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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之乱和割据势力混战 黄巾大军被镇压下去后，各地农民反对统治者的斗争，一度沉寂下来。中平五年（188年），并、青、徐、益等州黄巾又起，他们力量分散，没有再次形成反对汉朝统治的高潮。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原有的私家武装由隐蔽转为公开，并且大大加强了；州郡官吏也纷纷扩充势力，同东汉王朝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长期以来地主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分裂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东汉王朝实际上已无法维持对全国的统治。
为了防范农民军和加强对州郡的控制，东汉把一些重要地区的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而又可靠的宗室和其他的列卿、尚书充任，给以一州的军政大权。改设州牧不但没有加强中央的控制，反而使某些地区的分散的割据势力按地区集中起来，更便于实行割据。
在斗争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东汉统治集团中外戚、宦官的斗争又趋激烈。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刘辩（少帝）继立，大将军何进掌握大权。何进联络大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袁绍，起用一批名士，并且杀掉统领西园八校尉军的宦官蹇硕 [1] 。他还密召并州牧董卓入京，帮助他铲除宦官势力。正在这时，宦官杀何进，袁绍又勒兵发动政变，把宦官一网打尽。接着，董卓带兵进入洛阳。
董卓本是陇西豪强，他同羌中豪帅有很多联系，曾镇压羌人和黄巾的起义斗争。灵帝死前，董卓出任并州牧，驻军河东“以观时变” [2] 。他入京后，并吞何进兄弟和执金吾（中尉改名）丁原的军队，尽揽东汉朝政。他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并逼走袁绍、曹操等人。董卓的专横，洛阳的混乱，使各地的分裂割据活动迅速扩大。州郡牧守各树一帜，招兵买马，讨伐董卓，混战立即在北方各地展开了。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路讨伐董卓的军队以袁绍为盟主，进屯洛阳周围各地。董卓为了躲避关东兵锋，避免并州黄巾截断后路的危险，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并驱迫洛阳一带百姓西行。他行前大肆烧掠，使洛阳周围室屋荡尽，一空如洗。关东联军本来都是乌合之众，尔虞我诈，彼此并吞，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不久以后，长安发生政变，董卓被杀。董卓死后，关中成了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彼此攻杀的战场，长安附近居民死亡逃散，关中行旅断绝。
经过五六年复杂的分合过程后，全国逐渐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刘备、吕布在陶谦之后相继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等等。北方的割据形势特别严重，割据者烧杀掳掠，混战经年，使社会生产受到空前的大破坏，出现了“白骨纵横万里” [3] 的惨象。
在割据者展开混战的时候，北方和长江流域各地的黄巾，继续活跃。青州黄巾群辈相随，众至百万，转战青、兖各地，势力很盛，往往“父兄歼殪，子弟群起” [4]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陆续被一些强大的割据者镇压下去了。
曹操统一中原 曹操（155—220年）是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宦官曹腾养子。董卓入京后，他逃至陈留，聚兵5000，同各地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 [5] 一起，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初平三年（192年），他在济北诱降黄巾军30余万，男女百余万口，选其精锐，改编为自己的主要队伍，名叫青州军。一些豪强地主如李通、任峻、许褚、吕虔、李典等，也先后率领宗族、部曲、宾客，追随曹操。在当时的割据者中，曹操对东汉黑暗统治和农民起义威力有较深的认识，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有远见的人物。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汉献帝迎到许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扩大了政治影响。他在许县和其他地方设立屯田，积蓄军资，巩固了军事势力。因此他得以陆续消灭黄河以南许多割据势力，隔黄河与袁绍抗衡。那时袁绍又并有幽州，是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力量。
建安五年，袁曹两军发生了官渡（在河南中牟境）会战。袁绍兵多粮足，而统治混乱，军心涣散。曹操虽然力寡粮绌，后方不稳，但是他采用各个击破和偷袭粮囤的战术，迅速击溃了袁军，全歼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官渡战后，曹操利用袁绍之子袁谭、袁尚的矛盾，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建安十二年，曹操率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了与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蹋顿单于，这对于巩固中原统一，保障人民安居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赤壁之战和三国鼎立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挥军南下，企图夺取刘表之子刘琮据有的荆州（今湖北襄樊），然后再进占江东，逐步统一全国。在中原活动失败的刘备，正依托于荆州，他在曹军的追逐下自樊城南奔江陵，行抵当阳，为曹军所败。那时，孙权已经继孙策统治江东，他与刘备的谋士诸葛亮结盟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共与曹军相持于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一场大战在赤壁展开，在这一战役中，曹军将近30万人，号称80万；而孙刘联军只有5万左右，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曹军远道疲惫，军中又流行时疫，战斗力不强。孙吴军主帅周瑜乘东南风纵火焚烧曹军水师，与刘备军队水陆并进，迫使曹操退回北方。这就是决定南北相持局面的有名的赤壁之战。
赤壁战后，曹操经过短期的准备，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将兵进入关中，驱逐了韩遂、马超。建安二十年，曹操从武都（今甘肃成县境）出征汉中，击败了长期保据汉中的张鲁，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并徙汉中民八万余口于洛、邺。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子曹彰率兵击平了代郡乌恒，北方边境也安静了。
刘备占领了荆州的长江以南四郡后，于建安十六年进入益州，逐步消灭了原来益州的割据者刘璋（刘焉之子）的势力。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那里夺得汉中，并命关羽在荆州向曹操发动猛攻，一度震动许都。孙权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全部，解除了关羽对曹操的威胁。这样，三国鼎立的局面事实上已形成了。
