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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和安史乱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安禄山在对东北各族的战争中，立下军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视，以一身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了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河北和河东地区。他不断招兵养马，积聚财富，奏请提升许多胡族将领做大将，引用不得志的汉族地主做幕僚。天宝十二年（753年），他诱降了被回纥攻破的突厥西叶护阿布思的残部，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个人矛盾激化，于是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虚的机会，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冬，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带领所部及由同罗、奚、契丹和室韦人组成的军队共15万人南下，准备夺取中央政权。
唐的内地多年没有发生战争，河南、河北的州县没有军事准备，甲仗库里的兵器全朽坏了。安禄山的军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渡过黄河，进到洛阳附近。唐玄宗急派封常清前往洛阳募兵抵御，又在长安募集一些市井子弟和白徒游手，与原有的飞骑、彍骑及在长安的边兵共五万人，交由高仙芝带领东下，屯驻陕州。
封常清在洛阳募集的六万人多是白徒，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虎牢关和洛阳城下接连被叛军打败。安禄山占据洛阳，高仙芝退守潼关。唐玄宗杀掉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原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统帅，率领从河西、陇右、朔方抽调回来的汉族士兵和奴剌等13部落，连同高仙芝旧卒，号称20万，镇守潼关。
天宝十五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
唐军在潼关一带与叛军相持了将近半年以后，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带兵东出潼关，收复陕洛。叛军败唐军，乘胜攻入潼关，长安大震。唐玄宗和杨国忠等匆忙向成都逃走，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从行军士哗变，杀掉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缢死杨贵妃。长安落人叛军手中。
叛军到处烧杀抢掠，河北一带的人民纷纷结成一两万人的队伍，同叛军对抗。关中一带的人民也到处杀死安禄山委派的官吏，使叛军不敢远离长安。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在人民的抗击下，叛军遭受到挫折，内部矛盾加深。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
唐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在灵武（今宁夏吴忠）即位，是为肃宗。他用李光弼、郭子仪为统将，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军队，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年（757年）夺回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
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以李光弼、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之兵攻邺，不设统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以致围攻数月而不能下。次年三月，降唐复叛的史思明自范阳引兵救邺，大破九节度使之兵，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史思明杀安庆绪，即帝位于范阳。这年秋天，他又领兵南下，再度占据洛阳。后来，史思明又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死。
宝应元年（762年），新即位的唐代宗借回纥兵收复洛阳。接着，叛军的几个主要将领相继降唐。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穷蹙自杀。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由于唐廷已无力消灭安史残余势力，继续任用投降的安史部将为节度使，在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岭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时常发生节度使或军将的叛变。
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把河西、陇右的军队大批征调入援，吐蕃贵族乘西北边防空虚的机会，攻占了陇右诸州土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军攻入长安，代宗东奔陕州，郭子仪临时招募数千人在关中抵御。吐蕃军不久退出长安，但陇右十余州仍被吐蕃贵族控制着，长安经常处在吐蕃军的威胁之下，剑南西川也不断受到吐蕃和南诏联军侵犯的威胁。
淮浙地区的农民起义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人民的大量流亡和地主大量隐匿人口，国家掌握的户口大大减少了。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向唐中央政府申报户口的有169州，总户数293万余，总人口1699万余，其中课户175万余，课口237万余，只约当天宝末年的1/3 [146] 。那时，河北握在叛军和割据自为的节度使手里，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等地，都驻有重兵，租赋也不上解到中央，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淮南和江南。
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唐朝政府征收种种苛捐杂税。科敛之名，凡有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 [147] 。官吏有免除课役的特权。地主富户“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 [148] ，来逃避课役。由于土户和客户户税征收标准大不相同，客户又不应徭役、差科，豪绅仕宦之家就纷纷以“寄住户”或“寄庄户”的名义，取得轻税和免役的待遇 [149] 。这样，一切赋役就都落在农民身上，加以“权臣猾吏，因缘为奸”，农民只得“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 [150] ，甚至背井离乡，荡为浮人。地方官吏把逃亡丁口的课役，加在他们的邻里身上。邻里负担不起，也相继逃亡。
