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文化

一　学术思想和宗教

从提倡黄老到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六国，接着又统一文字，这使文化学术的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颁令焚书，禁绝私学，文化学术又受到严重的摧残。以后，项羽入咸阳，焚秦宫室，博士官典藏的图书也荡然无存。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70员，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为博士。博士掌通古今，备顾问，议礼议政，并教授弟子。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博士、诸生受到打击，官府之学衰微。有些博士后来投奔陈胜，参加了反秦活动。

西汉初年，汉高祖继续实行秦代挟书之律 ^[247] ，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 ^[248] 。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这些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占据支配地位。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249] ，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道家虽有可考的传授源流 ^[250] ，但是“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 ^[251] ，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惠帝初年，胶西盖公好黄老言，应齐丞相曹参之聘，仕于齐国，为当时黄老之宗。盖公对曹参“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252] ，就是直接陈述了汉初统治者迫切需要的“安集百姓”的办法。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 ^[253] 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代表黄老政治思想的著作，是陆贾的《新语》。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他说：虞舜之治天下，“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254] ，因此治天下必须无为。但是陆贾兼有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 ^[255] ，他之强调无为，是为了使西汉的专制统治由弱转强，使统治者得以“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同一治而明一统” ^[256] ，也就是说，有所不为是为了有所为，这是与老子“绝圣弃智”、“剖斗折衡”，追求小国寡民理想大不相同的。系统地阐明道家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提出了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257]

文景时期，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258] 。故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恢复到了秦时的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就有齐、鲁、韩三家，内容各异；《春秋》博士也有胡母生、董仲舒二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259] 。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260] 的贤良。卫绾没有直接指斥黄老之言，但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2000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261] ，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秦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力图用刑法来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 ^[262] ，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汉宣帝更宣称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并且“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 ^[263] 。

董仲舒的思想 儒家的独尊，不但由董仲舒首倡其议，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264] 。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 ^[265] 。这就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像“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266] ，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大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实行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 ^[267] ，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统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学说，基本上是借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这种新的儒家学说，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他的更化和任德的主张，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维护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皇权，并力图把政权和族权、神权、夫权紧密结合起来。由于这种原因，董仲舒的学说在以后曾长期地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所拥护。

经学和谶纬 武帝以来，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穀梁，共12博士 ^[268] 。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50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3000、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30000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辩护王朝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广开了“禄利之路” ^[269] 的缘故。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 ^[270] ，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271] 。以后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七略》 ^[272] 一书。《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书，它著录的书目，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因而导致了经学内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和两派的争论。原来西汉博士所用经书，是根据老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的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后来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并利用它来解《春秋经》。他还说发现《礼》39篇（《逸礼》），《尚书》16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鲁共王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由孔子12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激烈辩论，指斥他们“因陋就寡”，“保残守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273] 。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经解。王莽当政时，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王莽命甄丰摹写几种古文经典，镌刻石上。这是我国最早的“石经”。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14博士 ^[274] 。东汉时期民间立馆传经之风很盛，某些名学者世代传经，形成了经书的“家法”，著录生徒成千上万人。在民间传播的经学，有很多是古文经。

西汉末年，又出现了一种谶纬之学。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故称图谶。据说秦始皇时卢生入海得图书，写有“亡秦者胡也”，这是关于图谶的最早记载。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东汉初年，谶纬共有81篇。当时的儒生以《七纬》 ^[275] 为内学，以《五经》为外学，他们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谶纬的内容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天文、历数、地理，更多的则是宣扬神灵怪异，其总的思想属于阴阳五行体系。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极便于人们引用来穿凿附会，作任意的解释。王莽、刘秀称帝，都曾利用过谶纬。刘秀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发诏班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 ^[276] ，更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汉章帝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一书，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白虎通》的出现，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谶纬的流行，今文经的谶纬化，使经学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所以一些较有见识的士人如桓谭、尹敏、郑兴、张衡等，都表示反对谶纬。桓谭陈说：“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 ^[277] 他力言谶不合经，表示自己不读谶书。桓谭在神秘主义思想统治一切的时候，提出了“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 ^[278] 的见解，在哲学史上有可贵的意义。

