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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建立 西晋以来，江南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地方。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在这里错综纷纭地结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
西晋灭吴以后，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晋统治者看作“亡国之余” [206] ，在朝廷中无所依托，得不到过去在江东拥有的政治特权。西晋大军在长江南北防守，又增加了他们的疑虑。所以他们曾屡次起兵反晋。西晋末年北方各族人民和汉族流民起义时，江南豪族徘徊观望，寻找自保的途径。
接着，斗争的浪潮席卷江南，义阳蛮张昌的别帅石冰，于太安二年（303年）占领江、扬等州，威胁着江南豪族的切身利益。江南豪族各领私兵，推举吴郡顾秘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围攻石冰的义师。广陵度支陈敏，也率领运兵参加镇压，首先攻入建康，消灭了石冰的力量。
永兴二年（305年），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占领扬、江等州。他礼召江南豪族名士，署为官属。但是江南豪族认为陈敏是江北人，又是小吏出身，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在永嘉元年（307年）并力把陈敏消灭了。
就在这一年，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受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同北方名士王导等人进驻建康。西晋官僚在此前后陆续南渡的，都与司马睿合流。北方人民也向南迁徙，规模很大。江南豪族受过流民起义的打击，又觉察到北方胡族活动对他们的威胁，于是对司马睿的态度从观望转向支持。王导在他们之间尽力周旋，授给他们各种官职，保障他们的利益，因此南北士族集团的合作就比较稳固起来了。永嘉六年（312年），羯人石勒兵临淮颍，准备南犯，民族矛盾顿形尖锐。那时带兵击退石勒的，就是江南豪族纪瞻。
316年，晋愍帝出降刘曜，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在南北士族拥戴下自称晋王，第二年（大兴元年）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317—322年在位）。
东晋初年，司马睿陆续控制或消灭了一些心怀不满的南方豪族武装，稳定了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北方各族统治者之间混战频仍，南侵的可能性也暂时减少了。在这个时候，南迁地主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爆发了争夺东晋统治权力的斗争。永昌元年（322年），掌握荆州重兵的王敦为了反对晋元帝对他的防制，在其从弟王导的纵容和南方大族沈充的援助下，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晋元帝。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内史苏峻拒绝征调，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兵反叛。这些叛乱事件，由于失掉多数南迁士族的支持，先后归于失败，东晋政权才得以转危为安，勉强维持下去。
北方人民的南迁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时北方的混乱，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外迁。他们或走辽西，或走陇右，但是最大量的还是渡江南徙。南渡的人通常是按籍贯聚集若干家，节节迁移，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流民群。南渡官僚也往往随带宗族部曲，并且沿途收集流散，以扩大自己的部曲队伍。
南迁人民达到长江流域的，总数至少有70万人，还有约20万南迁人民没有达到长江，聚居在今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南迁人民中，也有一部分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达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还有一些分散在长江中游州郡。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等有关记载估计，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1/8，约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总数半数以上。
到达南方的北人被称为侨人，他们除了已经沦为奴客的一部分以外，剩下来的或者占荒耕种，或者逐食流移，当时都没有编入国家户籍，称为“浮浪人”。为了控制他们，东晋在侨人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许多与侨人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使侨人著籍。这些侨州、侨郡、侨县没有实土而又时合时分，情况复杂异常。侨立州郡内并不全是侨人，南徐州侨人比例最大，占州内侨、旧人口总数42万中的22万。旧有郡县内也有一部分侨人。被大地主招纳为奴为客的侨人，因为多未著籍，其数量难以估计。
著籍的侨人，起先可以获得优复，这对于招徕北方流民，稳定他们于农业生产，阻止他们无限度地流入私门，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侨立郡县越来越多。由于侨人在南方历久年深，他们同南方土著农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国家为了榨取侨人的租赋力役，驱迫他们当兵，从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开始，一再用“土断”的办法来加强对侨人的控制。土断有的是把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有的是并省没有实土的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有的则是整顿版籍，把侨人立为白籍，以与旧人的黄籍相区别。兴宁二年（364年）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成效比较显著。桓温在执行土断时严格禁止豪强大族隐匿侨人，彭城王司马玄隐匿五户，发觉后被收付廷尉论罪。
祖逖和桓温的“北伐” 当江南的统治集团纠缠在各种矛盾中的时候，从洛阳南来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慨然“以中原为己任” [207] ，首先要求向北进军。祖逖在上司马睿书中，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迫切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领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流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208] 他的豪迈誓言，表现了反对民族压迫的壮志。
