1841年1月26日，英军侵占香港。2月下旬，侵略军一面从定海撤退，一面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8] 孤军奋战，将士数百人壮烈牺牲。
道光帝原想以牺牲林则徐换取廉价的妥协，后见英方要求十分苛刻，又倾向抵抗。1月27日，道光得知英军攻破大角、沙角炮台，决定下诏“宣战”，从各处调兵云集广州。但是林则徐等抵抗派依然被排斥。主持军事的是宗室奕山，他主张“防民甚于防寇”。5月底，奕山在遭到一些挫败后，就派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和侵略者订立一个“赔款”600万元的“赎城”协定，其中包括清军撤出广州城外60里的条款。林则徐虽然一度被命以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协助防守，但在6月间仍被斥责谪戍伊犁。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英国侵略者遇到了中国人民坚决的抵抗。1841年5月30日，广州西北郊三元里一带103个乡的农民数千人以刀、矛和农具向侵略广州的英军展开了英勇的讨伐。在一天的激烈战斗中，大股英军被农民们层层包围，遭到痛击。第二天早上，经过广州府知府余保纯为敌人求饶，这些替鸦片贩子开辟道路的英国军队才狼狈不堪地逃去。
对于这次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抗，义律在布告中竟无耻地说“不追究人民这次顽抗，但以后不得再犯”。人民张贴檄文答复说：“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
侵略者扩大战争、清政府妥协投降 1841年4月，英国政府为了扩大侵华战争，派遣璞鼎查（H. Pottinger）来中国代替义律，决定用武力压迫清政府订立一个有广泛侵略权利的通商条约。从1841年8月侵略军一度侵占厦门之后，于10月初接连攻陷浙江定海（第二次陷落）、镇海、宁波三个城市。驻守镇海的署两江总督裕谦 [9] 集众宣誓死守，城陷投水自尽。道光帝派遣素不谙兵的皇侄奕经到浙江绍兴主持军事。奕经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乘夜冒雨进攻三个失陷的城市，企图以偷袭侥幸取胜，结果三路都遭到惨败，自己逃至杭州。道光帝一面继续调兵遣将，一面准备求和。他派遣盛京将军耆英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到浙江主持对英交涉。5月，浙江海防重镇乍浦陷落。6月中，英军进犯吴淞口，守卫吴淞口炮台的老将陈化成血战殉国。英军进而侵占上海、宝山，溯江而上攻陷镇江，切断南北交通。8月初，英国军舰直抵南京下关江面。军机大臣穆彰阿利用形势，公然声称“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把妥协派造成的军事失败归罪于反侵略的正义主张。由于英国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妥协投降路线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1842年8月29日终于由耆英、伊里布等和英国侵略者在英船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人民的自卫斗争和爱国将士的英勇战斗 由于英国侵略军到处焚劫淫掠，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自卫的反抗斗争在各处展开。广州、厦门、宁波、台湾、太仓、靖江以及其他各地群众，都自动进行斗争，给英国强盗以沉重打击。农民是反抗斗争的主要力量，参加这些斗争的也有手工业工人、沿海渔民和其他社会下层群众（如浙东宁波等地的黑水党），以及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士绅们。群众武装中最正规的组织形式是团练义勇。一般都是自发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广州三元里的农民队伍便是从临时自发的组织发展成为联系各村各乡的经常性组织的。
在清政府的军队中，士兵大都是爱国的，抗战的，此外，还有一些英勇杀敌、顽强抵抗的将官。在虎门力战的关天培，坚守吴淞的陈化成 [10] 和定海再陷时苦战牺牲的葛云飞 [11] 等将领和他们部下的官兵，都是鸦片战争中值得纪念的英雄们。所有这些斗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不屈精神，成为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起点。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南京条约》及其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锁链。使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元、割让香港、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它还规定了进出口货税须同英方“秉公议定则例”，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843年7月22日在虎门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侨民犯罪（指刑事案件）应交英国领事照英国法律办理，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中国司法权也开始被破坏了。1843年10月8日《中英虎门续约》规定，将来中国如“有新恩施及他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开始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是束缚半殖民地国家的三条重要链索，是经过英国侵华战争由英国侵略者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首先规定下来的。
美国资产阶级在鸦片战争中一贯支持英国，《南京条约》订立后，美国接踵而来要求订约。1844年7月，由清钦差大臣耆英和美国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领事裁判权被扩大为包括到美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民事案件，以及美侨和其他外侨之间的诉讼，中国司法权进一步遭到破坏。进出口货物税率被规定为须得美国领事同意才能改变，“协定关税”的原则被进一步确定了。此外，在这个条约上还第一次规定了外国商轮沿海贸易权和外国兵船各口游弋权。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五口建造教堂。
接着，法国也派遣专使剌萼尼（J. de Lagrenée）和一支舰队到中国，胁迫耆英在10月24日订立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比利时和瑞典·挪威（当时是联合王国）等国也都在“利益均沾”的名义下享受对中国的各项特权。
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是中国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起点。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封建经济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控制，中国社会开始转化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在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开始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中国人民革命和一切反抗斗争都开始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