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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发展 南方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 光武帝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一38年）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遭饥乱嫁妻卖子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又连续颁令：杀奴婢的不·减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以来，“卖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复，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这些诏令，缓解了奴婢问题，也起了动摇青、徐、凉、益等州割据势力的作用。这对农民处境的改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光武帝对于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办法。那时地主阶级仍然保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集团，也大肆搜括土地，洛阳地区和南阳地区尤为严重。但是在农民战争之后，腐败的政治有所刷新，农民“七死”、“七亡”的情况多少有了改变，东汉统治集团还能注重生产。由于这些原因，农业和手工业在东汉前期得以向前发展一步。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
、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出土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一些地方还发展了蚕桑业。
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时黄河决口，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使自己的田园免除河患，乐于以邻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黄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灾达60年之久。明帝时，以治水见长的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王景、王吴在从荥阳东到千乘（今山东利津）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势，开凿山阜，直截沟涧，疏决壅积；还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个办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河工告成后，明帝还把“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174] 。
关东地区以至于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汝南太守邓晨修复了鸿郤陂，以后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量充足。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得以丰稔。在芍陂旧址发现过一处东汉水利工程，可能就是王景修筑芍陂闸坝的遗存。这项工程采用夹草的泥土修筑闸坝，是我国水利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晚的时候修起了镜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有许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间，连以渠道，这是巴蜀地区水利灌溉发达的实证。此外，各地兴复或修建的陂湖渠道还有不少。
最晚到两汉之际，我国出现了水碓，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践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 [175] 。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 [176] 。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据《东观汉记》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每亩产量在两三斛之间 [177] 。这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出一倍以上。史籍记载东汉户口数和垦田数都比西汉的最高数字略少 [178] ，这是由于东汉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过西汉，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水平。
东汉时期，手工业也同农业一样，比西汉时提高了。东汉铁器出土地点，建国以来陆续发现的达百余处，远比西汉为多。西汉时冶铁不发达的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的耒阳出铁，东汉初年，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 [179] 。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等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铜兵器出土极少。和铁农具一样，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都有发现。这种种情况，都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了。
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和帝时罢盐铁之禁，自此以后，大地主和大商贾又重新公开冶铁制器。据桓帝时曾任五原太守的崔寔说：“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 [180] 。可见那时连兵器也可以私造了。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 [181] 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造铜器，数量更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都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此外，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东汉时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业仍然发达。豪强富室操纵了大商业，他们“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182]
。他们还大放高利贷，“收税（利息）与封君比入”
[183]
。这个时期，“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
[184]
，都卷进了商品流通范围。东汉政府铸币能力不够，五铢钱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所以缣帛谷物兼具货币职能。这也反映了自然经济成分的增长。官僚贵戚凭借权势，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窦宪曾寄人钱80万，从西域市得杂罽十余张；又令人载杂彩700匹，白素300匹，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和毾
[185]
。
上述东汉经济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这在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等方面都有表现。与此同时，南方人口也大量增加，扬州人口从西汉时的321万增加到东汉时的434万，荆州从374万增加到627万，益州从455万增加到724万 [186] 。南方人口增加，除了生产水平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为东汉的编户。史籍表明今云南地区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即东汉时“徼外蛮夷内附”的直接结果。丹阳、豫章、长沙、零陵等郡人口增长也非常快，这自然与越人、蛮人成为东汉编户有关。桓帝时抗徐“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蔽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 [187] ，就是一例。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长，也是南方各民族社会进步的表现。
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东汉后期得以屡次调拨荆、扬各郡租米赈济中原灾民。明帝永平年间，东汉王朝发徒2000人，重开今宝鸡与汉中之间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和桥阁 [188] ，便利了益州与中原的交通。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时“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189] ，可见益州经济在当时的重要。
