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文化

一　两宋文化的高度发展

刻版印刷和造纸技术的广泛流行和日渐提高，为社会上各阶层人群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中小地主、富裕农民人家为提高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于当时政府所实行的，向着所有读书士子开放的科举制度，更都趋之若鹜。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和诸科的考试，平均虽仅录取三四百人，只占应试举子们的极少数，但为求应举而被吸引到各类学塾中去的，却不只百倍千倍于此数的青少年，这对于当时社会人群文化水平的提高，当然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而从北宋到南宋，不论在各路的“漕试”或朝廷上的省试与殿试各层次，其命题的范围和答卷的文义，全都没有死板的规定，不像明清两代的八股文那样，命题必须出之于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答卷必遵照朱熹的注释。尽管在某些短暂期内，科场的文风曾发生过某些倾斜，但总的说来，基本上并没有在举子的思想上和行文体式上给予一道道的紧箍咒。所以，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之继续施行，虽然也遭到当时人这样那样的评议，大致说来，却还是利多于弊，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世宗在位期内，又曾严厉地推行过一次毁灭佛法的政令，但他那时所统辖的地区只限于黄河和淮水流域，此外各地全没有受其影响。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对于佛教和道教，均不再采用禁制政策，而且还先后由地方或中央政府刻印了佛教和道教的许多书籍。在当时一般儒生的意识当中，唐代佛道两教的昌盛超过了儒家的情况，还保留着很深的印象，他们都要改变这种情况，要把儒家学说的声势和地位重新振兴起来。其中的少数人，只想固守着儒家旧有的思想阵地而对佛、老进行抵排；而绝大多数儒生的取向，则皆或明或暗地对佛、老两家所讲说的义理尽可能予以吸取，以充实儒家的学说，以求与佛、老相抗衡。

从唐代后期以来的儒家学者，如李翱等人，已开始趋重于对儒学义理的发挥，而摈弃了从汉到唐儒生们烦琐累赘的章句训诂笺注。宋代的儒家，则如被《宋元学案》列作首位的胡瑗，当其在湖州讲学时便已把学舍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两个部分；他讲说“五经”，也都重在讲说其大义。及至广大儒生都因立意要与佛老抗衡而大量摄取佛老以充实儒家学说之后，对先儒传注一切废弃不用的便不限于王安石一人，而且也并不开始于王安石其人。于是一个与前代大不相同的新儒家学派，至晚在北宋中叶便已形成。

新儒学家们一方面着重于儒家经典著作中义理的充实和阐明，另一方面也极注意于经世致用，要求真正达到《中庸》所说“致广大而尽精微”，《庄子》所说“内圣外王”的境地。因此，宋代新儒学家们所涉足的领域，既包括了孔门所谓“四科”，而又因为时代的不同而突破了那“四科”。例如，既有因长期从事于政治实践而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有以长期从事于史书编撰而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人；也有以丰富的文章、诗、词创作而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人；也有以富有自然科学知识或以制作了天文仪器而著名的沈括、苏颂等人；也有专致力于历代和当代典章制度研究，如两浙东路的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人；更有专致力于阐发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务使其达于精微玄妙极致的，如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张载，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被称为理学家者，他们的言论和思想，自南宋后期直到明清两代，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以上所表述的，虽还并非两宋文化的全部情况，然而已经足可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两宋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不但超越了它以前的隋、唐，也是它以后的元、明、清诸代之所不能及的。

二　两宋的两个主要学派

宋代的理学 这一学派是从宋代新儒家学派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对于两宋的理学家们，大体说来，可以分作两派，即以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诸人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这两派理学家对于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如宇宙起源问题，理和气即精神和物质的依存关系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

张载（1020—1077年），关中郿县横渠镇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正蒙》。

张载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由气构成的，“气”是万物的本体，太虚（即天空）也是物质性的，它是“气”之散而未聚的一种状态。无限的物质世界，是由太虚与万物共同构成的。张载又认为气是变化不已运动不止的，而气的变化运动，则是由于对立面的斗争。他把气的变化规律（亦即物质的变化规律）称之为道。

张载虽认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在于感官有所接受，但他又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至静无感，性之渊源”。他还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说法又暴露出来唯心主义在张载的哲学中仍然占主要地位。

程颢（1032—1085年）及其弟程颐（1033—1107年），洛阳人，他们共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有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二程的哲学著作被后人编辑在一起，称为《二程全书》。

程颢承认事物对立的普遍性，并且承认对立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这表明他对于客观辩证规律是有一些认识的。但他把天、理、心都等同起来，不把天和心作为物质性的实体，而认为二者的最本质的东西却是一个“理”。

程颐的哲学的中心命题为“性即理也”，他认为“天下更无性外之物”。理和性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而性或理又是先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是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

朱熹（1130—1200年），生于闽之延平，祖籍是徽州婺源。他是南宋时期最大的理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北宋理学家的学说。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到朱熹就更加完整和具有系统了。

朱熹是一个很渊博的学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作了注解阐释的工作。他通过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的注释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他所作的《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集注以及《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事实上就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他平时对学生的一些谈话，被记录下来，后来辑为《朱子语类》，也是朱熹的一种重要哲学著作。

