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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赋役和检括户口 隋王朝建立后，北边有强大的突厥，南边有陈和后梁。在隋的统治区内，由于北齐、北周末年，赋重役勤，刑罚苛刻，山东地区农民诈老诈小、隐漏户口、避役逃亡、投依豪室的情况十分普遍。由于制度规定没有娶妻的只交纳半床租调，阳翟一郡，官府登记的户籍上虽有户数万，但籍多无妻。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并进一步统一全国，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减轻了赋税和徭役。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颁布了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 [1] 。新令规定的党（族）、里（闾）、保组织，丁、中、老、小年限，丁男、妇人受田数额都与魏、齐、周的制度相近。新令又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或布一端，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照半床交纳；丁男每年给政府服役一月。
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下令：成丁年龄由18岁提高为21岁，每年服役期限由1月减为20天，调绢由1匹改为2丈，并且规定不役者收庸 [2] 。开皇十年又规定，丁年50，免役收庸。成丁年龄提高了，但是原先18岁受田的规定并没有改变。这样，农民在达到受田年龄以后，就可以有3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 [3] 。纳庸代役的规定和租调徭役的减轻，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直接控制更多的农民，隋王朝建立之初就开始在山东地区检括户口。开皇三年，又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大索貌阅：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核对，检验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查出户口不实，保长、里正、党正等 [4] 都要发配远方。隋王朝还鼓励百姓互相检举，规定亲属关系在堂兄弟以下的，一律分居，各自立户，以防止以后再发生户口不实的情况。通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有40万人查实为壮丁，有160多万人新编入户籍。
紧接着，隋王朝又根据宰相高颍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高颍认为，政府虽然每年按定额征收租调，但军事的调发，徭役、差役的征用，附加税的收取和授田的先后，都和户等有关，因此，长吏肆情，户等划分不实，还是搜括户口的一大障碍。为了使农民感到“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 [5] ，从而愿意离开豪强，做国家的编民，高颍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颁布到各州县，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去，以300家到500家组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就叫“输籍之法”。输籍之法实行后，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
三省体制的建立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废除了北周按《周礼》设立的六官制度。用纳言（侍中）和中书令知政事，与尚书左右仆射共同担任外朝的宰相。同时把门下省和中书省迁出禁中，与尚书省共同组成国家机关，建立了三省体制。皇帝于是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门下省和中书省由内廷走出来时，也把原来属于皇帝的一部分决策和发令的权力带到外朝，成为已是国家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权力。南北朝时期作为宰相机构的尚书上省的决策权也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门下省和中书省从皇帝的秘书、咨询、侍御机关变成了国家权力机关。隋文帝还按照类别，把主管行政的二十几个曹分门别类归到六部，六部统归尚书省掌管；同时把寺、监定位为事务机关。隋炀帝时，又成立了侍御机关——殿中省，把所有侍御事务从中书省、门下省完全分离出来，从而实现了国家事务与皇家事务的最后分离。
接着，又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北周灭北齐后，废了许多州郡。但是到大象二年（580年），还有211州，508郡，1124县。平均每州管辖不到三郡，每郡只有两县。开皇三年，隋王朝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炀帝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的简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和废郡相联系，开皇三年又规定：凡是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不再由地方长官辟署，一律由中央任免，每年年终并要由吏部进行考核。开皇十四年又规定，州县佐史三年一换，不得重任。隋朝时候，吏部选用地方官，又尽用外地人。至此，大族豪强地主通过担任州县佐官垄断地方实际权力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以废除郡县佐官由长官辟署之制为起点，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尚书省六部的工作内容随之发生了变化，文案工作量大为增加。原来由低级官吏负责的文案工作改由令史、府史等没有官品的吏担任。在官员系统之外产生了一个协助官员处理文书的吏的系统。