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世称蜀。孙权则接受了曹丕的封号，称吴王。222年，蜀军出峡，与吴陆逊军相持于夷陵（湖北宜昌境），被火攻击溃，败退回蜀。从此以后，长江上下游两大势力处于平衡状态，蜀国辅政的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229年，孙权在建业称帝，建立吴国。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但是统一的历史在中国已存在过四百多年，统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统一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在无数割据者角逐的混乱局面中，终于出现了魏、蜀、吴三大割据范围，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区域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并且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
屯田制和士家制 曹操在统一中原，奠定魏国基础的同时，还实行了许多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对北方社会转向安定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长期不断的豪强兼并战争，使北方农业生产难于进行，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死亡流徙。许多地主在战乱中也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大量地向南方和其他地点流亡。这样，北方农村中到处是“田无常主，民无常居” [6] ，大量荒地无法开垦，农业生产严重衰败，人民生活在饥饿之中，就连靠抢劫来维持的地方军队，也得不到粮草。
当所有的割据者面对着这种艰难境况熟视无睹时，曹操却采取枣衹、韩浩的建议，着手屯田积谷。建安元年，曹操攻破汝南、颍川黄巾，夺得大批劳动人手和耕牛农具，在许昌附近开辟屯田，成效很大。接着，曹操令郡国置田官，招募流亡屯田，并用国渊典屯田事。国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 [7] ，把屯田制度广泛地推行起来。
屯田区一般都设立在肥沃易垦或其他重要处所，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和屯田都尉等农官而不由郡县官管理，统属于中央的大司农 [8] 。屯田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屯田民（或称屯田客）是国家的佃客，他们被编制成军队形式，分种国家土地，按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地租。屯田区的这种分成取租办法（当时称为分田之术）保证了国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获得日益增多的地租，而使屯田客不能完全占有自己增产所得，所以是一种“于官便，于客不便” [9] 的办法。在这种剥削和束缚下，屯田客生活痛苦，为了备荒，甚至不得不种植产量特高的稗当粮食 [10] 。
虽然这样，屯田民一般不负担另外的徭役，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这自然比颠沛流离要好。在生产方面，屯田区能够保障农时，能够提供耕牛，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而且在技术上讲究精耕细作，不强求扩大耕种面积 [11] ，这些都适合屯田民的要求，有利于提高粮食的产量。屯田制具有这些条件，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北方的农业生产，保证统一战争的需要。
魏国屯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军屯。军屯以军士耕种，由大司农属官度支中郎将调遣。军屯的实行，对于开垦荒地，减轻农民养兵运粮的负担，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持一部分固定的兵源以应付战争的需要，魏国还建立了士家制度。士家有特别的户籍，世代当兵，或服挽船、养马、鼓吹等各种特定的劳役。士家中的妇孺与尚未轮代的男丁，也要为政府耕田或服役。士家身份低于平民。为了使他们不与平民混杂，法律规定士家的妻因夫死改嫁，或者女儿出嫁，都只能嫁给士家；士逃亡，妻子要被没为官奴婢或处死。冀州的士家有十万户以上。
屯田制和士家制，都是只能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制度。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用租佃制度剥削佃客，并把佃客组成自己的部曲家兵。曹操建立的屯田制和士家制，就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用豪强征敛方式剥削国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组织国家军队的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是豪强地主统治农民的方式在国家统治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对豪强地主的一种制约，使他们不能无限制地占夺土地，招纳流民，从而阻碍国家的统一。
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建安年间，屯田客和士家成为国家榨取粮谷和征集兵员的主要对象，但是自耕农民也仍然是国家租调兵徭的重要负担者。曹操统一中原后，适应自耕农民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特点，规定他们每亩土地交纳租谷四升，叫做田租，每户人家交纳绢二匹、绵二斤，叫做户调，除此之外，官吏不得擅自兴发。曹操还命令州郡督察豪强，“重豪强兼并之法”，并重用满宠、王修、司马芝、杨沛等人，打击严重破坏国家法度的豪强地主。
颁行租调制和重豪强兼并之法，虽然多少改善了农民在经济上的处境，但是由于战争频繁，他们的兵徭负担，仍然未见减少。诗人左延年在黄初时写成的《从军行》里说：“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 [12] 这种残酷的兵徭，在曹操时大概还要多些；而且内地农民所受徭役之苦，也不会比边地农民有多大的差别。
“唯才是举”和九品中正制 在农民战争和稍后的豪强割据混战的过程中，北方的一些豪强地主受到打击和兼并，无法独立称雄，不得不率部归降曹操。曹操善于统驭他们，拔擢他们为将校牧守，因此他们都成了曹操的重要支柱。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士大夫贫困不能自存 [13] 。有的还避难他乡，变易姓名 [14] ，通财合族 [15] ，丧失了族权和门第的凭借，得不到乡举里选的机会，社会地位显著降低。管宁觉察到当时“妄变氏族”的普遍，“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 [16] ，正是企图稳定这些士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所以当曹操异军突起的时候，许多士人远道来奔，攀附曹操，庇托于他的帷幄之中，企图保全或挽回自己家族的势力。曹操也乐于借重士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官渡战前豫州郡县纷纷叛投袁绍时，曹操派出陈群、何夔等名士作豫州县令，这些名士都效忠曹氏，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来为他镇静地方，稳定局势。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原来袁绍辖区的名士为掾属；破荆州后，也大肆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这些士人也多成了曹操的得力佐助。
但是，也有一部分士人同某些割据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不愿亲附曹操，或者貌合神离，对曹操桀骜不驯，讥刺侮慢，党同伐异，煽动“处士横议”。曹操对他们是早有戒心的。 [17]
曹操统一中原后，开始向那些不亲附自己的士人展开了进攻。他声称要“整齐风俗”，“破浮华交会之徒” [18] ，先后杀掉了最狂妄的名士孔融和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杨修，也杀掉了浮华惑众、倾动邺都的魏讽以及他的几十名党羽。在曹操统治的后半期中，由于“恃旧不虔” [19] 而被处死的士人颇为不少。曹操与这一部分士人的斗争，表明他企图进一步突破大族名士势力的挟制以树立专制统治，这与他在经济上推行屯田制和重豪强兼并之法的意义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曹操于建安八年（203年）下令，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十五年，他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十九年、二十二年又屡加重申。这些教令，责成所属把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以及“高才异质”的文吏，同那些亲附自己的大族子弟一起加以拔用 [20] 。崔琰、毛玢等人典选举，推行曹操的这一主张。“唯才是举”自然是以曹氏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依归的，但是这对于制止大族地主垄断政权，对于重建专制统一的统治，也起了积极作用。
