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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梁、后唐、后晋 出现在10世纪前半期的五代十国，是开始于8世纪末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但从这时起，一个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开始出现了。
朱温在907年篡夺了唐朝的政权，建立了后梁。后梁王朝共有16年的寿命。在这16年中，后梁政府对人民一直是横征暴敛，残酷压榨。
朱温不断地南征北战，征战的目的主要在于掠夺。他出兵淮南，进攻杨行密，从吴的地区掠夺了数以万计的耕牛，又把这些耕牛以苛刻的条件出租给后梁统治区内的农民，令其按年交纳牛租。912年，朱温领兵和李存勗争夺蓨县（今河北省景县），蓨县的农民“荷
奋梃”，迎头痛击朱温，使他不得不抛弃了大量的军资器械，狼狈逃回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
由于后梁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后梁统治区域内的阶级矛盾一直很尖锐。920年后梁皇亲朱友能做陈州的刺史，“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陈州的农民便在毋乙和董乙的领导之下起而反抗。起义群众千余人，首先对附近乡村中的豪强地主给以打击，然后攻打州县城镇。到这年秋季，起义军控制了陈、颍、蔡三州，并且屡次打败后梁派来镇压的军队。到这年十月，后梁出动了全部禁军，并调集了好几个州郡的地方军队，对起义军“合势追击”，起义军失败了。
后梁在农民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下，在和李存勗的长期混战中，实力日益削弱，到923年便被李存勗推翻了。
在923年以前，李存勗已经把华北地区纳入他的统治范围之内。923年他到洛阳建立了后唐，把统治范围扩大到后梁统治的全部地区。925年，后唐出兵四川，灭掉前蜀，并且打算以“舟师下峡，为平吴策”。但是在灭了前蜀之后，后唐最高统治集团内沙陀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剧烈，平吴的愿望未能实现。到936年，在太原的石敬瑭，以出卖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为代价，向契丹请来了援兵，把后唐推翻，建立了后晋。
契丹南侵和后晋人民反契丹的斗争 契丹贵族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以后，日益加强对后晋的压迫。石敬瑭死后，契丹贵族便于944年春，从幽州和云中两路南犯。由于在德州、贝州等地遭到了“乡社兵”的迎头抗击，撤兵而归。
946年九月，契丹贵族再次大举南犯。后晋派去抵御的军队纷纷降敌，到岁末，契丹便攻陷了后晋的都城开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于947年春在开封又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改契丹国号为辽。辽的统治者对华北和中原人民进行了残暴的统治和掠夺：一、派兵四出抢掠物资，称为“打草谷”，开封及其四周几百里内民间财货和牲畜几被抢劫一空。二、派人在开封及各州县搜括钱帛，砍伐林木。三、把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州县官吏尽量换用契丹贵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中的贵族，或投靠契丹贵族的汉人，让他们到各州县去横征暴敛。
这时，后晋王朝已被推翻，后晋的军队也几乎全部瓦解了；在太原的刘知远也采取依违观望的态度，不敢抗击契丹军；后晋统治集团当中未被契丹俘虏去的高级官僚，也纷纷投降契丹。但是各地汉人却群起反对契丹贵族的统治。他们多者几万人，少者不下千百人，攻克州县城，斩杀契丹统治者新派的官吏。河南的归德、安徽的亳州、山东半岛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河北的重要军事城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和澶州（今河南省濮阳），都被起义民兵攻占了。另外，河北的定州还有孙方简等领导的起义军，山西、陕西还有王易、侯章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他们也都给予契丹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在受到起义民兵的强烈打击之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便被迫在947年三月从开封撤退，在撤退的途中，耶律德光病死在河北栾县的杀胡林。
这次汉人的武装反抗，不但把契丹贵族及其南侵军赶出中原和华北，且使契丹贵族从此不敢长驱直人到黄河以南，终辽之世，契丹也不敢把首都迁到燕京。
后汉和后周 947年春，刘知远乘契丹兵马撤退之时，在太原称帝。以后迁都开封，是为后汉。
刘知远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其子继位不久，河中、长安、凤翔三镇连衡抗命。后汉派遣郭威出兵讨伐，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相继平定下去。此后不久，后汉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将相之间相互为仇，皇帝也因将相的事权过高，“厌为大臣所制”，而把“总机政”的杨邠、“典宿卫”的史弘肇、掌财赋的王章一起杀掉，并派人往邺都（即魏州大名府）去谋害郭威，以致激起郭威叛变。950年冬，郭威举兵南向，攻入开封，推翻了后汉王朝，于951年正月即位建元，是为后周。
在刘知远建立后汉王朝之前，其弟刘崇即与郭威因争权而有隙。到郭威在后汉政府当权之日，刘崇正做太原留守，他借防备契丹为名，募勇士，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及郭威称帝，刘崇也称帝于太原，占有河东地区的并、汾、忻、代等12州之地，是为北汉。
北汉是十国当中唯一的在北方的国家。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10世纪前半期，中原地区的农民一直处在战乱之中，但他们还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在梁末帝和李存勗对垒于河上之日，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仍然不肯流亡 [1] 。