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唐政府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宝末年以来积欠的八年租调，不问民户有无欠负，也不管资产高下，见到有粟帛的，就强取其半，甚或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的，更用严刑威逼。于是江淮人民大量逃向山林薮泽，进行反抗，州县不能制服。史称上元、宝应间（760—763)，“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 [151] 。袁晁在浙东台州、衢州一带，吸收了大批疲于赋敛的农民，很快发展到20万人。方清聚集饥馑流亡的农民几万人，占据黟歙山区。陈庄则在宣州秋浦（今安徽贵池）一带与方清相呼应。此外，在苏州、常州和越州，也都发生过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起义，前后持续了十多年 [152] 。
财赋制度的整理和两税法的实行 面临着安史之乱以来的财政匮乏和严重的社会矛盾，唐朝政府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先后实行了榷盐制度和两税法。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于产盐区设立监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把每斗盐价由10文提高到110文，在州县设盐官专卖。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专卖收入总额很大，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
一、改变盐法：撤销原来非产盐区州县的盐官，只在出盐之乡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后又取消州县加收的榷盐钱，禁止堰埭征取通过税，以保持盐价的平稳，便利盐的转运。盐法初行时，唐政府的盐利岁入60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
二、整顿漕运：刘晏疏浚了运河，建造了坚牢的运船。他不再征发沿河郡县的壮丁为役夫，而以盐利雇募船工挽漕，又继续行用裴耀卿的分段转输法。过去因河流湍险，漕粮往往损耗2/10以上，经整顿后，据史载：“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
三、行常平法：刘晏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情况，官府遇贵则卖，遇贱则买；同时，要知院官每旬月向使司申报州县雨雪丰歉之状，丰则以高于市价的价格籴粮，歉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粜粮。唐政府获得了大利，各地物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稳。
此外，刘晏还先期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人民的逃亡。
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 [153] ，大量的自耕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寄庄户、寄住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已不再适用。两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论是土著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土地财产为主。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是：（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而这个总税额实际上是按照大历中各种税额加起来最多的一年确定的。这就是“量出以制入”。各州、县也根据旧征税数确定税额，向当地人户征收；（二）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赀财）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四）租庸调、杂徭和各种杂税全都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税 [154]
两税法以土地、财产的多少为征税的主要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课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情况。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30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 [155] ，到处都可以看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156] 的现象。
两税法在以后的实行中，逐渐成为人民苛重的负担。始立两税法，户钱多折绫绢，初时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其后货币紧缩，钱重物轻，到贞元十年（794年）左右，纳绢一匹，只当钱一千五六百文，赋税实际上提高了一倍 [157]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绢价落到初定两税时的1/3，纳税户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158] 。穆宗即位，令各地依照元和十五年征纳布帛的折价，改配布帛为税额 [159] 。这与40年前相较，已增加了几倍。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函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郑汴徐怀，也都“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160] 。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 [161] 。就连没有直接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 [162] 。
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农民又回到土地，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耜，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 [163] ，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唐朝后期，在旧江南东西道采访使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五十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润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
县（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
[164]