建安末年，刘廙上《论治道表》，建议使郡县守令居任稍久，三年乃加黜陟，黜陟以户口垦田增减、盗贼发兴和人民逃亡多少为标准。他认为官吏考课“皆当以事，不得依名” [21] 。曹操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许。对官吏重事轻名，这就是“唯才是举”精神在吏治方面的贯彻。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关于选举的主张，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选择“贤有识鉴” [22] 的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们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除授官职的依据（后来在齐王芳时，又增设州中正，也以籍隶本州的中央官员兼任）。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中，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以定品第，多少改变了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因此中正也就能够选出一些比较有才干的人，用来充实官僚机构 [23] 。
经济的恢复 曹魏时期，北方的水利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曹操为了出击乌桓，于建安九年至十二年间（204—207年），在清水南端开凿白沟，在清水北端依次开凿平虏渠（滹沱水到泒水间）、泉州渠（洵河口到潞河间）和新河（鲍邱水到濡水间），其中白沟以北一段，就是隋代所修永济渠的基础。除此以外，曹操、曹彪、司马懿等还先后在中原地区开凿了另外一些渠道，如白沟同漳水间的利漕渠，漳水同滹沱水间的白马渠，滹沱水同泒水间的鲁口渠等。在河淮地区，曹魏时期陆续整修了睢阳渠，新建了贾公、讨虏、广漕等渠。上述航运渠道中，有些也具有灌溉效益。这许多水利设施，不但大大便利了北方各地的灌溉、漕运和交通，而且对巩固北方的统一也起了积极作用。
灌溉陂渠的修复和兴建，在曹魏时期也很普遍。襄邑的太寿陂，寿春的芍陂，萧县的郑陂，蓟城的戾陵堰和车箱渠，都是著名的灌溉工程。刘馥在淮南，广开屯田，兴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24] 。郑浑修成郑陂后，附近地带“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 [25] 。
魏文帝、明帝时，中原地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的恢复。洛阳的典农部民“斫开荒莱”，“垦田特多” [26] ；洛阳以外，“四方郡守，垦田又加” [27] 。由于流民还乡和设置屯田，关中的荒残面貌逐渐改变。战乱时到辽东避难的青州农民，都纷纷渡海回到青州。齐王芳在位时，淮河流域的农业有了显著发展。由于邓艾的倡议，许昌附近的许多屯田区陆续迁移到颍水沿岸和淮河南北。屯田兵民在那里广开陂渠，且田且守，“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28] 。屯田的收获，除所费以外，每年可积谷五百万斛，这对于支持魏国攻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铁冶陆续恢复起来，利用水力鼓风冶铸的水排也得到推广 [29] 。《魏都赋》列述“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 [30] ，可见两汉时期中原各地发达的丝织业，经过一度严重破坏后，又陆续恢复生产了。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商品交换也有了起色，关津重税有所减轻。魏文帝曾罢五铢钱，明帝时重新颁用。北方各地的道路得到修整，汉代以来陆续修凿的连接关东和关中的三门峡栈道，这时也由一支5000人的队伍“岁常修治，以平河阻” [31] 。洛阳是当时北方的商业中心，贾贩很多，西域胡商也远道来此贸易。邺城列肆兼罗，户口殷盛，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
世家大族势力的重起和司马氏代魏 在魏国经济恢复的时候，一些流散四方的地主陆续回家，招纳部曲佃客，重整旧业。过去以事功见用的以及敢于打击豪强的官吏，到魏文帝时多退居闲冗，让位给以经学和文章见长的人 [32] ，这些所谓儒雅之士，正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
明帝时，魏国政治已很腐败。明帝宫人众多，后宫所费与军费略等。他大修洛阳、许昌宫殿，征役急迫，农民脱离土地的现象又严重起来。他在荥阳附近广设猎场，破坏农田；猎场周广千余里，有杀场内兽者处死。这个时期，满朝官吏也都一改曹操时比较清素的风气，竞效侈靡。法律虽经整顿，制定了新律18篇，废除了从两汉因袭而来的大量的旁章科令，但是新律“科网本密” [33] ，统治者又“用法深重” [34] ，百姓手足无措。曹操为了“广耳目”而设立的专以刺举臣属阴私为事的校事官，到文帝、明帝时更为滥虐，校事刘慈数年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 [35] ，其中枉屈的人非常多。这种种情况，不仅加深了社会矛盾，而且也激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八岁的曹芳（齐王）继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人，终日浮华交会，清谈玄理，在政治上变易朝典旧章 [36] 。司马懿是河内温县的大族，是当时魏国统治集团中最有谋略而又最煊赫的人物。正始十年（249年），他在京城发动政变，一网打尽了曹爽和他的党羽，掌握了魏国的权柄。嘉平三年(251年），太尉王凌（原为车骑将军，镇扬州）以淮南兵反；嘉平六年，李丰、张缉等在京城谋废司马氏；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等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将军诸葛诞又以淮南兵反。这些连续发生的军事反抗和政变，都先后被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等人镇压了。
司马氏统治时期，世家大族势力蒸蒸日上。曹操建立的各种制度虽然依旧实行，但是内容愈来愈起着变化。屯田制早已在破坏中 [37] 。按照制度本来不负担徭役的屯田民，也同自耕农民一样，为徭役所苦。有些屯田民不得耕作，游食餬口。屯田土地大量被官吏侵吞，何晏等人当政时，分割洛阳、野王屯田达数百顷之多。司马师还募取屯田民为兵，“坏乱旧法” [38] 。魏国末年，司马氏更把类似屯田民的国家佃客即所谓“租牛客户”赏赐给公卿贵势之门，动辄成百户。屯田官和豪强地主都藏纳逃亡农民，所以到魏末时全国户籍中还只有六十六万多户。
九品中正制在世家大族势力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掌握机柄的中正官位把持在世家大族之手，如晋代的北地泥阳大族傅畅“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自魏至晋不衰 [39] 。通过中正品第入仕的官吏，久而久之也成为世代相承的贵胄，他们的子弟都可以获得较高的品第和官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品第自然唯依门第而逐渐远离“唯才是举”的标准。到了晋朝，经中正评定的九品人士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40] ，九品中正制就完全转化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从他们的家世源流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
司马昭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护，由晋公升为晋王，势力日益扩展。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两年以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
