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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从南北朝末年至隋唐之际，中国佛教开始出现了宗派。每个宗派不仅有自己的教义，而且有自己的寺院。隋唐时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
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建立宗派的是天台宗，智顗（531—597年）是天台宗的创始者。他汇合了北方的禅学和南方的义学，提出止（坐禅）、观（宗教理论）并重或定慧双修的修养准则。它所崇奉的经典是《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天台宗是隋唐时期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
唐朝初年，玄奘（596—664年）为了解决“纷纭争论，凡数百年” [246] 的佛性问题，毅然西行求法。回国以后，他和他的弟子窥基把印度后期佛教大乘有宗的佛学体系介绍过来，建立了法相宗。这一宗派的经典是玄奘综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著作糅译而成的《成唯识论》，所以，又称唯识宗。法相宗教义烦琐，不易为一般人接受，虽然在唐初曾风靡两京，但前后不过三四十年，就逐渐衰落下去。
华严宗和禅宗是在武则天时期兴起的。武则天改唐为周，利用《大云经》作为女主受命的符谶，并将佛教的地位提升到道教之上。她一再宣称，她做皇帝是符合佛教预言的 [247] 。
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643—712年），武则天给予国师的礼遇，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它强调宗教灵异，又以“性相通融，无障无碍” [248] 的理论说明人人都能进入宗教幻想的幸福世界。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最高经典。由于经中提到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从唐开始成为佛教的圣地。
禅宗在唐代分为两派。弘忍（602—675年）弟子慧能在岭南一带提倡顿悟见性，宣传诵《金刚经》，即以见性。他的另一弟子神秀则在北方活动，信奉《楞伽经》，主张不断修行，逐渐觉悟。这样，禅宗就分为南北两宗。神秀受到武则天的礼遇，在两京影响很大。至天宝初，慧能的弟子神会入洛大行禅法，神秀渐修之教开始衰落。
密宗，又称真言宗，完成于盛唐时期。创建人物有来唐传法译经的中印度摩揭陀国人善无畏（637—735年），南天竺摩赖耶国人金刚智（671—741年）和狮子国人不空（705—774年），并称“开元三大士”。一行和新罗僧慧超均为他们的弟子。密宗重视念诵咒语（陀罗尼），宗教仪轨复杂、严格，带有神秘色彩；主要经典是《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
人人都有佛性，顿悟即可成佛，这是唐代佛教各宗理论的共同特点。禅宗的慧能（638—713年）宣称：佛性即在心中，心外本无一物，只要认识到这一点，不需要累进修行，也不需要大量布施财物，就可以“顿悟成佛”。天台宗的湛然（711—782年），提出“无情有性” [249] 之说，宣扬连没有生命的东西也都有佛性，都能进入天国。华严宗的宗密（780—841年），将华严宗与禅宗合流，也提出“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即得现前” [250] 。这些理论的形成是因为现实世界等级界限森严的门阀制度已经崩溃，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暴贫暴富的现象。佛教各宗就竞相利用这种新现象，创立自己的理论，以达到大量吸收信徒的目的。
净土信仰在南北朝时就已开始流行，大别有二，一为弥勒净土，一为阿弥陀净土。弥勒净土信奉弥勒佛，有弥勒下生的信仰。南北朝以来民间常以弥勒佛出世来组织反抗，曾受到统治者的禁止。唐初因玄奘信弥勒净土，曾盛行一时。武则天时，薛怀义据《大云经》女主出世之说，“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 [251] 。弥勒信仰继续流行。这个时期的大佛，其中就有弥勒的造像。
唐朝时候，阿弥陀净土影响很大。唐初的道绰竭力提倡口念佛号，宣传“若一念称阿弥陀佛，即能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252] 。他的弟子善导更倡言念佛的人，现生即得“延年转寿，长命安乐”，可以“行住坐卧，常得安稳；长命富乐，永无病痛” [253] 。因为法简易行，阿弥陀净土教遂成为民间最流行的宗教信仰。
唐代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在政府的支持下，组织译场。除他本人口译，还有证义12人，缀文9人，字学证梵语、梵文各1人，笔授、书手若干人，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内容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等。其后义净译出61部，261卷，着重于律典。不空译出61部，260卷，都是密宗经典。从贞观三年（629）到元和六年（811)，共译出佛经372部，2159卷。
隋唐统治者一贯大力提倡佛教。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于是“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254] 。中宗时，“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 [255] 。玄宗时沙汰僧尼，整顿寺院，全国仍有寺5358，僧尼共13万人。安史之乱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 [256] ，而人人都可顿悟成佛的思想和唱念佛号即得现世善报的信仰，把幸福的幻想悬得更近，因此，信奉佛教，度为僧尼的越来越多。不少人借此规避赋役，寺院的土地也日益增多。文宗、武宗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 [257] ，一座寺院的土地，最多的达数十顷。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因此，武宗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放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宣宗即位后，面临更加紧张的阶级形势，特别注意提倡佛教。当时的李节说：“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故贤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 [258] 。
道教 唐朝皇室追尊老子李耳为其祖先，道教的地位提到了佛教之上。唐太宗诏：“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259] 高宗时，又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规定佛教居道教之上。睿宗又下令：“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 [260] 玄宗时编订了《开元道藏》。天宝八载，将其颁于天下，由诸道采访使负责，令各州转写。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亲注《老子》，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令两京和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 [261] ，每年依明经例考试。长安的玄元皇帝庙后改称“太清宫”，它具有道观和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在盛唐之后的国家祭祀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遍布全国的宫观网络，则会定期举办各种仪式，为国祈福。