。中小型陂塘广泛修凿，如宪宗（806—820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了陂塘598，得田1.2万顷
[165]
穆宗时，元稹为浙东观察使，“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亩”
[166]
。江南农民还修建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成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167]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 [168] ，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 [169] 。
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时每年税茶达十五余万贯 [170] ，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歙州的祁门县“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晚唐时，那一带的人民，有十分之七八以茶为业 [171] 。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785—805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172] 。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173] ，德宗后，茶税开始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
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 [174] 。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 [175] 。代宗时薛兼训为浙东观察使，选军士未娶者，厚给货币，密令到北方娶织妇以归，每年得百余人。此后越州绫纱竞添花样，妙称江左。贞元以后，越州贡品中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 [176] 。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而无其短。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 [177] 。
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在唐后期也有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五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别处莫及。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州）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的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 [178] 。
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销售范围很广 [179] 。据近来的考古发现和调查，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这证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经应用 [180] 。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大量运往国外，在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古代遗址以及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中，都发现了长沙窑生产的瓷器。
纸张文具的制作，更为发达。益州、越州等地出产的纸张，品种更为繁富，扬州的六合笺，韶州的竹笺，临川的滑薄纸都是著名的新产品。北方的宋、亳一带还有织成界道的绢素，称作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端州（令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 [181] 。
在唐代长安城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七枚大中十四年（860年）的鎏金茶托子。托作莲花形，极为美观。西安韩森寨发现的鎏金莲瓣鸾凤纹银盘，西安洪庆村所出的鎏金花草人物纹小银盘，制作极为工细 [182]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金银器121件套，其中有直径达40厘米的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鎏金银龟盒、迎真身金银花12环锡杖、包括茶槽、茶碾、茶罗、茶匙在内的金银茶具等，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规格之高，工艺之精，都是少见的。
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 [183] 之说。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 [184] 。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苏州在繁剧的浙西最为大县，户口较前期有所增加 [185] 。杭州“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 [186] ，其城“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 [187] 。在沿海地区，除广州外，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
扬州因为发展迅速，“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 [188] ，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扬州、汴州和长安都出现了夜市 [189] 。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又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一般称作草市。这些定期集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190] ，其中还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 [191]
盐、茶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部门，刘禹锡《贾客词引》：“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 [192] 往来于长江下游的“西江大商客” [193] ，屡见于唐人的诗歌。《南楚新闻》所记江陵郭七郎，资产殷富，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贸易往来 [194] 。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的活动。
