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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建立 统治集团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 粘罕和斡离不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从开封撤退之前，册立了原任北宋宰相的张邦昌为楚帝，使其在女真贵族支配之下统治黄河以南地区。
金人在撤退前，虽曾按照赵姓皇室的谱牒把皇室中的男女老幼俘虏了去，但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这时正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在河北进行建立帅府和组织部队的事，幸而得脱。金兵撤退以后，宋廷旧臣不再拥戴张邦昌，而把赵构拥戴出来。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高宗即位之初，起用李纲为相。李纲是北宋末年抗战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虽被排斥出政府，其在士大夫间的声望却越发提高。这时河东河北的忠义民兵已在当地对女真兵马展开斗争，李纲要把这些力量加以领导、组织和使用，便推荐张所作河北招抚使，王躞、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副，宗泽为开封留守，要他们共同措划收复河东和河北的失地，并把开封的战守之备重加整顿，使其成为恢复河朔的基地。
宗泽到开封之后，一方面沿黄河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募集军队，加以教练。以前散在各地的一些农民起义军，有许多支都自动投奔到他的旗帜之下 [147] 。他还与河北的忠义民兵，特别是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密切联系，要派大军过河去收复失地。
抗战派的这些谋划，受到投降派的阻挠，未能实现。李纲任相仅仅七十几天就被罢免，他推荐的一些抗战派人物也被罢免。宗泽虽还留在开封留守任上，但他的出兵过河的计划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允许，他几次吁请高宗回开封，也未被采纳。他因愤成疾，到建炎二年（1128年）秋，就在三呼“过河”之后与世长辞了。
以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为首的投降派，代表了宋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和怯懦无耻的一伙，他们害怕农民甚于害怕女真贵族，极不愿意农民的力量在抗金战争当中壮大起来，因此，他们只希望通过对于女真贵族的降服，从那里换取一点“恩赐”，让他们继续统治和奴役东南半壁的农民。当时女真贵族对于南宋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 [148] 的两种手法，这使南宋的投降派更认为屈膝投降是保全权势地位的好办法，因而更抱定投降政策不放。只有在欲投降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暂时对女真的南侵军进行武装反抗。
主战派的人物被罢免之后，投降派把新成立的政府从应天府迁往扬州，不但不打算收复河北河东之地，连整个黄河流域也弃置不顾了。投降派的这种怯懦表现鼓励了金军进一步南侵。建炎二年（1128年）秋，金兵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三地进发。其取道山东的一路，在建炎三年春初就攻下徐州，渡淮而南，直指扬州。宋高宗等人乃又仓皇逃往杭州。
南犯的金军，在江淮之间的和州、庐州、滁州等地都遭受到当地山水寨中民兵的袭击 [149] ，而南宋政府的军队却没有能够堵截住金军的主力。建炎三年九月，金将兀术的军队分两路渡过长江，连破建康等重要城镇，进逼杭州。宋高宗又从杭州出奔，经越州（今绍兴）转明州（今宁波），最后逃到定海，把南宋政府的人员和文物装入几只楼船之中，避难于台州、温州间的沿海各地。
兀尤的军队先后攻破了杭州、越州和明州，因为骑兵不习舟船，无法下海去追袭宋高宗，而在浙水沿岸，又被严州的乡兵击败于桐庐县的牛山下 [150] 。兀术受挫之后，便宣称“搜山检海”已毕，在杭州等地大肆掳掠了一番，于建炎四年春北返。在黄天荡为韩世忠军截击，受阻48天方得通过。从此以后，金军不再渡江了。金兵从江南撤退以后，宋高宗才又回到杭州，并把南宋政府在杭州安顿下来。
在兀术率师南侵的同时，侵入关中的金军也攻占了长安等地。到这时，女真统治者为要集中全力经营和镇抚华北地区，又在大名把宋的叛臣刘豫立为傀儡皇帝，建立了伪齐政权，予以陕西、河南之地，使其作为宋金之间的一个缓冲势力。
黄河南北忠义民军的反金斗争 南侵的金军虽在靖康二年四月从开封撤退，但黄河以北的地区以及河东路全部境土都落在女真贵族的手中了。女真的军事统帅粘罕和挞懒等人在这里开始其野蛮残暴统治：任意霸占这地区的土地、金帛、子女；这地区的成年男子大量地被抓去当兵；有时竟在这地区挨户搜捕壮丁，标价出卖，或驱往鞑靼和西夏去交换战马；甚至有成千的人被粘罕下令活埋在云中府的郊外。分散在诸路州县的金军，经常凌虐捶掠当地居民，只要村里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便把这一村的男女老幼全部屠杀；有人据城抵抗，在城陷之后就把全城居民屠杀。他们任意捕戮村民，以致到处积尸狼藉，各州县的牢狱关满了囚犯。他们强迫华北居民剃发结辫，改从女真人的装束。到后来，女真统治者竟在华北下令，要“以人口折还债负”，也就是，强制一切负债的人都去做债务奴隶 [151] 。
女真贵族和女真南侵军的这种种罪行，激起了华北人民的武装反抗。河东路各州县的人民，多结为忠义社，用红巾作为标志，以相识别。他们到处邀击女真军。他们曾长期把粘罕的南侵军阻截在太原城下。泽、潞间的一个忠义社曾几乎袭破粘罕的大寨。他们和金兵多次接触之后，摸清了金军的情况，对金军“略无所惧”。他们深信，只要南宋政府调拨一定数目的正规军前来配合作战，一定可以打败敌人。
河北、山东地区的忠义民兵，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有以下几支：一支是在赵邦杰、马扩和一个冒充信王赵榛的燕人赵恭共同领导之下的。这一支的主要部队聚集在河北庆源府（今赵县）五马山上，结为朝天、铁壁等寨，人数达十万以上。散处在河北以至河东各地的一些忠义社，大部分都和五马山寨互通信息，相为声援，并且都打着信王的旗榜，总计不下几十万人。赵邦杰和马扩等人不断地用蜡书向南宋政府报告北方的军事情况，要求给予五马山寨以物质支援，特别是派遣政府的军队过河来协同抗击金军。但南宋政府对于这些呼吁始终置之不理。
另一支是王彦领导的“八字军”。王彦本是政府军队中的统制官，他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就率领了岳飞等十几个小首领和7000士兵，到河北去组织忠勇军民抗金。他们曾一度攻入新乡城内，后来被金军打败，便转移到共城县西山去继续斗争。聚集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都十分忠勇坚决。他们都在面部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所以被称为八字军 [152] 。两河忠义社的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所领导的诸寨，都听从王彦的号令，人数总计也在十万以上。兵寨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此后，凡散在河东并、汾、泽州和河北怀、卫、相州的一些抗金的人民武装，也全部接受王彦的约束。他们千方百计地邀击金人。在女真统治者下令强制河北人民剃头辫发之后，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八字军的队伍便因此而得以日益壮大。王彦原想向河东地区转进，到太原去建立抗金的根据地，因受到金军的“扫荡”，未能实现，他就率领八字军中一部分队伍随同南宋政府南下了。
还有一支，是张荣领导的梁山泊的水军 [153] 。这支水军据守梁山泊已经好几年，原是为了反抗北宋的统治而聚集在这里的，在金军侵入宋境之后，他们也把矛头转向女真军队。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经山东南侵，梁山泊内出动了上万的船只邀击金军 [154] 。第二年，金将挞懒再一次由山东南侵，在北返途中也遭受到这支水军的袭击 [155] 。在此以后，女真贵族要消灭这支水军，接连好几次集中军队去围攻。为了保全这支水军，张荣便率领全部人船顺清河转移到楚州（今江苏淮安）的鼍潭湖去 [156] 。到了那里又积茭为城，修造攻守之备，仍然继续其抗击金军的斗争。
这一些忠义民兵的活动，大大牵制了金军的南侵，也使女真贵族在华北的统治长期不能稳定下来。但是，这些忠义民兵只能起牵制作用，解决宋金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南宋政府军队的正规战。然而南宋政府的军队不但没有把主要的战斗任务承担起来，甚至不肯协同诸路忠义民兵去作战。忠义民兵在组织、指挥、武器等方面，比之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远远不如，所以在女真统治者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扫荡的时候，他们或被各个击破，或则屡次转移阵地，或者化整为零，对于金军就不能给予致命的打击了。
岳飞领导的抗金战争 宋高宗、秦桧对金投降 到南宋政府在临安（今杭州）安顿下来之后，以岳飞为首的抗战派和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岳飞出身于农民，在他从军以后，一直坚持用武力抗击女真军的主张，而且一直英勇地投身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上。建炎三年（1129年）陷落在金人手中的东南军事重镇建康城，就是由岳飞在建炎四年率军收复的。绍兴二年（1132年）秋，岳飞驻屯江州（今九江），这时他就制定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此后，他经常与河北忠义民兵保持密切的联系，发动他们与岳家军遥相配合、呼应。