隋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取消了官吏任用的门第限制。开皇七年，隋文帝命诸州每年举送三人到中央参加秀才、明经两科考试，正式设立了每年举行的常贡之科。隋炀帝时又添设了进士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由国家法令规定的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开科考试制度。
开皇十年，隋文帝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令“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6] ，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从事生产，一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诏令还决定罢去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设置的军府。这样，军府就集中在关中，也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隋王朝的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削弱了正在衰落中的大族豪强地主的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不论是侨姓士族还是吴姓士族，在进入南朝后都已经衰落。但到梁陈时，南方的地方豪强势力兴起。灭陈以后，江南的地方官由隋王朝派出。隋王朝又要把在北方实行的政治、经济措施向江南推行，江南地方豪强势力受到打击。特别是要依内州检责户籍，更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590年），江南发生迁徙豪强入关的流言，各地豪强纷纷发动变乱，几乎整个陈的旧境都骚动了。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
都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许多州县被攻破，隋官被杀死。隋王朝派杨素等带重兵到江南作战，很快就把变乱压服下去。这次事变以后，隋王朝虽然不再强行在江南检责户籍，但由于隋军深入到江南岭南的各个角落，隋王朝对江南的控制加强了。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王朝减轻徭赋的措施，和随之出现的社会安定局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索貌阅、输籍之法实行后，逃亡的农民回到了土地，荫户摆脱了豪强的控制。到开皇九年，隋王朝控制的户口迅速由隋初的四五百万户增加到700万户左右 [7] ，根据隋政府的统计，大业二年（606年）全国户数为900万，较开皇九年（589年）多出200万户。
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8] 。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所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所储存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储积，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
户口的增长，强宗富室和国家仓储的丰实，反映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继续发展。河南、河北诸郡和蜀郡一带，是当时重要的丝织品产地。在河南巩县和河北磁县都发现了隋代的青瓷窑址。磁县贾壁村窑出产的青瓷，胎厚重，釉透明，是北方重要的青瓷产地之一 [9] 。造船技术也有提高，能够制造4层，高45尺，长200尺的龙舟。长安和洛阳的官手工业作坊，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大业三年，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余家被迁到洛阳 [10] 。
开皇元年，隋王朝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重五铢，解决了周齐以来货币名品甚众，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运河开凿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 [11] ，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安和洛阳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长安有2市，为国内外商旅荟萃之所。洛阳有3市，其中丰都市有120行，3000余肆，市的四壁有邸店400余，“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12] 。丹阳（今南京）的市廛列肆，可与两京相埒。蜀郡（今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为巴蜀一都之会。江都（今江苏扬州）和京口（今江苏镇江）夹江对峙，当大运河与长江会合点，商业也很繁荣。
营建东京和大运河的开凿 隋炀帝杨广继承隋文帝统治以后，竭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最重要的是营建洛阳和开通大运河。
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下令营建洛阳，指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便利各地运送贡赋；又指出，“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13] ，以洛阳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第二年，他命令宰相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丁男200万人修建，10个月修成。新的洛阳城位于旧城之西，规模宏壮，周围55里。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徙到那里居住。为了贮藏各地运来的粮食，供应洛阳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官僚机关及军队，隋炀帝又下令在巩县置洛口仓，穿3000窖，每窖可容8000石；在洛阳北置回洛仓，穿300窖。隋炀帝时候，京城虽然还在长安，但是他常住洛阳。洛阳成了政治、军事和漕运的中心。
