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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前赵 后赵 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人民仇视西晋统治的情绪，于永兴元年（304年）在离石起兵反晋。刘渊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表示他既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又是刘汉正统的继承者。他攻降了许多地方武装的壁垒，向南发展，屡次打败晋军。在东方各地起兵失败的王弥、石勒，都分别归降刘渊。永嘉二年（308年），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并派兵攻打洛阳。永嘉五年，匈奴军攻下洛阳，晋怀帝被掳，晋军在荆棘成林的长安拥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匈奴刘曜又夺得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并州本来是民族关系复杂的地方，匈奴军把被征服的各胡族人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并州，这更增加了并州地区民族关系的复杂性。继刘渊为帝的刘聪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设左、右司隶统治40多万户汉民，设单于左、右辅统治25万落包括匈奴在内的胡人。他自己总统胡、汉，实际上是依靠匈奴贵族，控制和利用其他的胡人贵族，压迫汉人。匈奴贵族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利，互相倾轧，汉人和胡人大量逃亡，汉国统治很不稳定。318年，镇守关中的刘曜代汉，在长安建立前赵。
在刘渊、刘聪统治时期，并州地区还有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的活动。刘渊起兵后，刘琨于永嘉元年历尽艰险，到达晋阳，剪除荆棘，招徕流亡，勉强维持统治。他引鲜卑拓跋部为援，力拒匈奴、铁弗和鲜卑慕容部。后来，他为羯人石勒所败，北奔蓟城依鲜卑段部。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刘琨为段部首领段匹
所杀。
那时，凉州也存在着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西晋灭亡后，原西晋凉州刺史张轨的儿子张寔，子孙世守凉州，保据一方。中原混乱时凉州比较安定，中原汉人来避难的络绎不绝。汉族士人在那里传授儒学，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和学说。前凉控制了西域，在今吐鲁番地设高昌郡，因而加强了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中国与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前赵对关陇和并州的氐、羌、巴、羯等族进行了长期的征服战争，把被征服的各部落移向长安。前赵仍然用胡汉分治的办法，不过刘曜自己称帝，表示他是北方正统的统治者，而让儿子刘胤作大单于以统治胡人，这比起汉国政权来，显示了较大的汉化倾向。刘曜还在长安设学校传授儒学，并且建立了租赋制度。
刘曜称帝后，羯人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赵王，转战冀州、并州，攻降了许多壁垒，扩大了军力。他把一些坞主署为将军、都尉，但实际上却削弱他们的武装力量。他还把一些汉族士大夫编为“君子营”，让他们在军事监督下为他策划，其中的张宾竟成了他得力的谋主。石勒又把被征服的胡人和并州的羯人移往襄国附近，前者是为了就近控制，后者则是为了取得本族上层的支持。329年，石勒灭前赵，称皇帝，迁都邺城，史称后赵。
石勒为了巩固统治，竭力提高羯人的地位，称他们为“国人”，严禁称“胡”，甚至“诸胡物皆改名” [113] 。他把羯人和其他胡人组成强大的禁卫军，由养子石虎以单于元辅的身份率领，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同时，他也搜罗和利用汉族士人，恢复九品官人之法，设立学校，并且大力提倡佛教。在经济方面，他阅实户口，劝课农桑，制定每户绢二匹、谷二斛的租调制度。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后赵政权比汉和前赵显得稳定一些，民族压迫也略见和缓。
继石勒为帝的石虎，是一个穷奢极欲，暴虐荒淫的统治者。他在中原大规模圈地为猎场，摧残了农业生产；又在邺、洛阳、长安大修宫殿和苑囿，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死于苦役。为了准备侵犯东晋，他调发成百万农民当兵，强迫他们自带粮食车牛，农民被逼死的到处皆是。这种空前的残暴统治，引起了汉族人民的义愤。受害最深的山东人民以道教为纽带，托言李弘出世，策划大规模的起义，不幸事发，连坐而死的达数千家。刘光则假借佛教，自称“佛太子”，聚众千人，于终南山建号反赵，不幸被杀 [114] 。
后赵的东宫卫士十多万人谪戍凉州，其中一万多人，行至关中时举行兵变，由梁犊率领东归，连下关中许多城戍。梁犊自称晋征东大将军，这显然符合当时汉人反对羯族统治者的要求，因而大大增长了起义的声势。这支军队缺乏武器，用大斧缚上长柄，“攻战若神”，占领长安、洛阳，转战荥阳、陈留。后赵军连战皆败，最后用氐、羌兵力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乘石虎死后石氏子孙混战的机会，夺得政权，建国曰魏。冉闵利用汉人反对石虎残暴统治的正当要求，滥杀羯人，使胡汉彼此猜疑，因而他的统治根本无法巩固，不久就被从辽河流域南下的鲜卑慕容部消灭了。
前燕 前秦 337年，鲜卑慕容皝称燕王。342年，慕容部徙都龙城（今辽宁朝阳），逐步并吞了附近许多部落，收纳了大量的汉族流民，势力日益强盛。慕容皝引贫民耕种龙城苑囿土地，地租极高，用官牛的八成，不用官牛的七成，由于封裕的谏议，才减为四六分或对半分，同魏晋屯田民一样。
352年，慕容
率部南下，消灭冉闵，在邺城建立前燕。前燕镇压了中原人民的反抗，削平了连跨并州数郡三百多壁垒、拥有胡汉十多万户的豪强张平的势力，统治逐渐巩固起来。史载慕容垂在邺有田园，慕容评障固山泉，卖樵鬻水。慕容部的王公贵戚普遍藏匿荫户，据说荫户总数比国家户口还多，官府一次检括，查出了二十多万户。从这些事实看来，慕容部贵族已迅速成为大地主了。
后赵时徙居中原的氐族，乘后赵崩溃之际，由苻健率领，西归关中，351年，在长安建立前秦。前秦统治者苻坚废除了一部分后赵的苛政，恢复魏晋以来的士族特权，重用汉人王猛治理国家，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在苻坚统治时期，关中水利工程得到修复，农业有了发展，长安到各地的道路驿亭也得到修整。据说那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 [115] ，可知各族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往都比较发达。前秦在370年灭前燕，376年灭前凉和代，不久又夺得巴蜀，进入西域。这样，北方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383年（东晋太元八年），苻坚发兵90万，企图一举攻灭东晋。前秦军在淝水一战中被东晋军击溃，前秦政权也土崩瓦解。原来被前秦控制的一些胡族的首领，乘机逐鹿中原，整个北方陷于混乱。各族统治者挑起的战争，使北方本来已趋于缓和的民族矛盾又加剧了。
淝水战后北方的形势和北魏统一北方 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持续至数十年之久。在这个时期中，关东、关中和西北三个地区，由于民族融合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混乱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在关东，鲜卑慕容部贵族先后建立过后燕、西燕、南燕。稍后，鲜卑化的高丽人高云在龙城继为后燕主，其政权旋入鲜卑化的汉人冯跋之手，是为北燕。关东是汉族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先后进入这一地区的乌桓人、匈奴人、羯人、鲜卑人、丁零人等，封建化较快，一般都过着和汉人一样的农业生活，所以这里的民族隔阂不算太深。南朝初年的周朗把这里的居民称作“山东杂汉” [116] ，谢灵运更认为“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 [117] 。淝水战后在这里活动的主要是鲜卑慕容部，政治上的变化虽然不少，但是动乱还不太大。
在关中地区，羌人姚苌建立了后秦。姚苌死，姚兴继位，他提倡儒学和佛教，亲自讲经论道。他又抑制羌族各部豪酋和隐匿户口的武将，放免因荒乱自卖为奴婢的人，招引流民充实关中。但是由于“关西杂居，种类不一” [118] ，氐、羌、铁弗又常有冲突，所以后秦政权难于巩固。417年，东晋刘裕率军灭后秦。两年以后，铁弗部赫连勃勃又赶走东晋军，占领关中，建立夏国，定都统万（今陕西横山境）。铁弗部本来游牧于今陕北地区，自称其族出于南匈奴，一说出于胡（匈奴）父鲜卑母。赫连勃勃的统治非常残暴，关中居民受害很深。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过五个短期的小王国：陇西鲜卑乞伏部乞伏国仁建立西秦，都苑川（今甘肃榆中）；氐人吕光建立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与拓跋部同源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秃发乌孤建立南凉，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杂有卢水胡的匈奴沮渠部沮渠蒙逊建立北凉，都张掖；汉人李暠建立西凉，都敦煌。这一地区经济水平较低，民族关系复杂，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这里起主导作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这一地区统一起来。这些小国彼此征战并吞，混乱持续很久，生产破坏很大。
除了上述三个地区以外，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则有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338年，什翼犍统治拓跋部。他设官分职，“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 [119] ，进一步摧毁氏族制的残余，确立了国家。376年，代国被苻坚攻灭。淝水之战以后，拓跋珪在386年重建国家，改国号为魏。