从绍兴三年开始，南宋政府把从江州到江陵的沿江防务交与岳飞负责，江州以下和淮南东西诸路则由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分区防守。在此后的七八年内，只有岳家军曾对伪齐和金国采取过几次主动的攻势，其余几支军队，只有当敌人打到防区内时，才被动地做一些军事上的周旋，有时且还必须岳家军前往协助，才可以招架得住。
岳家军在担任了这一地区的防务以后，曾先后三次对敌伪采取过主动的攻势。第一次在绍兴四年（1134年），这一次从伪齐和女真的联军手中收复了襄阳、郢、随、唐、邓、信阳六个州郡。第二次在绍兴六年，攻克了伪齐新设的镇汝军，前锋深入敌境，收复了虢州的卢氏县和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西），大军抵达蔡州（今汝南）城下。第三次在绍兴十年，岳家军进驻颍昌（今许昌），在郾城一战，大败兀术的主力，先锋部队北上克复了郑州，西上克复了洛阳。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的忠义民兵，这时都积极活动起来，有的在大名、磁、相等处截断了金人的补给线，有的则攻打城邑：南城（今河南孟县以西，即古孟津）、赵城和绛州垣曲县城都被忠义军攻入了。前此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也都暗自积聚一些兵器和粮食，要在岳家军过河后与之配合作战。兀术这时把随军南下的女真老小送回河北，一部分军队也撤退到河北。这些迹象表明，金军有从河南全部撤退的打算了。
然而，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是南宋政府的当权派，他们既害怕抗金战争会招惹女真贵族的愤怒，更害怕岳家军和忠义民兵在抗金胜利后会成为他们统治的威胁，因而，当岳家军正迫使兀术不得不考虑从河南撤退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却下令要岳飞班师回朝；并尽先撤回驻屯在东路宿、亳等地的军队，使岳家军陷入正侧两面受敌的严重局势之中。岳飞到这时也只有“忍令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遵命从郾城班师。
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为了向女真贵族表示驯服，在绍兴十一年四月明令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的兵权，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几个宣抚司。兀朮在知道南宋政府已自动摧毁其国防力量的消息之后，就乘机再一次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宋高宗说，“已会诸道大军水陆并进”，又要“问罪江表”了 [157] ；并示意给他：如真肯降顺，必须把淮水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割归金国，并且必须把在抗金战争中最出力的岳飞杀害。投降派按照金人的授意，在绍兴十一年岁末把岳飞和岳家军的重要将领张宪、岳云一齐杀害了。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南宋的投降派和金国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条约，其主要条款是：一、南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境内）为界，中间的唐、邓二州皆属金国。三、南宋每年向金国输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这就是所谓绍兴和议。
金迁都燕京和完颜亮的南侵 在金太宗统治时期（1123—1134年），金军已经占领了山东、河北、河东以至陕西诸路，但由于忠义民兵的抗金斗争，金政府在这些地区内的统治一直不能稳定，直到熙宗统治时期（1135—1149年），金朝还是以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子）为其首都。但到宋金和议签订之后，南宋的统治者已把淮水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割让于金，女真贵族便不能不考虑把都城迁到关内。金熙宗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迁都，便被完颜亮所杀。完颜亮夺取了帝位之后，1150年派人到燕京增广旧城，营建宫廷，1153年三月改燕京为中都，并于同时正式宣布以中都作为首都。
在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中原和华北地区是先后由女真贵族中的军事首脑粘罕、挞懒、兀朮等人直接统治的，在搜括财赋、用人行政以及对南宋的和战决策等方面，他们都可以专断处理，不必先得到金中央政府的同意。到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后，金政府才把中原和华北的军事、行政和财赋等大权收归自己掌握。所以此次迁都，也标志着金政府完成了它的走向中央集权的进程。
完颜亮的迁都，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燕京为首都更便于对南宋进行军事侵犯。他在迁都之后不久，就在中原和华北地区大量征调壮丁和民间马匹，并把金军大量向河南调集，积极进行南侵的准备。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秋，完颜亮率领号称60万的兵马四路南侵。
南宋布置在淮东和淮西的军队都不战而溃，撤退到江南，淮南诸州郡的官吏也把州郡府库中的储积搬运到江南的京口 [158] 。宋廷更陷入非常惶恐的境地：宋高宗又想“解散百官，浮海避狄” [159] ，杭州的居民也逃避一空 [160] 。幸而当时企图在采石（即牛渚，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的金军被虞允文督率南宋兵将迎击于江中，被迫从采石撤退，宋高宗的浮海之计才未实行。
完颜亮为了对南宋进行军事侵犯，对中原和华北居民不断加重其勒索，这一地区的人民遂乘其大军南侵时机群起反抗：在泰山附近的有耿京、辛弃疾等人领导的一支，众20万；在胶东有开赵领导的一支，众10余万；在大名有王友直领导的一支，众亦10余万。此外，“潼关以东，淮水以北，奋起者不可胜纪” [161] 。这些起义群众，“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有的只是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女真统治者对之也莫能奈何 [162] 。金朝辖区内的这种局势，严重地影响了南侵金军的战斗情绪。
也是在完颜亮南侵之时，其安置在大名附近的屯田军万余人自动逃回辽阳。辽阳留守完颜雍乘机自立为帝，下诏暴扬完颜亮的罪恶，并从辽阳进据燕京，是为金世宗。
金的南侵军在采石被击退，转向扬州，及完颜亮听说完颜雍自立于辽阳，乃急欲灭宋北归，迫令将士三日内渡江，因此激成部将叛变，叛将们杀死了完颜亮，派人至南宋议和，引军北还。
屯田军 女真贵族对土地的大量掠夺 在金国建立之后，女真族的社会基层组织，是以三百户组成为一个谋克，每十个谋克组成一个猛安。猛安、谋克户中的壮丁，平时从事“畋渔射猎”，战时则应征出战。所以这个社会基层组织，同时又是军事上的基层编制。在此以后，凡是降附于女真族的各少数民族，金的统治者也是“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163] 。
女真贵族侵占了广大的华北地区之后，为了加强其镇压力量，从天会十一年（1133年）起，金政府就下令从东北移徙女真人于华北汉人地区，“命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到华北地区后则“棋布星列，散居四方” [164] 。淮水以北之地归金直接统治之后，金朝更是有计划地把大量的猛安、谋克从东北移人中原、华北以及陕西、陇右之地，并正式名之为屯田军。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又一次把上京会宁府附近的一些猛安、谋克迁徙到燕京附近，而把前此移到燕京附近的某些猛安、谋克再迁往河南开封的周围。
屯田军一律不住在州县城内，而是筑寨于村落之间，与汉族百姓杂处。
女真统治者对于内迁的这些屯田军户，都要“计其户口，给赐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 [165] 。在中原华北等地区没有足供分配的官田，于是屯田军户内徙的过程，也就是金政府在华北中原等地大肆掠夺土地的过程。正隆元年（1156年）完颜亮曾派出11名官员到山东、真定和燕京附近各地，名义上是去检查官田、荒闲牧地、逃绝户地以及僧道寺观的土地，但他们所到之处，并不检查官荒，而专去指占肥沃土地，以供分予屯田军户之用。
一部分屯田军户分得土地后自行耕种，他们和汉族农民杂居，相处既久，“彼耕此种”，逐渐汉化 [166] 。但大部分屯田军户对于农业生产不熟悉，不肯亲去耕种，他们分得的土地便日趋荒芜。猛安、谋克贵族们所分得的土地，或则强迫邻近的汉族农民无偿地为他们耕种、收获；或则佃给汉人耕种。由于剥削特别苛酷，而且常常向佃户预借三二年的租课，以致没有人肯租种他们的土地，结果只有“听其荒芜” [167] 。到金世宗的统治时期（1161—1189年），以前分与屯田军户的土地，大多数都已荒芜起来。金世宗看到这种情况，便屡次派遣官吏到各地去“拘刷良田”。这些官吏凡遇到以“皇后庄”、“太子务”、“长城”、“燕子城”等为名的地段，一律指为旧来的官田，没收入官，分配给屯田军户。原业主交验凭证也不被理睬。黄河退滩地和梁山泊退滩地，也都“括为官地，安置屯田” [168] 。
到13世纪初，即金章宗在位的后期，女真统治者还以为“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派遣官吏到诸道去继续搜括土地，又向民间掠夺了三十余万顷农田 [169] 。
《金史·食货志》的《田制篇》，几乎全部都是女真统治者掠夺土地的记录。除了金政府在河南、陕西两地占夺民田将近十万顷作为牧地，以及为了分与屯田军户土地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土地的“检括”、“拘没”外，女真贵族也都利用军事政治的特权各自兼并大量的土地。金世宗时曾有人陈告说，官豪霸占大量土地，致使贫民无可耕种，并且说，有三十几家女真贵族 [170] ，总共冒占了3000多顷土地，平均每家在百顷以上。更有一家霸占土地达800顷。可见，女真贵族统治时期的土地兼并之祸是很猛烈的。