在反谶纬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儒生专攻或兼攻古文经。古文经治学重在训诂，解经举其大义，不像今文经那样徒重章句推衍。东汉古文经大师贾逵、服虔、马融等人，在经学上都有过一定贡献。古文经学家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派根据隶定的古书穿凿附会而曲解经文，于是编成一部《说文解字》，共收小篆及其他古文字9353个，逐字注释其形体音义。郑玄兼通今古文经而以古文经为主，他网罗众家之说，为《毛诗》、《三礼》等书作出注解。许慎、郑玄的著作，除起了抑制今文经和谶纬发展的作用外，对于古史和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也有贡献。熹平四年，蔡邕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用隶书书写五经（或云六经）经文，镌刻石碑，立于太学，这是我国最早的官定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这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家臆造别字，对于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王充的思想 古文经学家用训诂的方法反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他们局限于探索经文本义，除了桓谭以外，在理论上都没有重大的发挥。他们不可能超越于儒家思想体系之外，而且有复古倾向。在这场反对今文经学和谶纬的斗争中，只有王充跳出了经学的圈子，以唯物主义思想攻击了今文经和谶纬。

王充，会稽上虞人，生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死于和帝永元年间。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 ^[279] ，早年曾在太学受业，常在洛阳书肆中博览百家之言。后来，他作过短时期的州郡吏，其余的岁月，都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 ^[280] ，居家教授，专力著述，写成了《论衡》85篇（今存84篇）二十余万言。

王充自称其思想“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 ^[281] 。他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而对自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论证方法上，他强调“引物事以验其言行” ^[282] 。他反对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之说，主张“天地合气，人偶自生” ^[283] 。他认为儒家天人感应说是虚妄的，因为“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284] 。在他看来，天之所以无为，可以从天无口目，不会有嗜欲得到证明。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 ^[285] ，揭露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目的。

王充认为精神依存于形体，他说：“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 ^[286] 根据这种道理，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287] 他从无鬼论出发，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王充对于传统的思想和成见，具有批判精神。他甚至对孔、孟和儒家经典，也敢于提出怀疑和批判。他在《论衡·问孔》中反对世俗儒者对孔子的片言只语进行无穷无尽的推衍，因而对孔子反复提出问难。他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他还说：“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在《论衡》的其他部分，还分别对孟子、墨子、韩非、邹衍等人进行了分析，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王充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于他自己引为论据的某些自然现象，有时理解错误。他同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无法透彻阐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和客观规律，不能正确说明人的主观作用。所以他不得不用天命来解释社会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夭寿，因而陷入了宿命论。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由于《论衡》对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攻击，所以这部著作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公诸于世，直到东汉末年才流传开来。

佛教和道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西汉末年传入内地 ^[288] 。

佛教人中国后，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如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佛）斋戒祭祀” ^[289] ，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290] 。当时的人把佛当作一种祠祀，近于神仙方术 ^[291] ；并且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 ^[292] ，与黄老学说相似，因此浮屠与老子往往并祭，而“老子人夷狄为浮屠” ^[293] 的传说也颇流行。

桓、灵之世，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谶等相继来中国，在洛阳翻译佛经，汉人严浮调（他是见于记载的最早出家的汉人）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译事。从此以后，佛教经典翻译，才算正式开始。不过汉代所译佛经，仍然掺杂了许多祠祀的道理，佛教与道家仍然被联系在一起。所以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虽然反对神仙方术，但仍用老庄无为思想来发挥佛教教义。

初平四年（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用复免徭役来招致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294] 。这是我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之始。

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琊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 ^[295] 。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即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是道教的主要经典。《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中有一些地方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这些经义易于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东汉后期被称为“妖贼”的许多次农民暴动，就是农民用道教作为组织手段而发动的。

灵帝时，巨鹿张角奉《太平清领书》，在冀州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并且派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 ^[296] ，组织徒众举行了黄巾暴动。

与太平道形成和传布同时，还出现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地鹄鸣山中，以道书招致信徒，信道者出米五斗，有病则令自首其过。这就是五斗米道。张陵死，子张衡、孙张鲁世传其道。张鲁为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保据汉中 ^[297] 。张鲁自号师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置长吏。诸祭酒于途次作义舍，置义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民犯法，三原然后行刑。张鲁保据汉中的30年中，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灭张鲁。此后五斗米道继续流传，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二　史学、文学、艺术