十六国简表
国名有竖线者在十六国数中，成、汉与汉、前赵均以一国计。
箭头表示灭于某国。国名下小字为族名及始建国者名。
拓跋珪（386—409年）是拓跋部的杰出人物，他在盛乐息众课农，又把农业生产推广到五原和棝阳塞外，并且征服了一些北方的游牧部落，俘获了大批人众和牲畜，使拓跋部迅速强大起来。395年，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歼灭后燕军四五万人。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后谥道武帝），定都平城。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取得淮河以北刘宋的青兖二州。以后，太武帝经过连年攻战，于神
四年（431年）灭铁弗部的夏国，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太延五年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北魏前期的民族压迫和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十六国以来百余年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为北魏的统一创造了前提。在统一战争过程中，道武帝为了加强统治，离散跟随他进入中原的从属诸部的部落组织，让部落成员分土定居，列为国家编户，不许任意迁徙。但是有一些像高车那样的部落由于过于“粗犷”，难于强制，仍得以保全部落组织 [120] 。道武帝又把山东六州的汉族民吏和徒河（鲜卑慕容部）、高丽、“杂夷”36万口，强制迁到平城附近，配给耕牛，计口授田。此外，还强徙百工技巧十余万口。明元帝、太武帝时，也曾大规模徙民。这些措施，反映了北方许多民族的部落成员向小农变化的历史趋势，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有利于统一的实现。
由于各民族的割据形势在前秦崩溃以后十分严重，所以北魏前期由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相继进行的统一战争，同时又是残酷的民族征服战争。在民族征服战争过程中，拓跋统治者大规模地掠人为奴，大量抢劫财富，对各民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这又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慕容部的反抗是最先发生的。由于北魏曾经在参合陂坑杀后燕降卒，中原的慕容部人到处匿粮守城，节节阻挡魏军东进。被迁往平城的慕容部人“百余家谋外奔”，企图摆脱北魏统治，因此被北魏诛杀的达数百人 [121] 。由于慕容部人反抗的激烈，北魏在泰常三年（418年）又一次把散居冀、定、幽三州的徒河徙于平城附近 [122] ，以便就近控制。
天兴元年（398年），幽州乌桓 [123] 反对北魏的民族压迫，进行了顽强持久的斗争，直到泰常元年才被镇压。
并州境内的杂胡经常受到魏军攻击，也进行了持久的反抗。北魏逐部征服他们以后，除了恣意屠杀之外，还强制离散他们的部落，有些更被大批徙往平城。
沿边各民族的许多部落，处在北魏军镇的控制下，不但得不到正常的生存条件，而且还被驱使进行掠夺战争，所以也常起反抗。高车族的反魏斗争最多，规模最大；斗争失败后，高车人往往被强制编成营户，强徙于今河北、山东地区。
在北魏的北面，游牧的柔然人是北魏的劲敌。太武帝用主要的力量对付柔然，前后发动了许多次反击柔然的远征。北魏把被征服的柔然及其所属高车等部人众南徙于边塞地区，向他们责纳沉重的畜产贡献，并驱使他们进行战争。他们也常常出塞逃亡，反对北魏的统治。
汉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同其他各族一样激烈。史载“白涧、行唐（在今河北行唐一带）民数千家负险不供输税” [124] ；“高平（郡治今山东金乡）民屯聚林薮，拒射官军，〔娥〕清等因诛数千家，虏获万余口” [125] 。北魏在中原设有8个军府，每军5000人，用以镇压汉人的反抗。神瑞二年（415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崔浩极力反对，他说拓跋部人口太少，如果分家南徙，不能遍布诸州，居民知道虚实，更会起来反抗，边陲各族也会攻击平城。他认为只有把统治中心放在平城，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这才是“威振诸夏之长策” [126] 。从崔浩的话里，可以看出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反抗的恐惧和防范的用心。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反压迫斗争。这一年，盖吴领导杏城（今陕西黄陵）卢水胡起兵，“诸众胡争应之，有众十余万” [127] 。一些汉人也结众起兵，与盖吴通谋。盖吴一方面与刘宋联系，一方面分兵几路进攻。别部帅白广平西入新平、安定，同氐、羌、匈奴的反魏力量结合。盖吴进军李闰堡（今陕西大荔境），扩充势力，转攻长安。河东的蜀人由薛永宗率领，也起兵呼应。直到太武帝亲领重兵镇压，起义军才归于失败。
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在当时的南北关系中有强烈的影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宋军北进中原，河洛关陇人负粮操兵，群起响应，甚至“四山羌胡，咸皆请奋” [128] 。这年冬天魏军进占瓜步时，淮南人民坚壁清野，纷纷逃散。坚守盱眙的宋太守沈璞说：“贼（指魏军）之残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尔。” [129] 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行为，促使淮南守军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坚守不退，最后打败了北魏的围攻。
在魏军内部，民族矛盾也表现得十分严重。魏军作战时，鲜卑铁骑驱逼汉人徒步陷阵，往往不等到接战就被踩死。当魏军猛攻盱眙时，魏太武帝甚至致书宋将臧质说：围城的兵尽是氐、羌、匈奴和丁零，如果宋军杀死他们，正可以减少北方各地的反魏力量，对北魏没有什么不利。由于魏军内部民族压迫严重，所以魏军中的被统治各族士兵常起反抗，大量逃亡。
北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的笼络 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一方面用强力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极力笼络各族上层分子，借他们之力来统治被征服各族的人民。
北魏诸帝效法汉高祖的和亲政策，把公主嫁于“宾服之国” [130] ，用以维系各胡族的统治者。北魏还给各胡族统治者以封爵和官职，让他们带领本族军队，供北魏驱使，甚至还让他们替北魏来镇压本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北魏诸帝也使用各种手段，来笼络汉族上层。早在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夺得并州时，就积极招引汉族士人，充实统治机构，并让崔宏主持立官制，制礼仪，定律令。神
四年（431年），太武帝诏征中原士族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州郡所遣共达几百人，给以官爵。北魏灭夏，得赵逸、胡方回等儒生；灭北凉，又把河西儒生阚骃、索敞、阴仲达和先世由中原入凉的常爽、江式等人迁到平城，让他们教授生徒，整理经籍，考订律制，撰修国史，传播诗文，厘定文字。太武帝还命令鲜卑官员把子弟送到太学学习。某些鲜卑勋臣在政治上的作用开始有所缩小，其中有的以爵归第，职务由汉族士人代替。
北魏早期，对中原地区还只是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不得不假手于割据一方的汉人大族豪强，甚至军事镇压，有时也要借助于汉人士族或拥有武装的汉人地主。泰常八年（423年）北魏叔孙建率军攻青州，青州人坚壁清野，顽强抗拒，明元帝派曾经聚兵于河济之间的刁雍到青州去，诱逼汉人供应租粮 [131] 。盖吴起兵时，河东闻喜的大族裴骏率“乡豪”抗击义师 [132] ；河东汾阴的蜀人大族薛拔则受北魏之命“纠合宗乡”，拦河阻截 [133] 。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由于大族豪强的镇压而受到很大的挫折；而大族豪强则由于拥兵自重，得以保全甚至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与拓跋贵族联合在一起。
拓跋贵族笼络汉族上层虽然很有成效，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这种矛盾有时还发展到很尖锐的程度。道武帝强徙旧燕境内“守宰豪杰吏民”2000家于平城，就是为了加强对汉族地主的控制，消除他们反抗的意图。明元帝诏征各地豪强地主入京，州郡对被召的人加以逼遣，酿成了很大的骚动。直到太武帝时，还有一些关东地主不愿出仕，把到平城做官视为畏途 [134] 。太武帝最亲信的汉人士族崔浩由于反对北魏与南朝为敌，又提倡族姓门第，不但自己终于遭到惨杀，而且还牵连到许许多多同宗和姻亲。
地主和荫户 宗主督护制 十六国、北魏时期，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继续在扩展着。一般地主都拥有庞大的田庄，役使农民种植谷物、桑麻、蔬果，豢养鸡豚，栽培竹木，自办樵苏脂烛，除了食盐以外，基本生活资料都可以自给自足 [135] 。这样的田庄，适应十六国以来交换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需要，是北方豪强割据的物质基础。
在十六国的混乱年代里，有些大族聚族而居，割据一方，筑成坞壁，保障自己不受胡人的侵犯 [136] 。坞壁里聚集的人，多则四五千家，少则千家、五百家 [137] ，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实际上都是佃客、部曲，在地主支配下，无事时进行生产，有事时执戈作战。十六国后期，大族仍然是“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 [138] ，把农民作为“苞荫户”，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关中大族的苞荫户也很多，称为“堡户” [139] 。北方各少数民族贵族习于农业化生产、生活方式后，也强占土地，扩充荫户，同汉族地主差不多。