对于物质和精神二者的关系，朱熹以为：“理在先，气在后”，以为“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以为“理是本”，“理终为主”。而这个理的极致，即其最高境界，则为“太极”。但他又说天下没有无气之理，说气不聚结则理亦无所附着。因而，朱熹的学说常不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陆九渊（1139—1192年），江西金溪人，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所提出的一些哲学命题，和朱熹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大都是针锋相对的。朱熹着重读书明理，着重观察事物以穷其理，陆九渊则以为这都是“支离事业”。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因而主张所谓“致知格物”多应当采用“易简工夫”，即“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是只在内省和反求诸己方面多下工夫。他既反对博览群书，也反对著书立说。 ^[368]

以上这些思想家的哲学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从孔孟以来历代儒家所倡导的纲常名教，则是一致强调和维护的。张载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还特别强调谱系、世族和宗法，实即要把“族权”更加提高。程颐主张寡妇不应再嫁，即使贫穷无依，也应为亡夫守节。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一些名教思想和行为轨范，经宋儒们大力宣扬之后，政权、族权、夫权这几条绳索对人们的束缚便较前更紧了。

浙东学派和功利主义思想家陈亮 与朱熹、陆九渊同时，在浙江东路还有一些学者同时并起。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以及稍晚的叶适等人。这些人的乡里都壤地相接，声气易于相通，他们在研究学问的途径上，趋向也大致相同：从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以至舆地边疆、水利农田等等，他们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他们最着重的，是一些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见之实用的学科。他们不但不像前面所举述的周、张、程、朱、陆等人那样，只是谈论一些关于道德性命理气等类的抽象的问题，而且还反对从事于这些空谈。其中的陈亮，是反对理学家们空谈道德性命最力的一人。

陈亮（1143—1194年）以为，处在民族矛盾那样尖锐的情况之下，学者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并自以为是得到了古圣先哲关于正心诚意的不传之绝学，这般人实际上都是一些“风痹不知痛痒”的人。他以为，天下“千途万辙，因事作则”，无物非道，因而学者都应“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他对于研究学问的对象和目的性都提得很明确：凡是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真养性等内省工夫当作真学问，把此外的一切反都视为粗疏的东西而不屑去注意。他要做的是一个“成人”，而不是一个“醇儒”。他要做一个“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人物，而不肯去“穷究义理之精微”，做一个“枯木死灰”般的人物。

关于王霸义利之辨，陈亮曾和朱熹进行过长时期的争论。他反对朱熹只把三代说成合于王道、合于义，把汉唐以来千五百年的历史则一律认为是昏暗无道。他以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否则对汉唐的昌盛之局是无法加以解释的。

三　古文、诗、词、小说、戏曲

北宋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和恢复儒家道统的运动，一直是北宋文坛上的一个主流。

当时政治上一部分当权的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对于古文运动都是大力支持的。欧阳修且是这一运动的主将。到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等人相继而起，使古文运动获得全胜，而北宋的文坛也呈现了一个繁荣健实的局面。

欧阳修力革当时浮靡诡怪的文风，他的文章纡徐委备，“条达疏畅” ^[369] ，“引物连类” ^[370] ，而能“丰约中度” ^[371] ，不论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婉转透辟，曲尽其意。王安石一方面主张写文章应当“务为有补于世”，同时又说，文章应当“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 ^[372] 。这就是说，写文章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但也应当注意文章的艺术性。他的文章的特点是“简劲精洁”，深刻峻峭。有些篇章虽着语不多，却同样富有波澜起伏。苏轼是北宋文人中最富才华的人。他反对五代以来的“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 ^[373] ，也反对用“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主张写作文章当“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374] 。他驾驭文字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

宋代的诗 在两宋的三百多年中，诗的风格和趋向曾有好几次较大的变化。在北宋初年，杨亿、刘筠等人崇尚李商隐的诗，过于重视雕琢字句，堆砌典故，并把他们互相唱和的诗合为一集，取名为《西昆酬唱集》，遂致形成了所谓“西昆体”。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缺乏生动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也没有鲜明的思想性。实际上无论在艺术性方面或意境方面，与李商隐的诗全都相去甚远。然而这种风气支配了宋初的诗坛数十年之久。到北宋中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力排西昆体，以优游平淡之辞矫而正之，风气为之一变。梅尧臣的诗旨趣清淡，当时人以为“有晋宋遗风”。继起的苏轼，才华富赡，无施不宜，他的诗也兼备众格。苏诗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洒脱豪放，但有许多也伤于率易，华而不实。江西的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力矫率易之弊，倡导作诗作文都要“无一字无来处”，主张“陶冶万物”，镕铸故实，通过锤炼，创造出一些奇峭坚实的作品。

南宋的诗人，最著名的有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人。其中最杰出的是陆游。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他的才情繁富，能够触手成吟。他的诗气派大，波澜壮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许多篇章，都是抒写他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的，激昂感慨、沉郁跌宕的胸怀跃然纸上。南宋政府对金采取屈辱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呻吟于女真贵族压榨下的北方人民的愿望，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在陆游的诗中都有深切的反映。