史学 官府撰修本朝历史的传统，在秦汉时期被继承下来了。汉武帝时政治的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 ^[298] 的要求，这就需要整理古今历史，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状况。太史令司马谈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开始了这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没有完成。

司马迁是司马谈之子，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或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死年不详。司马迁幼年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20岁后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还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并随汉武帝四出巡幸，有很广泛的社会见识。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他继承父业，“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299] ，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被武帝处以腐刑。他效法古代“倜傥非常之人” ^[300] 在困厄中发愤著书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它是一部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吸收了编年、记事等体裁的长处，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这种体裁，成为此后2000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规范。

《史记》作为一部不朽的名著，可贵之处首先在它敢于正视社会实际，按当时的认识水平，尽可能如实地勾画出了社会历史面貌。《史记》一方面把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制度与大事，同政治制度、政治大事并于一书，广泛地反映了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它又把医生、学者、商贾、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传记，与帝王将相并于一书，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历史动态。《史记》把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写成列传，更增加了历史的完整性。

《史记》在记载某些人物时所持的褒贬态度，表现了这一著作的杰出的思想价值。它把项羽同秦始皇、汉高祖一起列入本纪，把农民领袖陈涉（胜）同诸侯一起列入世家。它不但敢于斥责历史上的暴君，而且还敢于“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 ^[301] 。它在称赞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302] 。他赞扬了游侠的某些侠义行为，揭露了酷吏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由于这种悖背传统的褒贬态度，《史记》曾经被后世史学家视为“是非颇谬于圣人” ^[303] ，并且被诬为“谤书” ^[304] ，不见容于某些统治者。

《史记》概括了大量的经过选择的历史资料，包括他亲身采访所得的古老传闻。它叙事讲求实事求是，不强不知以为知，不轻下断语。所以刘向、扬雄、班固等人都称赞《史记》，认为它“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305] 。

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306] 。

《史记》采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体裁，这种体裁使司马迁能够充分发挥文学才能，使《史记》同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辉煌著作。

司马迁相信天命，认为秦的统一是“天所助焉” ^[307] ，认为刘邦是“受命而帝” ^[308] 。此外，《史记》在叙事上也“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309] 。这些缺陷除了叙事不当是创始之作难于避免的以外，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造成的。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后传》数十篇，拟将《史记》续至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继承父业，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著作的绝大部分。班固由于外戚窦宪之狱的牵连，和帝时下狱死。据说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它基本上因袭《史记》的体裁，但比《史记》更为严密。《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是《史记》的《表》、《书》里所没有的。《汉书》叙事周密详尽，“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310] ，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所以《汉书》中“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 ^[311] ，缺乏批判性，比《史记》逊色。

东汉时期修成的史书，还有荀悦《汉纪》（成于建安时）、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的《越绝书》等，前一种系改编《汉书》而成的编年史，后二种专记一方之事，开后代地方史志之始。东汉史官所修的《东观汉记》是当代史的著述，为后世各家后汉书的重要根据。

文学 汉代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

赋是散文韵文并用、“铺采擒文，体物写志” ^[312] 的一种文体，是直接从骚体演变而来的。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等，都是借物抒怀，文词朴实，与骚体诗还很接近。赋的出现，也与战国诸子的散文有重要的关系。章学诚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313] 。

汉初的赋家枚乘，以《七发》著名。汉武帝之世，是赋的成熟时期，赋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这个时期赋的代表作。这些赋都是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辞藻华丽而奇僻，反映了西汉国家的宏伟辽阔和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东汉时期，则以班固、张衡最有名。除了他们之外，两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几乎都是赋的重要作者。但是汉武帝以来的赋，以文字的雕琢和辞藻的堆砌取胜，思想内容贫乏。有些赋家企图以赋作为讽谏的工具，但是结果往往是“劝而不止”。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 ^[314] 。所以有些赋家对自己的文学生活颇为不满，赋家枚皋“自悔类倡” ^[315] ，赋家扬雄也慨叹“童子雕虫篆刻……壮大不为也” ^[316] 。