祖逖驻在淮阴，一面招集流散，扩充队伍，一面冶炼兵器，屯田积谷。他自己勤劳节俭，不蓄私产，与将士共甘苦。他进军太丘、谯城、雍丘（今河南永城、夏邑、杞县）一带，控制了一些坞壁的地主武装，利用它们对付石勒。不到几年，祖逖军队收复了黄河以南大部土地，迫使石勒不敢过河。正在这时，晋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难制，于己不利，派戴渊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指挥逖军，并扼制逖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王敦之乱已经在酝酿中。这些情形，使满腔热忱的祖逖忧愤成疾，大兴四年（321年）病死军中。豫州人民感念祖逖“北伐”的功劳，到处为他立祠纪念。
祖逖死后，南北之间暂时保持着均衡的局面，东晋统治集团忙于内战，“北伐”的呼声沉寂了一个时期。成帝咸康五年（339年），掌权的庾亮在荆州请求率师“北伐”，郗鉴、蔡谟力加阻止。郗鉴认为他所统军民以北人为主，渡江后就会脱离自己的控制；蔡谟更是夸大石虎的力量，故作危言，主张坐守江沔，等待敌人灭亡。这种消极的论调，居然获得朝议的赞同。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庾翼请求“北伐”，抗命进驻襄阳，但仍以受阻而止。后来，荆州镇将桓温的势力逐渐强大，永和三年（347年）桓温率军人蜀，灭賨人李氏的汉国（即原来的成国），声势更盛。他屡次要求“北伐”中原，当朝大臣无法直接阻止，乃于永和五、六年相继派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北伐”，以图抑制桓温。褚裒进驻彭城，来奔的北人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多家起义附晋，河北民二十多万也渡河来归。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褚裒不但不努力向前，反而一触即退，使河北来归的人民在半道上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殷浩北进，也以失败告终。
桓温利用褚裒、殷浩北进失败后朝廷暂时无力反对的时机，于永和十年（354年）率军攻击前秦，进入关中，受到关中人民的牛酒欢迎。但是桓温不愿在北方战场上过多消耗实力，所以在灞水停军观望，丧失了取胜的时机。秦军芟苗清野，深沟自固，晋军粮食匮乏，全部退回。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进，收复洛阳，徙民而归。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北进，从扬州到达前燕邺都以南的枋头（今河南浚县境）。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断了晋军粮道，桓温弃甲烧船败回。
桓温以“北伐”为事，前后十多年。他受到朝臣的牵制，而他自己也把“北伐”作为个人集中权力的手段，所以“北伐”迄无成就。他在“北伐”途中见以前所种柳树大已十围，不禁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209] 他不满朝臣“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的苟安态度，请求“一切北徙”，还都洛阳，上表至十余次，都没有得到允许。东晋朝臣反对桓温，除了权力之争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在南方产业已丰，无心北归。孙绰以“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为理由，力排还都之议，认为还都洛阳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210] ，这是当时士大夫中最露骨的自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以后还有过“北伐”，每次“北伐”也都得到过北方人民的支援，但是南北统一的希望却始终无法实现。
淝水之战 宁康元年（373年）桓温死后，军权由其弟桓冲掌握。那时前秦已经统一北方，占领益州，威胁东晋。东晋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由于大敌当前暂时缓和了。桓冲把扬州让给当政的谢安，自己专镇上游，作防秦准备。谢安侄谢玄在京口组成了一支称为北府兵的军队，是东晋唯一的劲旅。
前秦夺得东晋的彭城、襄阳两大重镇以后，在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倾力南下，军队旗鼓相望，前后千里。十月，秦前锋苻融等军25万进至淮颍地区，陷寿阳，晋军谢石、谢玄等率北府兵8万人迎战，在洛涧（今安徽怀远境）与秦军相拒。苻坚派被俘的晋将朱序到晋营诱降，朱序把秦军情况密告谢石，并且说如果晋军能乘秦军还未完全集结时一鼓击破苻融，就可能操全局的胜算。谢石、谢玄获得这一重要消息后，立即部署晋军，从容应敌。
十一月，谢玄派北府将刘牢之以精兵5000袭击洛涧，歼秦军万余人，掳获大批粮草器械，取得了首战的胜利。苻坚在寿阳城头望见晋军布阵严整，又以为城外八公山上草木都是晋兵，始有惧色。
谢玄乘胜，与逼淝水而阵的苻融相约到淝水西岸决战。苻坚麾军后退，企图乘晋军半渡淝水时加以邀击。但是秦军内部不稳，一退不可复止，顿时溃散奔逃，自相践踏；晋军乘势猛攻，获得了巨大胜利。秦军溃兵在路上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东晋追兵。
前秦的南侵师出不义，前秦内部隐伏着的民族矛盾，由于师出不义而加深了。淝水之战以前，苻融和一些氐、汉官吏，看到北方人民思念东晋，也看到前秦的鲜卑人与羌人可能乘机起事，都一再反对过南侵。怂恿苻坚南侵最力的，是想借机促成苻坚失败的鲜卑贵族慕容垂、羌人贵族姚苌等人。淝水之战中，秦军是由临时征集来的各族人民组成的，他们离心离德，意气消沉，不愿积极作战；秦军中的汉人面对晋军，更是不愿自相残杀。与此相反，东晋在强敌进犯之前，“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211] ，北府兵又多为流亡南来的北方人或其子孙，他们深受民族压迫之苦，更是英勇接战，奋不顾身。因此在淝水战场上苻融麾军稍退的时候，各族士兵临阵奔逃，而晋军则以一当十，奋勇追击。被俘在长安的晋将丁穆，也乘秦军南下的机会，与关中汉人倡议，响应晋军，加重了苻坚后方的混乱。这种内外交攻的形势，不但决定了秦军的失败，而且更导致了前秦统治的瓦解。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中东晋的胜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氐族统治者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豪强大族统治下南方农民生活的痛苦 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大批从北方来的“亡官失守”之士，在南方抢夺土地，占夺流民为部曲、佃客和奴婢；许多南方地主，也继续扩充经济势力。晋初执政的王导力图弥合南北地主的矛盾，所以他为政务求清静，不干预地主的掠夺行为。南方地主顾和还不满足，要求王导“宁使网漏吞舟”，而不要“采听风声，以为察察之政” [212] 。谢安效法王导，为政“去其烦细”；他不许搜索被豪强舍藏的流民，竟认为“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213] 在这些世家大族相继统治之下，达官豪强贪污秽浊，恣意害民。豪将盗石头仓米达100万斛，东晋王朝不敢追究，反而滥杀管仓小吏塞责。郗愔以“深抱冲退”著名，但是敛财却多达几千万 [214] 。地方官吏贪污比京官还厉害，京官不能满足贪欲时常常求为县令。在这样的统治之下，人民受害之深可以想见。