洛阳及其附近的几个州郡，从9世纪末到10世纪20年代，前后40年，都在张全义的统治之下。这一地区，在9世纪后期屡经战乱，“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张全义“率麾下百余人”到那里去做地方官，首先在洛阳所属的18县中招集农户，令其耕种，并于最初几年内免其租税和关市之征。“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这里的农民得到了能够从事生产的条件，“田夫田妇”都“相劝以力耕桑为务”。彼此之间也能够互相帮助：如有某家缺人少牛，不能耕锄，其邻伍便相率助之。“是以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后梁政权统治时期，“外则干戈屡动，内则帑庾多虚”，其军政费用主要就是从这里的农民身上榨取来的 [2] 。
953年，后周下令把前此由政府出租给农民的官田，全部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作为他们的永业田。农民们原来所住的庐舍和所使用的牛畜农具，也全归农民所有。又废除从后梁时沿袭下来的“租牛之课”，减轻农民的负担。得到土地的农民，都在各自的田地上修造房舍，种植树木，尽可能使地力得以发挥，因而使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对于佛教的剃度僧尼加以严格限制；把后周统治区域内的寺院的90%以上废为民居，共达三万多所；亦毁掉铜佛像而改铸为钱。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恢复生产的。
周世宗试图结束割据局面 与恢复生产同时，周世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作了一番整顿。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把骄兵悍将们飞扬跋扈的局面基本上扭转过来。接着，他便开始了“混一”中国的军事行动。
这时后蜀割据四川，并且占据了陇西的秦、凤、阶、成四州，周世宗为了进取四川，首先把这四州攻克；他又对南唐用兵，取得了淮南、江北的14个州；对契丹用兵，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二州。但是周世宗并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他在959年北伐契丹的战役中得了重病，这年夏间就病死了。960年正月初，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了北宋政权，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历史任务，便由北宋政府去承担了。
吴和南唐的更替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圩田的出现 9世纪末，江淮之间先后有高骈部将的厮杀，秦彦、毕师铎和杨行密等人的相互争战，一连六七年都处在战乱的灾祸当中。战争迫使这里的人民纷纷向外地逃亡，致使属于这一地区的“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 [3] 。后来杨行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吴国，为使这种残破荒凉局面能得到改善，他不得不把战争停止下来，和相邻的割据势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并且采取一些措施，招回流亡的人民，把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起来。
937年，李异灭吴，建立了南唐。南唐的统治者，把地盘扩大到江东、江西、湖北以及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地区。他们仍然继承吴的“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多多垦种，栽桑养蚕。有时还提高农产品和丝织品的价格，借以刺激生产。农民得到了能够从事生产的最低条件之后，不到十年的工夫，就使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荒地重新垦辟出来，凡可以种桑的地方也很少再继续闲废了。而且，在大江南岸水渠较多之地，农民们还创造了一种圩（围）田。江东水乡河身较高，田在水下，这里的农民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一圩方圆几十里，像大城一样。沿堤有许多闸门（斗门），旱则开闸引水入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拒自然灾祸的能力，使农产物的收成能得到较多的保证。
吴越农业的发展 浙江流域以至太湖周围的13州之地，是在吴越控制之下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时，钱镠在杭州一带组织了地主武装，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到后来，他便凭借这支力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叫做吴越。钱镠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过分地加重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也没有发动频繁的战争，因此，在吴越统治的八十多年中，这一地区的经济得以平稳发展。
从浙水两岸到太湖周围，河渠、港汊、湖泊很多，农民尽量地利用了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一地区的河流大都修造了堤堰和闸门，可以用人工控制水流，使其蓄泄有时。在遭逢水旱灾害时，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剂。
吴越地区的农民也同样修造了很多圩田。吴越的统治者还分拨一部分军队去屯驻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和苏州等地，称为“营田都”，把政府在这些地区所控制的水田一律修造了圩岸，从事耕种。
在钱塘江的入海处，两岸的田地经常遭受海潮的冲击，淹没在咸潮中。那一带的农民，早在五六世纪时就已修筑了“防海大塘”，但总是随修随坏，不能持久。到吴越统治时期，他们创造了一种“石囤木桩法”：编竹为笼，把石头装在笼内，积叠为堤，再于其外打大木桩加以维护，是即“捍海塘”。
在西湖和太湖，吴越统治者都设有“撩湖军”，经常负责修治和疏浚工作，这对当地的生产事业也发生了积极作用。