就道教自身而言，随着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南北朝以来分化发展的道教也走向进一步的融合。上清派（又称茅山宗）是唐代道教的主流，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上清宗师相继为皇帝所重，且与士大夫交往密切，影响深远。不过，唐代道教各派的界限在逐步淡化，正一、灵宝、三皇等，虽然在唐代依旧有活动，但随着相互融合的深入，道教各派本身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法位阶梯，正一箓是最低一级法箓，其次是灵宝，最后是授上清箓，这也是道教徒所能获得的最高法箓。在科仪的整理方面，唐代道教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盛唐时期的张万福与晚唐五代的杜光庭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经由他们整理之后的斋醮科仪成为后世道教仪式的正统模式。
炼丹术是道教重要方术之一，唐代金丹黄白术一类的书颇多。此后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等，均饵服道士金丹。
在统治者大力扶持下，唐代的道教也很盛行。事实上，除了上清一系外，唐代还活跃着其他一些具有不同面貌的道士，比如以法术著称的叶法善、张果等。道教对于文学的影响颇大，李白、贺知章、施肩吾等文学家都信仰道教。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社会上层流行。
祆教 景教 摩尼教 伊斯兰教 唐朝统治者深知宗教是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对外来的宗教也一概欢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在唐时相继传入。
祆教又称火祆教或拜火教，为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流行于波斯和中亚诸国。其教义是宇宙间有光明的善神和黑暗的恶神互相斗争，以火代表善神而加以崇拜，也拜日月星辰及天。十六国时，祆教传入中国。唐时，在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唐王朝还承齐、隋之旧，置萨宝主祀祆神并管理祆教徒。近年来，随着太原、西安地区虞弘、安伽、康业、史君等墓葬的相继发掘，一批具有浓厚祆教色彩的文物、图像等呈现在我们面前，使得主要经由粟特人带入中国的祆教文化在隋唐时期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景教是基督教的别支，为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斯所创，流行于波斯。其特点是不拜圣母。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自波斯来长安，十二年，唐太宗令在长安置波斯寺一所，高宗时又令诸州置寺。景教徒夸耀其时景教的盛况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玄宗天宝四载（745年），令两京及诸府、郡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盩厔（一说出土于长安）。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一称明教，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其教义是：宇宙间有明和暗二宗的斗争，初际天地未分，明暗各殊，势均力敌；中际暗来侵明；后际明暗各复本位。现时处于中际，人应助明斗暗。教徒应制欲，不茹荤，不饮酒，不祭祖，白衣白冠，死则裸葬。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安史之乱后，摩尼师与回鹘使者同来长安。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敕许回鹘奉摩尼者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以后，又许于荆、扬、洪、越等州和洛阳、太原二地置摩尼寺。祆教和景教后来衰落下去，而摩尼教则仍在江淮、福建一带流传。
伊斯兰教为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唐代，广州等地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留居，相传穆罕默德舅父赛得·伊本·阿比瓦加的墓就在广州。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留居十年，他在返国后所著的《经行记》中，记述了伊斯兰教的情况。这是我国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
思想和学术 唐初的傅奕虽究阴阳术数之学，但却一概不信。他屡次上疏请罢佛教，对佛教施加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 [262] 而僧徒却宣传一切由佛，这完全是谎言。他还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
唐初的思想家还有吕才。吕才认为，世界的根源是浑然一元之气。他从历史事实揭穿了禄命论的无稽，指出人的寿夭、祸福、贫富、贵贱都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和禄命无关。他又说，卜葬本为“备于慎终之礼”，亦与吉凶无涉 [263] 。他还抨击了巫师倡导风水迷信、诈骗人民的行为。
唐太宗以儒学多端，注释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和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复加考证，永徽四年颁布天下。南北朝时期，对于儒家经典“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统一后，各地学者集中京师，研核异同，其间出现了“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集南北儒学大成的刘炫和刘焯。他们“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 [264] 。《五经正义》即在此基础上，对汉儒的注文加以诠释。南北儒学最终以官方的形式加以统一。《五经正义》除了三礼和《诗经》用南北通用的郑玄的笺注，其他都用南方通行的注。《易》用王弼注，《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实际上是南方儒学统一了北方儒学。
唐代经学不仅是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总结和对南北朝经学的交融，而且是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历史，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而加以运用和发挥。唐初贞观君臣对五经，特别是《周易》、《尚书》和《周礼》中的辩证观点、民本思想和政治管理理论非常重视，并加以发挥。贞观君臣论治中引用《尚书》的内容，大部分来自《虞书》、《夏书》，重点是帝道和王道，主要是统治理论和治国方略；引用《周易》的主要来自《系辞》，内容涉及发展、变通的观点，君臣关系等。而唐代的政治制度则与《周礼》有着相通之处。这些新的成果也反映在《五经正义》的注疏中。