东晋的徭役十分繁重，连京畿境内，徭役名目也多得惊人，庾龢为丹阳尹时，请求废除众役达六十余项。范宁上疏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 [215] 赋税在东晋中期以后也大为增加。太元元年（376年），东晋废除了度田收租之制，改为不论有无土地，也不论有多少土地，每口一律税米3斛；太元八年又激增至5斛。从度田收租改为按口税米，对于地主有利，而对于农民却非常不利。
不堪赋役压榨的农民，有些成批地向广州以及南方腹地逃亡，有些聚结在山湖深处，逃避官府搜索。统治者对待逃亡农民，更是极端残酷，史载海陵（今江苏姜堰东）逃亡民近万户聚在青浦的湖泽菰封中，毛璩率军千人围捕无效，趁大旱时四面放火，烧尽菰封，迫使亡户出降，然后把他们编为军队。
南方农民在东晋政权和地主的压迫剥削下，常常发生暴动。由于南北民族矛盾起伏不定，分散的暴动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汇集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淝水之战以后，北方胡族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立即趋于炽烈。隆安二年（398年）镇守京口的王恭和荆州的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起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经过复杂的斗争后，长江中游地区为桓玄割据，下游的京口和江北地区为北府将刘牢之控制，东晋朝廷的辖区，实际上只剩下江南一隅，赋税兵徭的沉重负担，就全部落到江南八郡农民身上。江南农民除了造反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王恭起兵后，新安太守、五斗米道教主孙泰借讨伐王恭的名义起兵，被司马道子诱杀了。孙泰侄孙恩逃到海岛上，继续以五斗米道招引流亡。隆安三年（399年），代司马道子执政的司马元显，征调江南诸郡“免奴为客”者，即从奴隶身份解放出来的佃客，称之为“乐属”，移置京师当兵。征发的时候，官吏还大量侵犯不是“乐属”的一般农民 [216] 。无辜农民受到驱逐徙拨，辗转流移，有许多都死亡在道路中。在这种情形下，农民纷纷举行暴动，以反抗东晋政权加于他们的不堪忍受的摧残。那时候，孙恩从海岛带领部众登陆，攻下会稽郡，同正在进行战斗的农民合流，形成有组织的起义斗争。江南八郡农民广泛响应孙恩，不到十天，起义队伍就扩充到几十万人。江南地主不愿东晋夺走佃客，也乘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机会参加孙恩的反晋队伍，以图从中取利。
孙恩自号征东将军，转战于东南各郡，杀戮东晋的郡守县令，建立起义军的地方政权。会稽内史王凝之是有名的道教徒，他用道教仪式进行祷告，请求“鬼兵”帮他守城。起义群众并未因宗教相同的原因而饶恕他，仍然在攻下会稽时把他杀了。建康附近各县也常有小规模的农民暴动，与孙恩大军呼应。东晋派谢琰率北府将刘牢之等进攻孙恩，孙恩率众退入海岛。
隆安四五年间，孙恩连续几度攻入会稽等郡，杀东晋官吏谢琰、袁山松等人。隆安五年，义军十余万，战船千余艘，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建康震动。北府将刘裕反攻义军，义军又退回海岛。
元兴元年（402年），割据江、荆的桓玄利用孙恩起义的机会，攻下建康，次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那时孙恩再次登陆进攻临海，不幸战败，投海而死。继孙恩而起统率义军的卢循为刘裕所迫，浮海南走，于元兴三年占领广州。
刘裕乘义军远走的喘息时机，于元兴三年赶走桓玄，恢复晋安帝的皇位，把东晋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出兵攻灭南燕，夺得了淮北河南的大片土地，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东晋统治者中的声威。
义熙六年（410年），卢循、徐道覆在始兴（今广东曲江）等地招集汉、溪等族居民为兵，两路北上，分别取得长沙、豫章等郡，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刘裕灭南燕后迅速回军建康，抵拒农民军。卢循多疑少决，贻误戎机，使农民军不能取胜，只好退守寻阳。刘裕除了在长江中游节节进逼以外，还派军浮海占领广州，截堵农民军的归路。卢循兵败回师，围攻广州不下，转至交州。他在那里虽然得到俚、僚等族的支持，但终于战败身死。前后有成百万农民参加的转战东南半壁历时13年之久的农民战争，到此终于失败了。
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门阀士族也就是最高层的士族统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起义首先发生的会稽等郡，是南方土著门阀士族虞氏、孔氏、贺氏等家族集中之地，北方来的门阀士族王、谢等氏也都麇集在这个地方。他们竞相开辟田园，兼并农民，占夺佃客和奴隶。起义农民冲击了士族地主的田庄，杀戮了同他们对抗的许多士族人物，还迫使许多士族地主剥削无所得，在饥饿中“衣罗縠，佩金玉，相守闭门而死” [217] 。门阀士族地主经过这次打击后，实际上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把权力让给以刘裕为代表的门第较低的士族地主；而门第较低的士族地主在其统治的初期，不得不接受历史的教训，缓和一下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社会生产出现了上升的景象，南朝早期的所谓“元嘉之治”，就是这样出现的。
孙恩、卢循出身门户较低的士族阶层 [218] ，他们领导的农民战争，具有一些严重的弱点。孙恩“逼人士为官属” [219] ，即把东南八郡许多聚众响应他的大地主，一概署为重要官吏，如吴郡陆瓌、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被分别署为吴郡、吴兴、义兴太守，家累千金的吴兴富豪沈穆夫，被署为余姚令 [220] 。这些人既不能坚决向东晋进攻，也不能为孙恩守土御敌。所以孙恩进则孤军无援，退则群起入海，终于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宋的政治和南北战争 刘裕败桓玄（404年），灭南燕（410年），镇压农民起义（411年）以后，于义熙九年（413年）攻灭割据成都的谯纵。然后他再次大举北进，于义熙十三年（417年）灭掉建都长安的后秦。这些活动，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420年，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宋武帝，420—422年在位），建立宋朝。宋初夺得青、兖二州，西至关中，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东晋南朝时期是最大的。
农民战争的风暴，东晋士族挟主专横的情形，对宋武帝来说，都是历历在目的教训。所以刘裕称帝前后，杀了奴客纵横的京口刁逵，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民；以后，又杀了隐匿人口的余姚大族虞亮，以图限制兼并。他实行“土断”以清理侨人户籍，废除一部分屯田池塞以振百姓，禁止豪强封锢山泽。在宋武帝、宋文帝（424—453年在位）父子相继统治时期，史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 [221] 。这些话虽然带有夸张成分，但是宋初政治比起“纪纲不立”的东晋来，确实要好。