金的社会经济 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唐代后期到北宋一代，已较前有所松弛，到宋政权南渡时，河东、河北的官僚豪绅地主阶层中虽有大量人家随同南下，但原来在他们奴役下的佃户、庄客等却没有跟随他们同去，自耕农民也都“恋着乡土”，不肯舍去。根据金世宗时期所宣布的金国的全部人口数字，是4470.5万以上。汉人在金国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数字，约计总不应少于2/3；而汉族农民也应占全部汉人的2/3以上。这就是说，金国社会生产事业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汉族农民。
当文明较低的女真人占领了华北地区的初期，他们是以征服者和战胜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焚杀掳掠，使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经过金太宗和熙宗两代二十多年之后，女真的统治终于不得不和汉人已经达到的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他们虽然也带来一些落后的东西，但在最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能不让汉族地区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
在女真的本土，即东北的上京路以及辽阳府路，其农业生产劳动主要由奴婢负担。金世宗即位前，在辽阳府做留守时，便拥有“奴婢万数”和“孳畜数千” [171] 。到他即位之后，因为要根据奴婢多少而征取物力钱，上京路的女真人户，为规避物力钱而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 [172] 。这些事实都反映出，直到12世纪的中叶，在东北的女真族内还是盛行奴隶占有制的。
女真人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奴隶，其中一部分就是原来辽朝各头下军州中的“二税户”。二税户都是被契丹贵族俘虏去的汉族农民，他们在被俘之后，仍然被安排在农业生产上，其收获所得，要向其所属的契丹贵族交租，也要向辽的政府纳税。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从契丹贵族手中夺占了这些二税户，把他们视同战争得来的俘虏，抑为“贱民” [173] 。从金世宗初年到金章宗初年，曾屡次下令要把这般被“抑为贱民”的二税户免为民，“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这反映出，在汉族的封建经济的强烈影响下，女真族的奴隶占有制已不可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了。
农业 南宋的国土比较北宋虽已减少了将近一半，但是，农业生产最丰富的江、淮、湖、广诸地都在南宋境内。在南宋境内，水利灌溉事业本来很发达，南宋政府为求增加赋税收入，又奖励州县官兴修陂塘堤堰等水利灌溉工程，当时凡富有水渠之地，其州县官大抵都兼“提举圩田”或“主管圩田”的职务 [174] 。在南宋初期的50年内，各地兴建或修复的较大的水利工程，就有湖南潭州的龟塘，可溉田万顷；兴元府的山河堰，溉田9300多顷；镇江府练湖的72源，溉田在万顷以上。此外，在绍兴府会稽、山阴、诸暨诸县的旧湖都得到了修浚，恢复了灌溉之利，被豪家霸占填塞了的鉴湖也重行开掘；明州也开掘了东钱湖潴水灌田 [175] 。太平州当涂、芜湖两县的田地，圩田十居八九 [176] ，圩岸大小不等，如果连接在一起，周回达四百八十余里 [177] 。
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都努力把自己所有的山地或陆地施用功力，开垦成水田，如果是硗确之地，也把它垦辟成可以种植的田亩。两浙和江西抚州等地的地方官吏均曾一度对这种改良过的田亩增收苗税 [178] ，可见，当时改良过的田亩为数必已很多。这说明在南宋一代，不但田野日辟，栽种水稻的面积也在增加。
因为占城稻“不择地而生”，成熟较快较早，所以在北宋时期，长江南北各地多已栽种这种稻种。南宋初年的江南西路，“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晚稻）” [179] 。而苏、湖一带，“厥壤沃，厥田腴”，改用占城稻种之后，部分地区且可以每年收获两次 [180] 。在丰收年份，上田所得每亩可达五六石，因而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181] 。
栽培茶树的地区，南宋比北宋加多。制糖原料的甘蔗，在闽、浙、川、广的某些州县内已大量栽种。四川的遂宁，到处都是蔗田。农民把甘蔗和谷物轮流栽种，借以保持土壤的肥力。
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和云南大理地区的农民，在北宋以前已栽种棉花，纺织为白
布，制为衣衾。12世纪初，福建路内一些地方已经以出产木绵（即棉花）著名
[182]
。到13世纪，江南农民也开始栽种棉花，而且不久就比较普遍地种植了。
手工业 瓷器产量的激增，制瓷技术的提高，各地瓷窑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制瓷业在南宋的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南宋政府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下均设有官窑，所制瓷器继承了北宋官窑的风格。
浙江的龙泉县以及瓯江沿岸诸地，是青瓷的产地。在龙泉大窑的窑址中，曾出土带有南宋年号和“姚宅富位”铭记的瓷盘，说明在南宋的制瓷工业中已流行订货的办法。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南宋也有较大的发展。这里的瓷器，“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这里的瓷窑各有其著名的特产：有的窑“器尚黄黑”，最受浙江人欢迎；有的窑专产高足碗、雪花碟等，最受川广荆湖人欢迎；有的窑专产绣花、银绣、弄弦之类的碗碟，最受江浙福建人欢迎 [183] 。
福建沿海的制瓷业密集在同安、泉州、福清、连江等地，都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包括各式碗、盏、碟、盘等，主要是销售海外。
广州和潮州的瓷器制造业，也以烧造外销瓷器为主。
近年所发现的南宋瓷窑遗址的堆积，有广达20亩、高至20米的，可见其规模已很大。当时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和画花之分。“秩然规制，各不相紊” [184] 。
南宋的造纸业也有普遍的发展。当时印书所用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与半料之别。江浙所制纸质厚色白，蜀纸质细而重，皖纸轻薄，建阳多自然色竹纸。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
南宋所制色笺极为精致。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色，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张孝祥、范成大等人的书札，多是用红色笺写的。
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有很大发展。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地寺院和书坊，都从事刻印书籍。当时刻印图书的数量之多，技艺之高，流传范围之广，不仅空前，有些方面甚至明、清两代也难与之相比。凡是当时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比较发达、纸的产量较多较好的地方，如两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刻版印刷业都很发达，都有大批熟练的刻字工人，并且在字体刻风上，都已形成各地特有的风格。
杭州是南宋刻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北宋时开设在开封的书籍铺，也多有迁徙到杭州去的。婺州和苏州的雕版印刷业也都盛极一时。两地的刻字工人常有被雇到外地去刻书的。
饶州、抚州和吉州，在南宋中期也都刻印了一些大部头书，都成为当时刻书业的中心地之一。
福建建州的刻书业在南宋初年已很兴盛。建州的书坊集中在麻沙、崇仁两坊，其所刻印书籍数量之多，可能还超过杭州。到南宋中期，建州的“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已经是“无远不至”了 [185] 。
南宋时成都依然是四川刻书业的中心，眉山也出现了不少书坊，刻印了不少历史书和唐宋人的诗文集等。
南方多水，陆路交通不便，交通运输主要依靠舟楫。在海外贸易方面，不论华商外商，也多是乘用中国所造的海舶。这种种，都促使南宋的造船业有很大的发展。福建泉州城南门外，南宋时曾设有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专门制造远航的海舶。近年已经发现了它的遗址，出土有粗长的桅杆和船索以及船板、船钉等遗物。福州、广州、明州也有海船制造厂，建炎三年冬，宋高宗要逃往海中避难时，仓卒之际就从这几处募集到大海船三百多只。南宋人所画《江帆山市图》，画出建有很长舱房的船三艘。由此图可以看出南宋人所用货船的具体构造。