西蜀、南唐和两宋的词 词是由五七言近体诗发展变化而来的。为求配合管弦，便于歌唱，唐代中期以后的一些诗人，首先是一些无名的民间诗人，便开始把近体诗的整齐句子加以改变，依照民间流行的一些曲调的节拍和韵律而裁定其字句，这就是所谓倚声填词。一首词中的前后各句长短不一，所以词也叫做长短句。

在五代十国期内，以善于填词出名的人已为数不少。在西蜀，有韦庄和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被编选在《花间集》中。在南唐，则有冯延己和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花间”派作品的共同风格是绮丽靡软，而南唐诸人的作品则较为清新俊逸。李后主的词，前期所反映的是封建贵族思想感情，被宋俘虏到开封以后的作品则反映了对宫廷生活的怀念，有很重的感伤颓废情绪。但他用语清新、朴素，自然而无斧凿痕迹，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高度水平。

到宋代，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也比唐代更繁荣。当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大城市中都有歌楼伎馆，贵族官僚豪绅家中也多有歌伎舞女。这都促使歌词更加普遍发展。

北宋的文学家大都是把散文用作明道、载道的工具，不大用它去抒写悲欢离合之情；近体诗则因字句的拘束而与音乐相去日远；只有词的体裁能够“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能够配合管弦的音阶和舞蹈的节奏，所以它便成为表现哀乐怨悱时最经常采用的一种文体。北宋的许多政治家和文学家，例如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人，都填写过多少不等的词。他们的词的风格，一般说来都是承袭南唐二主和冯延己等人的。

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作的词都是一些短调小令，而与他们同时的柳永则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柳永是一个落魄文人，“好为冶淫讴歌之曲”。教坊的乐工每次得到新的曲调，必去求柳永填写新词，因此他的声名便和他的作品一同传播，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375] 。这样他就成为北宋词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人。

正当柳永一派的歌词风靡北宋词坛的时候，具有高才逸气的诗人苏轼，也以其写作诗文的余力，“溢而作词曲”。他对于从《花间集》直至柳永等人的作品风格都不满意。他写的许多首词，意境豪放雄壮，涤除了当时词坛上的那种“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那种“绸缪宛转之度” ^[376] 。

李清照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杰出词人。她的词婉约清新，只把一些寻常习用语言随手拈来，度入音律，炼句既很精巧，又极平淡自然，表情达意都能曲尽其妙 ^[377] 。就内容来说，她的词对南渡前后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微弱，在她颠沛流离的晚年作品中，还多有意兴阑珊的消极情绪和感伤调子。但是从她的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来看，她也不是不关心国家命运的。

创始于北宋苏轼的爽朗英发的风格，在南宋中叶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辛弃疾是一个爱国志士，他既有文才，又有武略。他的歌词慷慨豪放，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当中的一个英雄豪杰人物奋发激越的情怀，表达了当时人民反抗女真入侵者的愿望。辛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 ^[378] ，而且用以抒情、写景、记事、说理，“横竖烂缦”，无往不宜。

宋金的话本小说和说话人 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到宋代，便发展演变而成为“说话人”的话本。话本的内容，有的是演说佛经中的故事，有的是讲说历史故事，如说三分和说五代史等。有的讲说一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以及某个人物发迹变泰的故事。当时把最后一类称做“小说”，把讲说长篇历史故事的则称为“平话”。宋代的话本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明代以来的一些章回小说，很多都是从宋代话本逐渐发展和改变而成的。

宋代说话人有的专说三国史事，有的专讲小说，每个人都以专门名家。宋仁宗和高宗，都喜欢听人讲说故事或自己阅读话本 ^[379] 。当时不但城市中较热闹的场所有固定的说话人，在乡村中也常有说话人讲说小说或历史故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塗巷小儿”从家中持钱、出外聚坐、听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的记载。陆游有一首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说话人不但在城市中讲说，也经常地走向乡村里去了。

金军攻破开封后，向北宋政府索取乐工伎艺诸色人，也指名索取杂剧、说话、小说、嘌唱、弄影戏、弄傀儡等类的艺人一百五十余家 ^[380] 。金人把这些艺人一齐押送到金国去。在金国，不但汉族人民是说话人的听众，女真贵族也喜欢听说话人讲说故事，完颜亮的哥哥完颜充就是其中的一人 ^[381] 。在完颜亮统治期内，金的西京大同府有一个名叫刘敏的，就是专门讲说五代史的说话人 ^[382] 。

宋金的戏曲 在宋代，傀儡戏、影戏和杂剧都已十分流行，从较大的城市到一般的乡村之中，无不如此。凡当时的说话人所常讲说的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和历代君臣将相故事等，也都是傀儡戏和影戏所经常表演的。杂剧是从唐代的参军戏发展演变来的。北宋杂剧基本上还只是“因题设事，杂以谐谑”，情节一般都比较简短，有时只是夹杂在其他伎艺中演出一段或两段 ^[383] 。这样的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净” ^[384] 。但在北宋开封的勾栏（剧场）当中，也已经有了以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杂剧。每年从七夕到中元节，勾栏中每晚都要扮演目莲救母杂剧 ^[385] 。这类杂剧不但情节复杂一些，演员也已发展到四五人了。