佛教和道教在上层社会和民间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佛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在思想界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唐朝统治者所提倡的三教论衡，也促进了佛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对儒学的渗透。韩愈尽管对佛、道采取批判的立场，但还是吸收了许多佛学思想。柳宗元更是认为，佛教经典中的一些内容是和儒家经典相通的。正是利用了这些思想材料，唐朝后期的思想家作出了许多新的创造，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贞元、元和之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一方面鼓吹革新政治，同时也注意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方面来巩固统治。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提出：“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力斥佛、道，陈言佛道的弊害，并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他的道是传先王之教。这个道，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后，儒家道统不得其传。他把道之传授止于孟轲，而把汉朝以来的儒学全抛在一边，表明了他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的意图。韩愈还援引了《大戴礼记·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并特别强调“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吸取了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利用《大学》来阐明其说，把抽象之心性与具体的政治社会组织加以融会贯通， [265] 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韩愈在这里不是抽象地谈心性、修身，而是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是要“将以有为也”。这样就把自己的观点与禅宗的心性之说区别开来。
到唐朝中后期，传统经学衰落。建立新儒学已经不能以《五经》为主要依托，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思想材料来加以发挥。韩愈首先引用《大学》来阐明其说；把儒家道统止于孟子，突出孟子地位，为《大学》独立成书和《孟子》入经铺平了道路，是由传统的突出《五经》到宋代突出《四书》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些都是韩愈在新儒学建立过程中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原性》等文中，韩愈认为，人的性与生俱生，构成性的要素是仁、礼、信、义、智。性有上、中、下三品。性上品者善，就学而愈明，性下品者恶，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其品终不可移，中品则可导而上下 [266] 。在韩愈的思想体系里，统治者是一种“人性”，而被统治者又是一种“人性”。他说，君主是发号施令的，官吏是奉行君主命令并以之施加于人民的，人民则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267] 。
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又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他的著作一方面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佛学内容。他说，凡人之性与圣人之性没有差别，都是善的。人性本静，当动感外物，有了情时，才分出善恶来。圣人得性而不惑，不为情所累；凡人则溺于情，而不能知其本。凡人只有不断祛除生活的情欲，弗思弗虑，最后达到“寂然不动”“情性两忘”的境界，才算复性。
在韩愈的世界观中，天命论占着统治的地位。他认为，天是有威灵的，贵与贱，祸与福，都决定于天的意志，人对于天只应随顺敬畏。
韩愈的天命论观点受到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批评。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人，生长于长安。他的有关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天说》、《与韩愈论史官书》、《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贞符》、《封建论》、《非国语》等篇。柳宗元认为，宇宙无极，元气浑然而处其中。阴阳二气“吁炎吹冷，交错而动” [268] ，呈现出各种状态。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而罚祸。向天呼号，希望它有赏罚，希望得到它的怜悯，是极其谬误的。柳宗元的思想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和无神论的精神。
柳宗元还认为，人类最初与万物俱生，不能搏噬，又无毛羽，故必须假物以为用，架巢、空穴以居，用草木、皮革遮体，噬禽兽，咀果实，合偶而居。假物必争，争而不已，就有了断曲直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君长刑政”。自天子至于里胥，其有德者，死后，人必求其嗣而奉之。所以，柳宗元认为，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269] 。历史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 [270] 。柳宗元提出“势”这个范畴，力图寻求历史进化趋势的答案。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人。他写了《天论》三篇，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所能在生万物，人之所能在治万物。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 [271] 。
在《天论》里，刘禹锡还提出了他对有神论的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指出“天”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史学 隋文帝下令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 [272] 。唐太宗置史馆，修撰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
唐太宗还下诏修前代史，编成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高宗时又编成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里的志。此外，李延寿还独自删补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八代史书，写成《南史》和《北史》。
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共20卷。这部书完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著作。
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于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价以及史事叙述各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刘知几指出，史才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他把才比作生产的技能，学比作材料和工具。他对于识，尤加重视。他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273] 他认为才、学、识三者必须结合。在《史通》里，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 [274] 他反对史家阿世取容，挟私受贿，任意歪曲历史，主张“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275] 。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博采史料而善加选择，必须兼取各家所长而不拘于一家之见，需要“探赜素（索）隐，致远钩深” [276] ，深入到事物内部去探索。