大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十分牢固，这种土地所有权同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同族权紧紧结合，残酷地束缚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强迫他们接受大族地主的剥削。北魏统治者为了勾结和利用汉族地主来镇压农民，也承认地主的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并且在一部分地区把地主的这种统治当作国家的地方政权，这样就形成了“宗主督护”的制度。
在坞壁统治和以后的宗主督护制下，农民由于占有土地状况、与地主的亲疏关系以及其他条件各有不同，因而与地主的依附关系在程度上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但是一般说来，地主可以任意驱使农民当兵、种地或服其他劳役，农民很难摆脱地主的控制。《魏书·食货志》说：“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这里以公赋（通常是指租调）的数量与豪强征敛对比，可见地主对依附农民的主要剥削形式，仍然是实物地租 [140] 。当然，在依附关系紧密的条件下，地主对农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役剥削。
北方的大族地主中，有许多还世代相承地拥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称为士族、郡姓。北方士族，关东以崔、卢、李、郑、王诸姓为大，关中和并州地区以韦、裴、柳、薛、杨、杜诸姓为大 [141] 。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更是盘根错节，对北方的政治起着重大的影响。
国家的各种依附户 拓跋部贵族建立的封建国家，把战俘和被征服各族的一部分人民（主要是汉人），作为依附户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让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役，受拓跋贵族剥削。隶户或杂户是最常见的一种，他们往往几十户、几百户地被赐给百官将士，供这些人驱使。许多人被发配军镇世代当兵服役，称为军户、营户、府户。平城和各地的手工业者则被编为伎作户，由职司工役的政府部门管理，为官府制造手工业品。此外还有太常寺的乐户、屠户，并州的盐户，汉中的金户等。北魏初年，还曾允许逃户自占为绫罗、细茧、罗縠等户，专门向国家交纳丝织品。州郡有屯田户，国家牧场上还有牧户。所有这些户口，都和杂户相近。罪犯和他们的家属，有时也配充杂户。
各种依附户服役种类不同，但是身份都差不多，大体上都低于自耕农而略高于奴隶。他们都是子孙相袭，不能迁徙、改业，而且一般都不能与庶民通婚，不得读书、做官。他们又都自立门户，有独立的但却是很薄弱的家庭经济，在轮值的时间以外，或上交定量的贡纳以后，他们可以经营家庭生计。
北魏国家控制的依附户特别多，这是由当时的一些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北魏民户多处于宗主督护或残留的部落束缚之下，由国家直接掌握的为数有限。同时，拓跋部生产水平低下，而当时社会上的手工业和商业又很衰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北魏统治者不把一部分劳动者作为国家依附户牢固地控制起来，就不能满足自己多方面的特别是对于手工业产品的需要。由于拓跋部奴隶制残余的影响和拓跋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北魏国家依附户的人身束缚非常紧密，生活非常痛苦。直到5世纪下半叶孝文帝当政时，北方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有所提高，民族关系比较缓和，上述情况才有较大的改变。
此外，佛教寺院也合法地占有依附农民，叫做僧祇户或佛图户，让他们为寺院地主服役。
自耕农民 北魏初年，道武帝大量徙民代北，这种徙民，其土地、耕牛由国家分给，而所受剥削则同于一般编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自耕农民阶层。道武帝以代郡以西，善无以东，阴馆以北，参合以南 [142] 为畿内之田，设官吏劝课农桑，企图稳定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以利于北魏的统治。但是不久以后，畿内给田民户贫富分化严重，开始流动起来。太延五年（439年）北魏令畿内民以人力牛力换工，有牛家用牛为无牛家耕田22亩，无牛家以耘锄功7亩相偿；至于老小贫家，则牛耕7亩，偿以锄功2亩。这种换工办法虽然带有互助性质，但实际上还是有牛户对无牛户的变相剥削，所以并不能帮助贫弱农民，一遇水旱，他们就相率四处逃亡。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曾严诏地主家有兼牛者通借贫下户，否则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太和元年(477年），孝文帝更企图重分畿内土地，一夫治田40亩，中男20亩，但是并无成效。
在中原地区，自耕农民更不稳定。国家对他们征收租调时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这种办法把农民的一户同占有成百成千依附农民的地主的一户等量齐观，当作负担租调的单位，对农民是极端不利的 [143] 。租调的定额很高，达到帛2匹，絮2斤，丝1斤，粟20石，还有大量的调外之费。官吏征收租调时，往往“纵富督贫，避强侵弱” [144] ，户等划分根本无法公允，甚至大地主规避的租调也要转嫁给自耕农。官吏还使用长尺大斗重秤，上下其手，并且和商人狼狈为奸，高抬帛价，盘剥买帛纳调的农民。租调以外，官役尤其严酷。在沉重的剥削下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有的为人客作（雇佣），他们终年所获约为粟150斛，仅能勉维全家食用和最低生活所需 [145] ，一遇到严急的征役和水旱灾害，就立刻断绝了生计。所以农民为了避役，宁愿投靠宗主作苞荫户，甚至不得不卖身为奴。
奴隶 北魏社会中奴隶数量相当多，奴隶劳动相当普遍。奴隶多数是从战俘转化而来，几乎每次大战之后，都有“赐生口”、“赐军实”的记载。由于犯罪而籍没为奴的人也不少。魏律虽然严禁卖子及卖亲属 [146] ，也严禁“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 [147] ，但是实际上抑良为奴的事还是大量存在。奴婢生活特别悲惨，他们终年麻鞋敝衣，以桑枣果腹，而且还经常受到残杀。由于奴隶经常被使用于农业生产，所以以后孝文帝颁布的均田令中，规定奴婢受田同于良人。
北魏中期阶级斗争的形势 经过长期的民族征服战争后，太武帝统一了北方。随后他大举进攻柔然，稳定了北方的边疆；又率师南征，遏止了刘宋的进攻，使南北力量趋于平衡。这一系列的战争固然巩固了北魏政权，同时也使北魏国力大为虚耗。所以当太武帝死后文成帝即位时，就出现了一个民怨沸腾，“朝野楚楚” [148] 的局面。
文成帝以后，北方的民族矛盾已趋缓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出现较少，而阶级矛盾却逐步发展起来。那时候，由于过度的剥削，自耕农民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逃亡隐匿现象有加无已，因而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兴安二年（453年），文成帝杀戮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起义农民，并以“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 [149] 。从处理的情况看来，这次农民起义斗争相当激烈，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孝文帝（471—499年）即位后，农民暴动几乎年年发生，有时一年数起。延兴三年（473年），北魏统治者颁令，规定县令能镇压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能镇压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太守；郡太守能镇压“劫盗”者，也同县令一样兼职升官。残暴的镇压措施更加激怒了农民，所以颁令以后，暴动反而更多起来。平城的奴隶也参加了暴动，还有一部分因逃避赋役而托身寺院的僧侣，也卷进了斗争的行列。
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北魏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他们不得不改弦更张，另求维持统治的办法。由于北魏同南朝力量已趋均衡，漠北的柔然力量也很衰弱，北魏外部的威胁解除了，所以北魏统治者也获得了改革所必需的条件。冯太后和孝文帝所进行的各种改革 [150]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
吏治的改革 孝文帝首先从吏治着手，推行改革。北魏初年定制：地方守宰一律三人，其中一人是拓跋宗室，另二人是异姓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这些官僚贵族遍布全国，大权在握，毫无顾忌地宰割农民。各级官吏都没有固定的俸禄，由官吏自己尽量搜刮民膏民脂，充实私囊。地方守宰不论好坏，任期一律六年，期满代换。在他们任职期间，国家只问他们能否上缴一定数量的租调，不问如何搜刮和搜刮多少。在各地实行军事镇压的武将，也同样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史载公孙轨镇压上党丁零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 [151] ，丁零人都登山辱骂。北魏王朝偶尔也“征问民瘼”，“访求吏治”，但是事实上只是“网漏吞舟，时挂一目” [152] 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北魏吏治败坏到这样的地步，一方面使统治集团由于分赃不均而发生无穷的纠纷，另一方面也使阶级矛盾迅速发展，直接激起各处的农民暴动。