东汉后期，大赋稍趋衰歇，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代之而兴，这类小赋多少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的格式，意境较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两汉的散文文学，有很大的成就。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陈政事疏》、《过秦论》和《论贵粟疏》等，都是言辞激切，有声有色，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刻画了社会各方面许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贯注了他自己爱憎的感情。《史记》叙事带有强烈的故事性，善于使用绘声绘影的人物对话，来暴露人物的性格。司马迁的这些文学手法，大大加强了他的以叙事表现历史的史学方法的效果。《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同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样重要，所以鲁迅把《史记》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17] 。

汉代的乐府民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汉武帝始设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编制庙堂乐歌。乐府也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318] ，都在乐府采集之列。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后来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乐府诗大部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319] 的民间优秀作品，它们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反映了人民被迫当兵服役的痛苦，《平陵东》、《思悲翁》反映了官府对人民的横暴掠夺，《东门行》描写了贫民为饥饿所迫铤而走险的复杂心情，《上山采蘼芜》、《有所思》表现了妇女命运的悲惨和受到遗弃后的愤怒，《陌上桑》、《上邪》描绘了妇女忠贞的爱情和坚强的性格。这些篇章，有完整的故事性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发自内心，既细腻而又深刻，所以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

东汉时期，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写成的五言诗。这些作品比乐府诗篇幅长，叙事较曲折。《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都是东汉的五言诗（其余是入乐的乐府歌词）。《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很复杂，其中有的是离情怨语，如《冉冉孤生竹》等；有的是抒发爱情的诗篇，如《迢迢牵牛星》等；有的是宦途不顺的遣怀之作，如《青青陵上柏》等。这些诗都没有接触最尖锐最根本的社会矛盾，所反映的生活是狭窄的。至于另外一部分哀叹人生短促，要求早获荣华和及时行乐的作品，更是反映了一些士大夫在东汉腐朽统治下蝇营狗苟而又惶惑不安的庸俗感情，是十九首中的糟粕。从艺术价值看来，《古诗十九首》吸取了乐府的技巧，词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可以和乐府媲美。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代诗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描写的是建安时期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为焦母所迫还家，其兄逼嫁权贵，兰芝、仲卿殉情自杀的故事。在这首诗中，宁死不屈的刘兰芝、焦仲卿和代表家族宗法势力的焦母、刘兄，形象都非常鲜明；刘兰芝勤劳、纯洁、倔强，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绘画和雕刻 西汉以来，装饰性的壁画非常流行，宫殿邸舍到处都有壁画。宫殿壁画题材，大抵如《鲁灵光殿赋》所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人们以这类人物鬼神入画，其目的在于“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320] ，宣扬伦常道德。汉代黄门令（少府属宫）官署中有许多画工。汉元帝时画工毛延寿善“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画工陈敞、刘白、龚宽等“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画工阳望、樊育等则以“善布色” ^[321] 著称。东汉画工种类更多，邓后诏令中，曾提到画工39种。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幅长205厘米，画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情景，描绘细致，色彩绚烂，极其珍贵。

汉代坟墓壁画，保存到现在的为数不少，其中以平陆、望都、辽阳等处的东汉彩色壁画，艺术价值较高。这些壁画的线条刚劲有力，色彩浓淡有度，画面的立体感很强。壁画内容多为人物车马、饮宴祭祀等，是东汉官僚地主生活的反映。东汉时期，官僚地主常用石材修建坟墓或祠堂，在石材画像上施以阴线或阳线的雕刻，一般称之为画像石。现存的画像石以嘉祥武氏祠、肥城孝堂山的石祠和沂南的石刻画像最为著名。画像石的题材丰富，有渔猎、耕织、宴飨、作战、伎乐、舞蹈等场面，以及许多历史故事。此外，在四川境内出土的一种画像砖，表现了生产和生活的情景，线条清晰，形态逼真，与画像石同是宝贵的艺术遗产和重要史料。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很可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是利用天然石的形态略为加工而成，制作古朴，浑厚有力。山西安邑的西汉石虎，技法简练，形象生动，可与兴平石兽媲美。东汉时期，雕刻技术更为成熟，雅安高颐墓和南阳宗资墓前的石兽，都神姿优美，气魄雄伟。东汉陶俑出土也很多，其中以成都的说唱俑和洛阳的杂技俑造型最生动，是汉代艺术珍品。

