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明朝与南洋各地的关系 在明朝，我国和亚洲各国之间，特别是与邻近的朝鲜、越南、日本、缅甸、柬埔寨、暹罗、印度以及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与政治接触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当时，除去与明朝毗邻的国家以外，和其余各国的往来，都要靠海上的交通。
唐宋以来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日益繁荣，罗盘针的发明，造船技术的提高，气象的测量，地图的绘制以及航路的勘探，都给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明代江浙闽广地区的土地兼并十分激烈，而福建是“三山六海，田居其一”，浙江南部也是“山多田少”，可供开垦的荒地不多 [199] 。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流离失所，出海谋生成为农民的一条重要的出路。出海的人，一小部分是富豪巨商，大多数都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
出海谋生的人到南洋去的最多。明朝初年，在旧港一地居留的中国人约有数千人，在爪哇的杜板、苏鲁马益和新村等地也有中国人数千家。除去旧港、爪哇等地外，在美洛居、浡泥、文莱、吕宋都有大批的中国人 [200] 。到了明朝中叶，在南洋的中国人更为增多，其中吕宋已多至数万人，他们“往往久住不反，至长子孙” [201] 。
明朝的商人把瓷器、丝绸、铁器和金属货币带到了南洋，同时收买当地的胡椒、谷米和棉花，发展了中国和南洋的商业关系。留居南洋的中国人，从中国带去了铁锄、铁犁、制糖和采矿的工具，带去了茶种和培植胡椒的方法，并且还和南洋的居民共同开发了大量的农田和矿场。迁移到南洋的中国人，对南洋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明朝的中国是当时亚洲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亚洲各国都有较深远的影响。明朝政府在洪武年间就确立了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先后派使臣30次对周边12个国家进行访问，有17个国家的使臣也先后135次访问中国。永乐、宣德时，明政府更派遣大批使臣出使亚、非各地，当时的朝鲜、日本、吕宋、暹罗、文莱、冯嘉施兰、苏禄、苗合里、美洛居、古麻剌朗、彭亨、占城、满剌加、爪哇、阿鲁、真腊、三佛齐、浡泥、苏门答腊、南渤利、忽鲁谟斯、柯枝等国都与明朝保持政治和外交关系，并派人来华贸易。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各国使臣和商人到南京的一次就有一千二百多人，一时朝廷为之盈满 [202] 。满剌加、浡泥、尼八剌、苏禄、古麻剌朗等国八位国王九人次访问中国，受到明政府的礼遇，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东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访问中国时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安德门外、山东德州北郊、福建福州西湖南面的茶园山。他们的墓葬是明朝与上述国家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明朝政府又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事务。
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虽然日益发达，但明朝政府对各国使节来华贸易却加以种种的限制，明朝政府严格限制各国使节来华的日期、人数和船数，并且还要呈验“勘合”和“金叶表文”，才能入境。尤其是明朝政府屡次颁布禁止民间私自下海的命令，把出国的人看成为“无父无君之辈”和“化外之民”，这就使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情况到穆宗隆庆年间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郑和下西洋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7次下“西洋” [203] ，前后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这是一件闻名中外的大事。
郑和到过的地方有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吉兰丹、彭亨（以上今马来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里（以上今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溜山（以上今斯里兰卡），榜葛剌、琐里、加异勒、柯枝、古里、南巫里（以上今印度），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今阿拉伯半岛），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麻林（今非洲的东岸） [204] 。
郑和最后一次出使的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以及铁锚匠、木艌匠、搭材匠、水手、民稍人等二万七千多人，共乘坐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长44.4丈（合138米）、阔18丈（合56米），有9桅、12帆，可容1000余人 [205] ，当时人形容“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航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206] 。这是当时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郑和船队每次总是满载着货物往返，携出物品有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钱，等等。携归的是各国土特产品，其中不少是奇货重宝及珍禽异兽等。与郑和同行的马欢在《纪行诗》中说：“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 [207]
郑和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人 [208] ，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洪武时被阉入宫，是历任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太监。世传郑和为“三宝太监”，“三宝”可能是郑和的小名。他是奉明朝皇帝的命令出使西洋的，出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同时也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海外的奇珍，所以乘坐的船只又叫做“宝船”。郑和每至一地，就表示中国愿意和各国通好，然后与他们进行贸易，约请他们派遣使臣到中国来。这种交往大都是和平进行的，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发生过武装的冲突。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地的联系，很多国家都在和他接触之后派使臣来中国贸易。郑和下西洋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在他的影响下，中国人到南洋去的也日益增多。郑和的历史功绩是不能磨灭的。