孝文帝亲政前，冯太后开始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她规定守宰任期按“治绩”好坏为定，不拘年限；并颁行俸禄之制，规定俸禄之外贪赃满一匹者处死。征收租调时，也禁止使用长尺大斗重秤。孝文帝亲政后，继续整饬纪纲，严明赏罚，使腐败的吏治有所澄清。吏治的澄清虽然很有限度，但是北魏统治者借此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统治，因而也为其他方面的改革创设了条件。
三长制 均田制 延兴三年（473年），北魏派出使者，分道检括被豪强地主隐匿的户口，被派到冀、定、相等州的韩均，搜括出隐户达十多万户。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并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李冲在太和九年（485年）提出推行三长制的主张。三长制就是重建乡官系统，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氏，五里立一党长，选择本乡“豪门多丁” [153] 者为之，用以代替宗主督护的统治。
三长制的建议，引起了北魏统治者的激烈争论。一般说来，鲜卑贵族所役使的主要是奴隶和国家赏赐的隶户，建立三长制不会太多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赞成立三长以加强国家。汉族大地主主要靠大量的苞荫户提供剥削，立三长对他们很不利，所以用各种理由加以反对。最后，冯太后还是采纳了李冲的建议，从太和十年开始，把三长制付诸实行。
太和九年，与立三长的建议约略同时，北魏颁布了均田令 [154] 。均田令规定：
一、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倍给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还官。桑田作为世业，不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土不宜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皆从还受之法。
二、露田不得买卖。原有桑田超过20亩的，其超过部分可以出卖 [155] ，不足20亩的可买至20亩为止。
三、地主可以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数量，另外获得土地。奴婢受田办法同普通农民一样，耕牛每头受田30亩。
四、土地不足之处，居民可以向空荒处迁移，随力所及借用国家土地，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赋役轻处。由于犯罪流徙或户绝无人守业的，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
五、地方守宰按官职高低，授给公田，刺史15顷，下至县令、郡丞6顷。所授之田不许买卖。
北魏王朝还授受了李冲的另一项建议，制订了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由于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名义上是以一夫一妇的小家庭为受田纳租单位，不再有户等差别，所以废除了九品混通的征收租调办法。
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它是在我国北方土地特别荒芜，自耕农民稀少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从令文看来，均田制好像可以处理一切耕地，但是实际上只有荒地、无主地以及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才能够作为均田授受之用。均田制下的农民基本上仍然是自耕农，北魏王朝把他们连同其原有的小块耕地一起，按均田令规定的土地项目载入户籍，并且限制桑田的买卖，不许他们无故迁移，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保证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均田农户土地不满均田令规定的部分是否可以多少得到国家的补充，将因时因地，特别是因本乡官府掌握的荒地的有无多寡而有不同。一般说来，国家按均田令完全补足农民的土地，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存的西魏大统年间敦煌残计账中，有许多“未受地”的记载，可以证明。但是在有荒地之处，国家还是尽可能把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以榨取赋税徭役。
至于地主，他们仍然可以用原有桑田的名义，用奴婢、耕牛分田的名义，基本上保有原来的私田，而奴婢、耕牛分田的租调又非常轻，所以均田令对他们的利益实际上触动很少。地主还可以用各种手段，控制住自己的大部分苞荫户。在实行均田制度的时候，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旧是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
虽然这样，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对于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仍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地主的一部分苞荫户，由于行三长制和均田制而成为均田农民。均田农民的增多，使农民的租调得以减少并固定起来。这些结果，或多或少地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削弱了大地主对农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法的控制力量，因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均田令强制授给露田，实际上就是强制垦荒，这对农民是一种剥削的手段，但是在客观上也有助于耕地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
残存的西魏大统年间的敦煌计账中，有一些匈奴、高车等族均田农户的名籍，从这些名籍看来，他们的家庭组成、土地状况以及对国家的负担，同当地汉人没有差别。这又说明均田制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定居农耕生活，促进了他们的农业化。
迁都洛阳和改革鲜卑旧俗 由于代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孝文帝力图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以加速北魏政权的进一步封建化，更由于北魏加强统治中原人民的要求，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把都城迁到洛阳。接着，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以汉服代替鲜卑旧服；朝廷上禁用鲜卑语；规定迁洛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改鲜卑旧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姓氏的等第并使鲜卑贵族门阀化，等等。在改变姓氏和规定门第方面，太和二十年改拓跋氏为元氏，门望最高；其余所改鲜卑著姓中，穆（丘穆陵氏改）、陆（步六孤氏改）、贺（贺赖氏改）、刘（独孤氏改）、楼（贺楼氏改）、于（勿忸于氏改）、嵇（纥奚氏改）、尉（尉迟氏改）等，合称八姓，其门第与北方汉人士族崔、卢、李、郑相当，不充猥官，只任清职。
孝文帝迁洛和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从服装和语言的改革说来，鲜卑旧服不合于“华夏衣冠”传统，也不适宜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生活；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洛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作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都需要改革。鲜卑贵族命官班爵以武功为准，与汉人士族制度不合，妨碍了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的进一步糅合，妨碍了北魏统治进一步加强，因而也需要改革。孝文帝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鲜卑贵族，着眼于巩固北魏政权，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拓跋部全族同汉族的融合。
经过改革以后，迁洛的鲜卑劳动者陆续成为中原的农民，他们筑起简陋的房舍，经营小块土地，“尽力伊、瀍，人急其务” [156] ，最终脱离了游牧生活和部落联系，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鲜卑贵族则抢占良田，成为中原的封建地主，有的还兼事工商聚敛。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习俗的改变固定下来，虽然以后政治上还发生过一些风波，他们都没有再迁回代北旧土。
孝文帝的改革，说明征服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鲜卑拓跋部，自己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在这个“征服”过程中，鲜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能，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对北方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孝文帝时的《李波小妹歌》描写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157] ，这无论从服饰上或从风尚上，都显示了汉人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稍后，颜之推比较南北方音，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158] ，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孝文帝迁都、改革以及以后六镇起义，在不同的意义上推动了拓跋部封建化的完成，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以至于出现了“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 [159] 的结果。至于鲜卑文化习俗遗留至隋唐者也所在多有。李白诗中“脱君帽，为君笑”句，就是鲜卑脱帽欢舞的礼俗 [160] 。唐时婚嫁之礼，喜立毡帐，盖源于北朝穹庐之制 [161] 。唐开元时，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 [162] 。