宋文帝元嘉年间，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国势比较强盛。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被北魏打败，一度使“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军分两路北进。东路王玄谟军兵精器利，是北进的主力。王玄谟进围滑台后，“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 [222] 。他对于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割配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引起他们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终于被北魏援军打败。西路庞法起、柳元景军进入潼关，释放被北魏驱迫作战的汉人军俘，支援了北方人民的反压迫斗争，深得各族人民拥戴。但是东路军既已溃败，西路军孤立无援，也只得退归襄阳。
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军越过彭城、盱眙，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扬言要渡江夺取建康。在这个危急局面下，建康附近丁壮全部参加战斗，沿江六七百里严加戒备。北魏后方不稳固，抄掠又无所得，人马饥乏，所以不战自退，转攻盱眙。盱眙守将沈璞、臧质率领军民，坚决抵抗。魏军用钩车、冲车攻城无效，只好驱掠人民北归。江淮间经魏军一进一出，赤地千里，南来春燕甚至无处筑巢，都在林中栖息。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的备战，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也就从此结束了。
瓜步之役以后，南北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北魏的变化，北魏对刘宋处于攻势地位，刘宋在江淮地区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断丧地折师。泰始三年（467年）刘宋边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尽失于魏。南北之间的战争虽然还是很多，不过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斗争的意义已开始淡薄了。
宋文帝以后，宗室诸王和将帅发动了连年不断的内战。孝武帝为了制止内战，缩削扬、荆、江三州之地，以分镇将权势，并把亲信的寒人派作监督镇将的“典签”。但是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
严重的剥削压迫和争权夺利的内战破坏了生产，使人民流离失所，备受苦难。早在元嘉九年（432年），赵广在益州发动起义，众至十余万，整个西南地区为之震动。泰始五年（469年），临海人田流发动起义，称东海王，杀鄞县令，震动东方诸郡。其余小规模的暴动，次数还很多。宋明帝曾重申旧制，“盗劫”者处黥刑，去脚筋远徙，拒战逻司者等一律处斩。但是严刑峻法的镇压，并没能消灭农民的斗争，也没有使宋代的统治延续多久。
齐的统治和寿阳、南阳入魏 宋末内战中掌握了禁卫军的萧道成，在479年自立为帝（齐高帝，479—482年在位），改国号为齐。
齐高帝按虞玩之的建议，设立校籍官，以宋元嘉二十七年版籍为准，进行校籍，企图恢复瓜步之役以前的户籍状况。但是版籍的破坏是政治经济条件改变的结果，单靠校籍是无法整顿的。而齐初的校籍又是弊端百出，贫苦人民常常被诬为户籍诈伪，受到“却籍”的讹诈，罚充远戍或筑城。与此相反，富有者（主要是寒族地主）用各种手段涂改户籍，却又逍遥法外。校籍的纷扰，加剧了阶级矛盾。永明三年（485年），富阳民唐寓之反对校籍起兵，在钱塘称帝，江南“却籍”户前来投奔的达三万人。他们攻夺郡县；逐杀守令，声势浩大。齐武帝发禁兵镇压，他们才归于失败。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和宗室内战的破坏下，萧齐政权非常衰颓，无力维持统治，汉水以北的南阳和淮河以南的寿阳地区被魏军夺去。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第二年灭齐，自立为帝（梁武帝），建立梁朝。
梁武帝的统治和侯景之乱 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目睹宋、齐两朝宗室重臣内乱造成的危害，力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他改定北来士族的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东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为一部。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物，实际上是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开辟做官的道路。他还大量增设州、郡、县，增加文武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地主。朝士有犯法的，他都暗示群下“屈法申之”。贪污聚敛的人只要不是存心造反，他都可以尽量优容。他提倡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太学，建立州郡学，以图粉饰太平。他又大力提倡佛教，广建佛寺，用以笼络僧侣地主，麻醉人民。他自己还再三舍身同泰寺，让臣下用成亿的钱到寺院赎取。他采取这些办法使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都能获得利益，因而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减少了内战。但是在另一方面，梁武帝对待百姓却非常暴虐，百姓受不了剥削压迫，大量逃亡，他又制定法律：“一人亡逃，举家质作。” [223] 在他的统治下，百姓处境更为恶化，暴动没有间断。何之元说：梁武帝时“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门。眚灾亟降，囹圄随满” [224] 。这就是何之元目睹的梁代民间生活的实际情形。
天监四年（505年），梁军攻魏，由于梁军主帅萧宏弃军逃归，魏军在天监五年、六年乘势围攻锺离，守将昌义之、韦叡力战，才转败为胜。北魏六镇起义发生后，魏扬州刺史李宪于普通七年（526年）降梁，梁军收复寿阳等城。中大通元年（529年），梁派陈庆之护送降梁的魏北海王元颢入洛争帝，但陈庆之军不久就败退回来了。
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大将侯景愿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进据梁的寿阳。第二年，侯景勾结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梁援军各路主帅多是梁武帝的子孙，他们觊觎皇位，互相猜疑牵制，无心接战。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接着，侯景领军横行三吴，北折广陵，沿长江西进江陵，在那里被萧绎击败，退返建康，自立为帝。侯景所至之处屠城洗劫，残虐无比，他的野蛮行径，引起南方人民咬牙痛恨，到处起兵反抗。大宝二年（551年）萧绎派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东下。侯景战败后由海道北逃，被部属杀死。不久以后，萧绎就在江陵自立为帝，史称梁元帝。
西魏和北齐趁侯景之乱，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齐取得淮南。梁雍州刺史萧詧投靠西魏，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乘机派于谨、杨忠等率军攻下江陵，杀死梁元帝，立萧詧为傀儡皇帝，史称后梁。西魏军长驻江陵，监视萧詧，还把江陵财物抢夺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几万人掠归为奴隶。