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 戚继光领导的御倭战争 14世纪以来，日本已进入南北朝分裂的时期，日本西南的封建诸侯组织了一部分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的掠夺和骚扰，他们抢劫中国的商船，掠杀中国沿海的居民，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从元末明初开始，倭寇就不断在中国沿海各地出没。永乐时，明朝政府一方面允许日本诸侯十年一次来华贸易，并让他们停止武装骚扰；一方面又整饬军备，加强海防，对来犯的倭寇予以沉重的反击。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在总兵刘江的领导下，于辽东望海埚的战役中，一举歼灭了全部登陆的倭寇 [209] ，倭寇从此不敢再作大规模的骚扰。
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日本分裂为更多的诸侯国，各诸侯都争来通商，有限制的贸易已不能满足其要求，嘉靖二年（1523年）就发生日本诸侯大内氏与日本将军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在宁波的争贡事件 [210] ，他们通商不遂，就用武力抢掠。由于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豪富地主下海经商的也日益众多，其中有的人与倭寇勾结，狼狈为奸，于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又达到了高潮。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以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朱纨认为乱源所在不仅是倭寇，更主要是由于“闽浙大姓”的通倭。他逮捕了一部分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积极训练海防军，堵击倭寇。朱纨的这些措施，触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受到在朝的闽、浙官吏的阻挠，不能顺利执行，反被明朝政府“落职按问”，终于被迫自杀。至此，明朝“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 [211] ，倭寇更加猖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倭寇先后攻我上海、苏州以及江北南通、泰州各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又深入徽州、南京，他们在沿途烧杀淫掠，许多工商业市镇受到兵火的洗劫。明朝政府从西南各地调来由苗、瑶、壮各族组成的军队在各地邀击倭寇。同年四月，壮、苗、瑶各族的军队在嘉兴王江泾镇大败倭寇，这是继望海埚以来的又一次大胜利。
在倭寇入侵时，沿海各城的居民都纷纷起来组织武装，保卫家乡。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攻掠福建长乐，城崩二十余丈，居民数千“列棚拒战”，“少壮守阵，老稚妇女运砖石” [212] ，终于击败倭寇。在同一时期，沿海一带的渔民、盐民、商民也都驾船出海参战，迎击倭寇。
到了嘉靖末年，明朝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如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在粤、闽、浙等地的御倭战役中，领导军民，屡次击败倭寇，其中戚继光率领的由农民和矿夫组成的“戚家军”最为英勇。他们大小八十余战，战无不胜，浙江台州之战，福建横屿、平海卫之战，都给来犯的倭寇以歼灭性的打击。戚继光等统率的军队前后杀倭万余人，基本上荡平了倭寇之患，保障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
戚继光（1528—1587年），山东牟平人，深通兵法，号令严明，他从事御倭战争达十余年之久，用兵“飚发电举，屡摧大寇” [213] ，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他的功绩最大。
明代抗倭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倭寇长期侵扰东南沿海，使这里的经济受到摧残，人民生命财产蒙受莫大损失。平定倭寇之后，东南沿海一带才得安宁，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同时也为明朝的开放海禁创造了条件。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开放海禁，允许民间与东西“诸番”进行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214] 。
万历时期的援朝战争 与戚继光肃清倭寇的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日本的“关白”（“关白”是丰臣秀吉的官衔）丰巨秀吉战胜了其他割据的诸侯，统一了日本，日本的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丰臣秀吉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积极从事对外扩张。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明朝和朝鲜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没有发生过战争。在边境上，两国的商人络绎不断，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贸易年达四五次之多 [215] 。朝鲜向我国输出耕牛、苎布、纸张和药材，我国的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的技术和工具在朝鲜也有一定的推广。
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是要占领和统治全部朝鲜，并以朝鲜为根据地，进一步侵略中国。早在日本天正五年（1577年），丰臣秀吉就向织田信长提出平定九州后，“进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版图” [216] 。明朝的大臣也指出：“倭得朝鲜以为巢穴，退可以守，进可以寇，中国从此无息肩之期。” [217] 当时日本军十万从釜山登陆，很快便攻陷王京，占平壤，朝鲜八道几尽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朝以与朝鲜有唇齿相依的关系，不能坐视不救，立即派兵援助朝鲜。
日本侵略朝鲜，引起朝鲜人民无比的愤恨，各地的义军纷起抵抗。万历二十年（1592年）年底，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南兵大举援朝。明军与朝鲜军民配合作战，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进围平壤，打垮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的军队，光复了平壤。继而又攻克了开城，日本军队被迫放弃王京，退据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之地复归朝鲜所有。平壤之捷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士气为之一振。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虽然失败，但野心不死，为了准备卷土重来，乃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撤兵，以便展开新的进攻。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明朝主和派，亦主张对日本妥协，求得暂时的和平。于是明朝政府就堕入丰臣秀吉的阴谋之中，陷于被动地位。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和议果然破裂，日本又再度大举入侵朝鲜，明朝政府再派邢玠率兵援朝鲜，明朝将领刘綎、陈璘等人给了日本军队很大的打击。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二月，丰臣秀吉死，明军反守为攻，在朝鲜南海面上与日本军队决战，日军几至全部被歼。在这场战役中，朝鲜的杰出将领李舜臣、明朝将领邓子龙也先后战死。至此，丰巨秀吉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又宣告失败。