光武帝对豪强地主武装的安抚和斗争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汉时期导致了豪强势力扩张的结果。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最后抢得了皇帝的宝座。南阳、河北等地区响应刘秀的人，都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河北的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军所至的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阻固，抗拒赤眉；南阳族姓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 [190] 。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土，抗拒政令。他们既不愿放弃自己的割据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以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尽量采取安抚的手段对待他们，企图以官爵相诱，不战而使他们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年），冯异代邓禹取关中，刘秀告诫冯异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191] 他还具体指明：“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 [192] 冯异如令而行，“威行关中”。
但是在东汉建国以后的十余年中，兵长、渠帅的活动迄未停止。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 [193] 。在光武帝的攻击下，这些兵长、渠帅更是“各生狐疑，党辈连接，岁月不解” [194] 。所以，尽管全国统一战争已经完成，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很嚣张，东汉统治很不巩固。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垦田数目，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光武帝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以及其他郡守十余人。接着，“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 [195] 。显然，这是大姓兵长对度田的抗拒。光武帝发兵威胁他们，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它郡，赋田授廪，割断他们与乡土的联系。经过这次斗争后，豪强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割据形势相对缓和了。度田与按比户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的定制 [196] 。
度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豪强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仍然很痛苦。在这种情形下，光武帝忧心忡忡，甚至不敢贸然举行封禅，他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197]
明、章、和帝时，社会经济虽然向上发展，但农民弃业流亡，“裸行草食” [198] 的现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屡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耕种。有时还要给予种粮，蠲免租赋，以缓和农民的不满。
大地主的田庄 豪强地主势力的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光武母家南阳樊氏“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枣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 [199] 。田庄除经营丝麻等手工业外，还用自产的木材制作各种器物，“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四川出土的一种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县出土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这些资料，除了说明地主田庄经济力量的强大以外，还说明田庄经济达到了很高的自给自足程度。
东汉后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 [200] 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从书中所记的种植时令看来，它主要是根据中原地区特别是洛阳一带的田庄情况写成的。《四民月令》的资料，说明地主田庄中种有许多种类的谷物、蔬果、竹木、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酿醋、作酱等手工业。田庄主为了盘剥农民，在各种产品的收获季节分别收购这些产品，而在农民需要种子、食物、绢布的季节把这些物品卖出去。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间天暖时购进农民御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时卖出，从中取利。这些也就是上述樊氏田庄“闭门成市”的一部分具体内容。
田庄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是地主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宗族占主要地位。每年腊月，地主选配人力，安排田事，让农民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冻一解，繁忙的农事正式开始，直到隆冬为止。农事稍闲的时候，农民还要为主人修理沟渎，葺治墙屋。田庄主人对依附农民榨取实物地租，这种地租在今存《四民月令》辑本中没有记载，但是按东汉初年马援在苑川役属宾客之例，是地主“与田户中分” [201] 。如果加上劳役部分，则地主对依附农民的剥削率就要更大了。
崔寔在他另一著作《政论》中，叙述了农民沦于依附地位的过程和他们的痛苦生活。他说：“下户踦
，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202]
地主为了使依附农民不致逃亡，在一定的时节按不同的亲疏关系“振赡贫乏”，“存问九族”，“讲和好礼”，使残酷的剥削关系蒙上一层宗族“恩纪”的伪装，以便更有力地束缚他们。在东汉时修成的《白虎通》一书中，更从意识形态上规定了宗族统治的秩序。
拥有大田庄的大族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重厚葬。族姓源流日益受到士大夫的重视，王符《潜夫论》和应劭《风俗通》都有关于姓氏的专篇。
《四民月令》所描绘的大田庄，在东汉是大量存在的。据仲长统的估计，东汉末年“百夫之豪，州以千计” [203] 。他还说这种“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204] 。从这个记载中，还可以看到豪强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不但武断乡曲，也控制着城市中的经济生活。
《四民月令》的记载表明，大地主的田庄里，还拥有一支私家武装。每当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时，地主就纠集一部分农民，在田庄里“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出土的一些东汉楼阁、院宅模型，有武士持兵守卫，他们显然都是地主的私兵。还有一些东汉农夫俑和持盾武士俑，两者衣着完全一样，都佩带环首大刀，表现了依附农民和私兵身份的一致。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与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岁月不解”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这种私兵是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实现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力量 [205] ，这与度田以前地主武装公开割据反抗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这种私兵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武力，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的骤现，其根源就在这里。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对于东汉王朝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
专制体制的完备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交织的历史，使东汉统治者触目惊心。王莽代汉，绿林、赤眉暴动，都是东汉统治者的严重教训，他们力图使这种历史不致重演。同时，东汉统治者面对着豪强地主强大的势力，也力图加以控制，尽可能把它纳入东汉统治的轨道。在这种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极力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备起来，以此加强统治。