陈代南方内地豪强的割据和隋灭陈 557年，陈霸先杀王僧辩，废梁自立为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建立陈朝。
陈霸先称帝后，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拥护；南方内地许多寒族豪强，也多乘侯景之乱，自署为州郡牧守，不奉陈朝法度。所以陈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既无力制止内战，又无力抵抗北朝的进攻。陈朝一度收复过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后又放弃了。陈的经济也是凋敝不堪。陈宣帝屡下诏安置淮南流民，鼓励隐户归籍，但是均无实效。他命令罢任武将率所部到姑孰种田，“有无交货，不责市估，莱荒垦辟，亦停租税”；以后又令所有占田垦辟的人，所占公私荒田“广袤勿得度量，征税悉皆停免” [225] 。这些办法促进了寒人地主经济的发展，而江南农业生产始终还是没有恢复到侯景之乱以前的水平。
隋代北周，于开皇九年（589年）进攻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统一。
士族与寒人势力的消长 在南北民族矛盾尖锐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中曾出现过王导与谢安、祖逖与桓温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的某些活动体现了汉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民族矛盾一旦缓和，苟安局面一经稳定，士族奋励的意气也就消失殆尽。他们习于逸乐，沉湎酒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226] ，连实现统治的能力也丧失了。以善玄言著名的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连稻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 [227] 。蓬头散带的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冲的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228] 士族名士精神腐朽，躯体脆弱，由他们组成的统治集团，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后，被迫把统治权力拱手让给了以刘裕为代表的较低层次的士族地主。
南朝时期，实际上丧失了统治权的门阀士族，还力图凭借父祖余荫，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尽可能把士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势力保存下来。他们除了仍旧尊官厚禄，威福自行以外，还通过婚姻和仕宦两途，把自己同其他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229] 。他们越是感到没落和危殆，越要用自矜婚宦来挽救自己。南朝门阀士族以门第凌辱他人的事例特别多，实际上是门阀士族地位脆弱的表现。
门阀士族把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门阀士族的范围以内，并且极力排除非士族混入士流的可能性。门阀士族如果不严守这种限制，便被士族社会目为婚姻失类，受到排抑和诋斥。齐代王源嫁女给富阳满璋之之子，御史中丞沈约上章弹劾说：“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 [230] ，因此请求对王源免官禁锢。除了士庶之隔以外，门阀士族之间也还有门第高下的差别。王、谢、袁、萧是最高的士族，王、谢更是士族的冠冕。门阀士族一族之内的不同支脉，由于历史的或其他的原因，有时还有高下之别。江南士族以朱、张、顾、陆为高，但一般说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低于北来士族，所以当侯景请求与王、谢为婚时，梁武帝答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231]
门阀士族虽然力求在婚姻上表现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很紊乱。沈约在弹劾王源之时，就说到宋代以来“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论厮庶” [232] 。门阀士族向大权在握的较低层次的士族攀缘姻娅，同样是他们保全自己的一种重要手段。
门阀士族以官位自固的办法，是独占清流美职，把清浊两途严格区分开来。清流美职，主要是那些职闲廪重，可以无所用心的职位。宰辅中的文职，品秩既高，又可以不勤庶务，自然是他们首先独占的对象。其余官职清浊虽然大致有定，但是也可依居其位者的身份高下而发生变化。南朝官吏从浊职转为清职，胜过品秩的升迁，反之则甚于降黜。为了适应门阀士族出仕的需要，秘书郎、著作佐郎等职，虽然品秩俱低，但是却被门阀士族严格独占，作为入仕阶梯，入署不到百日便得升迁。
但是南朝门阀士族不能胜任武职，因此他们的地位就得不到如同东晋门阀士族那种武力保护，事实上不得不听命于掌权的较低层次的士族。
齐梁以来，门阀士族仍致力于士族谱的撰叙编次，企图用家世源流和婚宦记录作为自己应享特权的凭证。伪造谱牒，篡改户籍，冒充士族的事，常有出现。门阀士族为了极力装饰所谓“礼法门风”，还把礼学发展到极其烦琐的地步。但是这也不能挽救他们衰颓的命运。齐明帝说：“学士（按指沈约、王融等士族名士）辈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 [233] 实际上门阀士族子弟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234] ，连有志读书的人也很稀少。侯景之乱时，他们“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235] 。从此以后，作为南方一种社会政治势力的门阀士族，就更为衰落了。
宋、齐、梁朝政治，是以皇族为代表的、社会层次本来较低的士族掌握统治权力，日益衰落的门阀士族居高位而无所作为。在士族的这两个层次以外，从刘宋后期开始，不预于士族的寒人，其权势越来越大，成为皇权的得力工具。南朝所谓士庶之庶，就是这种寒人。他们之中有的致位将帅，任专方面；有的作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州郡和军府的权柄。在中央政权中，寒人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例如宋代的戴法兴当权，民间戏称他为“真天子”；齐代的刘系宗势倾天下，齐武帝说经国有刘系宗足矣；梁代的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举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 [236] ，权势最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江南人。
在士族势力更为衰落的梁陈之际，一些“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 [237] ，纷纷割据州郡，这表明南方内地寒人地主的势力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史载熊昙朗据豫章，周迪据临川，留异据东阳，陈宝应据晋安，其余寒人地主立砦自保的，遍及今闽、赣、粤、湘、川等省境。陈时南方州郡刺守多为本地地主，他们不但不受陈朝的制约，而且还力图扩大各自的统治范围，经常进行火并。