除了珠宝商和转运南北各地土特产品的贩运商，又出现了许多经营茶叶、大米和木材的商人。在江淮一带，每逢茶熟之际，四处商人就带着茶区所需的丝织品和金银饰物入山交易。小商小贩把茶叶转运到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寿州（今安徽寿县）等集散中心，再由富商巨贾贩往各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也有所发展。南方一些商人以贩运粮食为业。江淮贾人，往往积米以待踊贵。皖南宣、歙一带耕地面积少，粮食全靠商人用船从四方运去。江西出产木材，商人运到扬州，获利数倍。
适应交易频繁，贸易额扩大的需要，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在唐后期的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或称“僦柜”。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交纳一定的保管费用。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支付，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唐朝后期，钱币铸造不敷需要，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为了解决远地携带钱币不便，以及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各地来长安的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取得文券，轻装以赴四方，或回到本地，到指定地点合券取钱。这种文券就叫做飞钱或便换。
唐王朝对藩镇的战争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承认了安史降将在河北的势力，任命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统恒赵等州），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他们与山东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紧密联结，凭恃河北“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 [195] 的经济条件，乘唐朝政府平定京畿叛乱和西御吐蕃无力东顾的时机，治兵缮邑，建立了以牙兵 [196] 为核心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田承嗣父子在魏博拥兵十万，繁刑暴赋，发丁壮从征役，以“老弱事耕稼”。李正己在山东“赋徭均纳，为政严酷，所在不敢偶语”。割据一方的节度使父死子袭，官爵自为，甲兵自擅，刑赏自专，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不入朝廷。
两税法施行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每年税钱有三千余万贯，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 [197] 。在此前后，唐军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在西川边境击退了吐蕃和南诏军队的联合进攻，唐王朝又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双方的关系，边疆形势得到缓和。唐德宗乘此机会，开始裁抑藩镇的活动。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请求继任，为德宗所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连兵叛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现了五镇连兵的局面。
建中四年，唐军被淮西军围困于襄城，唐王朝调泾原兵前往援救。泾原兵在长安叛变，拥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在奉天诏赦李希烈等五镇节度使，专讨朱泚。不久，自河北前线入援奉天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与朱泚联合起来，于是德宗又逃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种大纷乱的局面，直到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才告结束。唐王朝与河北、河南强藩妥协，藩镇割据的局面，继续存在。
贞元二年起，吐蕃贵族又对唐发动了进攻，一度占领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境）、夏（今陕西横山西）诸州，并于贞元六、七年攻占北庭和西州。唐在沿边修复城塞，开置屯田，加强了备御；北和回纥，南与南诏正式恢复和好关系，削弱了吐蕃贵族的力量。唐并在西川进行了对吐蕃军的反击。
在边疆形势逐渐缓和的情况下，唐德宗一面加强中央禁军神策军对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一面极力向人民搜刮财富，以充实国库。到宪宗初年，国家财力比较丰厚，又展开了裁抑藩镇的斗争。
宪宗首先压平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举六州之地归附唐朝，河北形势发生了变化。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拒纳唐朝吊祭使者，发兵四出焚掠。元和十年（815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次年，宪宗暂停进攻王承宗，专讨吴元济。宰相裴度亲赴淮西督战。唐将李愬乘雪夜攻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擒吴元济，淮西平定。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也转归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朝又消灭了淄青李师道的势力。
战争期间，军运不息，牛驴死者什四五，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为了进奉供军，各地官吏在两税外横加赋敛，“惟思竭泽，不虑无鱼”，迫使农民大量逃亡。李渤根据所闻记载，渭南长源乡原有400户，到元和十四年，只剩下百余户；阌乡县旧有3000户，也只剩下1000户 [198] 。
长期战争使天下厌苦，帑藏虚竭。唐王朝无力进一步消除河北藩镇的牙兵集团，只有以高官厚赏来换取骄兵悍将的暂时服从。穆宗即位以后，调换了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在河北实行了榷盐法和两税法 [199] ；又实行销兵，下令天下军镇每年减除8%的兵员。这就引起了各镇兵将的不满，形成了河朔再叛的局面。
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拘囚了唐朝委派的节度使，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将领王庭凑也杀掉唐朝委派的节度使，发动叛乱。由于销兵而落籍的兵士纷纷投入他们的军中，二镇叛军众至万余人。唐王朝发诸道兵15万人征讨，由于宦官监军，节将太多，指挥不能统一，诸将又多观望不前，结果屯守踰年，财尽力竭，终不能取胜。长庆二年，魏博也发生变乱。唐王朝无力压平叛乱，只好任命叛将做节度使。河北藩镇的势力更加巩固。