蜀国地主阶级各集团的矛盾和南中之战 中平五年（188年），马相、赵祇在绵竹起兵，号黄巾，有众万余人。他们杀刺史，称天子，攻击巴、蜀、犍为三郡。巴郡的板楯蛮也起兵反抗东汉统治，响应绵竹黄巾。但坚持不久，即被官府与豪强武装联合镇压下去了 [41] 。就在这一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企图割据益州。刘焉利用在蜀郡的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号东州士；命张鲁驻汉中，断绝通长安的斜谷阁道；又杀戮益州一些豪强，以立威名。自此以后，益州地区也和中原一样，地方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
益州豪强的势力很大，犍为太守任岐和领有家兵的校尉贾龙，曾联兵反抗过刘焉；后来巴西人赵韪也联络大姓，发动叛乱，反对继刘焉为益州牧的焉子刘璋。许多郡县政权更是在豪强把持中，成都令董和执法较严，当地豪强竟至要求把他调走。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邀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实际上是想利用刘备以抗拒曹操的进攻。十九年，刘备灭刘璋，自领益州牧。刘备主要依靠随他入蜀的旧属和荆州士人进行统治，同时也尽力笼络刘璋旧部和益州地主，以图缓和紧张局势。由于刘备多方面的活动，巴蜀各地叛乱相继弭平，但是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豪强，却又接二连三地起兵反蜀。
今川西和云、贵的许多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他们主要以农耕为生，也兼营畜牧。西南夷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同巴蜀地区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也有一些部分地境偏远，还处在非常闭塞的状态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刘备入蜀后，按照诸葛亮所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42] 的策略，同西南夷和平相处，置庲降都督总摄南中，并用西南夷地区的许多夷汉豪强作本地的守令丞吏。虽然这样，还是有一些豪强不断进行反蜀活动。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死，蜀国混乱，南中的反蜀活动更形扩大。益州郡（郡治今云南晋宁）豪强雍闿执太守张裔，通过保据岭南一带的士燮求附于吴。雍闿攻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不下，乃派郡人孟获到各地进行煽动。牂柯太守（一作郡丞）朱褒、越巂夷王高定元都起兵响应雍闿。诸葛亮经过一年准备后，于建兴三年出兵平定了越巂的叛乱，渡过泸水（金沙江），进攻永昌。与此同时，蜀将马忠、李恢分别平定了牂柯、益州等郡，李恢并同诸葛亮会师益州。诸葛亮把夷人渠帅徙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南中出产的金、银、漆、朱砂和牛马等，也源源运往蜀中，充实了蜀国的军备。建兴十一年（233年）马忠为庲降都督，将治所由牂柯平夷（今贵州仁怀境）南移至建宁味县（今云南曲靖境），加强了对南中的统治。
南中之战是蜀国统治者与益州豪强斗争的继续，也带有民族征服性质。这次战争使西南各族人民受到损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西南地区的豪强势力，进一步打破了这个地区的闭塞状态，这对于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西南夷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又有积极意义。
蜀国的经济 诸葛亮（181—234年），琅琊人，汉末随叔父玄流亡荆州，依托刘表。刘备在荆州，与亮相结，以为谋主。诸葛亮除了熟悉汉末各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形势以外，还从流亡生活中理解安定民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蜀国当政时循名责实，持法严谨；注意发展经济，力图造成稳定的统治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他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还经常用1200人维护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43] 。左思《蜀都赋》说，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又说“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可见火井煮盐颇为发达 [44] 。织锦在蜀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蜀国的一项重要军资 [45] 。《蜀都赋》还说成都“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织户之多，可以想见。蜀锦远销魏、吴，是当时丝织物中的上品。据考古发掘，孙吴境内的许多地点，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和鄂州等地的孙吴墓葬，都有蜀国的铜钱和漆器铜器出土，说明蜀吴由于长期结盟，两国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换关系。
但是蜀国与魏、吴相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是最弱的国家。蜀国主要的统治区域，实际上不过巴、蜀、汉中。刘备称帝时，蜀所统户20万，口90万；直到蜀国末年，也不过户28万，口94万，战士10.2万，吏4万。蜀国国力之弱，可以概见。
蜀魏战争和蜀的灭亡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国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诸葛亮急于北进，一方面是由于蜀以刘汉正统自居，因而力图用北进来宣扬“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46] ，表示同魏国势不两立；另一方面由于蜀国是当时最弱的国家，只有以攻为守，才能图存 [47] 。
建兴六年春，蜀军北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境），前军马谡败于街亭，诸葛亮迁居民千余家归汉中。以后三年中他屡次出兵，都由于军粮困难，不支而退。建兴十二年，他率军进驻长安以西百余里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境），病死军中，蜀军撤回。
在蜀魏之战中，诸葛亮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军队训练良好，纪律严明，作战讲究阵法，指挥若定，因而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在魏国看来，关陇战场由于地形险阻，易守难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驻有少量军队，由大将镇守，企图以逸待劳，不战而胜。230年（蜀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曹真曾率军攻蜀，数道并发，但仍然不得不半途而返。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攻魏，进至五丈原时，魏明帝仍严令司马懿坚壁拒守，还派辛毗持节节制司马懿，不让他贪功擅进。在这种攻守异势的情形下，蜀军倾力以赴，后备不继，越来越疲弱，而魏国的力量却蒸蒸日上，超过蜀军。蜀军北进不能成功，正是由蜀魏的全部力量对比决定的，诸葛亮的个人才能和他的中道病死，在战争的进展和结局中只起了局部的作用。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董允等执政，因循守成而已。景耀元年（258年）以后，蜀国宦官秉权，政治腐败，力量更趋衰弱。大将军姜维连年北进，与魏军战于陇西，劳而无功。炎兴元年（263年），魏军三路攻蜀。姜维由陇上退守剑阁，抗拒钟会大军。邓艾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境）险道，南下江油、绵竹，在这年冬天灭蜀。