宋代还有一种以歌舞讲唱为主的戏曲，这种戏曲是由曲词连缀而成的。从北宋中叶以来，有些词人已经开始试用一个词调而填写数首歌词，接连铺叙一个故事。例如有人用《商调蝶恋花》一调填写十二首歌词，咏述《会真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故事。这种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它也就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鼻祖。

南宋末年的周密，在其所著《武林旧事》中载有《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中有歌舞剧，也有民间游艺的曲艺。由此可见，其时上自贵族宫廷，下至一般村镇市集，戏曲都已十分流行了。

在金的统治地区内流行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名叫诸宫调。诸宫调是把不同的曲调编缀在一起，用以铺叙一个长篇故事。乐谱的音节既多变化，文字也以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这比宋朝流行的《官本杂剧》，显然又有了发展。金代人所写的诸宫调，流传到今天的，有《刘知远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二种。前者是写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后者是把《会真记》加以改编而成的。《会真记》仅有几千字，到《西厢记》诸宫调便成为好几万字的剧本了。

解放后，在山西侯马的金代坟墓里，发现了一座戏台模型，上边有五个角色正在作场。这说明诸宫调的演唱在金国是普遍流行的。

元曲 杂剧是元朝文学的主流。元代杂剧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直接发展了金代诸宫调而成的一种歌舞剧。杂剧一般分为四折，个别的有五折，在各折之前或各折之间多加有“楔子”。每折内又有十个以上的小曲，每一组小曲称作一套，一套内的小曲，都限于同一宫调，使用同一音韵。演时除歌唱外，还伴以言语和动作，言语叫“白”，动作叫“科”，“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 ^[386] 。

元代杂剧的兴起，与宋金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杂剧作家很多都是大都人或平阳人。大都和平阳都是以工商业发达、人口殷繁、文化昌盛而著称的城市，大都在元朝统一后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些北方的城市在金元之际也曾遭受兵火的洗劫，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民族和阶级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这种社会的环境又给剧作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元朝政府规定了“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的法令 ^[387] ，但是大多数的作品仍然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给以无情的揭露。

在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杂剧458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一百几十种。又据《录鬼簿》的记载，当时知名的杂剧作家共达79人，其中生活在金末至元世祖统一时期的作家即有56人 ^[388] 。他们大都是北方人，不是“布衣”，便是“省掾令史”，社会地位不高。

关汉卿是元朝最杰出的剧作家。他出生于金元之际，入元为太医院尹。他长期居留大都，晚年到过杭州，与当时的剧作家、曲家杨显之、梁进之和王和卿等是莫逆之交。关汉卿又能深入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与教坊、勾栏的歌伎、演员也有联系，所以称他为“杂剧班头”，“梨园领袖”。关汉卿毕生写过60多种剧本，保存下来的还有18本。其中《窦娥冤》、《鲁斋郎》、《拜月亭》、《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都是最为社会人群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痛快淋漓地揭发了蒙古贵族、汉族官僚地主的残暴黑暗统治和罪恶活动，充分表现了作者向恶势力战斗的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

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宫天挺、纪君祥、郑光祖等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白朴的《墙头马上》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都是数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著。

四　两宋的史学

通史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司马光用了19年的时间，并在史学家刘放、刘恕、范祖禹等人的帮助下，写成了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包括1362年史事的巨著。他的取材范围极广，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等，无不“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 ^[389] 。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为统治者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他用较多的篇幅记述历代的“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搜采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通鉴》采用《左传》的叙事之体，而不着重于“春秋义法” ^[390] ，对于所引史料一般都不大加窜改。对于原来记载中分歧较大的事项，则只选择其“证据分明、情理近实者修人正文”，其余的则另行编录，辨其谬误，说明其舍此取彼之故，别成《通鉴考异》一书，以解读者之疑。在《资治通鉴》刊布之后，编年体成为历史编纂者们最喜欢采用的体裁；司马光在编写《通鉴》时所创立的各种体例，例如别成《考异》的办法，也成为后来编写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不采用编年体而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有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和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郑樵博学多闻，他反对断代为史，力主编写通史。他所著《通志》中，虽有历代君臣的本纪和列传，但其精华所在则是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20略。《文献通考》全书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24考。杜佑《通典》只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8典，《通考》却大加扩充，单把《通典》的食货一门就分作田赋、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8考。书中叙述历代制度的演变，不但采用经史中的文字，而且摘录唐宋诸臣的奏疏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议，使读者对于一事之本末利弊能得到比较概括的知识。书中各“考”都记述到南宋末年为止，而对于南北宋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所记特详。元代所修《宋史》中的各志，例如《职官志》、《兵志》、《食货志》等，有很多部分都是抄《文献通考》的。