隋炀帝为了便利漕运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何。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由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人江。渠广40步，渠旁修筑御道，栽种柳树。大业四年（608年），征发河北一百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通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条大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突厥 隋文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用重兵打败了突厥，促进了突厥贵族内部的分裂。此后，突厥形成了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这两个对立的势力。
为了防御突厥贵族的进犯，隋王朝几次征发大量农民整修长城，并于朔方（今陕西横山西北）以东沿边险要处筑数十城。
突厥贵族不断进行混战。到开皇十九年（599年），倾向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汗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联合打败，带领部众南下降隋。隋文帝把夏、胜二州之间水草丰美的地带（河套一带）划为突厥的牧区，并建大利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境）为突厥汗庭。不久以后，突厥牧区出现了“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隋和突厥的互市非常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很密切。
吐谷浑 西域 隋初，突厥贵族占领了西域，吐谷浑贵族也经常带领部众向河西走廊进犯，隋和西域的交往受到阻绝。
突厥衰落后，隋与西域关系密切起来。西域的商人多至张掖交市，隋炀帝派裴矩往掌其事。裴矩用厚利吸引西域商人到内地贸易，使西域商人往来相继。
隋代通往西域的商道有三：北道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中道从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南道从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隋为了控制这三条商道，大业四年（608年），派军队逼降了伊吾，和高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大业五年，隋炀帝又以重兵击败吐谷浑，逼使其可汗慕容伏允南走。隋王朝以吐谷浑故地置西海（今青海都兰东）、河源（今青海东南部）、鄯善、且末（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南）四郡，发罪人前往戍守，并设立军镇，大开屯田，以保护通往西域的商道。
流求 台湾在三国时代称夷洲，在隋唐时代称流求。高山族人很早就住在这里，他们的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台湾和澎湖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曾经发现过彩色陶器，其纹饰与福建地区的非常近似。台湾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和有肩石锛，也与福建地区的文化面貌完全相同。
隋大业三年（607年）和四年，炀帝两次派朱宽到流求。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稜、张镇周带万人前去。他们从义安（广东潮州）出发，经高华屿（澎湖花屿）、龟鳖屿（奎辟屿）到达流求。流求人看见船舰，以为他们是商人，都去做买卖，这说明台湾与大陆早就有联系 [14] 。
隋时，高山族人民已能种植多种谷物如稻、粱、禾、黍，饲养猪、鸡，织“斗镂树”皮、杂色纻和杂毛为衣，也能织罗文白布。他们的武器有刀、稍、剑和弓箭等。武器已经用铁，但刃皆薄小。生产工具完全是石器，石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 [15] ，是耕垦的主要工具。
高山族社会还没有显著的阶级分化。史载，在以波罗檀洞为中心的部落居民里，有一个大酋长，所属诸洞也各有酋长，大小酋长都由部落成员选举最善战的人担任。没有赋税，公共费用由部落成员平均负担；也没有法律，犯罪的人由部落成员共同议决制裁。大酋长“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琱（雕）刻禽兽”。大酋长出行时“乘木兽，令左右轝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
对高丽的战争 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以水陆军30万人进攻高丽，因为水潦乏食，军中疾疫，失败而还，战士死者什八九。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进行了大举远侵高丽的准备工作，在河南和江淮制造戎车5万乘，在东莱海口造船300艘，全国的陆军，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
大业八年二月至七月，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陆军113万人，分24军从涿郡出发，指向辽东，由隋炀帝亲自节度；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由来护儿率领，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坚守，勇猛抵抗。隋军作战意志不旺盛，逃散的很多。隋炀帝督率的主力军攻辽东（今辽宁辽阳）不下。来护儿率领的水军，也在平壤城下被高丽军队打得大败。宇文述、于仲文率领军队30.5万人，进到距离平壤30里的地方，粮尽引还，受到高丽军的四面包抄。高丽军乘胜追击，在萨水（清川江）击溃隋军。隋的士兵战死逃散，30万余人中，回到辽东的只有2700人。