前蜀和后蜀 9世纪末叶，唐朝委派在四川的几个军将，陈敬瑄、顾彦朗和王建等人，彼此兼并吞噬，互相火并了好几年。891年，王建打败了敌对的势力，把四川的绝大部分地区攫为己有。到朱温杀掉唐昭宣帝而建立了后梁（907年）之后，王建也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是为前蜀。
919年王建死，其子王衍继位。王衍在成都扩建宫苑，土木之功，穷极奢巧。他自己荒于游宴，而把军国大政委于王宗弼和宋光嗣。这两人都“但益家财，不恤民事” [4] 。有一个应制科考试的举子，在对策中描述说：“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狼虎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 [5] 可见当时蜀中政治的黑暗。到925年，后唐出兵四川，把前蜀灭掉了。
后唐出兵伐蜀，是受到蜀人的欢迎的 [6] 。但在灭掉前蜀之后，后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便剧烈起来。后唐派去统治四川的孟知祥，利用时机，在四川逐步发展其势力，到934年，又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是为后蜀。
孟知祥称帝仅半年即死去，其子孟昶继位。孟昶统治的初期，以前蜀王衍的骄奢淫逸为戒，表示要“与民休息”，但到他统治的后期，后蜀政府的当权者却大都是些贪污腐化的人。例如，宰相李昊“资货巨万，奢侈逾度”；曾做过三任节度使的李处回，也是家资巨万，其财富能抵到后蜀府库所藏的三分之二 [7] 。
在前后蜀相继统治的五十多年内，政府的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又因四川地区内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农民能够致力于生产，地主们得以坐享其成而日益富庶。地主家庭都竞相移住城市中，其子弟以至不识稻麦之苗，甚至以为笋芋都是生在林木之上。留在农村中的地主之家，也都是管弦歌舞，酒筵会聚，昼夜相接。
楚 9世纪末在淮南与杨行密争城夺地的孙儒，在宣州城下被杨行密击溃之后，他的部将刘建锋和马殷率师转入湖南。10世纪初，马殷已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之地。后梁建立之初，封马殷为楚王，从此湖南就出现了一个独立小王国。
马殷感到自身的兵力不够强大，而四周都是敌国，遂极力结中原王朝为外援，使邻国不敢相犯。他在从湖南到河南的交通要道上的郢、复、襄、唐等州，都设置邸务，卖茶取利。他不征收商税，借以招徕四方商贾，但在境内只铸造铅铁钱行用，外地商贩出境不能通用，只有尽数贩运湖南的物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他又奖励民间种桑养蚕，“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8] 。
马殷死后，诸子纷争不已，951年南唐乘机出兵把楚国消灭。不久，楚的旧将周行逢等人又把南唐的军队赶走，周行逢从此控制了潭、朗、衡、永等数州之地，并把治所迁往武陵，依然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闽 闽的建立者王潮和王审知兄弟，是河南固始人。他们乘黄巢的起义军把唐朝在东南诸道的统治力量打垮的机会，率兵入闽，占据了泉、汀等五州之地。唐昭宗任命王潮为福建的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即自称福建留后。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9] 。福建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这期间都有所发展。
925年王审知卒，其子延翰、延钧相继立，延钧立未久，即称帝建元，国号闽。935年延钧为其子所杀。从此以后，王家子弟内讧不已，945年为南唐所灭。
闽的旧将留从效驱逐了南唐屯守泉州的军队，占有泉州和漳州，继续在那里割据称雄。史称“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还说他“常衣布素。涉猎史传，延纳名士，部内清治” [10] 。留从效在泉漳二州的统治，一直继续到北宋建国之后。
南平 朱温在建立后梁政权时，其势力已扩大到荆州。他于即位之初就派高季兴去做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到荆州后不久，又占有归、峡二州。后唐初年，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南平也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荆、归、峡三州之地物产不丰，高季兴和他的继承人便对四周称帝的各国“所向称臣，利其赐予”。当时吴与南唐相继建国于长江下游，控制了江淮间的交通孔道，南汉、闽、楚诸国对中原政权的进贡和贸易，都要假道荆州，北方商人贩茶也必须到荆州去趸买。荆州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枢纽，而且是最大的茶市。南平的统治者对于诸国过境的货物时常“邀掠”，“诸道移书诮责，即复还之，亦无惭色”。因此，诸国都把他们称为“无赖子” [11] 。
南平是十国当中最小最弱的一国。
南汉 南汉统治区域内的农民起义 在广东地区，一个因参加镇压唐末农民起义军而起家的军人刘隐，从905年以来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割据势力。随后他又把势力范围扩大，包有潮、容、邕、韶诸州。到917年，刘隐弟刘龔（岩）就在这地区建立了南汉国，并自称皇帝。
刘龔和他的继承人都很残暴荒淫，赋敛繁重，政刑苛酷，因而，从10世纪30年代之初，在广东的山区和海滨都出现了反抗南汉的武装起义。几年之后，这些分散的力量集合在博罗县人张遇贤的统一领导之下。张遇贤建号为“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署置百官，并且出兵攻占了番禺以东的惠州、潮州以及另外的许多县城。
942年，起义军转师北进，这时参加起义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越过大庾岭后即攻占了虔州（今赣州）的一些属县，屡次打败了南唐屯驻在虔州的军队。
起义军选择了虔州境内一个险要地方白云洞，在那里建造了宫室、官署和兵营，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发展。南唐政府急忙增调军队到虔州去镇压，并依靠当地的地主作向导，从白云洞的背后抄袭，又利用起义军内部的叛徒作内应，943年十月，张遇贤为南唐的军队俘获，起义军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