宦官的专权 唐朝宦官的擅权，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高力士得到玄宗的宠幸，四方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断决，但是，他并不掌握军权。宦官掌握军权是从肃宗时李辅国开始的。
肃宗以李辅国有拥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帅府司马，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回到长安后，又让他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这样，军政大权就全落在他手里了。
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代宗，恣横更甚，曾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200] 后来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典掌禁军的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又相继专权。大历五年（770年）代宗又诛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
朱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疏忌宿将，又用宦官典禁兵。贞元十二年（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遥隶神策军，神策军增加到15万人。穆宗以后还有枢密使二员，以宦官充任，得知机密。他们与两中尉合称四贵。
为了争夺朝廷的大权，宦官中分成党派，互相攻杀，废立皇帝。宪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在各道和出征军中，都有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监军又常干预军事指挥，使军令不能统一，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禁军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贷巨款，贿赂中尉，求为节度使。到镇之后，他们就搜括民财，用来偿债，时人谓之“债帅”。文武群臣也多重赂宦官，以求升迁。
宦官领宫市使，派“白望”数百人于长安东西市和要闹坊强买货物，讹诈勒索。禁军将士也倚仗宦官的庇护，在京畿横行不法，欺压人民。宦官和禁军将士还在渭水平原一带夺取了大量的良田美地。
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 宦官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贞元二十年（805年）顺宗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的势力。他们革除了宫市等弊政，又用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这个计划为宦官所阻，未能实现。在宦官的压力下，顺宗被迫让位宪宗，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伍等人都被贬逐到南方。
文宗深患宦官专横，大和五年（831年），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为宦官所知。宋申锡被贬逐。大和八年（834年）和九年，文宗擢用李训和郑注，贬逐了与宦官有连结的宰相李德裕和李宗闵，铲除了一些有势力的宦官。九年十一月，李训等布置兵力，诈言大明宫左金吾厅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大宦官观看，企图一举消灭他们。事被发觉，宦官带禁兵在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杀掠，李训和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都被杀害，亲属皆死。这就是所谓甘露之变。此后70年间，宦官一直掌握军政大权，直到唐末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才被朱温的军队消灭。
官僚集团之间的党争 穆宗时期，边疆形势已经缓和，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形成了均衡的局面，社会矛盾也还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而唐朝官僚集团之间却发生了长达40年之久的党争。
元和年间（806—820年），宰相和仆射、尚书等高级官吏中，进士出身者稳定地占居多数。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士族的含义也开始发生变化，或指读书应举的布衣之家，或指进士出身的家族，或指公卿百官。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等在制举对策时批评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久久不得授官。考官杨于陵也被贬官。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子婿苏巢进士及第，翰林学士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深怨李宗闵讥切其父，与翰林同僚元稹、李绅附和段文昌，举发考官取士不公。考官钱徽和李宗闵都因事涉请托而被贬官。这样，就揭开了党争的序幕。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都与宦官有勾结。文宗时内廷宦官分为两派，势均力敌。牛党、李党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议政，双方总是争吵不休。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指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201] 武宗时，与李德裕有连的宦官杨钦义为枢密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相。牛党的主要人物全被贬逐到岭南。武宗死，与李党有连的一派宦官失败，得胜的一派拥立宣宗，李德裕贬死崖州（今海南三亚）。党争基本结束。
牛李党争是官僚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李党的重要人物多为李德裕任翰林学士和宰相时的同僚。牛党则以科举为纽带，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 [202] 。个人的权力地位和恩怨得失在党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党的重要人物李德裕、郑覃是以门荫出身，并且都是山东士族的后裔，但李党其他成员亦多为进士出身。就两党的多数成员而言，他们的家世和出身没有显著的差别。
在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主要来源的情况下，两党对进士科都非常重视。李德裕虽然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但同时从“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出发，强调进士科应注意录取公卿子弟 [203] 。牛党的重要人物李珏、杨嗣复同样主张用人要以地胄词采者居先，要把进士出身的公卿子弟放在优先的地位。郑覃请求废除进士科，只是一种个人的主张，与党争无涉。
