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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哈喇汗王朝 9世纪中叶，回鹘因内部矛盾及自然灾害，已日渐衰弱，及为黠戛斯击败，少部分移居唐的北部边境，绝大部分则分三支向西迁徙：一支西南至河西地区；一支西到天山东部地区；一支远移葱岭地区。
当时占有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吐蕃，因赞普遇刺身亡，国内大乱，势力遽衰。各地纷纷起义，推翻吐蕃的统治。其中以张议潮节度的沙州归义军势力最强，领地盛时东接灵武，西尽伊州。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焉耆、高昌（今吐鲁番），自9世纪初已进入回鹘的势力范围。南沿的于阗，也恢复了尉迟王家的统治。
进入河西地区的回鹘，经过与归义军及其他民族的反复争夺，9世纪末在甘州（今张掖）设立了稳固的牙帐，并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曾一度打败归义军张氏后裔张承奉建立的西汉金山国，扼制着中原和西域交往的孔道，且曾想与北宋连兵抗击西夏。到11世纪30年代，河西走廊被西夏攻占，甘州回鹘政权灭亡，河西地区的回鹘成为西夏的附庸。1227年蒙古灭西夏后，河西回鹘又归蒙古和元朝直接统治了。
迁往天山东部地区的一支回鹘主力，统一了原来就在这里的回鹘部众和西迁中分散出来的一些势力，在866年，以西州、北庭为中心，形成一个统一的政体，史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辖境在9世纪末扩展到龟兹、焉耆、伊州等地，都城设在高昌。11世纪初，乘西夏不断进攻甘州回鹘和沙州归义军之机，曾把势力一度扩张到酒泉。1125年辽为金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带领一支军队到中亚建立了西辽国，西州回鹘成了西辽的附庸。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西州回鹘亦都护（即国王）听到这一消息，杀死西辽派来的“少监”，投奔成吉思汗，被当作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受到蒙古的特别保护，西州回鹘也改称为畏兀儿。蒙古初期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制度，有好些是从畏兀儿人学来的。13世纪末，支持元朝的畏兀儿王国被蒙古察合台系的宗王攻灭。
迁往葱岭地区的回鹘，会同当地的突厥葛逻禄等部，在10世纪下半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哈喇汗王朝，地跨葱岭东西，实行游牧部族的双汗制，可汗分别驻八拉沙衮城和喀什噶尔（今喀什）。11世纪初，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喀什噶尔是东部汗国的都城和文化中心。与此同时，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哈喇汗王朝终于灭亡了于阗尉迟氏王朝。于阗被纳入哈喇汗王朝的版图，语言、人种逐渐回鹘化。12世纪初期，东部哈喇汗王朝成为西辽的附庸。13世纪初与西辽同时灭亡。
10—13世纪回鹘社会经济的发展 作为河西回鹘聚居地点的甘州地区，南跨青海，北控居延海，在绵亘数千里之内，水草丰美，极适合于畜牧业的发展。有些地方也宜于农耕。在8世纪内（唐朝中叶），从河西到西域的高昌等地，就已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情况。9世纪中叶迁徙到甘州和西州一带的回鹘人，大部分还从事畜牧生活，也有一部分人转变为农业居民，进行农业生产。在回鹘人徙居之后的高昌，仍然是地产五谷 [258] ，而且“厥土良沃，麦一岁再熟” [259] 。
据《梁书》和《南史》所载，6世纪时，高昌就以产白叠子（棉花）著名。回鹘人迁居其地之后，依然种植白叠 [260] 。
高昌的回鹘人用橐驼耕种土地 [261] 。还利用高昌城周围的水渠，“以溉田园，作水硙” [262] 。
由于畜牧业还很盛，西州又盛产马、橐驼、犛牛及其他兽类，回鹘人便用兽毛织为
狨
[263]
和罽
[264]
。高昌北庭的山中盛产碯砂，回鹘人便用来揉制獐皮、野马皮，用以为靴。地产白叠，则用来织成白叠布和花蕊布。地有野蚕，则用来织为绵帛
[265]
。另外，还能制造各种不同名称的丝织品，如兜罗锦、注丝、熟绫等
[266]
。
高昌境内出产砺石，回鹘人把砺石锻为镔铁 [267] ；于阗和高昌都盛产葡萄，回鹘人“酿以为酒，甚美” [268] 。
甘州、西州和喀什噶尔从很早以来就已经是东西亚陆路交通要道上的咽喉之地，回鹘人移居其地之后，就又成为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他们的足迹，西到波斯、印度，东到陕西、河南北、山东，特别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汴京、燕京和辽的上京临潢府等地。