湖南洞庭湖周围的人民有善于造船的传统。在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为了抵抗南宋的水军，起义人民制造了许多只车船和楼船，用作战船。最大的车船上有24车，分为3层，高及10丈以上，其上可载千人。稍小一些的船，高亦数丈。船上都装置了轮子，用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抗击金军时，除使用了这样的车船外，还有艨艟战舰和海鳅船等。海鳅船行驶快速，便于驰逐。船的种类多，而且各有各的功能，这反映出南宋各地造船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商业 南宋一代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情况，也显然比北宋时期更为发达。根据近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所发现，南宋时湖州制造的铜镜，在今四川、广州、吉林和内蒙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出现。福建刻印的书籍，且曾出现在内蒙古西部的黑水城遗址当中。景德镇和龙泉瓷器也遍及全国。这说明，南宋人民所制作的商品，不只销行于南宋境内，且远及于金和西夏的境土内了。从这些踪迹看来，当时各地所产丝绵布帛等类物资的贸易流通情况，也必是十分繁盛的。
两广、福建、江浙等沿海州郡，经常有大商海船往来其间，贩运商货。苏州昆山县的黄姚税场，就是这类商船的一个辐辏地。宁宗嘉定中，这个税场每月所收“南货商税动以万计” [186] ，则其地物货交易之兴旺，可以想见。
南宋对外贸易的繁盛也超过了北宋。江浙的丝织品、瓷器、铜镜、印本书籍，福建的瓷器和印刷品，以及各地所铸铜钱，都大量输往日本。日本镰仓海岸曾发现很厚的南宋龙泉青瓷片的堆积层，湖州、明州的铜镜在日本的许多地方都曾发现，日本现存有名的“道元缎子”和“大灯金襴”，都是南宋的丝织品。南宋的铸币、铜镜和龙泉瓷等输往朝鲜的也为数很多。
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场所仍然是在南海以至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国家。丝织的绢帛锦绮和龙泉等地的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输出品。越南、缅甸、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现过南宋瓷器残片。爪哇海岸也时常打捞出南宋瓷器。印度、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地方，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有宋瓷、宋钱出土。南宋海外贸易所及之地，大约以非洲中部的东海岸为其最西的界限。
纸币的大量发行 宋朝和海外的贸易，其输出品虽规定以绢帛、锦绮和瓷漆器物为主，但大量的铜钱也随之外流。且常常是“边关重车而出（流往辽境），海舶饱载而回（流往海外）” [187] 。因此，在北宋晚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钱荒现象。
南渡之后，宋高宗曾屡次下诏禁止钱币外流，规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经由市舶司的官员检查，不许其中搭载铜钱。但这些禁令并不生效。一直到13世纪中叶，铜钱还是大量地流向国外。近年来曾在广东珠海地下发掘出南宋人窖藏的铜钱一万多斤，大约就是集中在那里准备偷运到海外去的。因此，南宋钱荒的问题比北宋更严重得多。
南宋每年铸钱一般不过8万贯，最多的年份也只有16万贯。而每年都有大量铜钱被运往海外，或被地主富豪人家窖藏起来，于是公私交易和军政开支便不能不主要仰给于纸币。南宋政府在杭州设有专管印造纸币的机关，叫做“行在会子务”。所印会子的票面分1贯、500文、300文、200文4种，代替现钱行使。另外还有“川引”、“淮交”和“湖会”，是限制在特定地区行用的纸币。还有“钞引”，是商人输纳现钱给政府，政府发与商人批发茶、盐、香货的凭证。
政府没有足够的铜钱作为兑换纸币的本钱，而纸币的印造则与日俱增，币值便不能不日益跌落。到后来，南宋政府竟不许民户用纸币交纳课税，币值的跌落更甚，其为民间之害也就越发厉害了。
土地兼并之祸 宋政权南迁之初，皇室在南方原来并无土地，出身于北方地主阶级的高级官僚和武将，在南方原来也无土地，因此，他们到了南方之后，便利用政治权力大力掠夺土地。特别是武将，把抵抗金军的入侵作为托词，首先忙于建立自己的家业。
原来就居住在南方的一些官僚豪绅地主，一方面既同样可以利用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又因为南宋初年政治极度紊乱，各州县的土地账簿多在战争中散失，他们便和一些“乡村保正乡司，通同作弊” [188] ，霸占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
从北宋以来，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已凌驾于北方之上，社会上已出现了大量的富商大贾之家。到南宋初年，这些富商大贾也“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他们也和官僚地主一样地利用政治特权，对土地肆行兼并掠夺，并且“假名冒户，规免科需” [189] 。
北宋一代，每年从东南诸路运送到开封的上供粟米之数，共为六百二十多万石。宋政府南迁后，东南诸路仍在它的统治下，其中除淮南路和湖北路一部分地区因系宋金战场而致农业生产衰退外，其余各路无不是土地日益垦辟，生产日益发展。然而在宋高宗的绍兴年间，从东南诸路所得的上供粟米却只有二百八十多万石，抵不到北宋时期的一半。浙江东西两路，田地肥沃，且几无不耕之土，而南宋初年，那里的上供粟米之数，每年却比北宋时少了50万石 [190] 。单就平江府（今苏州）所属各县而言，北宋时的簿籍所载，每年上供米粟之数为39万石，而南宋初年每年实际征收到的只有20万石 [191] 。这些事实反映出，东南诸路的农田，被官僚豪绅武将等具有免税特权的人家兼并了去的，其数目又远远超过北宋时期了。
掠夺土地的人首先把目标集中在水利田上。长江下游，当涂县的广济圩，宣城县的惠民、政和诸圩，芜湖的万春、永兴等圩，在南宋初年无不被豪家所霸占。绍兴府的鉴湖，也为“奸民豪族公侵强据” [192] ，以致鉴湖仅有湖的空名，被他们变为二千三百多顷湖田了。明州广德湖有湖田五百七十多顷，也都被权势之家霸占 [193] 。建康府的永丰圩，有田将及千顷，最初是归南宋政府的军队营种，不久赐予大将韩世忠，以后又改赐秦桧，秦桧死后又收归淮西总领所，数十年间，总是辗转于皇室、大将、权臣手中，“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 [194] 。
四大将中的张俊，在解除兵权家居以后，岁收租米60万斛 [195] ，估计其所占有的土地，当不下六七十万亩。另一大将杨存中，单在楚州宝应县就有田近四万亩，到乾道元年（1165年）全数献纳给南宋政府 [196] ，可见这还不是他的产业的主要部分。他因女儿生育，赠以吴门良田千亩 [197] ，可见他在江南州郡中所占良田是很多的。岳飞被害之后，南宋政府没收其家产，共有水田七百多亩，旱田一千一百多亩 [198] ，在当时的诸大将当中算是占地最少的。
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权臣韩侂胄被杀，南宋政府没收了他和他的党羽们的土地，每年从这些田地中所收租米为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另外尚有现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则其所占土地顷亩之多可以推知。另外的一些贵势之家，都尽力兼并百姓的膏腴之田，有些人的田产连亘于数路之内，岁入租米号称百万斛 [199] ，则其所占土地至少当在百万亩以上。
南宋政府对于这种土地集中的现象，不但不设法制止，到贾似道当权之日，为了筹措军粮和解决财政的困窘，从景定四年（1263年）开始，又制订了“公田法”，以政府的名义对土地进行疯狂掠夺。依照公田法的规定，浙江东西路和江南东西路内官户民户的逾限之田，一律要由政府抽买1/3，每亩收租满1石的给40贯，不满1石的按比例递减。然而所给价钱，一半是会子，另一半是官告和度牒。事实上所强买来的并不专是大户人家的逾限之田，小户人家的土地也包括在内。民间所得官告度牒皆无法售出，而所得会子则随时贬值。因此，在“公田法”施行之后，上述四路诸州郡为之骚然。
到贾似道失败之后，南宋政府于德祐元年（1275年）才废止了“公田法”，并且下诏说：“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佃主，令率其租户为兵。” [200] 然而这时已经是临安失陷、南宋政权灭亡的前夕了。
南宋初年赋税的繁重 南宋初年的最高统治集团，虽则对金采取逃避和妥协投降的政策，而对于国内的纳税户，总是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向他们进行苛酷的压榨：夏秋两税，身丁钱米，以及名为“和买”“和籴”而实际是由纳税户无偿输纳的绢帛米粟等等，都较旧定额数增加了五倍至七倍 [201] 。在输纳时，米粟之类还要加收“正耗”、“加耗”和“斗面米”等等，其数目往往超过正额。在交纳时，衙吏还百般刁难，谷物则挑剔成色，绢帛则涂抹打退。为了避免麻烦，只有通过“揽户”代为交纳，这就又要遭受揽户的剥削。此外，还有所谓“经总制钱”，即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千钱要抽取56文为税。还有“月桩钱”，是为供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政府按月解送的一种横赋。州县无所从出，只有巧立名目向民间榨取，于是，在江南西路则有所谓“麴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202] 。当时有人描述江西和湖南北三路纳税户的情况说：“正税之外，科条繁重。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他皆类此。” [203]
南宋时，江南农民大多栽种占城早稻，然而南宋政府向各地征收两税和各种苛捐杂税时，却借口“早米不堪久贮”，所有“受纳秋苗及和籴米斛，并要一色晚米” [204] 。这就逼使纳税民户不能不向兼并停蓄之家去购买，其结果是把纳税户的负担成倍地加重。
制作军器所需要的大量翎毛、箭干、皮革、铁条、铁叶以及竹木物料等等，南宋政府也都逼令各地百姓按亩或按户无偿输纳。这些都是临时的勒索，既无定时，也无定量。这些东西并非贫下民家所素有，只有用高价向豪富人家购求，这又成为一般纳税户无法承担的重负。
南宋的统治阶级借用抗金的名义把民脂民膏朘削无余，实际却不肯认真地把武装力量使用在抗金斗争上，以致长江以南的明州、杭州、江州、洪州、潭州等地全部遭受到金人的蹂践、屠杀惨祸。在靖康年间从前线上溃败下来的一些散兵逃将，如孔彦舟、李成、张用、曹成等伙，都流窜于江南以及湖广地区，奸淫掳掠，打家劫舍。当时有人把这种情况概括描述说：“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 [205]