孝文帝的改革，受到一部分守旧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对于孝文帝提倡读书表示不满，他们疑忌丛生，唯恐孝文帝宠幸汉族士人而疏远“国戚”。他们不愿放弃代北的耕地和牧场，害怕迁都后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影响，因而极力反对迁都。定都洛阳以后，他们不愿携带家财跋涉艰险的旅途，又害怕洛阳暑热，仍然拒不赴洛。孝文帝允许部分鲜卑贵族留家代北，冬来夏去，当时人把他们称作“雁臣”。但是，守旧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太子元恂打算轻骑逃回代北，被废为庶人，后来又因谋反被处死。穆泰、陆叡等人联络宗室王公，在平城发动叛乱，鲜卑贵族八姓除于氏以外都有人参与。孝文帝虽然感到南北纷扰，担心在洛阳立足不稳，但是仍然坚决把叛乱压平下去，巩固了迁都和改革的成果。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北魏中期以来，北方衰败的经济开始回升。以后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到6世纪初期，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北魏迁都以后，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洛阳附近黄河中游的许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比过去增多了。6世纪初期，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合计，还要多出一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长制、均田制的成效和农业恢复发展的规模。劳动人民创造的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整地碎土工具，比过去复杂得多，这些工具都是精耕细作所需要的。西晋时各地的水碾、水硙、水碓，在十六国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后几乎绝迹，到这时又先后在洛阳和其他地方恢复起来。洛阳城南居民用水力进行碾、磨、舂、簸；城西的千金堰，有水碾磨几十具，“计其水利，日益千金” [163] 。精耕细作的农业经验和农业技术也有了提高，农民特别注意耕作的功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所以有“顷不比亩善” [164] 的谚语。气候条件的掌握，土壤的区分，防旱保墒经验的积累，也都有了新的成就。各种作物的栽培技术，积肥、施肥、选种、育种的细致方法，都受到农民的重视。
为了适应趋于繁荣的城市生活的需要，城郊蔬菜、果木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发达起来。城郊农民所种瓜菜，种类繁多，有车牛的农户自运市场出卖，无车牛的转卖与人，收入比种植谷物要大得多。农民间实行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劳动分配办法，例如单夫只妻之家种植红花、兰花、栀子一顷，摘花时日需百人，“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 [165] 。经济作物的种植，使自耕农民的经济比北魏前期、中期活跃得多。此外，牲畜的品种，牲畜饲养、繁殖和兽医的经验，都比过去丰富，这显然是吸取了鲜卑族畜牧经验和塞外畜群内移的结果。
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自从孝文帝放松对伎作户的控制后，民间的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起来。绢布的产量大为增加，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府库绢帛之多，达到魏晋以来最高的水平。供城市消费的手工业的种类多起来了，手工业者数量激增。洛阳城郊内外聚居了许许多多的手工业户，按行业分居，例如退酤、治觞二里，就是酿酒业集中的地方。官府手工业也有所发展，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太府，组织庞大，部门非常多。农村也出现了多种手工业，如压油、造纸等，都是就地取料，就地加工。
在今河北、河南等地的北魏后期墓葬中，有许多青瓷器出土，它们的器形和制胎上釉，都与南方青瓷有很大的区别，显然是北方新近发展出来的制瓷业的产品。北方青瓷虽然比南方粗糙，但是它对唐宋时期北方制瓷业的繁盛，具有直接影响。
东魏綦毋怀文集中了北方长期的冶炼经验，以灌钢炼宿铁刀，隋代襄国冶家铸器，还用其遗法 [166] 。某些地方已经用煤炼铁 [167] ，这虽然仍和汉代一样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但是煤的继续使用必将促进冶铸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交换关系活跃起来。洛阳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大市场。城南的“四夷馆”附近住有万多户外来人，销售外地运来的或外地人经营的各种商品。江南人在永桥市出售鱼鳖水产，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之语。本地的手工业产品，多在城西周回八里的市上出售。为了管理市场，设置了罢市鼓。长期以来的实物交易，正在逐渐为货币交易所代替。洛阳富商大贾很多，最著名的是刘宝，他在州郡都会立宅养马，以通行情，各地所卖盐粟货物，价格全都一样。官僚贵族普遍营商，宗室诸王和邢峦、李崇等汉族官僚以及大宦官刘腾等都远近营运，贩肆聚敛。官吏易地调遣也成了营贩的好机会，郑云贿买到安州刺史的职位，立即向熟习安州情况的封回打听行情 [168] 。
洛阳是当时北方交换的中心，城内外共有二百多里（坊），居民达十万九千多户。此外，邺和长安也逐渐恢复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北方与南方的贸易增多了，“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今青海、新疆以及蒙古的各族，也都带着牲畜毛皮以及其他商品来洛阳进行买卖。国外方面，朝鲜半岛、日本、中亚以及更远的许多国家，都同北魏有商业往来，外国人长住洛阳的也不少。《洛阳伽蓝记》说：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这虽然有些过甚其词，但也可窥见对外贸易发达的一斑。今库车、吐鲁番、西宁、太原、陕县、定州等地，先后发现过北魏遗存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也证明北魏同西方存在着发达的贸易关系。
寺院经济 [169] 北魏后期，佛教寺院遍布北方各地。迁洛后20余年中，北魏全国寺院增至1.37万余所，洛阳一地即达500所；北魏末年，全国更激增至3万余所，洛阳1300多所。私人建寺之风特别盛行，冯熙一人在各州镇建寺即达72所。齐、周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4万，北周“有盈万数” [170] 。寺院产业很多，是北朝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171] ，在北朝是很普遍的事。北魏初年，昙摩蜜多在敦煌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 [172] 。北齐末年，寺产扩充特别严重，据说“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 [173] 。北周时长安中兴寺庄池内外有稻田百顷，还有“梨枣杂果，望若云合” [174] 。北魏末年洛阳的大寺院多拥有富丽堂皇的神殿，曲折幽邃的山林园池，还有高达十余丈至数十丈的浮图（塔），高数十尺、重数万斤的铜佛。有些寺院甚至还拥有武装，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北朝僧尼最多的时候达到二三百万人。僧尼立为僧籍，由僧官管理，不列入国家户籍，完全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一般说来，僧尼是宗教职业者，是一个寄生阶层，但是在当时的僧尼中间，却又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差别。僧官和上层僧尼是寺院地主，他们凭借寺产，甚至还勾结官府，剥削僧俗群众；而一般僧侣则多从事耕作，被寺院地主“驱役田舍” [175] 。他们大多数是“逃役之流，仆隶之类” [176] ，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释道安向周武帝说：沙门“或垦植田圃，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 [177] 这表明寺院地主役使僧众营田经商，进行封建剥削，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
寺院地主还可以享有封户，也可以合法地占有依附农民。远在十六国末期，南燕主慕容德曾以泰山郡奉高、山茌二县作释僧朗的封地，使食租税，“领民户” [178] 。北魏献文帝应沙门统（总管僧众之官）昙曜请求，允许僧曹占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僧祇户以一部分“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 [179] 为之，他们大致是向僧曹缴纳定额地租（称僧祇粟）的依附农民，这种地租同北魏屯田户向国家所纳者数量相等。僧祇户粟原来由僧曹统一管理，不允许直接属于寺院，但是实际上寺院都争占僧祇户。承明元年(476年)寺院逼召凉州军户赵苟子等200家为僧祇户，酿成50多人被迫自杀的惨剧。佛图户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之，“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180] ，他们同样是寺院依附者，只是经济地位比僧祇户还低。