当代史 宋政府设置史官，分别纂修实录、国史、会要等类史书，内容都较前代的同类书详备得多。北宋以前，从来没有设官编修本朝会要的。现在流传的《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残缺不全的书，而其内容已极为繁富。两宋史学家私人编写的当代史书，数量尤多。其中比较杰出的巨著，流传到今天的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专记北宋一代史事的，其书今只有清人辑本，内容已多残缺，然所存尚有520卷。《长编》采摭广博，考论详悉，并把异同诸说附注于正文之下，与《通鉴》的《考异》略相似。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的。此书是为接续李焘的《长编》而作，其采摭之广博与内容之详备，也都和《长编》不相上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是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国的和战关系的。书中广泛地搜罗了当时官府和私人有关宋金交涉与议和作战的言论和记述，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加以编次。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对金和战的决策人、外交使臣以及各种当事人亲手记录下来的，徐梦莘在引用时一律照录原文，不加更改，使其“是非并见，同异互存”，不以己意有所取舍，也不以己意为之折衷。这样就保存了大量的直接史料，因而它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书。

北宋末年方腊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在《泊宅编》和《容斋逸史》两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南宋初年钟相、杨幺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一书中详为记述。这些著述虽对这两次起义都不免有所诬蔑，但都对宋朝统治者的腐朽黑暗加以揭露，多少流露着对起义者的同情，在宋代浩繁的历史著作当中，它们都应算别开生面之作。

金石学 金石学是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的一个新园地。它把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古金石器物。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根据商周铜器铭文和秦汉以至隋唐的石刻碑志拓本，审定考释，写为题跋，荟萃编次而成的。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搜集了汉魏碑刻的文字，附以解说和论证。欧阳、赵、洪诸人，利用搜集到的大量金石拓片，“抉剔幽隐，考核旧闻”，对于考订史事提供了新的资料。

北宋时吕大临著的《考古图》、《续考古图》，王黼编著的《宣和博古图》，摹绘当时所见商周彝器的形制，并摹写器上的款识，再附以释文和考说。对于商周典章制度的研究，是极有用的参考资料。

地方史志 专记一州一县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志书，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也大量出现。每一部地方志当中，大都包括城邑、山川、物产、风俗、学校、人物、仕宦以及名胜、古迹等门类，且多把当地的城镇和山川形势绘制为图，列在书的最前面。范成大编纂的《吴郡志》，梁克家编纂的《三山志》，罗愿编纂的《新安志》，施宿编纂的《会稽志》，高似孙编纂的《剡录》等等，是当时人所编写地方志当中比较出名的几种。其总志全国州县地理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采摭都很繁富，叙事也很详赡。另外，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写北宋末年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的《武林旧事》专写南宋时杭州的繁华景象，也都富有史料价值。

五　五代十国和宋元的绘画

山水花鸟画 从唐以来就开始独立发展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到五代两宋时期便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10世纪前半的北方山水画家，重要的有荆浩和关仝二人。荆浩的画皴染并用，浓淡分明，自称是采唐代吴道子和项容二家之所长而成一家之体的。关仝的画，“石体坚凝，杂木丰茂”，虽师荆浩而能“青出于蓝” ^[391] 。

南唐画家董源用“披麻皴”法画山水，长于描绘秋岚远景。他的画“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 ^[392] 。巨然是董源派的传人，后来随李后主一同到开封，作画极负盛名。苏轼以为他的画淡墨轻岚，自成一体。

北宋的山水画家李成、范宽和郭熙，都是属于荆浩一派的。李成是北宋初年人，善于画平远寒林的山水。郭熙是北宋中叶人，长于写实，注意意境、色泽明暗和山石树木远近大小的比例。

北宋中晚期米芾和米友仁父子，运用水墨渲染的所谓泼墨法，画出一些笼罩在云烟中的山岚树木。

十国的花鸟画家，以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最为著名。黄筌对于山水、竹石和人物画无所不能，而最负盛名的则是他的花鸟草虫画。他的这类画都是根源于写生而来，笔法工整，神采生动。徐熙“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 ^[393] 。

北宋的花鸟画是从黄徐二家发展来的。富贵与野逸的不同作风，在北宋中叶已逐渐趋于融合。

从北宋初，在宫廷中就成立了翰林图画院，凡要进入画院的先须经过绘画考试，而试题则是前代人的诗句，如“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之类。这就诱导了当时的画家在平时也都着意去玩味古人描写景致的诗句，因而就推动了他们向山水花鸟画方面发展。宋徽宗时画院发展到极盛，而画院众工所画山水人物花木鸟兽也都能“种种臻妙”。

宋徽宗是一个昏君，但他在绘画方面造诣很深，而以花鸟画最为上乘。现尚存世的《柳鸦芦雁图》和《芙蓉锦鸡图》，都是用精练的笔墨，准确地画出了花鸟的外形，而又能在工整之中达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从北宋末年就已成为画院中出名画家的李唐，南渡后依然为画院待诏。李唐对于山水、人物画都很擅长，又善画牛。他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着青绿，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的山水画家的影响极大。

南宋后期的山水画家，最主要的是马远和夏珪二人。马远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画家，而以山水画为最工。他的山水画的特点是：构图简率峻刻，作风淋漓洒脱。夏珪的山水画，在构图和运用笔墨方面都和马远相似，而笔墨精工劲爽，更发展了马远的画风。他有很多长卷大幅作品，流传下来的也不少，从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写实工夫和雄伟魄力。