乐舞和角抵 西汉初年，盛行楚歌、楚舞，巴渝舞也传入了长安宫殿。武帝以后，琵琶、箜篌等乐器从西域等地陆续传人中土。乐府在采风的同时，创造了不少新声乐曲，按音乐类别，除了价值不大的郊庙歌词以外，主要有鼓吹曲词、相和歌词和杂曲歌词三大类。从此以后，中国古典乐舞比过去更为丰富多彩。汉朝人喜爱乐舞，民间酒会，“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 ^[322] 。祭祀喜庆，也都是载歌载舞。

最晚到汉代时，出现了窟 子，亦云魁 子，即今之傀儡戏。窟 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 ^[323] 。

角抵之戏，战国和秦朝已有 ^[324] ，秦二世曾在甘泉宫作“觳抵（角抵）优徘之观” ^[325] 。汉武帝时安息以“黎轩（罗马帝国）善眩人献于汉” ^[326] 。东汉安帝时掸国（今缅甸境内）国王雍由调献大秦国的“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327] 。中国原有的角抵、跳丸诸戏，至此又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据张衡《西京赋》和李尤《平乐观赋》的描绘，东汉洛阳平乐观的角抵，不但有角技、眩变、假面之戏，而且还敷衍仙怪故事，演员中并杂有俳优。在现存的东汉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乐舞和角抵场面。

三　自然科学

天文历算 天象的研究，是同农时的推定直接联系着的，所以历来就较发达。关于天体结构，曾有三种不同的学说，即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之说已失师传，研究的人不过“好奇徇异”，并非“极数谈天” ^[328] 。盖天说以《周髀算经》一书为代表，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 ^[329] 。这一学说虽然“数术具存”，但“考验天状，多所违失” ^[330] ，所以史官不用。浑天说认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黄，“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 ^[331] 。这种说法在科学上虽然仍有很大缺陷，但比上述二说近于实际，所以被史官采用，汉代史官观象的铜仪，即是根据浑天说设计而成的。

浑天说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太史令张衡。张衡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反谶纬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他撰有关于天体结构的著作《灵宪》一书，书中正确地阐明了一些天文现象，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 ^[332] 。张衡在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的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浑天仪，以漏水转动，其中星宿出没，与灵台观象所见完全符合。张衡鉴于东汉地震频繁，还创造了候风地动仪，以测定地震的方位。张衡的这些创造，被当时人视为神奇，所以崔瑗在张衡的碑铭上，盛赞张衡“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333] 。

汉人对于星辰的测定，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都详细记载了周天28宿的名称和部位。汉人从星辰运行中推算出一年的24节气，其名称和顺序与后世通行的完全符合。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关于日食的观测记录，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关于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都是天文学上的珍贵资料。

天文学的发展，使历法的修订成为可能。秦和汉初沿用颛顼历（秦历），这种历法年代久远，日月差数无法校正，甚至出现“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 ^[334] 的现象。汉武帝命司马迁与射姓、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造历，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称太初历。西汉末年，刘歆对太初历作了系统的解释，并调整为三统历。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改用四分历。

最晚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周髀算经》主张盖天说，它记载了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从而认识了勾股定理。除此以外，西汉张苍、耿寿昌都整理过古代的算书，《汉书·艺文志》还著录了许商和杜忠两家《算术》，但都已失传。

汉代最重要的算学著作是《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出于众手，经过长期修改和补充而成的著作，它最后定型，当在东汉和帝时期。这部书是246个算术命题和解法的汇编，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九章算术》的命题，包括田亩计算、土地测量、粟米交换、比例分配、仓库体积、土方计算、赋税摊派等，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中，《九章算术》应用了分数计算方法、比例计算方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还提出了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等等。《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完整体系的形成，开启了中国数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数学史上，《九章算术》也占有重要地位。

农学 两汉时期，在农业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农学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汉书·艺文志》里著录了农学著作九种，除了《氾胜之书》以外，至少还有两种可以确认为西汉著作。

氾胜之，汉成帝时议郎，曾在三辅教田，据说关中因此丰穰。他所著的《氾胜之书》概括了他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氾胜之根据关中地区的自然条件，细致地探索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他提倡复种、间种以及两种作物混合播种，以增加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十分重视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认为“农士惰勤，其功力相什倍”。他的最大贡献，是总结出了著名的区种法。