寺院经济中，高利贷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僧曹或寺主以原充赈济僧俗饥民之用的僧祇粟或其他财物，作为寺院高利贷本钱，盘剥人民。寺院高利贷“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券，侵蠹贫下，莫知纪极” [181] 。僧曹还倚官放贷，如东魏济州沙门统道研“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182] 。
由于寺院耗财伤民，也由于寺院成为农民逋逃渊蔽，所以北朝统治者的各种排佛议论和周武帝的毁佛，都具有经济上的目的。
北魏统治的腐败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孝文帝的改革，并没有也不可能使阶级关系获得多大的调整。孝文帝一面进行改革，一面还向臣下询问“止盗”的办法，可见农民暴动对北魏统治者仍旧是很大的威胁。孝文帝死后，继起的北魏统治者由于获得财富更为容易，贪欲也就越来越大，这种无止境的贪欲，直接破坏社会生产，使阶级矛盾更为激化。
北魏统治者在洛阳附近和其他地方霸占良田，垄断工商业，还对农民进行高利盘剥。咸阳王元禧有大规模的田产和牧场，并使用奴仆经营盐铁。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北海王元详也是远近营贩。被称为饿彪将军的元晖任吏部尚书，卖宫鬻职都有定价，吏部被人称作“市曹”。河间王元琛同高阳王元雍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掌军的武将抄掠农民，还残酷地剥削兵士，兵士在苦役和饥寒疾病中大量地死于沟渎。
无止境的兵役徭役，不断加重的租调，同水旱饥馑一起袭击农村，使均田秩序迅速破坏了。贫苦农民有的逃亡山泽，渔猎为生，有的投靠豪强，重作荫户。寺院大量地隐匿人口，绝户为沙门的到处皆是。掠卖良口为奴婢的事，不再受到法律的制止。无路可走的农民群起暴动，沙门连续起义，沿边氐、羌、蛮、僚等族也吹起了反魏的号角。起义形势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黄河以南各地的汉族官吏纷纷投向南朝，鲜卑贵族之间也常发生内战，北魏统治者在政治上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六镇、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大起义 北方六镇地区的各族人民，首先树起了大规模反魏斗争的义旗。六镇是今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县一线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 [183] ，原来是北魏抵御柔然、屏蔽平城的军事要地。这一带不设州郡，由军镇直接统治，居民除了相当数量的汉族、鲜卑族府户以外，多是发配来的罪人和被强徙的其他各族人民。他们受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逐步被鲜卑族强制同化。鲜卑镇将驱使各族兵民种田服役，还时常逼迫他们出塞掳掠。这里经济落后，加上连年旱灾，耕地减少，鲜卑镇将独占了仅有的一些沃土，兵民赖以为生的，只有少量的贫瘠荒田。所以当中原阶级矛盾正在激化之时，六镇兵民早已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形势。
六镇镇将多是鲜卑等族的贵族，一般官吏也多是鲜卑人或中原强宗子弟，他们戍边求勋，本来升迁很快。柔然衰弱和都城南迁后，他们不再受到重视，出路狭窄起来。他们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看做是迁都和改革旧俗的结果，因此有些人也对北魏统治者心怀不满。主要由鲜卑人和高车人组成的洛阳禁卫军羽林、虎贲，也曾在神龟二年（519年）进行暴动，打死主张限制鲜卑武人特权的张彝父子，这更助长了六镇一般官吏反对北魏的声势。因此当六镇兵民酝酿起义的时候，六镇一般官吏也怀着自己的目的，掺杂其间。
正光四年（523年），今张北县以北的怀荒镇民乘柔然入塞掳掠的机会，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魏。接着，今五原西北的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杀镇将起义，附近各镇胡汉人民广泛响应。正光五年，高平镇（治今宁夏固原）兵民起义，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城民起义，推羌人莫折大提为秦王。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统其众。这些起义军在关陇地区广泛展开活动，连败魏军。
孝昌元年（525年），破六韩拔陵渡黄河向南进攻，有众二十多万。这支军队由于组织不善，在北魏分化之下丧失了战斗力。北魏害怕他们回镇后重整旗鼓，于是逼迫他们到冀、定、瀛三州（今河北中部）就食，他们就在这一带的人民中点燃了反魏的火炬。同年，流浪在上谷（今河北怀来）的柔玄镇兵杜洛周起义称王，把这一带的汉族和其他各族反魏武装集中起来，占领幽州。流浪在定州的五原降户敕勒人鲜于脩礼，也领着流民起义。不久以后，这支起义军被北魏分化，鲜于脩礼被叛将元洪业杀死。脩礼部将葛荣又杀元洪业，于孝昌二年（526年）称天子，建国曰齐，并率领部众，继续战斗。
杜洛周的队伍向南发展，在武泰元年（528年）被葛荣并吞。葛荣拥有数十万众和河北数州之地，力量强大。他率军继续南进，前锋越过汲郡，指向洛阳。关陇起义军各部也已统一于鲜卑人万俟丑奴（万俟氏原来是役属于匈奴的牧民）之下，力量也很强大。魏军在夹击中望风披靡，节节败退。
这时，被起义军震撼的洛阳朝廷中，发生了胡太后与孝明帝争权的斗争，秀容（今山西忻州境）地方的契胡部落酋长尔朱荣，于528年挟持他所立的孝庄帝入京。契胡部是羯人的一个畜牧部落，这个部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队伍，又陆续吞并了不少六镇流民，收容了一批从起义军分化出来的六镇官吏，力量很强大。尔朱荣在洛阳附近的河阴，溺死胡太后，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接着，尔朱荣入洛，完全掌握了朝政。葛荣军围攻邺城，尔朱荣从晋阳出兵，攻击葛荣。
葛荣受到河北地主武装的阻截，进展缓慢；又面临新投入战斗的凶悍敌人尔朱荣，没有及时警惕和戒备，在军事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邺城附近一战，尔朱荣击破了葛荣军，把葛荣军强制分迁各地，葛荣本人也被俘杀了。那时在青州的河北流民，已由邢杲领导，进行反魏斗争；葛荣余部韩楼、郝长也回到幽州，坚持战斗。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相继被尔朱荣击败了。关中的万俟丑奴，在尔朱荣所派尔朱天光、贺拔岳等人率军镇压下，力量也趋于瓦解。
腐朽的北魏政权经过各族起义的打击，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旋即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中国北方又出现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六镇、关陇起义，主要是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河北起义则带有较多的农民起义性质。在六镇、关陇、河北的起义队伍中，有不少别有企图的边镇官吏和部落贵族，这些人一方面彼此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又对汉人带着不正当的仇视，进行了一些烧杀活动，因而冲淡了起义的光芒。虽然这样，起义群众瓦解了北魏统治，冲击了士族豪强的势力，功绩仍然是辉煌的。这次起义使边境各族数十万人涌入内地，使一些部落酋长丧失了对本部落的控制权，因而在客观上还推动了十六国以来鲜卑人封建化和鲜卑人同汉人融合的最后一个浪潮，孕育了隋唐统一的新局面。
东魏 北齐 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死，其部将高欢率领六镇鲜卑，从并州来到关东地区。高欢自称出于渤海蓨县的大姓高氏，是鲜卑化的汉人。他的祖父因罪徙怀朔镇，他自己生长边地，曾为怀朔队主。六镇起义后，他先在杜洛周军中，后投尔朱荣。高欢东来不久，即转戈相向，陆续消灭了尔朱氏在关东各地的势力。普泰二年（532年）高欢入洛，立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在高欢的逼迫下西奔长安，高欢乃另立孝静帝，自己掌握朝政并迁都于邺城，史称东魏。
那时候，关东的一些豪强大族各拥部曲，自立州郡，称霸一方。高欢表示尊重这些豪强大族的利益，不加触犯。高欢对于拥有宗族几千家的赵郡李元忠、部曲强大的渤海高乾兄弟等，更是尽量优容，同他们实行妥协。高欢还企图调和鲜卑人同汉人的矛盾，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 [184] 。他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他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185] 高欢用这种手段虽然打开了在关东活动的局面，消除了汉族豪强的武装反抗，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汉人士族豪强同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
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