宗教、人物画 南唐画院中的周文矩和顾闳中，都是以善画人物著名的。顾闳中的著名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现在尚可看到北宋人的临摹本。周文矩的仕女画继承唐代画家周昉的风格，作风却更加纤丽。他的著名作品《重屏会棋图》现尚存在，图写数人围坐下棋，其中所画南唐中主李璟的肖像，富有个性特征。

后蜀画家石恪，善于用简笔画人物和佛道。他喜欢画一些寓有讽刺性的作品，并“多为古僻人物，诡形殊状，以蔑侮豪右” ^[394] 。

北宋中叶的李公麟，初以画马得名。后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画佛道宗教画和人物故实画方面，而尤以后者最为杰出。他画人物，对于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物性格及其动作态度的特点，都能够刻画出来 ^[395] ，这表现出他所具有的高度写实技巧，深刻的观察、体验，和多方面的修养。他是北宋一代最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张择端是北宋晚年画院中人，他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当时的风俗画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幅画，描写清明时节开封城汴河上店铺林立、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突出地表现了运载东南粮米财货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梁的紧张繁忙情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南宋一代的人物画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李嵩曾根据南宋民间流行的梁山泊英雄好汉的传说，画出宋江等36人的像，实际上等于对反抗统治者的英雄们的赞歌。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一幅《货郎图》，生动真切地描绘出几个儿童及其母亲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神情和动态。

刘松年的重要人物故事画是宋的《中兴四将像》图。另外还有《便桥见虏图》，是借用唐太宗在渭河便桥上斥退突厥颉利可汗的故事，对南宋时事暗示讽谕的。他和李唐、马远、夏珪，被称为南宋四大画家。

元代的绘画，以山水画为大宗，一方面继承了宋画的流派，一方面创立了新派。新派以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等人为代表，对于景物的描写更加提炼概括，但另一方面又侧重笔墨情趣，影响了明清画风。他们的作品成了“文人画”的范本。

六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科学技术

火药、火器的发明和发展 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江西南昌），部将郑瑶“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 ^[396] 。所谓“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 ^[397] 。“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球状，把引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引线点燃后用弓射出。据此可知，至晚在9、10世纪之交，火药就已经被使用在军事上了。

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冯继升等向北宋政府献火药箭法，并经试验成功。到开宝八年（975年）北宋攻打南唐时，就把火箭、火炮一齐使用上了。后来北宋政府在首都设置了“广备攻城作”，其中即有专管制造火药的部门。宋仁宗时编成的《武经总要》一书中说到当时有火箭、火药鞭箭、火球和霹雳火球等，并详细开具了三种火药方子。

北宋末年，金人围攻开封，李纲担任军事防御总责，他下令发“霹雳炮”，曾一度把敌人打退。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亮企图在采石渡长江，南宋军队又曾使用“霹雳炮”把金兵打退。“霹雳炮” ^[398] 是用纸管、石灰和火药做成的，是一种爆炸性的火器。

金人在和北宋交战的过程中，很快就把宋人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全部学会。1126年冬，金人围攻开封，就曾使用飞火炮燔烧开封城的楼橹 ^[399] ，并使用火箭把开封城东南的敌楼烧坏 ^[400] 。1221年，金兵攻打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用抛石机发射了一种叫做“铁火炮”的火器，其形似瓠，口小身粗，系用生铁铸成，厚可二寸 ^[401] 。1232年，蒙古围攻开封，金哀宗又从城内发射了一种叫做“震天雷”的铁火炮，轰炸蒙古的军队。震天雷是“以铁罐盛药，以火点之，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铁甲皆透，人与牛皮迸破无遗” ^[402] 。

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长期交战的过程中，管形火器也逐步出现了。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曾发明了一种叫做“火枪”的管状火器。其法是把火药装在巨竹之内，临阵交锋时将其点燃，用以焚烧敌方的人和物资。1232年金哀宗在开封和归德抗拒蒙古兵时，曾使用过“火枪”。其制造方法是：“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实以柳灰、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火，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 ^[403] 1259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军民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其法以巨竹为筒，筒中实以火药，再安上“子窠”，火药点燃后即将“子窠”发射出去 ^[404] 。这种“子窠”即后世子弹的前身。

管形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制造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前此用抛石机投射燃烧性或爆炸性的火药，不但不能准确，且易伤及射者；使用管形火器之后，这一毛病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了。

13世纪，蒙古军西征中亚各国，火药、火器的制造方法亦随之而传入伊斯兰教各国。13世纪末叶，伊斯兰教各国人所著兵书中多有“契丹火轮”、“契丹花”、“契丹火箭”等名称，都是指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与火器而言。伊斯兰教各国人学会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后，又加以改进，再把改进后的制造方法传回南宋和蒙古。《宋史·兵志》记载，南宋于1273年曾颁布制造“回回炮”的法式给沿边州郡，有人触类巧思，所制炮能超出“回回炮”之上。