区种法要求掘坑点播，按不同的作物决定不同的行距、株距和掘土深度，并且要求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大力进行中耕、灌溉、施肥。这种方法把大田的耕作提高到园艺的水平，因此每亩收成高达二三十斛乃至百斛。区种法在科学上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由于它对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要求过高，所以不能普遍推行 ^[335] ，只有在灾年为了少种多收，人们才偶尔采用这个方法。

氾胜之还对植物栽培的一般过程进行了总结。他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他掌握了各种不同作物的生长规律，确定了禾、黍、麦、稻、桑、麻以及蔬果的不同栽种法。氾胜之提出的溲种法，即用肥料和虫药来处理种子，以增加种子发育和抗病能力的方法，在农业科学上也很有价值。

东汉后期成书的崔寔《四民月令》，主要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但是所记农业技术经验也很丰富，为后人所取法。所以《隋书·经籍志》把这部书列入农家著作，唐末的韩鄂把这部书称为“崔寔试谷之法” ^[336] 。

医学 中国医学的完整体系，也是在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一书，包括《素问》与《灵枢》（或称《针经》）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书。《素问》假托黄帝与岐伯的对话，阐述了许多生理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则记述了针刺之法。汉时还有《难经》一书，用问难法发明《内经》本旨。东汉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著作。

西汉医家，以淳于意（仓公）最有名，淳于意传阳庆之方，治病多验。《史记》所载仓公诊籍二十余例，是最早的病案。东汉时的涪翁、郭玉等，均以针灸见长。汉代太医令还集中民间医方，加以推广。今存居延、武威汉简中，有多种医简，马王堆汉墓出有《五十二病方》，满城汉墓出有医具。

建安时期的张机、华佗，是当时病理、医术造诣最高的人。张机字仲景，南阳人，汉末长沙太守。建安中，南阳疾疫流行，张机宗族病死三分居二，其中死于伤寒的又十居其七。于是张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337] ，撰《伤寒杂病论》。晋王叔和编次其书，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种。《伤寒论》对伤寒诸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金匮要略》一书，则是杂病病症、医方的汇集。张机被后世称为医圣，他的著作，“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 ^[338] ，是后世医家的重要经典。

华佗，沛人，“精于方药，处齐（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 ^[339] 。对于针、药所不能治的疾病，华佗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施手术时，先令病人用酒调服“麻沸散”使失知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340] 。华佗还提倡“五禽之戏”，即模仿虎、鹿、熊、猿、鸟的活动姿态以锻炼身体。他认为人体必须经常活动，才能使饮食消化，血脉流通，少生疾病。

纸的发明 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有两类，一类是竹简木简，一类是缣帛。秦汉时期简帛并用，以简联为册的书籍称为编，以缣帛曲卷成书，则称为卷。但是简编笨重，缣帛价贵，都不是合适的书写材料，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纸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逐渐被人们创制出来的。

西汉末年，出现了一种名叫赫蹏的薄小纸，是用残丝制成。这种纸价格仍然昂贵，不能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

在出现残丝制纸的同时或更早，已有人用植物纤维造纸。1957年，在西安灞桥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过一些用麻类纤维制成的残纸，据认为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人造纸片。西汉中期末期和东汉初期的植物纤维纸的遗存，20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也常有发现。植物纤维造纸方法的大规模推广，当始于东汉和帝时。当时宦官蔡伦集中了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敝布、破渔网造纸，价格低廉。以后全国普遍制造，人们就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造纸技术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渐趋完善，到东晋末年完全代替了简帛，成为最通常的书写材料。中国的造纸术逐步传入朝鲜、日本和中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化学的起源 两汉时期，由于铜铁冶炼和制陶、制革、染色、酿造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人们观察到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物质变化现象，积累了一些化学反应的知识。汉武帝时期，方士们一方面像战国、秦代的方士一样鼓吹人海求仙药，另一方面试图从丹砂中提炼出丹药和金银。方士炼丹术自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他们通过炼丹的实践，更多地了解到汞、铅、硫黄等物质的属性和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化规律。东汉时会稽人魏伯阳根据自己炼丹的经验，写成《周易参同契》一书，记载了一些基本化学变化的知识。这部书是世界上最古的炼丹书籍，在化学史上有相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