刘知几在《疑古篇》里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来反对传统的对古代圣贤的偶像崇拜；在《惑经篇》和《疑古篇》里指出了儒家经典《尚书》、《论语》等对统治者丑恶面貌的讳饰和虚美。
开元中，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要求“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 [277] 。《唐六典》模仿周礼六官来叙述开元时，主要是开元二十五年正在行用的制度，将令式按内容分类系在有关职官之下。《唐六典》保存了大量唐朝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资料。《唐六典》的注文有的是叙述职官本身的沿革，有的是解释正文。还有一些注文是叙述当时实际行用的新的制度。
杜佑于德宗贞元七年写成《通典》。这部书是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加以扩充，并重新编次整理而成的。全书共200卷。杜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 [278] 。以下依次是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各门再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上起先秦，下迄天宝，都详其本末，并征引了很多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论议。对于天宝以后的事，则选择重要的加以记述。
地志和地图 裴矩在隋代撰成《西域图记》3卷，绘制了西域44国的山川形势的地图和帝王庶人仪形服饰的图像。
唐高宗时修成的《隋书·地理志》，记载了梁、陈、齐、周、隋五代郡县设置和户数。还继承《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传统，借用《禹贡》等书九州的概念，把全国分为九个大的区域，分别论述它们的地理特征，经济发展和风俗、文化等情况。
唐代各州普遍修纂图经。诸州每三年还要把州图送兵部职方司。有的县也纂修图经。在这个基础上，先后出现了十几种全国地理总志。流传下来的只有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40卷，分10道47镇，记述了各州的户口、物产、州县的沿革、山川险易、古迹史事等。每镇篇首皆有图，图已散佚，文大部尚存。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
德宗时宰相贾耽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两书均佚。《新唐书·地理志》引用了《皇华四达记》中唐朝入四夷之路：“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所引《皇华四达记》还记载了唐朝周边各民族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山川聚落、交通路线和远近距离。其中“广州人海夷道”是岭南到波斯湾和非洲航海路线的最早记录，是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文献。
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3丈3尺，宽3丈，规模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图上的1寸表示实际的100里 [279] ，相当于1比1500000。这个图虽然早已亡失，但刘豫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刻石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近，这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懿宗时，曾任安南经略使幕僚的樊绰，以其在安南搜集的关于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蛮书》十卷。《蛮书》又称《云南志》，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当时云南地区的途程道里、山川城镇、六诏历史、民族分布、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土宜物产以及南诏的经济、政治制度等，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
唐诗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的诗歌。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代诗歌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代正处于中国中古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整个社会正处在上升发展的时期。从社会各阶层中间涌现出的大量诗人，以向上的精神进行创作，冲决了旧的形式主义文学的藩篱，使唐代诗歌具有豪迈雄浑、丰富多彩的特点。唐代的进士考试着重文学辞章，也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六朝以来，诗歌的艺术形式逐渐趋向成熟，这是唐诗发展的前提条件。唐代疆土广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种艺术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的眼界开阔，并为诗歌提供了新的素材，成为诗歌繁荣昌盛的客观条件。
隋和唐初的诗人，大多是达官贵族。他们的作品承袭了齐、梁宫体诗的遗风，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的社会内容。
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诗坛开始活跃。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当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堆砌辞藻的诗风，但是开始来写城市和边塞的生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梓州射洪人陈子昂（661—702年）力斥“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 [280] ，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素朴，一扫齐、梁以来绮靡、颓废的遗风。他为以后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开元、天宝时期是文学史家羡称的盛唐时期，这时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的各种体裁和形式，流派众多，风格各异，蔚为万紫千红、缤纷灿烂的壮观。盛唐的诗人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等，善于以简短的绝句表达复杂的感情。他们的边塞诗既写出了征人思妇的抑郁情怀，又充满着乐观豪放的精神。