孙吴的兴起及其与山越的斗争
东汉后期，农民暴动影响及于江东。黄巾大起义时，荆、扬各地农民更纷纷揭竿而起，围攻郡县，斗争十分激烈
[48]
。富春人孙坚曾在本郡镇压农民起义，以后随会稽朱
到中原与黄巾作战；黄巾失败后，他又转战长沙、零陵、桂阳、豫章等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联军，隶属于袁术。孙坚死（初平二年，191年）后，其子孙策率孙坚旧部曲东渡，削平了江南刘繇、王朗的势力，又并吞了淮南刘勋所获袁术的百工、部曲三万余人，击破刘勋，控制了长江下游豫章以东地区。
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治江南。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在荆州扩展。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进兵岭南，招附了保据岭南一带达二十余年的士燮兄弟，东南半壁大致都处于孙权的统治之下。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城（今镇江）徙治建业 [49]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据有荆州全部。
孙权势力在江南的扩张，遇到了山越人顽强不屈的抵抗。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散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越人居平原地区和交通发达地区的，大致已经开始与汉人融合。住在山区的越人，称为山越，他们依阻山险，不纳租赋，“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 [50] 。山越人种植谷物 [51] ，在出铜铁的地方，还能自铸甲兵 [52] 。不过《吴志》中山越、山民、山贼诸词往往混用。汉民山居阻险者与越人杂处，实际上已没有民族差别或差别无多。有些随同孙坚父子外出作战的江东人，以及一些割据险阻的甚至于参与过吴魏之间斗争 [53] 的山民如吴郡严白虎、丹阳祖郎、费栈等，其族属都难于确认。山越人或山民的渠帅，当以汉人大族为多。孙吴向南方内地发展势力，引起了山越人的疑惧，他们经常发动反抗斗争。山越的反抗不但是吴国统治者严重的后顾之忧，而且也使吴国兵员的补给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山越的牵制及蜀吴的不和，孙权不得不向曹操、曹丕卑词纳贡，迟迟不敢称帝。
嘉禾三年（234年），吴将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过三年的部署和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壮四万被补为军队，其余的则成为郡县编户。吴国以山越为兵，见于记载的前后达十余万，为编户的数量更多。山越出山是在吴国统治者的军事压迫下实现的，这对越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山越出山加速了山越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平原沃野的开发，使东南地区统一于孙吴政治领域之中，这在客观上又有积极意义。
三吴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以来，山越人大量出山和北方农民大量南移，为江南经济发展补充了劳动力，提供了技术条件。三国时期，长江沿岸出现了许多屯田区，洲渚的弃地，人烟也逐渐稠密起来。有些地方进行了开湖为田的尝试 [54] 。江南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是太湖沿岸和钱塘江以东的所谓三吴。永兴（今浙江萧山境）精耕细作的稻田，一亩可产米三斛 [55] 。三吴的丝织业很可观，民间普遍喜爱绫绮之服 [56] ，文人也好以蚕织为诗赋的题材 [57] 。三吴出产“八蚕之绵” [58] ，诸暨、永安一带丝质很好，为御丝取给之处 [59] 。但是江南的纺织技术不高，织锦仍赖蜀国供给。永安六年（263年），吴国还从外地调发“手工”千余人到建业服役，可见江南手工业者数量的不足。南方民间主要的副业生产是绩麻，麻布产量比丝织物大得多。铜铁采冶比以前发达，产铁之郡设有冶令或丞，管理采铸 [60] 。会稽郡发达的铜镜制造业，从东汉以来一直没有衰歇，而青瓷业又在这里从汉代釉陶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三吴的富庶，联结三吴和建业的运河破冈渎也在这时修建起来。破冈渎从句容到云阳西城（今丹阳市境），于赤乌八年凿成，“以通吴会船舰”，沿途“通会市，作邸阁” [61] ，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大。
为了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中心，设有典船都尉，监督罪徒造船 [62] 。长江中的大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可容3000人 [63] ，可见造船技术的进步。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黄龙二年，万人船队还曾到达夷洲（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吴国的使臣曾经多次泛海四出，朱应、康泰远至林邑（越南中部）、扶南（在柬埔寨境）诸国，大秦（罗马帝国）商人和林邑使臣也到达建业。这些活动，对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大的作用。
1996年出土于长沙走马楼的近十万枚孙吴简牍，对于孙吴的地方政治和经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根据其中的“吏民田家莂”及其他各类赋税缴纳档案，可以了解孙吴时期土地管理、农民负担的一般情况。另外还有大量户籍资料，反映当时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小。
江南大族的兴起 在江南经济发展的同时，江南的大族地主也在尽力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吴国的勋臣，俸邑多至数县。他们的私兵由父子兄弟相传授，形成吴国大族的世袭领兵制度。一般武将立了战功，也可以得到增兵和赐屯田户的赏赐。孙权把吕蒙在皖城所获人马分给吕蒙，还赐给他寻阳屯田民600户，官属30人。吕蒙死后，孙权又赐守冢300家，并允许吕氏50顷土地不纳租税。官僚地主中这种人口分割的情况，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吴国土地如此辽阔，而吴国版籍所载竟只有52万多户，230万人 [64] 。
东汉后期，吴郡的顾、陆诸族，已是“世有高位” [65] 。孙吴初年，孙氏子弟和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仕郡的非常多，是吴国政权的重要支柱 [66] 。在朝的官僚，陆氏一门前后就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 [67] 。四姓长期操纵吴国政治，形成了每一姓的独特门风，在江南获得了所谓“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68] 的称誉，这是江南大族统治趋于巩固的一种表现。
江南大族的政治特权，保障着他们掠夺土地，进一步扩充经济势力。顾、陆诸家多立屯邸，役使官兵，藏纳逋逃 [69] 。到了吴国晚年，江南大族不但“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而且还拥有“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 [70] 。据左思《吴都赋》所载，建业“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吴国左郎中曹翌墓中的铅地券，载明买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 [71] ，也可以反映江南地主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
与大族地主经济发达同时出现的，是百姓的穷困。江南农民除了“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以外，还深受大族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步骘少年时在会稽种瓜为生，他为了避免豪强焦矫的侵夺，不得不修刺奉瓜以献矫，而且还得忍受焦矫的凌辱。至于真正的贫苦农民，受大族地主剥削压迫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农民时常举行暴动。孙权不断用军队镇压各地农民暴动，还在赤乌三年（240年）命令郡县普遍“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 [72] ，力加防制。