寒人地主的统治，不论在中央或州郡，仍旧是贪诈勒索，与士族并无二致，因而南朝遍及内地的农民暴动，主要也就是打击他们。但是他们的兴起，说明南方封建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三吴一隅而是遍及南方各地，这在南方开发的历史上，又是不容忽视的。
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困苦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西晋末年南来的郭文，隐居吴兴大涤山中，区种菽麦为生。这样的区种法，就是南传的一种农业技术。南北农民的结合，北方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结合，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河渠交错，水利灌溉自来比较方便。东晋南朝时期水利事业又有发展。寿春的芍陂，会稽的镜湖，都曾修复使用。曲阿、乌程、句章、乐安以及其他地区，也都修建了一些陂堰，便利了农田灌溉。浙江海塘的修筑，保护了沿海地区农业生产免受海潮的破坏，作用也很显著。南方湖泊很多，决湖泄水，就可以开辟良田。
三吴是南方粮食的主要产区，史载南方“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238] ，主要就是指三吴地区而言。隋灭南朝以后，把纵贯南北延伸到余杭的大运河连接起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搜刮江南的粮食和其他财富。在三吴以外的扬州各地，在荆州和益州，土地垦辟也有显著的增加，农桑事业大有发展。
南朝时期，南方各地经济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许多地区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梁元帝在《玄览赋》中说到“家给火耕之田”
[239]
，陈霸先被斥为“火耕水耨之夫”
[240]
，欧阳
在湘、广地区“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亘原野”
[241]
。这些资料，分别反映出荆州、扬州、广州境内的某些地方农业生产仍然是粗放的。南方水稻耕作的特点，南方人口和铁制农具的不足，都是促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保存较久的重要原因。
在孙恩起义以后的一个时期，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南方农民的处境多少改善了一些。但是过了不久，地主和国家对他们的压迫剥削，又不断加重起来。宋代以来，农民“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 [242] 。宋孝武帝时，又把调布增为4匹，即16丈。除了租调以外，还有更为繁苛的各种杂税。南朝允许以杂物折租，这可能是任土作赋的便民办法。但是实际行用时，官吏在钱币、布帛、粮米以及其他实物之间任意折换，造成了农民更大的痛苦。征调之时计资分等，又是官吏勒索的机会，桑长一尺，田进一亩，都计在资产之内，甚至连屋上加瓦也要计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不敢种树垦荒，不敢泥补房舍，发展生产的兴趣自然更谈不到了。至于官吏上下其手，把富者税额转嫁贫者，使农民不得不弃业流亡，更是常有的事。
南朝役名非常多，兵役征发完全视统治者需要而定，没有固定的制度。在军情紧急时，统治者强迫人民率户从军，兵士逃亡，全家连坐。有些官吏把战死的兵士列为逃亡，借此“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 [243] 。至于长充兵役的营户、军户，更是父兄死、子弟代，没有脱身之日。宋时豫州的军户，甚至“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 [244] 。
苛刻的租调兵徭，迫使农民无法生产，他们纷纷逃入私门为奴、客，或者托身寺院作白徒、养女，供僧俗地主奴役。还有一些人则浮海远走闽广，或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企图找到安身之所。这些出路对于农民都是十分悲惨的，但是总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获得一线生机。由于这个缘故，南朝频繁的农民暴动没有汇合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大地主的田庄和奴客 东晋时期，地主占夺土地，数量越来越大。王导所得赐田就有八十多顷；侨居京口的大地主刁氏，百年来占夺的土地竟达万顷之多。史载东晋“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245] 。到了南朝，这种情形更是有加无已。南朝官僚地主用国家的吏（一种国家依附户）耕种自己的私田，这在宋孝武帝时是由诏令予以承认了的 [246] ；甚至吏种的公田，其地租也归官僚所有。梁代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盘剥贫苦农民；梁武帝还正式允许豪家富室利用所占公田，“给贫民种粮共营作” [247] ，以攫取地租。
大地主侵占土地，起先主要集中在建康附近和太湖以北地区，后来逐步向南发展。会稽郡的山水和沃壤，吸引了很多南北大地主，他们纷纷在那里“封锢山泽”，建立别墅、屯封。邻近诸郡，也多有这些大地主的产业。大地主不但占有被封锢区域内的土地和河湖，也占有其中的农户。他们还用重税来剥削进入封锢区域打柴捕鱼的人，这又剥夺了附近农民的生计，逼使他们逐步沦落为大地主的奴客。早在咸康二年（336年）东晋就颁布过“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的禁令，但是禁者自禁，占者自占，并没有什么效果。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年），孝武帝企图改禁为限，规定：地主原占山泽经过火耕、种树、设置渔场的，一律归地主所有；此后占山护泽以官品为准，数量由一顷至三顷，原占已足此额的不得再占；在这些规定以外擅占水土者，按强盗律治罪。从此以后，占山护泽取得了合法的根据，而数量的限制仍然无法实行。在这种情形下，官府私家，竞相占夺，立屯设邸，遍及江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 [248] ，可见封锢山泽的规模发展到多么大了。
大地主的山泽田庄，规模都很庞大。山阴大族孔灵符除拥有本乡的田庄以外，还在永兴（今浙江萧山）立墅，周围33里，其中有水陆地265顷，山两座，果园9处。谢玄在始宁（今浙江上虞）建立的一处田庄，传到其孙谢灵运时，已是“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谢灵运在他的《山居赋》中夸耀他的田庄的富足说：“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 [249] ”这表明山居生活所需都可以自给自足，而无须仰赖市场。大地主的屯邸往往从事采伐竹木，制造器物，或者设立冶所，采炼铜铁，甚至还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宋代会稽一带“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挠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情” [250]
大地主在农业生产中役使的主要对象，是佃客和部曲。关于佃客，东晋在大兴四年（321年）就颁布过占客令，规定一、二品官可占佃客40户，每低一品减少5户。佃客按一定比例向主人交纳实物地租，而不负担国家课役。佃客不自立户籍，他们的名数按规定要注入主人的户籍中。以后北方流民继续南来，南方农民也被迫流亡，这项法令实际上起了保障地主吞并流民为佃客的作用。