上述种种，说明了南宋初年，尽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而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钟相、杨幺的起义 建炎四年（1130年），在福建路的建州、江西路的吉州和虔州（今赣州）、湖北路的鼎州（今常德）等地，先后都爆发了农民反抗南宋统治的斗争。其中，以钟相领导的湖湘地区的起义，规模最大，历时最久。
钟相是鼎州武陵县人。北宋末年，武陵县的一些从事“农亩渔樵”之业的农民，曾以钟相为中心组织了一个社。入社的农民，为了保证生产能及时进行，共同攒积钱财作互助共济之用，因而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 [206] 。此后加入这一团体的人越来越多。
针对着北宋末年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和官僚豪绅的兼并搜刮，钟相提出了一个拯救时弊的政治主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207] 这个主张提出之后，环绕武陵县几百里内的百姓都“翕然向往”，跑到武陵去求见钟相的人，“络绎道途，莫知其数”。到南宋建炎年间，湖湘地区的人民既苦于南宋统治者的苛敛，又遭到金军的蹂躏，还连续遭到马友、曹成、孔彦舟等几个溃兵游寇集团的窜扰。他们为了生存，亟需拿起武器展开斗争。到建炎四年春天，便以钟相为首，揭起了反抗的旗帜，建立政权，国号楚，年号天载。
为了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钟相宣布：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税赋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 [208] 。
起义军“本农亩渔樵之人”，他们把斗争目标首先集中在当地的那些剥削者和统治者。他们宣布要诛杀官吏、僧道和卜祝等不从事生产的寄生人群，对于“执耒之夫”则不许伤害 [209] 。这样的一些口号和行动，受到湖湘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起义不久，洞庭湖四周的鼎、澧、潭、峡、岳、辰诸州所辖的19个县，除个别县城之外，都归入起义军的掌握中了。
居住在鼎州城内的豪商官绅地主，为要把起义军消灭，竟把孔彦舟匪军勾引到鼎州城来。孔彦舟遣派大量匪徒混入起义军中，建炎四年四月，里应外合地打进了钟相的营寨，钟相父子被他们俘获杀害。但起义军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又在杨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全部起义军都是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平时从事耕种，敌人前来侵袭则登舟作战。这样坚持斗争一年以后，起义军所控制的地区已经东达岳阳，西达枝江，北至公安，南至长沙界内了。
从绍兴元年（1131年）到四年，起义军曾连续把南宋派来进行“剿讨”的水军打得大败。湖湘地区的地方官吏，在官军屡次失利的情况下，也常有人派遣说客到起义军各首领的营寨中，试图进行“招安”；伪齐刘豫及其臣僚也不只一次派人到起义军中，约其顺江而下，与伪齐配合，共取杭州。但每一个被派到水寨中的人都被起义军处死了。
从绍兴二年以来，南宋政府先后派遣程昌
、王躞、折彦质等人率领大军到湖湘对起义军进行镇压，每一次都被起义军打得大败。王躞对起义军所采用的手段非常残酷，他“纵其部曲，捉刺农夫，剽掠杀伤，莫知其数”
[210]
。然而，在绍兴三年冬的鼎江（今沅江）之战，王躞所率领的崔增、吴全两支水军却全军覆没。尽管如此，在受到大量敌军屡次围攻之后，起义军在洞庭湖外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和交通孔道已渐次失落在敌军手中，因而“兵农相兼”和“陆耕水战”的办法逐渐不能实行。起义军既不能再去生产，水寨中的食粮和物资便日益短缺。于是，在起义军的首领和士兵中有人发生了动摇。恰在这时，南宋政府派遣岳飞率兵前来镇压。岳家军到湖南后，一方面把包围圈缩小，扼守住所有的重要路口，加紧了对起义军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又派人潜入起义军营寨中对动摇分子加以利诱。在周伦、杨钦等人投降后，岳飞更进一步“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
[211]
，并采用了各个击破的办法，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便把起义军的全部营寨攻破了。
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岳飞攻下了杨幺的营寨，杨幺被俘不屈，被杀害。
南宋中期的小规模农民起义 宋高宗和秦桧签订了对金的卖国条约之后，把50万匹、两的岁币负担加在了南宋人民身上，而所谓“经总制钱”和“月桩钱” [212] 等等还是照旧征收。在此以外，秦桧又“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 [213] 。各郡县则把民户所有的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等都“估为物力”，依其数目的多少，摊派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差徭 [214] 。再加上土地兼并之祸从南宋初年以来就已经十分严重，其后也一直不曾得到缓和，这就使得南宋境内的农民的反抗斗争，总是断断续续，此伏彼起。
宋孝宗统治的时期（1163—1189年），在南宋算是较好的一个阶段，然而，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官僚豪绅对土地的兼并等情况并无改变，因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事件还是时常爆发。乾道元年（1165年），因为政府向各地民户强制推销乳香，程限颇急，激起了湖南郴州地方李金领导的起义 [215] 。淳熙六年（1179年），南宋政府又用和籴名义向民间大量搜括粮米，在湖南境内又逼起了陈峒领导的起义。在同一年，由于赋敛过于苛重，在广西境内也爆发了李楫（亦作李接）领导的起义。李楫在起义之后，张贴榜文，宣布起义军十年内不收赋税 [216] 。起义群众先杀掉宋政府派驻在当地的“九州巡检”，接着就攻下了容、雷、高、化、贵、郁林六州八县之地 [217] 。起义军所到之处，开发仓廪，振施贫乏，招纳“亡命”，委派官吏，各地人民都“翕然从之” [218] 。群众称李楫为李王，而称南宋政府的军队为贼。起义军的斗争坚持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到这年年底被广西经略刘焞和武将沙世坚率兵扑灭。
南宋晚期的政治 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权相韩侂胄因对金用兵失败而被杀，继任宰相的史弥远一贯采取对金屈服妥协的政策。从开禧三年到绍定六年（1233年），中间26年，是史弥远执政的时期，这比秦桧独揽大权的时间还多六七年。在这一时期之内，以史弥远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等事全不理会，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掠夺人民的财富上面。史弥远等人招权纳贿，货赂公行，他们所任用的州县官吏，既多是通过行贿而得到官职的，到任之后便也都“争自为盗”，像豺狼一般地贪残苛刻。金银珠玉、田园宅第，都是他们争相掠夺的对象 [219] 。
史弥远当权之初，南宋政府发行的会子，其数目已达3000万贯。在此以前，南宋政府曾经屡次用库存的金、银、铜钱等进行兑换，所以其时会子虽已贬值，还不甚厉害。史弥远当权之后，大量印造新会子，却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旧会子两贯才能兑换新会子一贯。自此以后，会子的印造数目愈来愈多，政府向民间籴买粮食、支付茶盐本钱等等都是一色的会子；百官的俸给，军兵的支犒，州县政府的百般费用也无一而非会子。会子充斥于社会之上，政府却绝不再考虑兑换回收的事，因而造成了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生憔悴”的现象 [220] 。到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年），处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中的农民，便在福建、江西等地相继起义。
福建江西地区的小规模农民起义 福建路的建州、汀州等地，江西路的赣州、南安等地，在南宋一代，都是实行食盐官卖的地区。这几州都去海较远，又都是山区，把海盐运送到那里很不容易，所以这几州官卖食盐的价格都很高。运盐的船户又都在途中大为奸弊，把大量的灰土掺杂到食盐中去，致使当地民户虽付出高价，所买到的却是不堪食用的恶盐。因此，在上述诸地便出现了大量贩卖私盐的人。他们千百为群，结伙而行，到广东路的循、梅、潮诸州去贩运。那里道路较近，运费较省，所产的盐又比较洁白，所以民间都乐于购买。私盐畅销，官盐便失去销路。其后地方政府一方面严禁私盐的运销，另一方面又采用按每户人口强制派销官盐的办法。因为禁贩私盐，私盐贩遂成群结伙地行动，遇到官府追捕便共同进行武装反抗；因为按人口强制派销，一般居民遂也时常联合行动，群起拒而不受。绍定年间爆发于汀州和赣州的起义事件，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激逼起来的 [221] 。
在晏彪等人领导下、以汀州潭飞磜地方为中心的起义群众，就被当时的统治阶级称为“盐寇”。起义开始于宋理宗宝庆和绍定之际（1227—1228年），最初不过几百人，不久就发展到万人以上。他们活动于建宁、宁化、清流、泰宁、将乐诸县境内，大本营设在汀州和邵武，在汀州的莲城境内建立了72寨。斗争持续了将近四年之久，到绍定三年的冬天，为南宋政府的军队所扑灭 [222] 。