五代各朝和北宋政府所需要的战马，主要是从回鹘购买的。甘州、西州和于阗回鹘，每年都不只一次以进贡的名义送一些马匹到开封，五代或北宋政府“估直回赐”，实即付以价款。965年年初，甘州回鹘一次就贡入北宋政府“名马”1000匹，另有橐驼500只 [269] 。北宋政府还在陕西设有提举买马监牧司。北宋中叶，这个司每年买马的固定经费为银4万两、绢7.5万匹 [270] ，其中的大部分也是用以购买回鹘马匹的。
12世纪金朝统治了华北之后，金政府也时常用种种办法交换或购买回鹘的马匹 [271] 。
回鹘人也通过“朝贡”的名义或榷场互市，把白叠布，各种细毛织品如褐、斜褐、罽
等，貂鼠皮和野马皮，乳香、珠、玉、琥珀、玛瑙、碯砂、镔铁兵器等等，大量地出售于宋人、辽人和金人。辽的上京且特别建置了回鹘营作为回鹘商人的聚居之地。
回鹘人用上述的各类货物，从五代各朝和宋、辽、金的政府换取到大量的铜钱、白银和绢、帛、丝、茶等物。
西迁后的回鹘的文化 回鹘在西迁以前使用的文字是古突厥文，信仰的宗教主要是摩尼教。在西迁后的初期，这种情况并未改变。但在西域整个地区，包括于阗和高昌在内，从很早以来就是佛教极盛行的地方，回鹘人在徙居其地稍久之后，便逐渐有大批人改信佛教。与此同时，回鹘人也废弃了古突厥文，逐渐采用粟特字母，创制成一种今天称为古回鹘文的文字。
古回鹘文在当时使用的地区，曾经远达葱岭以西。到13世纪初，蒙古人向西发展到西域之前，已在畏兀儿人的带动下，采用了回鹘文的字母创制了蒙古文。可见古回鹘文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回鹘人在葱岭以西建立的哈喇汗国，地域邻近阿拉伯势力范围，所以他们首先改信伊斯兰教。10世纪的后半叶，伊斯兰教又随同哈喇汗国回鹘势力的向东发展而进入喀什噶尔，继而传入叶尔羌，又传入和阗。这时，在高昌回鹘所聚居的西域东部，还盛行着摩尼教和佛教。到13世纪初，据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当时西域除北庭、高昌等个别地区外，西迁的回鹘人已大都成为伊斯兰教徒了。
回鹘人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他们用粟特字母所创制的古回鹘文字，也渐渐被阿拉伯的字母所排挤。这种变化，也是先从徙居葱岭以西的回鹘开始的。在喀什噶尔等地，是从11世纪开始部分地发生这种变化。
从11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哈喇汗王朝的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写的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和马合木·可失合里用阿拉伯字母撰写的《突厥语辞汇》，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有名的著作。
近代考古学家曾在吐鲁番发现了很多回鹘文的雕版印刷品，其中时间最早的，是13世纪初的印制品。在敦煌的一个洞窟中，还发现了一桶回鹘文的木刻活字，其刻制时间应在1300年前后。这些遗物确凿证明，至晚在12世纪，回鹘人已经掌握了刻版印刷的技术了。
从近代发现的回鹘人所造佛像和所绘壁画看来，回鹘人在西迁以后，其艺术发展趋势，是兼采东西文化的某些特点而熔于一炉的。
壮族及其社会发展 远在唐宋以前，壮族（即古僮族）人就聚居在现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广西、云南与越南交界处的一些地方。自唐至宋，一般称之为“西原蛮”或“广源蛮”，有时也泛称为“溪峒蛮”。到南宋时期才出现僮的称呼。在7、8、9三个世纪内，唐朝曾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置了五十多个羁縻州县，任用壮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并世袭这些官职。这里的贡赋和户籍，并不上缴或上报到唐的中央政府 [272] 。
在7、8、9三个世纪内，壮族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柳宗元于9世纪初到柳州去做刺史，那时柳州的土俗是：“以男女相质，久之不得赎，尽没为奴。” [273] 当时的柳州居民，壮族实居多数，这里所说的柳州土俗，主要是壮族习俗。《旧唐书·地理志》还说，邕州每岁向唐政府贡奴婢，直到8世纪后期，唐朝才明令废除。