部曲是大地主的私家武装。部曲战时为主人打仗，平时为主人种田，与佃客并无严格界限，而且越到后来，部曲用于耕种的越是普遍。梁代退职官僚张孝秀驱使部曲几百人，为他耕种土地几十顷，就是一例。封建国家对地主拥有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所以扩充部曲就成为大地主增加劳动人手的最方便的途径。
除了佃客、部曲以外，被地主当做依附农民来役使的人还有很多种，如典计、衣食客等。寺院和上层僧尼也占有大量的僧俗农民，为他们种植田园，担负劳役，同地主剥削佃客一样。
南方地主在农业生产中也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奴隶。东晋南朝时期，奴隶在地主家财中常常是一个和土地并列的重要项目。战俘、南北流民以及南方内地少数民族人民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法律保障地主对奴隶的所有权，晋令甚至还有奴婢逃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横黥目下 [251] 的残酷条文。东晋南朝曾征发奴隶和免奴为客者为兵，但是这都是极特殊的事，所以刘裕即位时，还要特地把过去征发的奴隶归还本主，有些被征奴隶已死或因军功获免，也要给主人以报偿。官僚地主有时为了表示“遗落世务”而“罢遣部曲 [252] ”，同时增加奴隶，用来经营田园。齐代萧景先死前教诫儿子分散部曲，“启官乞足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不需余营生” [253] 。从这里看来，大概官僚地主从政治上隐退后自营的田庄，较多地使用奴隶耕种。
东晋南朝南方奴隶和奴隶生产增多，是长期战乱带来的结果，也是封建经济在南方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奴隶的劳动兴趣远远低于依附农民，所以一般说来，地主在农业中役使的人主要是部曲、佃客而不是奴隶。
寺院经济 东晋南朝以来，江南佛教大为发展，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浮屠，建康一地，佛寺即达五百余所。僧尼数量与日俱增，东晋末年寺僧“一县数千，猥成屯落” [254] 。梁武帝时建康僧尼达十余万人，郡县更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255] 。寺院拥有大量资产和众多的劳动人手，构成南方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东晋释道恒说：僧尼“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 [256] 。这里指明僧尼中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寺院剥削者是“资产丰沃” [257] 的僧官和寺院地主，被剥削者是寺院一般僧尼和实际上是寺院奴婢的“白徒”“养女”。一般僧尼和白徒、养女，多数来自避役逃亡或觅食糊口的贫苦农民，他们“不书名籍” [258] ，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但却又牢牢地束缚于寺院中，“常居邸肆，恒处田园” [259] ，终年为寺院地主耕田、经商或服役。寺院地主还直接“侵渔百姓，取财为惠” [260] 。
东晋南朝的许多寺院都是金碧辉煌，华丽无比，这些耗费，都是直接、间接取之于民。宋明帝起湘宫寺，费极奢侈，虞愿说是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 [261] 。有名的寺院大多是“僧业富沃”，江陵长沙寺僧以黄金数千两铸为金龙，埋于土中，历相传付 [262] 。寺院甚至经营高利贷，设库放债，受纳质物，盘剥人民。举凡黄金、皮褥、服饰以至于一头黄牛、一束苎麻，都可以作质物。官僚士大夫有时也向寺院举贷，如齐士人甄彬以束苎就江陵长沙寺质钱，齐司徒褚渊以齐高帝所赐白貂坐褥等物就建康招提寺质钱 [263] 等是。寺院放债受质，是后代典当业的雏形。
有些寺院地主凭借政治势力，享受特殊的薪给，甚至还能衣食租税。东晋名僧释道安的薪给，和王公相等
[264]
。齐初益州刺史傅琰尊崇释玄畅，奉“敕蠲百户以充俸给”
[265]
；陈宣帝尊崇释智颉，敕“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
[266]
。至于凭借政治势力占有土地，在那时更为普遍。梁武帝造大爱敬寺，一次施舍给寺院的土地即达八十余顷
[267]
。东晋支遁买剡（今浙江嵊州）
山侧沃洲小岭卜居
[268]
，昙济道人据有始宁（今浙江上虞）山水极佳的五奥之一
[269]
，都与士族地主占山护泽无异。梁大同七年（541年）禁公私人等越界封锢山泽的诏令，把僧尼包括在内，正说明僧尼也是一种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社会势力。
手工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丝织业在南方已较普遍。宜蚕之处养蚕技术很可观，如永嘉郡有八辈蚕，每年三月至十月出丝 [270] 。丝织物和麻布，同是赋税征收的重要实物。晋宋时绢价甚高，匹值二三千钱，贫苦农民为了买绢输税，甚至不得不卖妻鬻子。齐以后绢价大减，永明六年（488年）令沿江各州出库钱收购绢布粮米诸物，这虽然和钱贱有关，但也反映丝麻产量的增长。刘裕灭后秦时，曾南迁长安百工，于建康立锦署，从此南方织锦就不限于成都一地了。刘宋时期，江南织工、缝工随日本使者东渡，对日本的丝织技术和缝纫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南方产铁地方，设有冶令管理采冶，规模一般不大。有些镇将自行设冶铸器，这种铁冶往往是随置随废，或者时断时续。水排冶铁已在南方得到应用 [271] 著名工匠能造出百炼的“横法钢”，钢朴工谢平，凿镂工黄文庆都是“中国绝手” [272] 。梁代陶弘景发明“灌钢”，即在炉中杂置生熟铁，生铁熔后注入熟铁之中，再加锻炼，成为质地优良的钢，可以用作刀镰和武器 [273] 。不过南方的采冶和锻铸都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火耕水耨的普遍保存，与此当有密切关系。广州的银矿，开采较盛。
造船业在吴国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造船地点有南康（今江西赣州）、建安（今福建建瓯）、晋安（今福建闽侯）等多处 [274] 。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船只往来非常频繁，大船载重达二万斛 [275] 。
三吴的青瓷业继续发展，出土的越窑青瓷用具，不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超过孙吴时的水平。
由于文化发展的需要，南方出现了发达的造纸业。造纸原料多用三吴盛产的藤，剡溪和由拳的藤纸，是纸的上品。纸的质量比过去提高，因而政府的简牍文书也就最终地被纸书所代替了 [276] 。
南方重要的手工业，多为官府经营，为官府服务。官手工业工匠被编为官户，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压迫，死亡率非常高。东晋统治者为此把五岁刑以下的刑徒编入官户，发配百官府寺服役。宋代以罪人补冶士的法令很多，可见罪徒也是官府作坊的重要劳动力。南朝后期出现了一些雇佣工匠，表明了民间手工业逐渐发达的趋势。
商业的发展 在长江沿岸以及三吴地区，商业非常活跃。大大小小的河道不仅把大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连在一起，而且也把各个大城市连在一起。建康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秦淮河两岸市集非常多。江陵北抵襄阳，南通湘广，是中南商品运转的一个枢纽，也是长江的管籥。成都不但是与西南各民族交换的重要市场，而且还吸引了不少资货数百万的远方商贾，西域商人也经由凉州前来贸易，当时称之为贾胡。