代表六镇鲜卑贵族利益的北齐统治者，同关东汉人士族豪强进行了长期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本来，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方崔、卢、李、郑等士族的势力，就开始有下降的趋势。葛荣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士族豪强，尔朱荣的“河阴之变”又杀掉不少汉人和汉化鲜卑官僚，包括皇族元氏的一部分，士族的势力就进一步衰落了。武定二年（544年），东魏在河北各地检括无籍之户六十余万，其中应当有不少是士族豪强的苞荫户，士族在经济上也受到打击。士族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下降，他们的子弟越来越不能凭借门第而得官，不得不从吏职中寻求升迁的途径；甚至还有入仕无门的人专门打家劫舍，完全同强盗一样。颜之推说：北齐士大夫“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校锱铢” [186] ，这正是士族门第衰微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种原因，东魏、北齐时期汉人士族在鲜卑勋贵的打击下，几乎完全无力回击。
北齐将相大臣中，十之七八为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 [187] ，汉人士族受到排挤。天保七年（556年），北齐并省豪强大族自立的州郡，取消了3州、153郡、589县、3镇、26戍，大大削弱了部曲强大的封、高、羊、毕等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为了更方便地统治汉族人民，北齐也曾几度起用汉人士族做宰相。这些被起用的士族利用暂时的权势提拔衣冠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结果往往受到疑忌而以自己被逐被杀告终。齐废帝时鲜卑勋贵杀士族杨愔，齐后主逐士族祖珽，都有一大批士族遭到杀戮。北齐末年佞幸卖官，州郡职司官位多被富商大贾买去，士族豪强几百年来垄断州郡掾属的特权，实际上又被剥夺。不过北方士族根深荫广，死而不僵，还能够凭借旧日的地位，在社会上发生一定的影响。
在经济上，鲜卑贵族以借田或国家赐田方式，强占肥美土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增加租调收入和使鲜卑军人普遍获得土地，北齐于河清三年（564年）重新颁行均田制 [188] 。均田制规定邺城30里内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等差授给六镇来的鲜卑贵族、官僚和羽林、虎贲；30里以外，魏郡、广平、林虑等皇畿九郡以内的土地，按等差授给汉族官僚和兵士。京城百里以外，土地授受之法大致与北魏相同。所不同的有：露田一律按倍给数计，而无倍田之名；奴婢受田人数，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间，限外不给田者不输租调；非桑之土按桑田法给麻田为永业，身终不还；均田农户除纳租调外，其丁男有正式服兵役的义务 [189] 。河清均田，使鲜卑贵族同汉人官僚都成为中原的大地主，而使鲜卑兵士同汉族农民一样，成为封建国家的均田农民，这对于从六镇内徙的鲜卑人的彻底封建化，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鲜卑贵族的兼并和租调兵徭的沉重，北齐均田农民的土地非常不足，经济地位十分不稳定。他们不得不卖帖自己的土地，甚至出卖按制度不许买卖的露田，逃亡异乡，或者托身寺院，以躲避统治者所加的不堪忍受的压迫。从东魏初年直到北齐之末，关东农民暴动连绵不断，有的攻州拔郡，有的众至万人。地形深阻的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境），就是高齐以来起义农民聚集的中心之一 [190] 。
西魏 北周 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等率军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最后掌握了这支入关的队伍，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鲜于脩礼、葛荣军中，葛荣失败，他降于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后，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于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
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不但善于采用各种手段来糅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使他们在剥削关陇农民的基础上维持一致，而且还被迫吸取了六镇起义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西魏就一天天强大起来，力量逐渐超过东魏。
宇文泰制定计帐（租赋的预计数）和户籍制度，以安定统治秩序。他颁布“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的六条诏书，要求州县守宰作为施政准则。他仿照周官制度，改革西魏的官制朝仪，用六官代替南北朝原有的中央政权组织。他又仿周官六军之制，把十二军鲜卑禁旅近五万人改为六军。六军分由六柱国率领，每军督两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两开府，共为24部，由宇文泰总领，形成府兵系统。宇文泰和无实权的西魏宗室元欣都是柱国，合六军的六柱国共为八柱国，这又符合早期鲜卑的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为了在形式上与八部大人制相似，府兵主将和兵士都改为鲜卑旧姓。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领轮番宿卫，不当番时则练习武艺。他们不列于户籍，因而没有其他赋役。宇文泰接着又把关陇豪强的私家武装乡兵，陆续归并到府兵中，以汉族豪强为乡帅，这样，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宇文泰还颁行均田制，规定了较轻的赋役。
废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萧詧的后梁，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部。
周武帝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释放一部分官奴婢和一部分私奴婢，并把另一部分私奴婢转为私家的部曲、客女，即封建依附农民。他宣布放免杂户，削除抑配杂户的办法，又禁断佛道二教，尊崇儒学。他严禁乡官隐匿户口土地，正长隐匿五户和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都处死刑。他大量招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削弱府兵兵士对主将的身份上的从属关系，使府兵的部落形式大为冲淡，民族差异大为减少。
隋统一南北 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军政大权逐步落到外戚杨坚手中。杨氏家族出自六镇之一的武川镇，深受鲜卑影响，杨坚之父杨忠曾为府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为北周立有战功。大象二年（580年）杨坚自居大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部署力量，作灭周的准备。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声势浩大的兵变，反对杨坚，但是很快都被杨坚镇压了。杨坚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府兵的汉姓，改变了北周的官制。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给他，建立隋朝。
接着，隋文帝杨坚铲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以二子杨广、杨秀分镇并、益二州，并命杨素在上游大造战舰，准备向江南进军。在经济上，他采取措施，以充实国家力量。在隋文帝的统治下，隋的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北方的民族关系到这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完全消失，隋对南方经常发动的战争，已经转化为争取统一的战争了。
在南北关系上，周、齐以来早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南北使节往还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随着南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淮、汉边境经常进行着民间交易，南北守将也违禁互市牟利。双方大官僚常常派人跟随使臣前往对方贸易，所以使臣的随从众多。北方人民过去由于民族压迫严重而大规模地单向南流的现象停止了，南北人民正常地相互往来的现象却增多起来。南北双方的官僚，常常由于政治上失势而投奔对方，依旧得到高官厚禄，不致受到民族歧视。这一切现象，说明南北统一的时机业已完全成熟。
开皇八年冬，晋王杨广统率50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新建立的上游水师，也在这时顺流而下，直趋建康。腐败的陈朝以为长江天险足资凭借，根本没有多少守备。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渡江，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了南方全部州县。这样，历时二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阶段就逐步展开了。
柔然 柔然 [191] 是东胡的苗裔 [192] ，统治者姓郁久闾。西晋以来，柔然世居頞根河和弱洛水（均在今蒙古国境内，颏根河即鄂尔浑河，弱洛水即图拉河）一带，冬则南至阴山地区，与鲜卑拓跋部为邻，并以马畜貂豽皮同拓跋部进行交换。柔然人“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氇帐为居，随所迁徙” [193] ；也“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 [194] 。西晋、十六国时期，柔然社会中还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
北魏道武帝时，拓跋部向南发展，柔然势力逐步扩张，“西则西域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这时，柔然人进入了阶级社会，在他们的第一个可汗社崙统治下，建立了奴隶主的国家。社崙“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因而军队的战斗力比过去提高了。