大业九年和十年，隋炀帝又两次进攻高丽，由于高丽军的抵抗和国内人民的反对，也没有取得胜利。
繁重的徭役和兵役 隋文帝把大批浮逃、隐蔽的农民检括出来，转为国家的“编民”，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保证兵役力役征发的来源。隋文帝不愿意“减功臣之地以给民”，又赐给大官僚大片土地，因此，“户口滋多，民田不赡”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16] 。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派人到各地均田。在狭乡，每丁只有20亩，不纳租调的老男和中男更少。这说明农民承受赋税徭役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令杨素等人负责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县西），工程浩大，由于役使严急，丁夫死者成万。
隋炀帝每年远出巡游，从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的一次达到50万人。沿途郡县长官要负责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为了隋炀帝的挥霍，很多郡县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
仁寿四年至大业六年（604—610年），隋炀帝不断征发农民掘长堑，筑西苑，营洛阳，缮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在修筑长城和开凿运河等国防、交通工程中，也役使了大量农民。每项工程，大的要经年常役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同时，农民所负担的兵役和其他徭役也极为繁重，丁男不供，役及妇人。大规模的修建和远征，也经常在农忙的季节里进行。官吏强迫农民做过度的劳动，先后有上百万的壮丁死于徭役。为了躲避徭役兵役，农民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作“福手福足”。
大业七年，为了准备远侵高丽，隋王朝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 [17] 。全国有几百万农民被征集去当兵服徭役。民间的车、牛、船只也被大量征用。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工匠，被迫昼夜赶工，水中站久了，自腰以下都生了蛆，死者十之三四。转运兵甲军粮的成百万民夫，往返于道，昼夜不绝，也大量死亡。农村里缺乏劳动力，缺乏耕畜，因此“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18] ，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
农民大起义 隋炀帝修建了各项巨大工程，发动了对高丽的三次战争，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19] ，特别是山东、河北地区尤为严重。加以这一带又有不断的水旱灾荒，因此，农民起义首先从这里爆发。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起义，他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励农民反抗兵役。那时，在山东、河北一带，还有张金称、高士达等好几支义军，到大业九年上半年，它们每支都已经发展到几万人以至十几万人，常常主动出击，攻占郡县，夺取地主的粮食，杀死贪官污吏和大族豪强地主。
在大业九年第二次远侵高丽的战争中，杨素子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他看到农民到处起义，就乘机起兵反隋。杨玄感军迅速发展到十万人，这支军队虽然很快就被隋军消灭了，但在江南地区又爆发了刘元进、朱燮等人领导的起义。新的起义军越来越多，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重要的起义军就有七八十支。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令郡县、驿亭、村坞修城筑堡，把农民迁入城堡里居住，想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扼杀农民起义。但是，新的起义军仍然不断出现。隋炀帝看到河北、山东一带的起义军陆续向南转移到江淮之间，就在十二年七月带领禁军坐镇江都。他还调回了进攻高丽的军队来镇压山东、河北一带的起义军。
几支历史最长的起义军都被隋军打败。淮南地区的起义军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受到挫折的各支起义军散而复集，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李密、窦建德、杜伏威三个强大的起义军集团。
翟让领导的瓦岗（在今河南滑县）军，是河南一带起义军里比较强大的一支。大业十二年，李密加入了这支起义军。李密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曾参与杨玄感起兵。他说服附近的许多小的起义军，团聚在瓦岗军的周围。十三年，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在今河南巩义境内），把粮食发给饥民。瓦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攻占了河南的很多郡县。李密成了北方起义军的盟主。
瓦岗军和隋军展开了争夺洛阳的大战。前后投入洛阳争夺战的隋军虽然有几十万人，但是瓦岗军始终处于优势。
窦建德是高鸡泊起义军的最初组织者之一。他收集了张金称、高士达的余部，转战河北中部，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大业十三年，隋炀帝令涿郡留守薛世雄带兵三万多人驰援洛阳，在河间附近被窦建德打败。河北大部分郡县，很快转入起义军手中。
杜伏威在大业九年参加长白山起义军，后来转战到淮南的六合，力量越来越强。大业十三年，杜伏威大败陈棱带领的隋朝禁军，乘胜攻破高邮，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控制淮南各县。
隋炀帝驻守的江都，陷入东、西、北三面的包围之中。在各路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