绍定元年（1228年），在江西的南安和赣州爆发了张魔王和陈三枪等人领导的起义。这支起义军活动于江西、广东、福建三路的十几个州郡、数千里的地域之内。主力驻屯在松梓山，在周围的各州县内分别建立了60个营寨 [223] 。官方派来试图进行诱降的说客，都被起义军杀掉了。起义军在继续斗争了六年之后，到端平元年（1234年）虽然终于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但福建的地方政府从此明令废罢了“计口敷盐”的办法，漳、泉、兴化的官吏还以别项岁入代替人民输纳丁钱四万余贯 [224] ；而江西的地方政府则减轻了这一带11个州郡的上供银和上供米的数量。
南宋一代的许多次农民起义，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次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事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南宋政府对内的防范很严密，布置在各地的军事镇压力量比较雄厚，某地方有起义爆发，立即能够出动兵马去进行镇压，这就使起义军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内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致力于封建的纲常伦理的宣扬，加强其对农民的精神束缚，这对于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也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在南宋一代民族矛盾始终是最主要的矛盾。在与蒙古联合灭金之前，风烛残年的金国一直还是南宋的一个极大威胁，到金国既灭之后，蒙古对南宋的威胁比金国更加严重。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之下，尽管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南宋的广大人民却必须先把主要的斗争锋芒指向这一主要的矛盾方面，因而就使这许多次的阶级斗争都不至发展为全国规模的了。
蒙古族的兴起和蒙古国的建立 蒙古族在唐朝一般是称作“蒙兀室韦”的，原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的额尔古纳河上游，约在8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
11—12世纪时，在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围，有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有蒙兀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斡亦剌部、乃蛮部、翁吉剌部、汪古部等。当时的蒙古还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到了蒙古部统一以后，蒙古一名就成为草原各部的通称了。
蒙古族过着游牧的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 [225] 。又兼营狩猎，“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 [226] 。12世纪时，蒙古族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畜群也繁殖得更多。辽金以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对与汉地毗邻的塔塔儿、克烈、翁吉剌、汪古等部有较大的影响，各部经常以马匹、皮毛换取汉地的绢帛和铁器，汪古部人已知务农业 [227] 。畏吾儿文化也传入西部的一些部落，乃蛮部已使用畏吾儿文字。
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激烈，已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和奴隶等阶级与阶层。部落贵族被称为“那颜”（官人），“必勒格”（智者）或“薛禅”（贤者），都拥有大量的牲畜，并且控制了牧地。强大的贵族又都拥有一批“那可儿”（亲兵）。为了满足财富的贪欲，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掠夺战争，以致“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 [228] 。一般的牧民被称为“哈剌出”（黑头），因为战乱的逼迫，不得不寻求强大贵族的庇护，向他们纳贡服役，沦为他们的依附人口。有的牧民还通过交换关系或在战争中被俘虏而成为贵族的奴隶。奴隶主要是供家内劳役。
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年），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最初联合札只剌部的札木合和克烈部的王罕，击败了塔塔儿、泰赤乌、蔑儿乞诸部，以后又与王罕合兵击败了札木合。1203年，铁木真又攻王罕于土拉河，王罕败亡。克烈部是当时蒙古草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铁木真战胜了克烈部，就创造了统一蒙古的条件。不久，铁木真又削平了乃蛮部，乃蛮部首领塔阳汗战死，塔阳汗子屈出律逃奔西辽。
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 [229] ，在斡难河源做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分封制度，把他所属的亲兵和归附的各部首领分封为万户那颜、千户那颜和百户那颜，按照等级赐以牧地和依附的牧民。此外，大汗、皇后、太子、公主、亲族以下“各有疆界” [230] 。牧民必须向政府或封主缴纳羊、马以及其他畜产品，并担负军役和各种杂役。没有封主的许可，不得任意迁徙。
成吉思汗从各万户、千户或“白身人”（一般牧民）的子弟中，拣选其“有技能，身材壮的”充怯薛军，即护卫军 [231] 。怯薛军有一万人，是蒙古最精锐的军队，平时分四班轮流宿卫，战时随大汗出征，其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那颜。怯薛军的设置加强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成吉思汗为了巩固蒙古的统治，颁行了法典《大扎撒》。又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扎鲁忽赤”（断事官），凡是“盗贼诈伪”和“百姓每（即们）分家”的事都由他科断 [232] 。成吉思汗在征服乃蛮部时，命居留乃蛮部的畏吾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国书，蒙古族从此有了通行的文字 [233] 。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一位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建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政治、军事措施，都顺应并加速了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
蒙古统一以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即向金朝发动了大规模战争。1211年，蒙古军大举攻金。1213年，蒙古军又分三路，破金九十余郡。1214年，蒙古军围金中都，金宣宗遣使求和。蒙古军的攻势给金朝带来严重的威胁。
从1218年到1223年，在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下，蒙古贵族发动了第一次西侵。蒙古军攻灭了西辽和花剌子模国，在迦勒迦河打败了斡罗思诸部，把蒙古国的领土扩充到今中亚细亚地区。从1235年到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灭金之后，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军二次西侵。这次蒙古军攻占了斡罗思（今俄罗斯），军锋直逼东欧的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从1253年到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又派遣旭烈兀三次西侵。1258年，蒙古军战败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城，蒙古的势力已发展到西南亚。蒙古军在几次西侵的过程中，烧毁城市，杀掠居民，破坏农业生产，使各地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害。
蒙古贵族进行军事征服的结果，出现了一个以蒙古地区的和林 [234] 为中心的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这个汗国客观上在进一步沟通中西交通、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汗国只是一个不稳固的政治军事联合体，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不久就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汗国。
金朝后期社会经济的衰落和北方人民的反金起义 在完颜亮和金世宗统治时期，女真贵族连续不断地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在汉族人民和屯田军户之间造成了“互相憎疾”的情况。劫夺得来的土地，“腴田膏壤则尽入势家”，一般的屯田军户所得的只是一些较差的乃至是瘠薄的土地，因之屡次劫夺土地的结果，并不能使屯田军户获得实利，而对汉族人民却造成了严重的长期性灾难 [235] 。所以，因互相憎疾而至“怨嗟争讼”等等的纠纷，一直到金宣宗迁都开封（1214年）以后，还不见减少 [236] 。
在金章宗统治时期，金政府看到“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的矛盾现象，曾下令要他们“递相婚姻”，企图借此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能有所缓和，但这一措施并未奏效。