柔然同后秦、北燕保持和亲关系，但是他们“风驰鸟赴，倏来忽往”，时常侵犯北魏的阴山边塞地区。北魏太武帝为了使北魏摆脱柔然与刘宋的夹攻，解除腹背受敌的威胁，集中力量打击柔然。神
二年（429年），他率大军分东西两道远袭，在栗水（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大败柔然可汗大檀，大檀西走，柔然及其所属高车诸部降魏者三十余万落。从此以后，柔然力量大衰，双方战争，以北魏远袭居多，柔然犯塞较少。
5世纪下半叶，柔然同北魏常有和亲往来。佛教已传入柔然中，西域贾胡也时来贸易。柔然使者还常常经吐谷浑至益州，甚至远至江南，与南朝通好，并曾向南朝索求医、工。宋使者王洪轨，也曾远使柔然。
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柔然内乱，从属诸部的反抗又很激烈，所以可汗阿那瓌率领一部分柔然人归魏，北魏把他们安置在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北）以北。六镇起义爆发后，阿那瓌曾助北魏进行镇压，杀死起义领袖破六韩拔陵。
北魏分裂后，阿那瓌先与西魏和亲通好，继又归东魏、北齐。这时，柔然屡为北方崛起的突厥所败，一些从属部落如高车等也屡起反抗。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突厥灭柔然。
高车 《魏书·高车传》说：“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但是北朝史籍往往以这一族居大漠南北者为高车或敕勒，以居中原者为丁零。
中原地区最晚到后赵时已有丁零，他们多聚居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密云也有一部分，其著姓有翟氏、鲜于氏等。丁零翟斌被苻坚徙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境），淝水战后，翟斌率部反对苻坚，从此以后，翟氏所部丁零曾长期在中原与鲜卑人角逐。北魏统一北方后，丁零人常进行反抗活动，被北魏镇压下去，因此北魏军中有许多被征服的丁零人 [195] 。
大漠南北的高车人，诸部各有君长，语言与匈奴人大同小异。高车人衣皮食肉，随水草迁徙，勇猛善战，斗无行阵，阶级分化还不显著。高车与柔然驻地交错，常有战争；高车副伏罗部被柔然征服，长期役属于柔然，不断地举行逃亡和反抗斗争。北魏道武帝分散诸部部落时，“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 [196] ，因而得以维持自己的部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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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429年）魏军大破柔然后，又破高车东部，高车人降者数十万落。北魏把他们安置在滦河上游至阴山地区放牧，岁收贡献，北魏“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氊皮委积”。还有许多高车人被徙置于沿边各军镇，其中有反抗者，更被逼配河北、山东各州为营户。六镇、关陇、河北起义时，高车人都是主力之一；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中，有很多是高车部人。
塞外高车副伏罗部，于太和十一年（487年）举众十余万落西走，在高昌以西地区建立王国，同噘哒和柔然进行过三十多年的斗争。
高句丽 鸭绿江以西的高句丽人，其政治中心于山上王十三年（建安十四年，209年），由国内城迁于丸都（均在今吉林集安） [197] 。曹魏和前燕时，丸都先后受到毌丘俭（246年）和慕容皝（342年）的侵袭。北魏初年，当高句丽广开土王时期和长寿王的早期，高句丽势力开始强大，在辽东发展。长寿王十五年（427年），高句丽政治中心移于平壤。留居辽东的高句丽人民，同鲜卑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407年，鲜卑化的高句丽人高云曾经一度继为后燕天王；436年北燕亡国，鲜卑化的汉人国王冯弘也出奔高句丽。高句丽还同东晋南朝交往密切。
高句丽人随山谷而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衣布帛及皮，俗喜歌舞。高句丽农民以布、谷交纳赋税；他们负债不偿，就得以子女为债主奴婢。高句丽社会中已出现了剥削关系，今存文献和高句丽好太王（即广开土王）碑、冉牟墓志中，都有奴客的称谓。
库莫奚 契丹 库莫奚，“其先东部胡宇文之别种” [198] ，居濡水（滦河）上游，主要从事畜牧，随逐水草，迁徙无常。5世纪下半叶，库莫奚人常入塞以名马、文皮与北魏互市。
契丹是东胡的一支，居地在库莫奚以东，辽水以西。契丹人以畜牧射猎为事，5世纪中叶以来，他们在和龙、密云间以名马、文皮与北魏互市，有时还人塞市籴。
吐谷浑 吐谷浑 [199] 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4世纪初经阴山，越陇西，至青海地区，与氐、羌杂居，其地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 [200] 。吐谷浑人主要从事畜牧，“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 [201] ；也经营农业，种植大麦、蔓菁、豆、粟等作物。吐谷浑社会贫富分化显著，婚姻厚纳聘礼，“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吐谷浑采用中原王朝的官号，置长史、司马、将军等，稍后，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等官。吐谷浑刑罚规定：“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赎。”吐谷浑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赋税制度，“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
阿豺统治吐谷浑时，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自此以后，吐谷浑南通蜀地，北交凉州，屡与刘宋、北魏通好。5世纪中叶拾寅统治时，吐谷浑人开始“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并开始崇奉佛教。西域和益州商贾，常往来于吐谷浑中。
北朝末年，夸吕为吐谷浑可汗，定都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但是直到这时，吐谷浑人仍然“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吐谷浑频与齐、周通使，并同北周发生过许多次战争。
西域诸国 魏晋以来，西域天山以北的游牧地区，屡次被鲜卑、柔然、高车、噘哒 [202] 、突厥等族所控制；天山以南地区的十余小国，也常常受到北方强族的侵犯。
天山以南各国，经济生活比汉代有了提高。高昌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漆，赋税计田输银钱，无者则输麻布。于阗宜五谷桑麻，焉耆、龟兹都出稻、菽、粟、麦，养蚕为绵纩。葡萄和畜产，各国都很丰富。龟兹人用煤冶铁，所出铁充西域诸国之用 [203] 。今新疆拜城的魏晋石窟寺壁画中，有二牛引犁和农夫持宽头钁的耕作图，反映了西域农业和冶铸业的进步。西域和中亚的商人经常从天山以南地区进入内地，或进入北方其他民族地区贸易。
高昌有不少汉人，他们有些是汉代戍卒、屯田卒的后裔。高昌统治者立有学官，教授《毛诗》、《论语》、《孝经》。文字主要用汉文，也兼用“胡书”，语言则为“胡语”。“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204] 西域各国佛教很盛，于阗、龟兹是西域佛教的中心。著名的龟兹乐，4世纪晚期传入后凉；北魏灭后凉，龟兹乐传入平城，并逐渐在北方各地广泛流行。
天山以南诸国，与内地经常有政治联系。约在326年至334年间，前凉张骏遣将杨宣出西域，降南道诸国，以今吐鲁番地区为高昌郡。前秦苻坚派吕光进军西域，淝水战后，吕光退回姑臧，建立后凉，继续控制西域。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灭北凉后，北凉的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一度占领过西域诸国。北魏还曾遣董琬等出使西域，重新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至于高昌一带，则从北魏中期一直到北朝之末，始终在汉人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相继控制之下。柔然强大时，北魏在西域地区同柔然进行过长期的战争。
突厥 突厥统治者姓阿史那，起初住在阿辅水、剑水（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两支流），过游牧狩猎生活，后来迁徙到高昌的北山（今博格达山），以锻铁著名。5世纪中叶，他们被柔然征服，成为柔然的锻奴，被迫迁居金山（阿尔泰山）南麓。
6世纪中叶，突厥人逐步摆脱了柔然的束缚，发展锻冶手工业，与西魏边地及西域各国互市，力量壮大起来。西魏废帝元年（552年），土门建立突厥汗国，称伊利可汗。第二年，木杆可汗立，他占领柔然全部疆土，西破噘哒，东败契丹，北并契骨（黠戛斯），领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 [205] 。突厥汗庭在今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
突厥汗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可汗下面，有叶护、特勤等大小官28等。法律规定反叛、杀人者死，伤人者以女或马赔偿，偷盗者十倍偿还。被征服族人进行反抗或本族人犯法者，都得降为奴隶。为了统治辽阔的国土，突厥在各个地区分立许多可汗，因而突厥统治者内部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
北齐、北周对峙时期，双方都力求取得突厥的助力，突厥则同时交通二国，乘机取利。北周保定三年（563年），突厥与周联军攻齐失败，突厥引兵出塞，纵兵大掠，自晋阳以北七百多里，人畜无遗。从此以后，突厥对北方边境的骚扰，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