刻版印书的盛行和活字版的发明 刻版印刷术自从唐代中期出现以来，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0世纪前半，后唐国子监曾刻印过《贞观政要》 ^[405] 和儒家的《九经》 ^[406] ，后蜀也刻印过《九经》和《昭明文选》 ^[407] 。在上举诸书之外，吴蜀地区的人专为出卖而刻版印刷的书籍，“色类绝多”。到北宋初年，佛教经典五千多卷也在成都刻印，太宗时新编成的《太平广记》等书，也都是刻版印刷颁行各州郡的。在此以后，官府与私家之刻书事便日益盛行。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制造活字的办法，其法是：用胶泥刻字，使字笔画凸出，每字均为独立的一颗，用火烧之使坚硬。另以铁板，上敷用松脂、蜡和纸灰制成的药品，要印时便把活字镶入铁板，以火烤之，待药熔化、凝固之后，即用以印刷。

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宋代不曾广泛利用，后来元代人发明的木活字及稍后所使用的铜活字，却都是在毕昇泥活字的启发下创制出来的。欧洲在15世纪中叶才创制活字版，比毕昇的发明晚400年。

指南针 北宋学者沈括，是一个富有科学知识的人。在他撰写的《梦溪笔谈》中有一条记载说，当时以“看风水”为业的“方家”，已经普遍使用磁石磨针锋，使之指南。使用时有的把磁针浮于水上，有的放在指爪或碗唇上，最好的一种办法则是“缕悬”——取新纩中独茧缕，用芥子般大小的蜡缀于针腰，于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这里所记述的磁针，就是稍后出现的罗盘针的雏型。

北宋末年朱或所写的《萍洲可谈》，记述了他于11世纪末年在广州的见闻，其中有一条说，当时中国海舶上的舟师都“识地理”，他们在海上航行，“昼则观日，夜则观星，阴晦则观指南针”。在同一时期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其所撰《高丽图经》中也说到海船舟师使用指南针事。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断言，至晚在11世纪的后半期，我国人民已经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业了。

指南针之用于航海，对于此后海上交通事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天文钟（水运仪象台） 从唐到北宋，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促进了天文学的进步。同时，水利灌溉事业也日益发展，排灌机械和齿轮应用的技术创造也有所提高。11世纪后半期的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创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新仪象法要》一书，把“天文钟”的全部结构，用图和文字记载下来。

苏颂和韩公廉都是精通律算和天文学的，他们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利用水轮为原动力的自动运转的天文钟，其中有类似钟表中擒纵器的机械装置。仪象台的创制者通过秤杆和水车轮的结合，第一次悟出了构成擒纵器的基本原理。这种具有擒纵器装置的天文钟，很可能就是在几百年后才出现于欧洲的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苏颂和韩公廉所创制的水运仪象台和他们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反映出11世纪我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

郭守敬的授时历 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特别重视实际的观测和仪器的运用，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他创造、改进的仪器近20种，其精确程度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在他的主持下，全国建立了27个天象观测所，从事历法的改订工作。至元十七年（1280年）新历告成，名为“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比地球绕日一周的周差只有26秒，与现行的格利高里历相等，但比它早出现300年。

北宋的医学 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北宋政府和私人都编辑和刊印了一些医药学或医方的书籍：属于医药学方面的有几次增订的《本草》等，属于医方的有《太平圣惠方》、《苏沈良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从唐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交通贸易日趋频繁，外国的香药如乳香、龙脑、蔷薇水等都先后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刻的医药学书籍当中，新药品种得以不断增加。宋太祖时所编刻的《开宝本草》较《唐本草》已增加新药133种，仁宗时所修《嘉祐补注本草》又增药82种，到北宋末所编刻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又新增药品628种。《政和经史证类本草》还汇录北宋一代的医方数十种。它是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医药书，被以后的医药学界沿用了近500年。医药学书籍以及医方书籍刊行日多，医药学的知识得以普及于多数人，这对于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临症医学方面，北宋一代所取得的进步是很多的，其中尤以儿科的进步为最大：在诊察疾病方面，不但已能把麻疹与其他热病区别开来，而且还能区别天花、麻疹和水痘是三种不同的病症，病原各不相同 ^[408] 。

针灸和铜人。北宋初年的医书都是辗转传抄的，其中所载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仁宗初年，医官王惟一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刻画经穴，标注名称，更写成《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一书，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识。当时湖南耒阳更为针灸特制一种精巧刺针，减轻了针刺的痛苦。铜人的铸造是北宋医生在医学上的一大贡献。

膏丹丸散等熟药的大量制作和应用，酒浸剂（当归酒、虎骨酒等）的大量流行，也都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熟药的应用较汤药大为便利，所以这也是中国医学上的一大进步。

王祯农书 王祯所编的《农书》是一部农业科学著作。这部书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就，包括宋金时期南北方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方面的创造。