两党成员在他们执政时，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都无心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
唐朝晚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河朔再叛以后，唐王朝与河北藩镇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边疆上也没有大的冲突。社会表面安定，实际上社会矛盾渐趋激化。
两税法把租庸杂徭并入两税，但两税法刚一施行，地方上就“变征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 [204] ，不久，就以杂徭、差役等名目正式恢复了徭役。徭役成为人民越来越繁重的负担。武宗以后，差科也成为百姓一项与两税、徭役并列的正式负担。地主阶级用大量隐匿田亩和降低户等的办法逃避两税。有的“十分田地，才税二三” [205] 。他们还用假托为僧，隶名仓场盐院，在诸州、诸军假职等办法逃避差役。很多地主竭力营求一官半职，官满即移住他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 [206] 。没有得到官位的富豪，就交纳一定的财物给衣冠户，用典贴的名义，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系在衣冠户的名下，以减轻两税，并全免差役 [207] 。于是，唐朝晚年繁重的两税，特别是差役，就都转嫁到少数贫苦的农民头上了。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晚唐官禄尤滥，当时人刘允章曾说：食禄之家凡有八入，即节度使奏改，用钱买官，诸色功优，从武入文，虚衔入仕，改伪为真，媚道求进，无功受赏 [208] 。随着这些人大批拥入官府，官僚机构膨胀，财政支出增多。吏治也越来越腐败，贪赃枉法成为通常的现象，从上到下，“递相蒙蔽，不肯发明” [209] 。在朝廷“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 [210] 。节度、观察和刺史上任或调动时的资送钱物，刺史上府或县令上州的费用，也要向百姓征取 [211] 。下级胥吏更直接对农民进行敲剥，“所由入乡村，是为政之大弊，一吏到门，百家纳货” [212] ，所以人民对官吏都“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 [213] 。
唐王朝以户口增减和督赋完成情况作为进退地方官吏的标准 [214] ，刺史、县令为求取上考，就“招携逃户，侵夺已成产业”，等到定税征科之时，穷苦农民“依前逃散”。税钱因为已经申报省、使，便摊配到见在户身上 [215] 。对于受灾田亩，地方官吏也不上报，而把应出税额摊配给不受灾的农户 [216] 。朝廷因为经费支绌，甚至要求地方预征两三年的租税 [217] 。
在繁重的赋敛、差役下，从穆宗前后起，地主在土地兼并中采用了两种苛刻的形式。一种是地主以低价典进农民的土地，但不申报官府，在私契里言明地主所纳两税，在农民收赎时，需要全部偿还。如果农民无力偿还，他们就可以长期占有农民的田地 [218] 。另一种是地主乘农民危急买进土地，逼迫农民和他们“私勒契书”，不申报官府办理移户手续，并在私契里规定两税和差役仍由农民负担 [219] 。这样，即使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也不能免掉赋税和征徭。他们除了逃亡山海，或武装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唐王朝实行榷盐、税茶以后，不断提高茶盐价格，因此，在河南、淮北地区，出现了一些到淮南、宣歙、荆襄一带私贩茶盐的人。唐王朝设立监院巡卒来搜检，并用严刑峻罚来压制，宪宗时，还采用了连坐之法。茶盐私贩就结成群体，对唐王朝实行武装斗争。他们与沿途人民有一定联系，到文宗、武宗时，其势力已遍及江湖淮海一带 [220] 。
宣宗时，在剑南蓬果山区出现了一支影响及于剑南东西川和山南东道的起义力量。在湖南，也发生了邓裴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开始激化。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领导的起义军攻下象山。裘甫以剡县（今浙江嵊州）为根据地，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日天平。浙东是唐王朝财赋所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又是唐王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三万人，连续打败浙东观察使的军队，先后攻占了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县，并分兵攻打衢州和婺州（今浙江金华）。唐王朝急派王式做浙东观察使，带领河南和淮南的军队前往镇压。
王式把浙东地主武装“土团子弟”配备到各路军中作向导；同时令各县“开仓廪以赈贫乏”，以孤立起义军。起义军迎战失利，咸通元年（860年）六月失败。
大中十三年（859年）以后，唐和南诏在西川、黔中、邕管一线发生了战争。唐王朝在山东、河南、山南和江南各地征募士兵到岭南戍守。
咸通四年（863年），徐泗士兵800人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约定三年一代。但是，直到咸通九年（868年），徐泗观察使崔彦曾还不肯发兵更代，调他们回乡。这就激起了戍兵们的愤怒。他们杀死都将，推粮料判官庞勋作首领，结队北还。这支北还的士兵在徐州附近受到崔彦曾的截击后，南取宿州（今安徽宿州）。他们在宿州开仓库赈济贫民，得到农民的拥护。许多农民参加到庞勋的队伍里。
起义军纪律良好，无所侵扰。他们在运河线上打败官军，接着包围了徐州。徐州城外的人民都争着运送柴草，纵火焚烧城门，协助起义军作战。起义军攻破徐州城后，附近农民“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
首而锐之，执以应募”，参加起义军。原来散处在河南、山东、淮南一带的许多小支农民军，也陆续归附庞勋，起义军发展到20万人。
起义军占领了淮南、淮北的广大地区，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他们收夺富商巨室的财产，镇压匿财的豪富数百家。
唐王朝派义成、魏博等十镇兵，合沙陀、吐谷浑、达靼、契苾等部落兵，共十万人前来镇压。咸通十年（869年），庞勋与起义军近万人战死。起义军余部散到衮、郓、青、齐各地，继续进行斗争。
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懿宗和僖宗时，最高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达到极点，唐对南诏的战争也愈演愈烈，从而对人民的赋敛和征发日益加重。关东一带，连年水旱。咸通十四年（873年），灾情特大，自潼关东至海滨，麦收只有一半，秋收几乎全无，农民以蓬实当粮，槐叶为菜。但是官吏还照旧催逼人民纳税，农民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也只能供催税吏人的酒食之费，税钱还是无法交足。在这种情况下，终于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全国性农民战争。
乾符元年（874年），濮州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起义。他以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朝官吏贪暴，赋敛繁苛，赏罚不平。