盛唐的另一部分诗人李颀和岑参（715—770年），擅长古体诗，特别是七言歌行。他们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特征，加以刻画和铺陈，以取得具体而生动的效果。李颀在描写音乐声响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新的创造。岑参长期在边疆生活，是最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以高亢的韵调，峭丽的风格，写出了许多壮丽的边塞诗。但是他对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边将的横暴贪残，却很少揭露和批判。
孟浩然（689—740年）和王维（701—761年），他们的诗歌描绘了恬静的田园和幽寂的山水，在写作技巧上，有很高成就，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社会矛盾更加深刻，高适（702—765年）首先写出了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 [281] ，成为诗人杜甫的先驱者。他的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把诗歌艺术推到了高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也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两个流派最杰出的代表。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出生于碎叶，成长于四川的江油。他继承了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了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学习民歌语言而采撷其精华，加以他敢于革新创造，这就使得他能在创作实践中作出很大的贡献。豪迈奔放的热情，宏阔磅礴的气势，大胆的想像和夸张的手法，生动、轻快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李白在古风59首和大量的乐府诗中，揭发了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谴责了他们穷兵黩武和无视人民疾苦的行为。“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蔑视王侯富贵和封建礼教的精神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时时在他的诗篇中闪烁着光芒。李白还写了许多游历名山大川的诗歌，庐山飞瀑，长江远帆，奔腾汹涌的黄河，崎岖峻险的蜀道，都写进了他的诗篇。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抽象的，他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所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当他感到理想不能实现时，就以求仙、饮酒来排遣忧闷，因此，在他的诗中，也常常流露出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今巩义）人。他以“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 [282] 的态度，从《诗经》、《楚辞》直至同时代的优秀文学成果中撷取精英，进行革新创造，故其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283] 。真挚细腻的感情，沉郁雄浑的基调和洗炼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由于生活的艰难，他逐渐体察到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以前，他已经写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作品。安史之乱后，他又经历了逃难的生活。在安史之乱期间，杜甫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杰出诗篇。他的很多诗篇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被称为诗史。
杜甫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揭发了当时尖锐的贫富对立，并且指出，“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284] 。他从自己的苦难联想到人民的苦难，当他看见自己的“幼子饥已卒”时，他的悲痛并不停留在个人的遭遇上。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才觉得“忧端齐终南，濒洞不可掇”。
杜甫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支配，把伦理纲常，特别是忠君视作立身的最高准则。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肃、代之世，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些诗人，与杜甫走着同样的道路，以质朴无华的风格，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钱起、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着力于山水田园、自然景物的描写。他们的诗歌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但思想内容却很贫乏。
贞元、元和之际，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唐王朝的经济、军事力量也在加强。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看到唐朝“中兴”有望，就要求改良政治。他们以学习陈子昂和杜甫为号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772—846年）和元稹（779—831年）是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写了很多讽喻诗，白居易的《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是这些诗的代表作品。犀利的观察力，平易通俗的风格，强烈对比的手法和“一吟悲一事” [285] 的结构是《秦中吟》和《新乐府》的特色。
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思想结构和艺术手法都和讽喻诗有相通之处。元稹的艳体诗和白居易的杂律诗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也开辟了晚唐纤丽的诗风。
白居易晚年的闲适诗，寄情佛道，追求闲适，这说明在唐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情势下，诗人的意志消沉了。
中唐时期，还形成了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这派诗人重视艺术的技巧，险僻奇奥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韩愈以文入诗，笔力刚健，气势雄浑。
李贺（790—816年）以奇异的想像和艳丽的辞藻进行创作，具有特殊的风格。但由于他过分追求奇谲险怪，某些诗内容比较空虚，而且不免流于晦涩。
晚唐的杜牧（803—853年）和李商隐（813—858年），生活在社会表面平静、繁荣而实际危机四伏的时代，处于党争激烈的环境中，这种时代因素和个人遭遇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他们一方面忧国忧时，写了一些借古讽今、感怀伤世的作品，另一方面却莫可奈何，写了更多的放浪冶游或幽期密约之作。杜牧的诗风比较明朗、俊爽。李商隐的诗谐和婉转，清丽含蓄，但是骨力纤弱，情调哀伤。