南北的军事形势和晋灭吴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曾先后数次向巢湖地区的孙权军队发动进攻。为了防止孙权的攻略，曹操还使江滨郡县民户内移，结果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民十余万户惊走，皆东渡入吴。文帝曹丕在位时，魏吴时和时战。诸葛亮死，蜀魏停战以后，魏国认为“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73] ，因此对吴军的攻击更为频繁。吴国“以洲渚为营壁，以江淮为城堑” [74] ，用水师严密防守，并在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 [75] 。但是吴军弱点在于缺乏骑兵远袭的力量，只能与魏军角逐于江淮之间，无法开拓疆土。江淮之间的魏军以骑步压迫吴军，屡操胜算，并且还几度临江窥伺建业。可是他们缺乏水师，无法横渡波涛汹涌的长江，徒然慨叹“武骑千群，无所用也” [76] 。这种军事上的形势，是魏吴双方得以相持达数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氏灭蜀以后，南北军事形势起了重大的变化。晋在蜀地大造战舰，训练水师，积极准备从上游攻吴 [77] 。这时吴国经过宗室争位的长期斗争，力量大为削弱。吴帝孙皓还以为长江天险，足以屏蔽朝廷，所以只顾大修宫殿，沉湎淫乐，并用极残酷的刑罚镇压人民。甘露元年（265年），孙皓在上游晋军的威胁下迁都武昌，企图加强守备。但是吴国的大官僚地主不愿远离根本，长住武昌；江南人民也疲于逆流供应，表示不满。民谣所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78] ，就是吴国上下一致反对迁都的反映。正在这时，江南汉人和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因此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上游的守备更松弛了。
天纪三年（279年），晋军五路大举攻吴，蜀中水师由王濬率领，顺流而下，吴军望风而降。天纪四年三月，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接受了孙皓的降表。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到此又归于统一。
占田制 西晋统一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晋统治者为了用蜀、吴地区的人力充实北方，在平蜀之后招募蜀人北来，供给他们两年口粮，免除20年徭役；平吴之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可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20年。晋武帝（265—290年在位）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且严禁私募佃客。中山王司马睦募徙王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 [79] 作自己的佃客，受到晋武帝的诘责，被贬为县侯。晋武帝的这些措施，客观上起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太康元年灭吴以后，西晋全国有户245.9万，人口1616万，比魏末三国总数增加了户近100万，人口一倍以上。这些数字虽然不很确切，但是户口大量增加却是很显然的，而这正是社会生产发展和国家力量增强的具体反映。
在魏初起过积极作用的屯田制，由于豪强大族的兼并，由于它本身的军事组织形式不能继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趋于破坏。晋武帝即位前后，两次下令罢屯田官 [80] ，从此以后，独立于郡县以外而由农官专管的屯田区被取消了。屯田民一部分成为由郡县管理的国家佃客 [81] ，一部分成为私人佃客，还有一部分则成为自耕农民。至于军士屯田的制度，则始终没有废止。
太康元年（280年），西晋颁行户调式。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三部分。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所谓课田，则是指农民应负担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无关。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折半交纳。《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 [82] ，据此看来，西晋田租和户调实际上大概都是一户以一丁计，按户征收的。征收租调时，官吏还预先把纳租调户按贫富分为九等，按等定数，而以《晋故事》所述定额为平均指标。这种征收租调的办法，叫做“九品混通”，南北朝的统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加强对农民的控制，防止他们继续脱籍逃亡 [83] ，并使已脱籍的人归入户籍，以便国家进行剥削。太康三年，西晋户数上升到377万 [84] ，比两年前初行占田制时增加了130余万，可能就是推行此制的效果。但是西晋时期豪强势力强大，剥削严重，西晋政权既无力严格控制农民的户籍，也无法掌握确实的垦田亩数，因此占田制不可能长期实行，到晋惠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 [85] 的严重情况。
西晋的品官占田荫客之制规定：官僚可以按官品高低占有土地从10顷到50顷；占有佃客从1—15户 [86] ；占有衣食客1—3人。此外，他们还可以按官品高低庇荫亲属作自己的依附农民，“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没有数量限制。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障官僚的特权（特别是以贫穷的族人为荫户的特权）而又限制他们过分强大，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是这种限制并无成效，因为大官僚早已是奴客众多，园田水碓遍及各地了。
统治集团的腐朽 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者，在西晋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几年顺利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晋武帝依靠这个贵族集团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尽可能满足这个集团对财富和权势的要求。国家统一后生产的发展，使这个集团的贪欲越来越大，挥霍也越来越厉害。所以西晋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异常贪婪、奢侈、腐败、残暴，和汉初、魏初的统治集团有所不同。淮南相刘颂上书给晋武帝，说是“时遇叔世” [87] ；司隶校尉刘毅甚至当面指斥晋武帝，说他还不如东汉桓、灵那样的亡国之君。
西晋大臣几乎都是魏世以来司马氏的元勋及其子弟，他们都是世代王侯，习于骄奢，不以国事为重。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达一两万钱，石崇靠居官抢劫发财，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事，而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却不以为非。官僚贵族还竞用极端奢侈的排场彼此炫耀，甚至不惜故意破坏财富，来显示自己的豪华。王恺与石崇斗富，“恺以
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
[88]
。王恺以晋武帝所赐高三尺的珊瑚示崇，石崇顺手击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树，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之多。
奢侈贪婪在当时的官僚名士中被认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只有少数人感到前途危险，表示忧惧不安。傅咸警告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 [89] 。王沉作《释时论》 [90] ，指斥士大夫求官买职；成公绥、鲁褒先后作《钱神论》 [91] ，讽刺当政者嗜财如命，货赂公行。这些作品，是当时统治者中难得的一点清醒的声音。