宋朝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广南东、西两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的大部分地区，宋朝都设置了州县，进行直接统治，只是在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左右江流域和柳州四周之地，仍参用唐制，在那里设置了羁縻州、县、峒五十余所 [274] ，用当地的部落首领为知州、知县、知峒等，称为“土官”。到北宋中叶，宋政府明令规定，广西路诸州的知州一律改用武臣，并兼带“溪峒都巡检使”的名义。羁縻州境内的各级土宫，此后也多参用宋政府军队中的汉人将士。这说明，宋朝对壮族的统治，比之唐朝已大为加强了 [275] 。
直到12世纪，在壮族社会中还没有出现土地私有制。壮族的首领以及任各级土官的，称为“主户”，都有“养印田”和“荫免田”；平民称为“提陀”，计口给田，只有使用权而不得典卖，惟自行开荒之土田则归己有，可以传之子孙，称为“祖业口分田”。贵族、首领和“官典”，因为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买嫁娶所得”，各自拥有为数不等的奴隶，叫做“家奴”或“家丁”。奴隶主都依照奴隶数量而另外分得土地。家丁中年富力强、可以从事战斗的，叫做“田子甲”，“言耕其田而为之甲士也”。单是邕州的左右江一带，就有称为家丁的奴隶四万人，钦州境内为数也不少。家丁的“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他们必须按日把在陆上或水中的劳动所得供献给主人，每每是“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 [276] 。
8—12世纪壮族的社会生产 壮族人在其集中聚居的邕州左右江一带地区，至晚从8世纪以来就已栽种水稻和使用耕牛了。8世纪70年代，壮人曾不断武装起义，反抗唐政府的奴役。后为唐军所败，有二十多万人为唐军所围困或俘虏。唐政府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就发给这些人耕牛种粮，令其各还旧居 [277] 。可见在此以前，牛耕在此地区已相当普遍了。但是，根据南宋人的记载，在12世纪内，静江（今桂林）的汉族农民，“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于土。问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广来，不耐苦作，桂人养之不得其道” [278] 。则其时其地壮族人的牛耕，也应与此情况相似。邕州和钦州的壮族贵族，主要的还是把奴隶使用在农业的劳动上面。而钦州等地，地气温暖，谷物极易生长。那里的农民虽用牛耕种，却极其粗放，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然而竟是“无月不种，无月不收” [279] 。广源州也是“土宜五谷，多种秧稻” [280] 。
居住在山区的壮人，进行农业生产比较困难，其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依靠打猎，因而居住很不固定。例如在宜州之南的抚水州，其所辖四县中的壮族人民，有的也种水田和捕鱼，但山居者则“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需要经常用药箭射生取鸟兽，及一地已尽，即转徙他处 [281] 。
居住在地形险厄的高山地带的，则是“刀耕火种，以为
粮”
[282]
。
手工业方面：壮族地区少蚕桑，触处富有苎麻，洁白细薄，纤维特长。壮族妇女能耕善织。邕州左右江地方所出产的“白
”和“
子”，都是有名的特产。白
是“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
子则是选用苎麻纤维之尤其细而长者所织成的，“轻凉离汗”，最适合做夏衣。“有花纹者为花
。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稍细者一端十余缗。”
[283]
广西的梧州、藤州、桂州、融州等地，都产铁，当地人民冶铸的铁器，有很多是著名于时的。例如梧州的生铁最良，所制铁器既薄且轻，并能耐久，被称为“天下美材”。藤州的黄岗铁最易熔，用以“制剑，亦颇铦”。12世纪广西农民比较普遍使用的踏犁，都是当地铁工用当地所产的铁制作的 [284] 。冶铸制作这些器物的人，虽也包括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在内，但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壮族人民。
除铁以外，壮族地区还出产黄金、丹砂和铜。“邕州溪峒”的金坑，所产多于诸郡。这里的金“不自矿出，自然融结于沙土之中，小者如麦麸，大者如豆，更大者如指面，皆谓之生金。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注”。邕州右江溪峒的归德州大秀墟出产丹砂，名为金缠砂，大如箭镞，经火质重，每八斤可炼水银十斤。大秀墟还有一个出产“真汞”的丹穴，其色红粉，与水银之作白青色者殊异，其重亦倍于水银。邕州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蛮峒”，是产铜之地，“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多用铜器” [285] 。