在唐末动乱的年代里，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传统，写出揭露统治的罪恶，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韦庄、韩偓、司空图为代表的诗人，有的逃避现实，着意创作香艳诗或山水诗。
古文运动和古文 齐梁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自北周至隋，屡有人倡议改革。武则天时，陈子昂也要求改变文体。他撰写表疏，议论时事，都采用明朗而素朴的文字。但是当时朝廷考试进士，颁行制诏都采用骈体，骈体文的势力很强大。同时，由骈文改为散文，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
开元、天宝以后，很多文学家提倡古文。古文就是散文，因为散文是周秦两汉通行的文体，唐人称之为古文。当时以写作古文著称的有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贞元、元和之际，适应当时政治思想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古文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词。” [286] 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 [287] 韩、柳所说的道，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强调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反对六朝骈文中的形式主义文风。所以，古文运动是一个改革文风的运动。韩愈主张，作文要“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即要求语言新颖，文字通畅。他还认为文章言语，要与事相侔 [288] 。所以，古文运动又是一个改革文学语言的运动。古文运动在恢复古体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体，这种文体迅速获得广泛的流传。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杰出的散文家。他们的散文都有丰富的内容，成熟的技巧，语言简练，逻辑性强。韩愈的作品气势雄健，奔放流畅。柳宗元的作品峭拔俊秀，含蓄精深。他们对散文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传奇小说
隋和唐初的传奇小说，流传下来的只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和张
的《游仙窟》等寥寥几篇。
中唐时期，内容丰富的城市生活向文学提出了新的主题；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民间说话（市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古文运动的开展，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较强的文体；唐代诗歌的繁荣也在语言、意境等方面，给了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因此，在贞元、元和间，传奇小说的写作繁盛起来。
这一时期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品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这些小说都以精炼、优美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
晚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创作依然很盛，出现了不少的传奇集，著名的有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裴铏的《传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有的今天虽然已经散佚，但还可以从《太平广记》中窥见其大概。这些传奇小说，多是文人猎奇记怪的作品。
俗讲和变文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流传，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入了。梵呗是运用佛曲和中国民间曲调歌唱赞偈，唱导是用通俗的语言，夹叙夹唱，来宣传佛教教义。到唐代，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俗讲和僧讲，俗讲的听众限于普通人，僧讲的听众限于僧侣 [289] 。唐朝后期，俗讲曾盛极一时。元和至会昌间，俗讲僧文淑以“其声宛畅” [290] 而享有盛名，“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291] 。
俗讲的话本叫变文，唐末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 [292] 。随着俗讲的流行，变文已经推广用来讲唱非佛经故事，说唱变文的已不限于僧侣。
现在流传下来的变文，是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其中除了演绎佛经故事的《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以外，还有《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都是以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当代人物传作为题材的。
变文对于传奇小说以及后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有很大影响。
雕塑 隋、唐的雕塑主要包括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和墓葬中的俑器，其他还有碑碣、经幢上的浮雕等。
隋唐时期的石窟艺术是为宗教服务的，主要有敦煌莫高窟、洛阳的龙门、天水的麦积山，太原的天龙山和重庆大足的北山等。
洛阳龙门奉先寺的雕像造于唐高宗时，是唐代最大最著名的。这里原有大像9躯，现存6躯。中央是卢舍那佛坐像，高12米66厘米。佛的两旁依次为比丘立像、胁侍菩萨立像、天王和力士像，造像的巨大，它们顶线的波浪起伏以及它们之间距离的远近疏密，使得这一组造像不仅显出宏伟的气势，而且能够突出主像。
天龙山第14窟两壁的菩萨雕像神态动人，肌肤饱满，是我国唐代最精美的雕像之一。
重庆大足北山的石窟从唐朝末年开凿，那里的第245号龛洞的深浮雕，雕出了内容纷繁、层次重叠的净土变。这一布局严密的创作，在古代雕刻史上是罕见的。
除了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唐代各地也出现了一批大佛。敦煌莫高窟的北大佛高33米，南大佛高26米，均为弥勒坐像，分别塑于武则天和玄宗开元年间。四川乐山大佛，高71米，也是弥勒坐像，系由整体山岩雕凿而成，气势雄伟，具有独特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昭陵六骏浮雕，是为夸耀唐太宗战功而雕造的。浮雕简练有力，神态各异，摆脱了宗教和象征意味。
隋唐陶俑以唐代的彩绘陶俑和三彩陶俑最为精美。人物俑有单像，有群像，塑工们利用手势、动作、面部表情以至服饰等，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动物俑以马和骆驼为最多，形态逼真，制作也很精美。
唐代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塑像家，盛唐的杨惠之最为杰出。据说他曾经在长安为名优留盃亭塑像，长安人看到它的背，就能辨识出来是谁 [293] 。
绘画 宫殿、陵墓、寺庙和石窟的壁画以及屏风画仍然是隋唐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物、山水、花鸟卷轴画也在盛唐时期发展成熟。
在1960年出土的永泰公主墓、1971年出土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发现了大量壁画。近年来在洛阳等地又发现了一批壁画墓。其中懿德太子墓的壁画，面积达400平方米，保存比较完整的有40余幅。这些壁画色彩鲜艳，布局谨严，内容丰富，有王子、客使、侍女、陪臣、宦官等人物形象，以及出行、马毯、歌舞、游戏等宫廷活动的场景，还有宫阙、器物等画面。