乾符二年，王仙芝率军打下了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东）和曹州（今山东曹县北）的州城，冤句（在唐曹州城北）人黄巢聚集数千人响应。散在青、齐、兖、郓一带的庞勋余部也归附到他们的旗帜下。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王仙芝和黄巢都贩过私盐。他们熟悉交通路线和各地情况，具有与官军斗争的经验。乾符三年，他们第一次出山东作战。他们在过去“茶盐私贩”最为活跃的淮南和荆襄一带，迂回打击敌人，攻克汝、郢、复、蕲等州。
唐王朝派宦官与王仙芝联系，企图用授予官职的办法诱他投降。王仙芝为所诱骗，派人到唐军中磋商。黄巢极力反对，带领一部分起义军返回山东。这样，起义军就分裂为两支。
王仙芝派遣的使人被唐廷杀害。他看清了骗局，于乾符五年（878年）初攻破江陵罗城。但接着他就连为唐军所败。最后在黄梅战死。他的部下一部分北上投依黄巢，一部分南下进到江西、湖南、宣歙和浙西活动。
王仙芝死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统帅，称冲天大将军。黄巢在山东、河南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为了避开唐朝重兵的攻击，带领起义军渡过长江，突入江西，打下虔（今赣州）、吉（今吉安）、饶（今鄱阳）、信（今上饶）诸州，经宣歙抵达浙东，修整了自衢州至建州（今福建建瓯）的700里山路，进入福建境内。
乾符六年（879年），起义军的主力出现在岭南，占领了广州。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指斥唐朝宦官专权，纲纪败坏，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 [221] 的主张。他并且宣布就要北上攻打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取道桂州（今广西桂林）北上，顺湘江进入湖南。从荆南、鄂岳转战到江西、宣歙和浙西。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突破唐军的长江防线，从采石渡江，不久渡过淮水，顺利地攻入洛阳。
起义军攻破潼关，唐僖宗和掌权的宦官田令孜南逃。起义军进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涂”。长安居民夹道欢迎。黄巢部将尚让向聚观的居民宣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起义军常常把钱帛赠给穷人，杀掉人民最痛恨的官吏 [222] 。
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建元金统。他任命了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吏，规定唐官三品以上的皆停任，四品以下的进行登记留居原位。
起义军流动作战，占领了新的地区，就把原有的地区放弃了。他们虽然取得长安，却没有控制住广大地区。
唐的凤翔节度使郑畋用伪降的办法延缓了起义军的西进。他暗中把残留在关中的禁军纠集到自己周围，又密约邻近藩镇共同抗拒起义军。北方各地的藩镇，也暂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冲突，把矛头指向起义军。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朱温，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投降了唐朝。唐王朝又重赂沙陀贵族李克用，让他从代州率兵南下，镇压农民军。
起义军被包围在长安及其附近，兵源、粮源几乎断绝，将士们甚至剥树皮吃。中和三年（883年）起义军撤离长安，东向河南。李克用的沙陀军进入长安，唐的诸道兵也相继到长安，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
起义军围攻陈州，近300日不能下。朱温、李克用的军队追逼而至。中和四年（884年）黄巢军退到泰山下的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境内），黄巢自杀。各地区的起义农民，也先后被各地的唐军和地方武装——土团镇压下去。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瓦解了腐朽的唐王朝，使新的统一得以在公开的大破裂中孕育、成长起来。
回鹘 安史之乱期间，回鹘贵族曾两度派兵协助唐政府军作战。从此，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吐蕃占领了陇右，唐和西域、中亚的交通必须假道回鹘。回鹘从东西贸易中得到很大利益，回鹘人常以马数万匹向唐换取数十万匹绢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回鹘人还把绢帛运往中亚牟取厚利。为了和吐蕃贵族争夺西域，回鹘贵族极力支持唐在北庭、安西的驻屯军。贞元六年（790年），吐蕃败回鹘，占领北庭，次年，又占领安西。此后，唐与回鹘继续以丝马互市，回鹘人留居长安的，数以千计。唐还先后把崇徽、咸安、太和公主嫁给回鹘可汗。
在唐的先进文化影响下，回鹘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考古材料证明，回鹘人已经从事农耕，他们使用的铁犁铧头较长，有了犁壁。回鹘人建筑用的莲花纹瓦当，与中原出土的唐代瓦当完全一样。
中亚粟特地区受大食侵逼，许多昭武九姓人东迁到回鹘境内，留居下来经商传教。在昭武诸国人的影响下，回鹘人放弃了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改信摩尼教并把它定为国教。回鹘人起初采用突厥文字，后来根据粟特字母创制了古回鹘文。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古回鹘文、汉文和粟特文三种文字刻写而成的。
开成五年（840年），回鹘西北的黠戛斯人攻占回鹘都城，迫使回鹘人大部分向西迁徙。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是主要的一支，后来以西州为中心建立了政权，称作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另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带，后来以张掖为中心建立政权，称作甘州回鹘。此外，可能还有一支迁到葱岭及其以西的地方。
吐蕃 在安史之乱后的三十多年里，吐蕃贵族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和剑南西川边界的大片土地，采用封建剥削方式来统治这里的人民。吐蕃又把大批汉人迁到吐蕃本部，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吐蕃生产技术的改进 [223] 。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汉族地区的茶传入吐蕃，逐渐成为吐蕃人民不可缺少的饮料 [224] 。唐蕃双方还举行了几次会盟，唐穆宗时，唐和吐蕃订立了盟约。长庆三年（823年）建立的会盟碑文说：“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 [225] 这个碑现在还屹立在拉萨大昭寺的门口。从这次会盟以后，直到唐末，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吐蕃贵族在长期对唐、对回鹘和对大食的战争中，力量削弱。8世纪末，羌人诸部和南诏都摆脱了吐蕃贵族的统治。
八九世纪之交，佛教在吐蕃普遍流行。在吐蕃贵族之间，贵族和僧侣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226] ，西藏高原逐渐分裂成许多割据势力，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吐蕃统治的河湟一带人民相继起义归唐，西域也逐渐转到回鹘手里。