官僚名士无例外地醉心于清谈，力图用玄学理论来辩护自己贪鄙的行为和欲望。还有一部分士大夫甚至堕落到终日醉酒，裸体狂欢的地步。
八王之乱 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朝廷长期处在争权夺利的倾轧中。晋武帝为了监督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曾大封宗室为王，并且允许王国置军，取消州郡武备。他还陆续用诸王统率中央兵马镇守要害，特别是荆、扬和关中，逐渐替换异姓方镇。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后贾氏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垄断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杀当政的惠帝外祖杨骏，征汝南王亮与卫瓘共同辅政，旋命楚王玮杀亮、瓘，又以专杀之罪杀玮。她以张华、裴頠等居位，而让自己的亲党掌实权。从此以后，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元康六年，赵王伦被召入京，他掌握了禁军和朝政，于永宁元年（301年）废惠帝自立。同年，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颙（镇长安）等起兵声讨赵王伦。从此方镇军参加内战，战斗规模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破坏性大为增加。赵王伦被杀后，惠帝复位。齐王冏、河间王颙、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东海王越等又反复冲突，幽州刺史王浚甚至引乌桓、鲜卑兵参战。乌桓、鲜卑兵先后进入邺和长安，暴掠妇女财货，屠杀人民。其他各军，也无不到处烧杀洗劫，使北方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在延续达16年之久的内战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贾后被杀，惠帝被毒死，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隐伏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了。
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许多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族人民犬牙交错地住在一起。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在向上发展，在汉族的影响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定居的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生活过渡。汉魏统治者为了边防和经济的需要，也常常招引这些民族入塞。这样，北方的民族关系，就日益复杂起来。
匈奴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南匈奴，东汉末年向今山西北部、中部移动，在那里分成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匈奴旧日的部落组织还约束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同时又是汉朝的编户，受汉朝的剥削和压迫。中平五年（188年），匈奴羌渠单于发左部兵帮助东汉攻击幽州鲜卑，匈奴人恐征发不已，右部起而攻杀羌渠单于 [92] 。羌渠之子於扶罗虽被亲近推为单于，但不为南庭大众所接受，被迫率领一小股匈奴流亡到平阳及以南等地。於扶罗所部匈奴军，曾在中原参与各派纷争达数年之久。
在北方混战时期，并州匈奴豪右也拥众据土，“张雄跋扈”。避役的汉人，有许多向匈奴部落逃亡。曹操统一中原后，并州刺史梁习召匈奴豪右为官，然后征发匈奴人为义从、兵吏，使随大军出征，再把出征军吏的家属移送邺都，以为士家。对于不愿从命的匈奴人，梁习又兴兵镇压，逼令降服。从此以后，匈奴豪右被控制起来，“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93] 。
建安二十年，曹操罢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区域东至晋西北一带），郡置一县以统旧民，合为新兴郡，设郡治于今山西忻州 [94] 。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呼厨泉单于留质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置五部帅，派汉人为五部司马，加以监督。匈奴左部居并州兹氏（今汾阳境），右部居祁（今祁州境），南部居蒲子（今隰县境），北部居新兴（今忻州境），中部居太陵（今文水境）。左部帅刘豹（於扶罗之子）并五部为一，魏末晋初又析为数部。司马氏把匈奴部帅改为都尉，取消了他们的部落特权，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除了旧有的几万落匈奴以外，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前后共达二十余万人。
匈奴贵族汉化较深，他们之中最贵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种，自称为两汉皇室之后，世代作五部帅和五部都尉。左部都尉刘渊是於扶罗之孙，刘豹之子，他随汉族儒生习经史，西晋时曾作为匈奴侍子住在洛阳，同洛阳官僚有很多往来。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晋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羯 羯族在西晋时入塞，其主要部分在上党郡武乡县同汉人杂居。他们原来役属于匈奴，所以被称作“匈奴别部”。羯族高鼻深目多须，拜“胡天” [95] ，有火葬的习俗。他们还保留着部落组织，不过部落比较松弛。上党羯人大部习于农耕，经济生活上同汉人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
鲜卑慕容部 鲜卑慕容部原居鲜卑山，后迁居饶乐水（西拉木伦河）。三国时慕容酋长莫护跋曾随司马懿击公孙渊，受魏封号，并徙其部于辽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率领部落迁居徒河（今辽宁义县），不久又迁到大棘城（今辽宁锦州），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北方农民大批流入慕容部中，士大夫来避难的也不少。慕容廆重用士人以建立政治制度，传授经学和文学，同时还设郡以统流民。
鲜卑拓跋部 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地区 [96] ,同包括99个氏族的36个游牧狩猎部落（后来演变为八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酋长推寅的时候，拓跋部南迁于大泽（或即今呼伦湖）。推寅八传至诘汾，又向南移动，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 [97] ，始到达匈奴故地。魏黄初元年（220年），诘汾子力微继位，他并吞没鹿回部，拥有战士二十多万，势力强大起来。力微三十九年（258年），拓跋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地区。由于曹魏从这里撤销了云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得以顺利发展。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两次到洛阳访问，在那里一共停留了八年。那时，拓跋部正处在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前夕，保守的部落大人怕沙漠汗回来后变革旧俗，所以在归途中把他杀死了。