初唐，人物故实画越来越发达，佛道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阎立德和立本兄弟，都是初唐著名的人物故实画家，现存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和《步辇图》笔力刚健，线条有如屈铁盘丝，他能以简练的笔法传达出人物的性格。
盛唐时期人物、山水卷轴画兴起，绘画已经从宫廷、寺庙中走出来，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写意的工具。画家也开始摆脱画匠的身份，成为士大夫的一个组成部分。
吴道子年轻时做过画工，玄宗招为内教博士，最擅长人物和写意山水，被称为画圣。他敢于大胆革新创造，在传统画法和从西域传来的铁线描之外，别创出一种圆润的莼菜条（兰叶描）。他又吸取了梁代张僧繇和西域画派的晕染法（凹凸法），而加以发展变化，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浅深，使他的画特别富有立体感。吴道子作画不但求其形似，且进而求其神似。他画人物则“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 [294] ；画仙女则“窃眸欲语” [295] 。他先后在寺观图画墙壁三百多间，其经变画中的人物，奇形异状，无一相同 [296] 。
盛唐、中唐之际的张萱和周昉都以画仕女著名，他们通过描写一些生活琐事表现了当时贵族妇人优越、逸乐的寄生生活 [297] 。张萱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现有宋徽宗摹本。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是他现存作品中的代表作品。
山水画在隋唐时期有了发展。在现存的隋展子虔《游春图》中，人马和山石树木比例匀称，近大远小，合乎透视原则。
初唐、盛唐之际的李思训以善画金碧山水著称，开工笔山水先声。他的画贵族气息很浓厚，艺术特点是描绘工细，设色绚丽，景物逼真。他的儿子李昭道也善画山水，“变父之势，妙又过之” [298] 。
吴道子对山水画也有贡献，他画的怪石崩滩，“若可扪酌” [299] 。玄宗遣他在大同殿画嘉陵江300里山水，一日而就。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以破墨法画山水田园画，宋人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300]
唐代还有很多特具专长的画家，如边鸾善画花鸟，曹霸、韩干善画马，韩滉、戴嵩长于画牛 [301] 。
莫高窟艺术 在敦煌莫高窟现存的480窟当中，隋窟95，唐窟213，几乎占了全部的2/3。唐代洞窟的规模很宏壮，石窟艺术的成就也很辉煌。
在洞窟的塑像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佛像，也有菩萨像和天王、力士像。洞窟的四壁布满了经变、佛传或本生故事的辉煌绚丽的图画。其中画得最多的是西方净土变，其次是东方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变和法华经变等。在西方净土变的画面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这是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和地主奢华生活的反映。
经变画画面的巨大，内容的纷繁和构图的紧密，充分显示出画工们高超的设计才能，他们创作态度认真严肃，技巧手法也很纯熟。在描绘飞天时，他们只用一个飞舞的姿势和一条飘拂的长带，就叫它们很自如地霞举飞升在空中了。从唐代的各种经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乐舞和建筑，还可以看到中华帝王和西域各族君长的形象。在经变画的周围，还有许多故事画。里面有耕地、收获、饲养牲畜、伐木、射猎、拉纤等生产活动，也有角觝、百戏等艺术活动。画工们画出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也生动地描绘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面貌，并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痛苦。
在甬道两壁或经变下方，画着供养人像。这些像都尽态极妍，生意宛然，达到了我国古代人物画的高度水平。
在藻井、龛顶、莲座等处，都有丰富多彩、色彩绚丽的图案画。隋代藻井上的图案多由莲花、飞天、小千佛等构成。唐代图案中应用得最广泛的是卷草纹。
书法 隋代的书法家汇合前代碑版体的方严遒劲的风骨和书简体的疏放妍妙的气韵，创造出新的风格。
唐太宗喜好王羲之书法，他在为《晋书·王羲之传》所写的赞中从书法史角度指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302] 他极力搜求王羲之墨迹，共得王羲之真迹行草290纸，草书240纸。他命拓书人冯承素等四人各拓《兰亭序》数本。
欧阳询（557—641年）和虞世南（558—638年）同是由陈入隋而终于唐初的大书法家。欧阳询以骨气劲峭、法度严整为特色，代表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的书法“内含刚柔”，“姿荣秀出” [303] ，孔子庙堂碑是他的代表作品。褚遂良（596—658年），综合各家所长，又微参以隶书的笔法，别创一格，他的代表作品有三藏圣教序等。
盛唐的颜真卿（708—784年），把篆书的中锋和隶书的侧锋结合起来，运用到楷书上，使书法起了很大的变化。用笔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画如棉裹铁。字的曲折处圆而有力，如折钗股。他的书法气势雄浑，形体敦厚。他的传世作品较多，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多宝塔碑等都是极著名的。
柳公权（778—865年）的书法与颜真卿齐名。他吸取了欧、颜二家之长，写的字谨严而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代表作品有李晟碑、玄秘塔等。
唐代草书也有很高成就。孙过庭、张旭和怀素等都很著名。
乐舞 隋和唐初，宫廷乐舞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享时演奏的燕乐。燕乐是宫廷宴会时演奏的，是宫廷礼乐的一部分。隋炀帝定九部乐，唐太宗改为十部乐，有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和康国乐。其中燕乐和清乐是汉族的传统音乐。西凉乐是十六国时期在凉州一带形成的，它融合了中原旧乐和龟兹乐，乐器有中原的钟、磬、笙、箫，南方的法螺（贝）和西域的竖箜篌、横笛等。龟兹乐传入内地后，其声亦多变易。它的15种乐器中有6种是鼓。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
高宗以后，艺术家根据民族传统，吸取了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的精华，创作了许多新的乐舞，逐渐形成了坐立二部伎，十部乐逐渐废亡。坐部伎舞队规模较小，只有3—12人，乐队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伎舞队规模很大，有60—180人，乐队站着演奏。
玄宗时，出现了以清乐为主，“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304] ，演奏新声的法曲。玄宗选坐部伎子弟和宫女数百人于梨园教习法曲，称皇帝梨园弟子。
不仅是宫廷乐舞，民间乐舞也有了很大发展 [305] ，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还有沿街卖唱的歌者。人们手牵着手，踏地为节，边歌边舞。这种民间自娱形式的踏歌更是节庆活动乃至送别时不可缺少的节目。
隋唐舞蹈有软舞和健舞之分。软舞有鸟夜啼、凉州、回波乐等；健舞有剑器、胡旋、胡腾等。柘枝舞来自中亚的石国，本是健舞，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接近软舞。