南朝后期，沔水（汉水）和淮水沿岸，南北贸易也日益增多。军吏和商人以襄阳和寿春为中心，交换各自需要的货物。
番禺是南海的区域市场和海外贸易中心，梁代外国海舶一年数至，运来奢侈物品，带走丝绵等物。据说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3000万钱 [277] ，这虽是夸张之词，但是也可见商税之多和官吏勒索的严重。
南朝市集商品，以粮食以及纸、席、绵、绢、漆、蜜、
、蜡等居多。货物买卖，由政府征税。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叫做输估，其余无文券者叫做散估，都是值百抽四。此外还有市税和各种“道中杂税”。关市之税是国家重要收入之一。国家有时把商税交给官吏承包，承包人额外添增，无端勒索，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始终在流通着，但是流通地域不大，流通量也很少。东晋南朝以来古钱、新钱并用，还有盗铸的钱充斥市场。宋代前废帝时币质更劣，鹅眼钱一千长不及三寸，
环钱入水不沉。梁武帝一度改用铁钱，物价猛升，交易者以车载钱，无法计数。至于南方内地除杂用金银以外，始终是物物交易。
大宗商业被官僚贵族操纵，他们遍设邸店，囤积居奇。官僚罢官时，更以“还资”为名搜括货物，易地出卖。官僚地主和寺院都用高利贷盘剥人民，宋皇室刘休佑在荆州贷人不足陌的短钱100，秋后索还白米1斛，值钱1000。
蛮 除汉族外，南方最大的民族是蛮族。蛮族人民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生业 [278] 。东晋十六国以来，蛮人从长江中、上游地区向东向北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它们活动的范围，已经达到今湘、鄂、豫、皖、赣、川等省。蛮族各部按所居地域区分，有豫州蛮、荆雍州蛮等。各部蛮人分别由蛮王统率，多者万户、几千户，少者几百户，在地域上不相连接，语言也不一致。蛮人的大姓有冉氏、向氏、田氏等。
南朝时期，重要交通线附近的蛮人大致已封建化了。南朝为了强迫蛮人纳租服役，先后在蛮人地区设立了四十多郡，一百多县。宋代还规定“蛮人顺服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 [279] ”，这比汉族农民负担要轻得多，所以汉族农民有许多逃入附近蛮人地区。汉族商贾有时也入蛮人地区贸易。
蛮人与汉人除了正常的交往以外，也发生过不少战争。一些较强大的蛮族部落，有时由蛮王指挥，进攻汉人地区的城邑；有的蛮王则依违于南朝、北朝之间，或者时南时北，以图获得高官厚禄。南朝军队也常进攻蛮人地区，“搜山荡谷，系颈囚俘” [280] 。蛮、汉统治者间的仇杀造成了两族人民的损失，但是阻止不了蛮族社会沿着封建制前进和蛮汉人民融合的趋势。
僚 成汉时期，约当东晋咸康、永和之际，大量僚人自牂柯郡境蜂拥北上，逐渐散布于巴、蜀、汉中诸郡县山谷中，总数至十余万户，数十万人。永嘉以来巴蜀汉人大量外逃，为僚人北上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僚人社会处于奴隶制早期阶段，各部酋豪不相统摄，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奴隶买卖很盛行，甚至昆季妻孥、亲戚比邻，也互相掠卖。僚人生计以农耕为主，兼有渔猎。与汉人杂居的僚人，赋役同于编户。他们织僚布为服，铸铜为器，俗椎髻、凿齿、鼻饮，竖棺而葬。东晋南北朝时，南北政权常常发动掠夺僚人生口的战争，引起僚人强烈反抗。南北朝后期，巴蜀人口繁息，郡县设置转多，僚人社会也有较显著的进步，有些地区僚汉居民的民族差异减少。《隋书》卷二九《地理志》记载，梁州“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汉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但是在更多地区，僚人与汉人的融合过程，要缓慢长久得多。
俚 越 爨 在今湘、广等处山地，散布着许多俚族村落。一部分俚人与汉人杂居，同于编户。避役的汉人，常常逃入俚人村落中。中宿县（今广东清远）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281] ，俚民不懂买卖，为了购银输课，受商贾盘剥非常沉重。南朝以来湘、广等地的农民暴动，常常有俚民参加。南方的山越人，在孙吴统治时期活动很多，以后就逐步与汉人融合，所以在东晋南朝的文献上，只有《陈书·世祖纪》提到过会稽山越的事。
分布在今云南境内的各民族，从两晋以来，大多处在爨氏的统治下，被笼统地称为爨人。爨人地区“土多骏马犀象明珠” [282] ，爨人除了从事农业经济以外，还有畜牧业经济以及狩猎、采集经济。东晋南朝政权遥授爨人首领以州郡或将军名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把爨人如同其他州郡民一样控制起来，甚至皇帝年号改易也无法传达到爨人区域。爨人同益州地区汉人关系比较密切，宋元嘉九年（432年）益州赵广起义，宁州（治今云南曲靖境）人民响应，晋宁太守爨龙颜率众激战，才镇压了宁州人民的起义斗争 [283] 。
南方各民族的融合 蛮、僚、俚、越、爨等族都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些民族所在的地区，在秦汉三国时期陆续设立了郡县，但是除越族以外，这些民族同外界接触仍然较少，多少还处于孤立发展状态。所以当司马睿统治南方时，对于这些民族还只是“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 [284] 。
东晋时期，据《隋书·食货志》说：“诸蛮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 [285] 从这个时期以后，南方各民族的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各族人民从山岭川洞中陆续出居平地，扩大了同相邻民族（包括汉族）的联系，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加速了本民族的阶级分化，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封建化和与汉族融合的倾向。
梁朝末年，南方内地许多割据州郡的人，被称为“洞主”、“酋豪”，他们有些当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首领。陈武帝陈霸先在梁末历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等职，久在岭南，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有很多联系。他作相时，曾致书“岭南酋豪”，邀请他们和他们的子弟赴建康“游宦” [286] ；他称帝以后，所委署的南方内地州镇大吏也多是这些人物，其中有的还把亲属送建康为质 [287] 。高凉（治今广东恩平）冼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 [288] ，更是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
南方各民族的这些情况，说明随着各民族社会的发展，随着各民族经济在南方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高，它们的统治者在南方政治中的作用也相应增大，同时这些民族的某些部分，同汉人融合的倾向也更为显著。到了隋朝，蛮、僚、俚、越等族“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 [289] ，它们的许多部分更进一步纳入了王朝统治的轨道中，更进一步同汉人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