吐蕃贵族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害，从咸通十年（869年）到乾符四年（877年），爆发了从康区开始发展为全境性的农牧人民的大起义 [227] 。
南诏 安史之乱前后，阁罗凤东向吞并了东爨和西爨，西向征服了寻传和裸形诸部，并且派兵攻进西川，打下清溪关（今四川越西、汉源间），力量更加壮大。
唐朝后期，南诏的政权组织已趋完备。最高统治者称为诏，即王，下有清平官和大军将，与王共同参决大政。执行政务的机关有九爽，每三爽有一督爽管辖。在原六诏地区置
，相当于州，在被征服各族的地区置节度
[228]
。
南诏的土地归王所有。王把大片土地分给官吏，勃弄川（弥渡坝子）东西20余里，南北百余里的地带，全是官吏的分田 [229] 。六诏地区，平民可以分得土地，上户30双（150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 [230] 。他们每人每年交给国家2斗米 [231] 。所有的壮丁都是战士，要自备武器，出征时还要自带粮食。王常常大规模地迁徙被征服的各族。迁到滇池一带及其以西的各族人民，在官吏鞭杖的监督下从事农业劳动，收获以后，官吏只留给他们少量的口粮，其余全部输官 [232] 。
阁罗凤爱慕汉人的文化，让儿孙拜被俘的唐西泸令郑回为师。天宝十载唐进攻南诏时，阁罗风向吐蕃称臣。此后，吐蕃统治者常常征发南诏人远征，赋敛也很繁重，南诏人很想摆脱吐蕃贵族的束缚。由于唐的积极争取和郑回的竭力推动，南诏的王异牟寻（779—808年在位）与西川节度使韦皋取得联系。贞元十年（794年），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双方恢复和好。南诏不断派遣学生到成都学习书算，前后达到千人。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南诏军队一度攻人成都外郭，掳去男女工匠几万人，这些工匠进入南诏，对南诏手工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南诏人学会了织绫罗的技术，精妙与西川媲美。南诏城邑的修建，大多模拟唐制 [233] 。现存的大理崇圣寺塔，是由汉人工匠设计建成的。
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王世隆（859—877年在位）称帝，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唐战争。此后十多年中，南诏的军队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 [234] 。世隆把15岁以上的男子全数征发从军，田事只能由妇女担任。这一长期的掠夺战争，不仅给唐的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而且也使南诏的劳动人民蒙受严重损害。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南诏的统治者舜化贞（897—902年在位）死，郑回的后裔郑买嗣夺取了蒙氏政权，改国号为大长和。
奚 契丹 唐后期，奚和契丹不断与唐贸易，有时一年分两三批来唐，每批往往各来几百人。他们到达幽州后，选派三五十人到长安，其余的留在幽州，就近交易 [235] 。
9世纪时，契丹的生产获得很大的进展。在耶律氏所领的迭剌部里，已经务稼穑，善畜牧，种桑麻，习织组，并且学会了冶铁的技术 [236] 。
唐天复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以后他代替遥辇氏为首领，并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称帝，建立契丹国。阿保机统率契丹军马连年展开对周围各族的大掳掠，先后吞并了室韦、奚和渤海。他把掳掠和征服的渔猎游牧部落如奚人、室韦人等，分编为隶属于契丹八部的新八部，由契丹八部的贵族分别进行统治。对于避乱迁入契丹和从河北俘掠来的汉人，阿保机采取了汉人的州县制度进行统治。他在契丹境内设置一些与河北地区同名的州县以居汉人，使他们受契丹贵族的统治和奴役，但仍然保存汉人习俗，从事农业生产。对于俘虏来的渤海人，则让他们与汉人杂居，也像对待汉人那样，设置州县统治 [237] 。
渤海 靺鞨人住在粟末水（松花江）和黑水（黑龙江）流域。他们依山负水，掘地为穴，架木覆土，群聚而居。他们用耦耕法耕田，种植粟、麦、穄等耐旱的作物。也饲养家畜，最多的是猪，用猪皮做衣服。他们还射猎貂鼠、白鹰等。
靺鞨人分为数十部，居地最南的是粟末部。高宗时，一部分粟末靺鞨人和高丽人徙居营州。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反唐，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带领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其子大祚荣以靺鞨、高丽之众击败唐军，回到靺鞨故地。大祚荣在奥娄河（牡丹江）畔的东牟山修筑城堡（吉林敦化敖东城），并于圣历元年（698年）建立政权，称震国王。开元元年（713年），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从此，这个政权就以渤海为号 [238] 。天宝末年，渤海以忽汗河（牡丹江）东的上京龙泉府（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为都城。
在渤海旧都敖东城以南十里的六顶山，考古学者发现渤海王族的墓地，发掘了渤海宝历七年（780年）贞惠公主的墓葬。墓道里发现的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作风。汉文墓碑，也完全模仿唐代碑志文体。墓顶是用大石块抹角砌成，与集安地区高句丽的大型石墓的构造形式相同 [239] 。
渤海年年遣使到唐，派遣许多学生到唐留学，大量汲取了唐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渤海人在卢城（在显州之东。显州在今吉林桦甸东北之苏密城）一带开辟了大片的稻田。渤海人用铁来铸造器物，还以多余的铜对外交换。渤海有高度发展的金银器工业 [240] ，还能烧造瓷器 [241] 。显州之布，龙州（即上京龙泉府）之紬也很有名。
渤海的政权组织相当完备。在中央设有政堂、宣诏、中台三省和中正台，也有寺、监、院、局等机构。地方政权则有节度使、州刺史、县丞等官。
926年，渤海为契丹所吞并。
室韦 契丹、靺鞨之北，在俱轮泊（呼伦湖）、望建河（额尔古纳河）、那河（嫩江）、啜河（绰尔河）、峱越河（嫩江支流）一带，散居着为数众多的室韦部落，有岭西室韦、蒙兀室韦、黄头室韦、山北室韦等。室韦诸部的族系大多与奚、契丹相近，语言也相近或相同。
隋唐时期，室韦诸部还不会冶炼 [242] 。有些部落有简单的农业，他们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知用牛。他们饲养猪牛，无羊少马。有的部落以渔猎为生，他们捕貂，猎取獐、鹿，凿冰捕鱼。
室韦诸部的社会处于氏族公社的父权制阶段。在婚姻习惯方面，有的部落是“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 [243] 。有的部落是男子先在女家劳动三年，期满之后，女家分与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 [244] 。室韦诸部已经有了贫富分化，但还很少窃盗，“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 [245] 。部落联盟还未形成，无君长，无赋敛。部落酋长叫余莫弗瞒咄或乞引莫贺咄，开始由固定的家族担任。
室韦诸部曾受东突厥控制。到九、十世纪之交，逐渐为契丹所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