唐代的乐曲，长的叫大曲，短的叫杂曲。五七言诗都可以配在乐曲里唱，新发展起来的词就是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的。唐代的大曲都是舞曲，每曲分12大段，结构很复杂。
参军戏、踏摇娘、兰陵王等具有故事情节的戏，在唐代仍旧流行，内容不断丰富。木偶戏也很流行，叫做窟礓子。
隋唐的杂技也很发达，除了在宫廷、城市表演，杂技艺人还巡村演出。从唐人的壁画中，我们可看到当时杂技表演的片断。
天文历算 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运用了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是一部比较高深的数学著作。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十部算经。十部算经由唐朝政府规定作为算学的教本。
隋代刘焯造皇极历，吸取北齐张子信关于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的成果而加以损益，他发明了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推算每天的太阳视运动速度。高宗时，李淳风造麟德历，抛弃了以每月29日和30日相间排列的“平朔”，而采用按照太阳和月亮位置真正相合的时刻来定朔日的“定朔”。
唐玄宗命僧一行（683—727年）主持改历。一行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用它测量了28宿距天球北极的度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
一行根据南北各地实测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日影短长的结果，推翻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证明影差和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他又根据在河南浚仪、扶沟、上蔡三地实际测量的结果，得出大率351里80步（唐度，合现在的123. 7公里）而极差一度的结论，与现代值相对误差11. 8%。这个数字虽不准确，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地面实测子午线的长度。
一行的大衍历在开元十五年作成。一行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在每两个节气之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间距则不同。由此，他还发明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
此外，在开元十三年，一行与梁令瓒合作，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铜仪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也能运行。仪体29转有余而日月会为1月，365转而日周天为1年。铜仪又有两个木人，一个每刻一击鼓，一个每辰一撞钟。这种既能表示天体运动，又能指示时间的仪器是后来天文钟的前身。
医学隋唐医学在分科治疗方面有新的发展。当时已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科，还有针科和按摩科等。
有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著作。
隋代巢元方等人撰写的《诸病源候论》，共50卷，分67门，1720论，是一部研究病因、疾病分类、鉴别和诊断的巨著，对后代医学影响很大。
隋代和唐初的孙思邈（581—682年）以毕生精力贡献于医药学。他特别注意发扬我国古代医师的优良传统。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 [306] 他撰成《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内容丰富。他还重视特效药物的研究和药物的采集方法，后人称他为药王。
玄宗时的王焘撰《外台秘要》40卷，分1104门，记录单方6900多个，对前人成果“并采精英，铨其要妙” [307] 。
唐高宗时，苏敬等人受命重修《本草》，共53卷，称《唐本草》。《唐本草》记录药物844种，其中改正了陶宏景《本草经集注》里错误记述的药物400多种；在新增加的114种药物中，有不少是从波斯和南海传来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
建筑 赵州安济桥是现存世界最古的跨大弧平的单孔石拱桥。这座桥由隋代匠师李春设计造成，全长约54米，跨距37.02米，券高7.23米。在主券两端的上方，各有两个空腔小券，用以减轻桥身和桥基负重，增加过水面积。这种造桥方法，在世界上是首创的。
隋、唐都城长安是经过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建筑的。长安城建制严密，规模宏伟。根据考古勘测结果，城东西长9550米，南北8470米，周围约70里 [308] 。在分区、坊市、街道、绿化和水道等方面都有完整的规划。东西对称的布局，棋盘式的街道，宫殿、衙署与坊市的分置，封闭式的里坊和集中的市场，构成了长安和这一时期重要城市布局的特色。
长安宫城、兴庆宫和外郭城北的大明宫，称为三大内。大明宫在唐高宗时建成。它的正殿含元殿面阔11间，进深三间（59. 2×16米），阶基高出平地40余尺 [309] 。宫内的麟德殿分为前、中、后三殿，高低错落，用重廊把大殿和左右的楼、亭连结在一起，结构复杂，规模宏壮，可以适应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宫廷活动。
唐代的木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建中三年（782年），佛光寺建于大中十一年（857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物。
唐中叶以来，砖瓦建筑在南方各城市逐渐推广。广州、苏州、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的竹木建筑开始为瓦房所代替 [310] 。成都、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的城墙开始包砖 [311] 。
印刷术 隋唐时候，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写书本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因此，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在隋末唐初已经发明，唐初玄奘曾用来印刷佛像，但使用还很不普遍。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 [312] 雕印的历书，在晚唐已广泛流传。
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王阶印造的《金刚经》。经券高约30厘米，长约5米，由7个印页粘结而成。卷首是一幅扉画，后面是《金刚经》正文，画和文字都刻得很精美。刀法的纯熟和印刷的清晰，足证当时的刻印技术已经很成熟。现存的唐代印刷品实物还有乾符四年（877年）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年）历书等。1953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龙池坊卞家印卖《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印本。
唐朝末年，印刷术已流行于东川、西川、淮南、江南、浙东、江西和东都等地。出版的书有字书（如《玉篇》）、韵书（如《唐韵》）、历书、佛经、咒本和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术数书。成都是当时印刷业的一大中心，一些书肆大量出售雕版印刷的书籍 [313] 。
印刷术发明以后，从我国逐渐传播到全世界。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