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朝鲜人民的坚持抗战。而明军的两次援助，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十六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前驱的殖民主义者，已经开始了海外的掠夺。首先来到东方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其次是荷兰和英国。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满刺加，随即侵犯我东南海面，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甚至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这种海盗的行为，立即遭到明朝的反击。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明朝在广东新会海面击败了葡萄牙商船，并缴获其佛郎机炮 [218] ，从这年起，明朝政府即严禁与葡人贸易，并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
葡萄牙人与倭寇勾结，又在中国浙、闽地区进行各种骚扰，在浙江双屿等地也受到明军的打击。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用欺骗贿赂的手段，买通了明海道副使汪柏，佯言商船遭遇风暴，请求准其在澳门居住，晾晒货物。不到十年，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逐渐增多，以至于“筑室千区”，“夷众万人” [219] 。
追随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东方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侵占了吕宋。西班牙人对当地的居民包括留居在吕宋的中国人在内，备加压迫和凌辱。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西班牙总督郎雷从吕宋率舰队侵美洛居，尽驱该地的华人为兵，“稍怠即鞭挞，有至死者”。为了反抗西班牙人的压迫，华人潘和五号召水手起义，杀死郎雷，撕碎了西班牙海盗的旗帜 [220] 。以后西班牙人又在吕宋多次屠杀华人，但都遇到坚决的抵抗。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殖民主义者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率舰队来到东方，先后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和天启四年（1624年）偷袭我澎湖地区，但都被我福建军民击败。荷兰殖民者强占澎湖的阴谋不逞，又转而侵我台湾。
台湾是我国的领土，早在东汉时期就与大陆有频繁的经济联系，元朝在台湾正式设立了澎湖巡检司。明朝建立以后，继续保持着管理台湾军务的澎湖巡检司。同时林道乾、袁进、李忠、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又先后对台湾进行统治。明代后期在台湾的汉人已有十余万，他们和高山族人民一起对台湾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万历十八年（1590年），葡萄牙的商船经过台湾海峡，见其山川秀丽，称之为“福尔摩萨”，这是西方人知道台湾之始。
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入台湾，以后，在这里建立了赤嵌城。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征收高额的人头税，把土地收归东印度公司所有，无止境地搜刮台湾的一切富源，还把大批的台湾人民掠卖到爪哇当奴隶 [221] 。
但是台湾人民从来没有中断过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康熙元年（1662年），台湾人民终于在郑成功的领导下，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
耶稣会士的东来 自从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东方，西方传教士也接踵而至。这些传教士多为耶稣会士。万历八年（1580年），一部分耶稣会士来到了澳门，以后又陆续有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有利玛窦、庞狄我、龙华民、熊三拔等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根据中国的情况，开创了新的传教方式，主要有三条。第一，走上层路线，与官僚士大夫接交，并争取皇帝的支持，从而在中国立足。第二，随从中国风俗，以减少宣教阻力。如学习华语，读儒家经典，穿着儒服，力图说明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相通。第三，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此作为门径，取信于士大夫，见重于当道，达到引人入教、徐图发展的目的。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来到北京，并得到神宗的允许在北京建立教堂。这些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主要有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火器制造等。徐光启是最早接受西学的官僚士大夫，他看到西学可为我所用，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222] 。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一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书籍被翻译过来。在天文学方面有《乾坤体》，在数学方面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在物理学方面有《远西奇器图说》，在水利方面有《泰西水法》，在地理学方面有《坤舆万国全书》、《海外舆图全说》、《职方外纪》，在火器方面有《则克录》，等等。崇祯皇帝对西学采取了开放态度，先后任用徐光启、李天经主持历局，吸收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参与修历。崇祯八年（1635年）完成，十六年颁行。这就是有名的《崇祯历书》。不过此时明朝即将灭亡，明朝的科研成果，后来被清代行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阴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