王祯，山东东平人，元初先后作过安徽旌德、江西永丰的县官。在他任县官时期，汲汲以农桑为务。每年“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芒禾黍牟麦之类，所以莳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 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 ^[409] 。有名的《农书》就是在这时编成的。王祯不仅在农具上有过不少新的创造，还有其他的发明。《农书》末所附的“活字版韵轮法”，也是他对活字印刷术的一个新发展。《农书》之外，在元代有关农业科学的专著还有十来种之多。其中较著名的是由政府编行的《农桑辑要》。这部书几次由政府刊行，颁发各地，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起过一定的作用。

七　宋元的宗教

佛教 在唐武宗毁禁佛教以后，佛教禅宗一派仍然广泛流传。到了五代，禅宗南岳派分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派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410] 宋初，禅宗五宗并盛。宋真宗时编写的《景德传灯录》是最初的一部禅宗史。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极大，理学家的哲学思想，修养工夫以及语录体裁，都受有佛教的影响，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就是仿照《景德传灯录》写的。

元代重视佛教，特别尊崇喇嘛，喇嘛信奉密宗。元世祖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制蒙古新字，当时凡有诏旨，都用蒙古新字，而以各地区原来文字为副。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思巴卒，赐号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以后相继为帝师的有十余人。“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 ^[411] 元代统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各方面浪费了大量的财富。至于番僧的骄横不法，在《元史》中记载极多。元世祖时，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南宋在钱塘、绍兴的陵墓和大臣塚墓，戕杀平民，攘夺财物，引起当地人民很大的愤恨。

佛教有藏经，来源已久，目录也较完备。自五代雕刻《九经》以后，佛经刊印渐多。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派人到成都，依《开元释教录》所载藏经，次第刊行，在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约5000卷，共13万版，为刊印全部藏经之始。以后各代又陆续刊印。辽、金、元亦刻藏经。辽藏始刊于重熙初，迄咸雍时，完成了579帙，校勘、雕印都很精致，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的佛像中发现了部分经卷，皆在燕京印造。金刻藏经始刊于皇统八年（1148年），完工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旧藏，是现存唯一的一部。宋元藏经约有七八种，流传亦不多，曾经影印过的《碛砂藏》，刊印在宋元之交，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种。大藏经的刊印，不仅对佛教的研究有用，也丰富了我国文化宝库。

道教 北宋重视道教，自真宗时伪造天书，夸大宣传，道教在政治上的势力超过佛教。宋徽宗更加尊崇道教，要群臣推戴他为道君皇帝。他信任道士林灵素，奉之如神明。又将佛教的“沙门”改为道教的“德士”，连《汉书·古今人表》上原来列在第四等的老子，也被提升到第一等。至南宋道教稍衰。但道教宫观已遍于名山，文官依靠主管宫观名义领取半退休的祠禄，终宋一代，并未改变 ^[412] 。

道教的旧派正一教，亦称天师道，天师世住江西龙虎山，实际道教流传最广的地方也在南方。金兵入中原后，黄河以北出现了三个新的道教，即全真教、大道教（亦称真大道教）、太一教。这三个新的道教和正一教无直接关系，彼此间也无关系，他们都是北宋遗民在金人统治之下，隐居不仕，逐渐聚徒讲道而形成的。全真教祖师王喆，咸阳人；大道教初祖刘德仁，沧州人；太一教初祖萧抱珍，卫州人；这三个新道教的创始人又恰好在陕西、河南、河北三处同时并出。金对全真、太一两教，一度禁止。及蒙古灭金前后，北方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中，人们多用宗教作精神麻醉剂，道教遂更为兴盛，全真教的流传也更广。王喆的弟子丘处机，号长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的尊崇，被召至中亚等地，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记其事。元并江南后，正一教的天师也被召入京城。元朝对四个道教，兼容并蓄，其政治地位仅次于佛教 ^[413] 。

《道藏》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庞杂的书，自宋代开始刊印，北宋亡时散佚。金明昌（1190—1196年）年间，在燕京重刊，是为金藏，金亡又佚。元太宗时，又重刊于平阳，是为元藏。

基督教 景教自唐代传人中国，宋以后寂然无闻。到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实即基督教。蒙古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基督教徒被掳和随使节至和林的日多。罗马教皇也派柏朗嘉宾等教士至和林。燕京既下，蒙古人、色目人随便居住，基督教徒遂入居内地，当时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思是奉基督教的人 ^[414] 。元代基督教徒中如马祖常、阔里吉思已经以儒学著称。至明初，也里可温衰落，史书就没有记载了。

伊斯兰教 宋辽金元各朝，与伊斯兰教各国的关系也很密切。辽史称伊斯兰为阿萨兰。宋、辽与中亚的大食国，自辽天赞三年（924年）至宋开禧（1207年），这284年内，正式遣使见于记载的有39次。辽与大食通使，多由陆路，宋与大食通使，多由海道。到了元代，大食人入中国的更多，载于元史氏族表的多至百余人。伊斯兰教徒如落户真定的瞻思，为元好问的再传弟子，以汉文著书十余种，并文集30卷；丁鹤年是诗人；也黑迭儿是北京宫城的创始人。元人称回鹘为畏兀儿，而称伊斯兰教徒为答失蛮。元代诏书常以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并称，可惜关于答失蛮的记载太少了 ^[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