北部中国的肥沃农田，大片大片地被女真统治者掠夺去分配与屯田军户，过不了多久，这大片的肥沃土地便由瘠薄而至荒芜，女真统治者又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区去进行掠夺，重行分配。这样就使大量的农田一批一批地落荒，农业生产也随之而出现严重的萎缩状态。
这些事实说明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凋敝景象，完全是女真统治者制造出来的。因此，北方的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活路，便不能不起而与女真统治者进行斗争。
1211年在金国境内，东起莒、淄、潍、青诸州，西至河中、陕西各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杨安儿和耿格、张汝楫、刘二祖、李全等人，各自领导了几万以至十几万的起义群众，分别活动于山东半岛以及沂、海、邳诸州之地 [237] 。
各地起义的群众，对于屯田军中的头目和侨寓各地的女真贵族及其建立在各地的军事营垒，都“起而攻之”，并且“寻踪捕影，不遗余力” [238] 。在女真贵族直接奴役下的一些家奴和驱口，也大量地投入起义军的行列 [239] 。
杨安儿、李全等人领导的起义军，都穿红袄作为标志，时人称为红袄军。红袄军控制了山东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并迫使金朝委派的莱州知州徐汝贤也举城而降。杨安儿的声势大振，遂建置官属，并改元为天顺。李全率领的一支也攻占了东海、海州和邳州等地。
金朝派军对山东的起义军进行镇压，杨安儿在率众向即墨县和莒县境内转移途中病死，起义军即由其女杨四娘子（名妙真）带领，下寨于莒县的磨旗山中 [240] 。其后杨四娘子与李全结为夫妇，共同率领义军向南宋境内转移，驻扎在楚州一带。1219年金兵又去侵犯南宋，游骑已到东采石的杨林渡，使得建康大震，结果却被李全的军队打败。
但在1220年以后，李全夫妇不再反抗女真统治者，只是力求发展其个人实力。对红袄军中另外的一些首领，或则杀其人而并其军，或则企图把其人其军全部消灭。他还不断向南宋政府进行要挟，甚至还打算要渡江去攻打南宋的首都。及蒙古军队进入河北、山东地区，李全回到青州，竟然投降了蒙古。
正当李全对起义军首领进行残害的时候，起义军的另一首领彭义斌率众回到山东，攻入东平府和恩州、大名诸城。这支起义军既反抗女真贵族的统治，也与侵入这一地区的蒙古兵进行斗争。他们所到之处，当地人民都起而响应，以致不论金军或蒙古军，都把彭义斌视为劲敌，不敢轻易与他作战 [241] 。1225年，彭义斌以大军进攻真定，迫使金将武仙和他合力抗击蒙古。这时这支联军已拥有几十万人。彭义斌致函南宋军事统帅，与之相约：南宋出兵涟、海，收拾李全，然后进军汴、洛，他本人则转战河北，南北互相配合，庶几“神州可复”。但当时的南宋政府早已放弃了恢复中原的打算，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及蒙古命史天泽以优势兵力围攻彭义斌军于赞皇的五马山下，彭义斌兵败身死，军队溃散 [242] 。
蒙古入侵和金的灭亡 金宣宗在即位的第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军的威胁日甚，便南迁开封。次年，燕京为蒙古军攻占。
女真统治者分布在华北、中原各地的屯田军，长期以来不耕不战，已失掉了作战能力，到金政府南迁时所倚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由从前辽朝所编组的边境各少数民族的乣军，而乣军也在南迁途中叛变，投降了蒙古。为了补充武装力量，金政府迁到开封之后，一方面招募“燕赵亡命”及回纥、羌人，编制为“忠孝”、“忠义”等军，厚其月给，屡加犒赏，以求他们为金效力；另一方面又派官四出，签发汉人为兵，凡家有壮丁的，不论是多丁单丁，一律签发。到后来，甚至除现任官吏之外，赋闲或退休官员，也被征发。这些拼凑而成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不会强的。
在金政府迁都开封以后，黄河以北的地区，东起太行山以东，西至关陕，不一二年便都落入蒙古人手中；由山东半岛以至东平府一带，则是起义军与金及蒙古经常交战的地方。金政府为了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把大部分军事力量用来守黄河，保潼关。在这种“日蹙国百里”的情况之下，金政府决定要“南窥江汉”，想把失之于蒙古人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补偿。从金宣宗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年）开始，金政府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这一分界线上，从许多处所展开了对南宋的军事进攻。南宋政府虽从金政府南迁之年就已不再向金交纳岁币，然而它的军事实力却也正在日益衰弱，对于金人的军事攻势无力抵抗，边境线上的许多城镇被金人夺去。
金政府迁到开封后，原来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屯田军及其家口，也都争先恐后地迁往开封，不久便达百余万口。他们的口粮全靠金政府供给。每日每人领粟一升，一年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金政府每年搜括到的米粟一倍以上。金政府无法负荷这一重担，便又打算在黄河以南大量掠夺土地，重新分配给这些屯田军户。但是，一则河南境内的土地在那时已经是“民地官田计数相半” [243] ，不容易再下手了；二则屯田军户已过惯了寄生生活，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得地不能以自活”，他们不乐于再接受土地。因此，大规模搜括土地的事才未再实行。
金政府由会宁府迁到燕京之后，已开始发行纸币。到卫绍王统治时期（1209—1212年），由于财政极端窘困，金政府几乎只能依靠大量印发纸币，以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项开支。迁都开封以后，金的境土只剩了黄河南岸西起潼关东到邳州的一个狭长地带，农业上和各种生产事业上的产品都微乎其微，军政费用更要仰仗无限制地印发纸币。于是发行了一百贯、二百贯以至一千贯的各种交钞，结果纸币贬值，“交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后来又相继发行“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实际上都是行用不久便一文不值。跟着纸币贬值而来的是市场萧条，经常出现“市肆昼闭、商旅不行”的情况。
金的内部虽有此伏彼起的起义斗争，但起义的各支队伍始终不能协同一致，配合行动，没能把金朝推翻。蒙古的军队在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区之后，便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大举西征，只由木华黎以偏师经略华北之地。在这一情况之下，金政府在迁到开封之后得以苟延残喘达20年之久。
蒙古的西征军于1227年东返，成吉思汗在这年死于六盘山，窝阔台继为大汗，由南北两路对金发动进攻：北路由孟津过黄河攻下洛阳；南路则假道南宋，经邓州以趋开封。1233年金哀宗放弃开封，逃往归德，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南宋应蒙古之约，出兵与之夹攻。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亡。
蒙古在河北的统治 在蒙古攻金的战争中，华北地区遭到极大的破坏。蒙古军队除了大肆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把汉人抑为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私人的驱口（奴仆）、部曲。连年的战祸迫使华北人民纷纷南向流亡，致使北方生产凋敝，荒残不堪。如泽州所属6县在金朝原有59416户，到1235年兵燹之余，竟只剩下973户 [244] 。赵州在战乱中“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 [245] 。其他如陕西、辽东、四川以及山东北部都有这种情况。
当时，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生产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 [246] 。同时，蒙古统治者又委派大臣驻守燕京，“总中原财赋”，“旁蹊曲径而科敷者不可胜言” [247] 。
蒙古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封地）。诸王、功臣等在被称为“投下”的封地内，自置官属，拥有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独立的权力。封地内的人民，被看成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迁移 [248] 。且贡赋极为沉重。如拔都在平阳、真定及河间等地的封地，贡赋不收银绢杂色，要收黄金。属民须把农产品或手工业品换成白银，再以银易金，几经转折，十倍其费。人民往往倾家荡产仍无法完纳，致遭“榜掠械系，不胜痛苦” [249] 。
金人南迁时，河北的豪强地主多乘乱而起，结寨自守，各拥名号，自保一方。以后，这些地主大多数都投降了蒙古，充当蒙古统治者镇压人民、搜括财赋的帮凶。这些人中如河北的张柔、史天泽，山东的严实等都拥有强大武装，他们的势力跨州连郡，而且子孙世袭。在他们各自的领地内，“爵人令官，生杀予夺”，“取财货，兼土田”，十分暴虐专横。
当时的北方人民，除向政府负担丝料、包银等科差外，还有军户的签发，马匹的拘括，使臣的骚扰，官吏的诛求，豪强的压榨。所有这些剥削，无一不是敲骨吸髓，残民以逞。许多州县的官吏，因为要上缴科差、贡赋，只有以高利乞贷于回回富商。往往本银一锭，十年之后，本息就高达千锭，当时称这种高利贷为“羊羔儿息”。为了偿债，他们更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所属的人民。回回商人还与蒙古贵族勾结，帮助他们进行搜括，甚至还向政府“扑买”课税（即承包课税）。