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11世纪内聚居在邕州左右江流域各羁縻州中的壮族人，以韦氏、黄氏、周氏、侬氏四大姓占最大多数。侬氏的聚居地中有一个广源州，是邕管的羁縻州之一。11世纪的40年代内，侬氏的首领侬智高，企图在岭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小王国。他利用当地的山泽之利，“招纳亡命”，聚积力量，向外发展。最初曾攻占了傥犹州，建国曰大历。及为交阯出兵所败，乃又派人向北宋政府献金银和驯象，并请求宋朝正式授以官职。宋廷以“智高叛交阯而来，恐疆埸生事，却而不受” [286] ，也未授以官职。于是他又积怨于宋。到40年代之末，他便集中力量，进攻宋的广南西路，企图“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
1052年四月，侬智高率众5000，沿郁江东下，攻占了右江上游的一个重镇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继即攻破邕州（今南宁），杀死其知州，在那里建立大南国 [287] ，自称仁惠皇帝，并建置官吏，“皆称中国官名”。这时候，宋朝在岭南各州县设置的武备非常薄弱，地方官吏不知所措，多弃城而遁。侬智高因此“所向得志”，相继攻破了横、贵、浔、梧、康、端等九州，所过杀官吏、焚府库甚众，不二旬便抵达广州城下。由于广州城内的守备力量比较坚强，侬智高围攻了五十多天未能攻下，他的战舰也被番禺县令萧注所募土丁及海上强壮所焚毁，遂于七月间解广州之围，向邕州撤退，途中又攻破贺（今广西贺州）、昭（今广西平乐县）、宾（今宾阳）等州，昭州民数千逃往山谷中避难，侬智高追至其地，放火把避难者一齐烧死。
1053年初，宋廷派遣狄青至广西镇压侬智高，狄青率诸道步骑兵两万人，出昆仑关，直趋邕州。侬智高悉众而出，拒战于归仁铺，其军队被宋军断而为三，前后左右交击，大败。侬智高焚益州城（今云南昆明境），由合江口逃入大理国，被宋军俘获的侬智高的官兵有五十余人，并夺回了以前为侬智高所俘掠的人口万余。
自从侬智高反宋失败以后，宋的统治力量更加深入到壮族地区。宋廷所采用的是高压政策，其办法是：“以民官治理之，以兵官镇压之，以诸峒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 [288] 但是，由于汉人之往戍岭南和迁往壮族地区者日益加多，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更多地传播到壮族地区，汉壮两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联系也都得以进一步加强。
9世纪晚期，建都在云南大和城的南诏，改国名为大礼。从此以后，它在广西和四川等地与唐朝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极难招架。到后来，唐朝派驻桂林的军队，久戍思归，便在庞勋的领导下自动撤离防地北归。以这一批戍卒为核心，终至形成了一次亘时一年之久的反抗唐统治者的武装斗争。
10世纪初，大礼国的政权转入郑姓手中，改名大长和国 [289] 。30年代末，政权又转入段氏手中，改名为大理国。
北宋政权建立之后，“宋太祖鉴于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既不能借臣属的名义随时对宋朝有所邀求，也不能对宋的西南边境随时进行侵扰 [290] 。但到太宗即位初年，其首领白万请求内附，宋廷册为云南八国都王。然此后仍“不通朝贡” [291] 。到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大理曾派遣使臣向宋廷贡献方物。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又曾派人向宋廷贡马及麝香等。直到宋朝南渡之后，双方统治者之间仍然只是偶尔地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些接触。
大理境内盛产马匹。北宋虽主要是向西北的回鹘、党项地区购买战马，但从神宗元丰年间起，就已在广西邕州设置了专管购买大理马的官吏。到南宋时候，西北买马之路不能通，宋政府便在邕州的横山寨和宜州两地都设置了专管买马的机构和吏员，以金、银、彩帛及诸色钱购买大理的马，每年定额为3500匹 [292] 。
随着大理马而一同来至横山寨等博易场贸易的，还有云南地区所产的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汉族商人大都是用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的手工艺品与之交易 [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