以后，拓跋部同汉人的商业往来逐渐增多，许多汉族商人进入拓跋部，甚至洛阳大贾也出现在拓跋酋长周围 [98] 。拓跋部吸收了许多匈奴、乌桓、鲜卑慕容部和“杂胡”部落，并州汉人投附拓跋部的也不少 [99] 。当北方各族起兵反晋时，拓跋猗卢统一了拓跋部，并先后出兵援助晋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被匈奴、铁弗和鲜卑白部（慕容部）攻击的继任刺史刘琨。因此西晋封猗卢以晋北五县地为代公，以后又改封代王。猗卢“明刑峻法” [100] ，加强统治权力，使拓跋部向阶级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氐 羌 氐族和羌族，除了大部分还住在今青海、甘肃以外，也有不少人移居关中和益州。有些羌人甚至还远离故土，散处中原。魏晋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屏蔽中原，常常向关中强徙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曹操命张既徙武都氐出居扶风、天水界，一次即达五万余落。陇右、河西的割据者，也常常引氐、羌为援，使氐、羌人民远离故土。西晋时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关中人口的一半。仇池（今甘肃成县西）杨氐是氐人中强大的一支，晋元康六年（296年），杨氐建立仇池国，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始灭。
巴
东汉时今鄂西、川东的廪君蛮与板楣蛮，到西晋时已逐渐融合
[101]
，称为巴人或
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汉中的张鲁；以后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汉中。曹操把巴人迁到略阳，与氐人杂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巴氐。巴人与汉人关系很密切，两者在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大致已消失了。
以上所述匈奴、羯、鲜卑、氐、羌，在当时称作“五胡”，加上
人，则合称“六夷”。
各族逐渐封建化的趋势 魏晋以来北方各族的移动，加速了各族社会的变化。各族部落愈是远离自己原来的住地而进入汉人地区，它们的成员就愈是容易脱离部落羁绊，以至于成为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各族人民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是民族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充满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也充满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内迁各民族人民不但深受本族贵族的压迫剥削，而且在他们新迁的地方，还要受魏晋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奴役。并州匈奴人有许多成了汉族地主的奴婢、佃客 [102] ，羯人和鲜卑人沦为奴婢的也不少 [103] 。羯人石勒的遭遇更为悲惨。石勒父祖都是部落小帅，石勒自己作过行贩，还曾为人力耕，后来又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捕缚，卖给茌平人师懽为耕奴。内迁各族还常常被迫服贱役，有时连贵族也不能免，羌人贵族姚馥就曾长期为晋武帝养马 [104] 。驱迫内徙各族人民当兵作战，更是常见的事，由匈奴、鲜卑、乌桓或羌人组成的军队，经常出没在中原的战场上。
但是，内徙较久的一些部落，不论它们的成员所受尚存的部落束缚到什么程度，也不论它们的经历如何曲折复杂，西晋时它们都在走着农业化的道路，逐渐习于农耕。不但匈奴人、羯人、
人、鲜卑慕容部人是这样，乌桓、氐、羌等族也是这样
[105]
。有许多氐人还已成为国家的编户
[106]
或王侯封户
[107]
。随着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部落被迫迁徙或自愿迁徙更加频繁，这种变化的规模也就更大。
在内徙各胡族逐步农业化的过程中，各胡族不但大量吸收了汉人的文化，而且也以自己的文化习俗影响汉人。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
头及络带、裤口”
[108]
。北方汉人还吸收了胡人的习俗，以酪浆为饮料。靠近胡族地区的汉人，甚至在生产上也受到胡人的影响，从事畜牧或兼营畜牧。
各族的内迁，引起了一些汉族统治者的忧虑。特别是某些民族的住地接近洛阳，它们的统治者和人民都对西晋统治不满，甚至“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此有许多人主张把这些民族强迫迁走。魏嘉平年间，邓艾曾建议分割匈奴部落，渐徙与汉人杂处的氐、羌于汉人地区之外。西晋时期，郭钦主张向匈奴住地移徙汉人，加强军事控制，并把最接近洛阳的杂胡迁到匈奴之外，“峻四夷出入之防” [109] ；江统更主张把内迁的匈奴、氐、羌一并遣回故土，以使“戎晋不杂” [110] 。但是各族内迁和杂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强制改变，所以所谓“徙戎”的议论，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延续达十几年的八王之乱，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大大加深了各族人民的痛苦。由于生产破坏和天灾而引起的饥荒，驱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漂流异乡，随处觅食。一些业已封建化了的少数民族，也参加在流民群中，还有一些民族则纷纷举行暴动，反对西晋统治。西晋州郡武备的取消和藩镇军队大多牵制在内战中，使西晋统治者无法制止各族人民的流亡，也难于压平暴动。这样，流民越来越多，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广泛，他们“脱耒为兵，裂裳为旗” [111] ，与匈奴、氐、羌等族的反晋斗争呼应，形成了各族人民反对西晋统治的起义斗争。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上党。两年后，郝度元联合冯翊、北地等郡的马兰羌和卢水胡起兵，关中氐、羌全部响应。他们推氐帅齐万年为帝，众七万人，打败了晋将周处，到元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元康年间，略阳、天水等六郡汉族和
族（巴氐）流民几万家，经汉川入益州觅食。他们在益州为地主佣工，益州官吏逼迫他们立即出境。他们乞留不成，就拥戴
豪李特为主，反对晋朝。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振贷贫人，整肃法纪，得到益州人民的支持。李特之子李雄攻入成都，于永兴元年（304年）立为成都王，后改称帝，国号成
[112]
。
太安二年（303年），西晋征发荆州人民进攻益州李雄起义军，人民纷纷逃避。义阳蛮张昌在江夏招集避役的人以及到江夏来就食的流民，举行起义。张昌起义得到几十万农民的拥护，迅速发展到荆、江、扬、徐、豫五州之地。
永兴元年（304年），并州匈奴首领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了并州的大部分土地。羯人石勒在关东聚集兵众，后来归降于刘渊。活动于青、徐、兖、豫等州的由王弥率领的一支队伍，在洛阳附近被晋军打败，也降于刘渊。永嘉三年（309年），颍川等郡的并州流民几万家，反抗地主豪霸的虐待，烧城杀官，响应王弥。南阳的雍州流民由王如率领起兵，也与石勒联系。
巴蜀流民在荆、湘二州受到地主的压迫，于永嘉四年（310年）起而暴动，在晋军的镇压下大批地被杀死溺死。流民推举醴陵县令成都人杜弢为领袖，攻下湘南各郡，战斗到建兴三年（315年），才被镇压下去。
参加西晋末年起义斗争的有汉、
、蛮、氐、羌、匈奴、羯等许多民族的群众。在西晋统治下，各族人民都受到官府和地主的虐待，许多流民更面临被晋军逼遣还乡的威胁，他们的命运相近，斗争对象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暂时突破了民族界线，共同进行斗争。但是有些不当权的地主豪强或失意官吏，也随着农民一起流亡，往往成为流民的领袖。例如李特是
豪，张昌出身县吏，王弥父祖都是郡太守，王如是州武吏，杜弢是县令。
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虽然也包含了一些民族对抗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其主要性质仍然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可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如匈奴贵族刘渊，原来就抱有利用民族矛盾以树立势力的企图。当西晋王朝瓦解以后，他们更公开地把起义斗争引向民族仇杀。从此以后，北方人民的阶级斗争就以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形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