所有这些混乱和黑暗现象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从1214年金人南迁至1260年忽必烈即位）。在窝阔台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材反对把农田改为牧场，在他的积极策划下，蒙古统治者在户口、赋税等方面确立了一些制度，还规定由政府派官向封地内人民征收“五户丝”，然后分赐给封主，禁止封主擅自征敛 [250] 。但是这些制度大多没有很好地施行。耶律楚材还反对回回商人的剥削，结果他自己也受到回回商人的排斥 [251] 。
蒙古对南宋全面的军事进攻 金亡之后，南宋政府希望收复黄河以南的地方，遂从淮西调兵进入开封城内，并从开封分兵占据了洛阳。南宋政府的打算是：首先把开封、洛阳、归德三城恢复，然后北守黄河、西据潼关，以抵御蒙古。不料宋军刚开进洛阳，蒙古兵即前来争夺，宋军溃败，从洛阳撤退。在开封的宋军，也因粮饷不继和蒙古兵决黄河之水以灌开封，也全部撤退。从此以后，在四川，在襄汉，在蕲黄，在江淮之间，蒙古贵族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攻势 [252] 。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由汉中向四川进攻，南宋守将在大安军（今宁强）的阳平关顽强抵御，终以众寡悬殊，全军壮烈牺牲。蒙古兵占领了剑门关以外的地方后即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利州（今广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中有54个州郡相继陷落，全蜀境内未遭蒙古兵马蹂践的，只有泸、果（今南充）、合三州之地和沿长江的夔州一路。蒙古兵这次攻入四川，在大肆掠夺和破坏之后，又从四川撤走了。在此以前，四川诸路的财赋收入，单是钱币一项，每年上交到南宋中央政府的有五百多万贯，解送到湖广、蜀、淮总领所的有二千五百多万贯，而金银绫锦丝绵之类尚全不计入。经过蒙古兵这次的掠夺破坏之后，短期内不能恢复起来，四川境内人民的生计，南宋政府的军政费用，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253] 。
南宋在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的重要军事据点，是襄阳、德安、枣阳、随州四地。襄阳自绍兴四年（1134年）被岳飞收复之后，即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到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这里已经整整100年没有遭受过战祸，因而生聚繁庶，仓库中所积贮的钱谷不下3000万，金银盐钞尚不在内。军器有24库。其雄厚富实的情况，为南宋沿边诸城之冠。端平二年春季，蒙古兵围攻襄阳甚久，始终不能攻下。但到端平三年春间，在南宋驻屯襄阳的军队中，北军与南军发生了冲突。北军的主将放火烧掉襄阳的府库城郭，投降了蒙古；南军的将官则趁势大肆抢劫了一番而撤离其地。襄阳城因此一度变为瓦砾之场，且非复南宋所有。德安、枣阳、随州三地，在端平三年也都一度被蒙古兵攻破。凡蒙古兵所到之处，总不免发生掳掠人畜，焚烧屋舍，蹂践禾稼，毁伤薪木等类事件 [254] 。
当蒙古军进入京西南路的信阳、光州诸地时，当地的农民曾在“义甲头目”和“牛社总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他们随宜剿杀截击蒙古军队。在京西、湖北两路中，乡民丁壮这样屯聚相保的处处都有。在刘廷美、廷辅兄弟领导下的一支民军有四万人以上，他们还到处招收山寨民丁、庄农与诸处溃散兵民，共同协力，在端平三年夏间又把襄阳、樊城、信阳诸地夺了回来 [255] 。
淮南东西两路是南宋驻屯重兵的地方。蒙古兵于端平三年冬季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于嘉熙元年（1237年）冬进攻安丰，于嘉熙二年秋进攻庐州，都被宋兵打退了。
南宋在四川的军事布置及其对蒙古南侵军的斗争 蒙古兵在控制了川北的蜀口之后，曾于嘉熙三年（1239年）和淳祐元年（1241年）两次侵入四川，攻破成都。在前一次的防御战中，宋的四川制置使丁黼战死；在后一次，制置使陈隆之也因兵败被俘而死。从此以后，南宋政府不再在成都设置军事统帅，而把军事重点移至重庆。
南宋政府从嘉熙二年就派彭大雅去守重庆，并兼任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到任后立即着手改变那里的残破局面。他“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今广元）、阆（今阆中），蔽夔、峡（今宜昌），为蜀之根柢” [256] 。在此后多年抗拒蒙古的战争中，重庆城一直起着坚强堡垒的作用。
继彭大雅之后镇守重庆并兼任四川制置使的是余玠。余玠采纳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县）人冉琎、冉璞的建议，在境内行军所必经的山险隘口，如钓鱼山、云顶山、青居山、大获山和大梁山等处，都因山为垒，修建了军事营寨，加以控扼，并把州治迁徙到这些堡垒中去。这样的一些军事防御据点，棋布星分于四川境内，或守嘉陵江，或备长江，彼此都能互相联络呼应。同时还在成都平原兴置屯田，贮积谷物，教练军旅。余玠还采取措施，减轻徭役以宽民力，减轻商税以通商贾，从各方面设法使这一地区内的农业和商业得以恢复和繁荣起来。
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兵由大汗蒙哥亲自率领，攻入四川。在保卫成都的战役中，云顶山上的城堡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这座山城中的军队因食尽而溃散，成都才被蒙古兵攻破。其后在蒙古兵更深入蜀境的过程中，青居等山上的城堡都发挥了阻截蒙古军前进的重要作用。由于沿途都受到宋兵的阻击，蒙古兵进入四川境整整一年之后，才到达了钓鱼山的合州城下。
这时合州的知州是王坚。蒙古兵围攻钓鱼山城达九个月之久，王坚和他的部将张珏一直在那里固守力战。到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正是四川的雨季，蒙古军因军中痢疫盛行，死伤极多，蒙哥汗又为宋军的飞矢射中身死，遂解合州之围而去。后来王坚被调走，由张珏继为合州守，他继续在那里练士卒，修器械，以兵护耕，教民垦田，并碇舟于嘉陵江中，建为水上城堡，以断绝蒙古兵的通路。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发兵数万来攻，被他打退。到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张珏知重庆府兼四川制置副使，仍坚守着合州、重庆及其周围的一带地方。第二年，南宋首都临安被蒙古军攻破，张珏仍在川中坚持战斗。直到1278年，他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兵败被俘，在解送燕京的途中，解弓弦自缢而死 [257] 。
襄阳、临安的失陷和南宋的灭亡 蒙哥为蒙古大汗时，命其弟忽必烈开府漠南，统治漠南汉地民户。在蒙哥汗率兵攻入四川时，忽必烈也渡河南下，围攻鄂州。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这时蒙哥汗已死在钓鱼城下，忽必烈急欲北返争夺汗位，遂答应了贾似道所提出的议和条件而撤兵。
贾似道回到临安，把暗中求和的事隐瞒不提，却欺骗宋度宗说：在前线上打了胜仗，把蒙古兵打退了。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派遣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其履行和约，贾似道恐求和事暴露，把郝经拘留在真州，这又成了蒙古贵族大举南侵的借口。
从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冬起，蒙古兵即前来围攻襄阳和樊城。襄、樊两城夹汉水对立，汉水上有浮桥，两城可相互声援。两城中所储粮饷都可支用数年，沿长江上游诸州的商旅还可以取道襄阳之南，供应襄樊守军一些必需的物资。两城的守将依靠这些条件，长期坚守。被蒙古军围攻既久之后，两城的守将屡次向南宋政府告急求援，权臣贾似道却始终不肯出兵救援。到咸淳九年，蒙古军增强了水陆兵力，截断江道，断绝了宋军外援，切断了襄阳和樊城间的交通，采用水陆夹攻办法，又用西域炮匠新造的大炮去攻打两城，在这年的正二月内，樊城、襄阳便相继为蒙古军攻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蒙古。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权仍操在贾似道手中。这年秋，蒙古丞相伯颜督率几路大军，水陆并进，向临安进军。其主力是舟师，由伯颜与阿朮率领，以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入于长江。南宋守将以战舰数千横列江面，迎战败绩，沿江的鄂、黄、蕲、江诸州相继陷落。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贾似道在朝野舆论的压迫之下不得已出兵应战。他率领了诸路精兵13万人，还有大批装载金帛辎重的船只，舳舻衔接，百有余里。宋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与蒙古军遭遇。蒙古军于长江两岸立炮射击，在长江中游则用“划车”数千艘，乘风直进。贾似道慑于敌军来势之猛。未曾迎战即鸣锣退兵，13万大军一时溃散。
德祐二年，蒙古兵攻入临安，俘恭帝及谢、全两太后并宗室官吏而去。宰相陈宜中先已从城中逃出，遂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共同拥立益王昰于福州，是为端宗，后为蒙古兵所逼，逃往海中，死于硇洲（今广东雷州湾南海中）。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卫王昺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1279年蒙古遣张弘范率水军追击。文天祥抗击蒙古军于潮阳，战败被俘，张世杰的水军也被蒙古军打败，崖山的薪水道路被切断，崖山人食干饮咸十余日，皆疲乏不能应战，于是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南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