东汉初年，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明帝时将其中功绩较大的28人画像于云台。列侯封地大者六县，超过汉高祖对功臣侯的封赏。但是在政治上，光武帝则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丞相执政的办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剥夺他们的兵柄。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鉴于王莽代汉，光武帝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虽大，但以身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云台28将数中。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梁松、窦穆虽尚公主，但是都由于请托郡县、干乱政事而受到屠戮。章帝后兄窦宪以贱价强买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甚至切责窦宪，还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 [206] 对于宗室诸王，光武帝申明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命郡县收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的以千数。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结交方士，作符瑞图谶，楚王被迫自杀。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被株连而致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系狱的还有数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 [207] 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光武帝曾裁并其他许多中朝官职，所以尚书台更能集中事权。尚书台设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以下有左右丞，掌“文书期会”等事，有六曹尚书 [208] 分掌庶政，每曹有尚书郎若干人。皇帝挑选亲信的大臣“录尚书事”，无异于自己直接指挥尚书台，所以尚书台专权用事，实际上就是专制皇权的加强。宫内许多官员西汉时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参用士人，这时专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后期王朝衰败的条件下，导致了外戚宦官挟主专权的结果，这是东汉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裁并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的县、邑、道、侯国数的1/4 [209] 。吏职减去了9/10，边塞的亭候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开支。地方政权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废除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叛乱、控制全国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不过终东汉之世，地方兵并未全废，有事的时候，仍常征发内郡地方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领作战。内郡的都尉也常复置。但是内郡地方兵由于没有都试，缺乏经常的训练，所以战斗力不如西汉的正卒、戍卒。同时刺史领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军政大权，开东汉末年刺史割据之渐。这些结果，也是同东汉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光武帝深知儒学是统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别提倡讲经论理，从儒生中选择统治人才。早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让他们各以“家法”传授诸经。明帝更是广召名儒，自居讲席，让诸儒执经问难。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了 [210] 。除了通过学校培植统治人才以外，政府又用察举孝廉、征辟僚属以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明经等科目，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孝廉按郡内人口每20万人举一人为率，每岁选拔，是儒生仕进的主要阶梯。征辟由三公及郡守为之，被征辟的士大夫，往往由于“才高名重”而躐等升迁。光武帝对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表示他对名节的表彰，企图以此使“天下归心”。他以特礼相待隐居不仕的严光（严子陵），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东汉王朝通过提倡经学，表彰名节，广开仕宦之路，收揽和培育了大量的统治人才，培养了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使它自己在豪强势力严重发展的时候，仍然得以维持统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 东汉王朝专制体制的加强，在一定的时间内起着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但是和帝以后，当这个王朝趋于衰败时，它又起着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争斗。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她以窦宪为侍中，内斡机密，出宣诰命。窦宪诸弟都居亲要之职，大批的窦氏党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窦宪还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杀人越货，横行京师。和帝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这是宦官用权和封侯的开始。
安帝时，实际掌权的是邓太后和她的兄弟邓骘等人。这个期间，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以外，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年），宦官孙程等19人，拥立11岁的济阴王为帝（汉顺帝），并且杀掉阎显。顺帝时，孙程等19人皆得封侯，宦官的权势大为增长。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还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
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质、桓三帝。梁太后也任用宦官，还扩充太学，尽力争取官僚士大夫，但是根本大权还是掌握在梁冀手里。梁冀为大将军，“十日一入平尚书事”，专权近20年。他的宗亲姻戚充斥朝廷和郡县，官吏升迁，都得先向他谢恩，满足他的各种需索。他还“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211] 。他又在洛阳周围强占土地，调发卒徒，兴建私人苑囿，绵延近千里。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误杀，牵连处死的至十多人。他还占夺几千口良人作奴婢，名之曰“自卖人”。梁冀当政时期，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多十倍，人民大批地被榜掠割剥，死于箠楚之下。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梁氏，连及公、卿、刺、守，死者数十人。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多万万钱，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为了收揽人心，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
梁冀死后，宦官独揽政权，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212] ，权势达于顶点。宦官的兄弟姻亲临州宰郡，杀人越货，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夺人宅舍竟达381所，夺人田地118顷。
和帝以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东汉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由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易于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无论外戚或宦官当权，都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的时候排除异己，竭泽而渔。从士大夫看来，宦官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随着这种党争的愈演愈烈，东汉统治愈来愈腐朽，大规模农民暴动的条件也愈来愈成熟了。
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 世家大族的出现 在宦官、外戚的反复争斗中，还有另一种政治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东汉时期，士人通过察举、征辟出仕。郡国察举时，“率取年少能报恩者” [213] 这在明帝时已是如此。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样。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府主，甚至“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 [214] 。举主、府主死后，门生、故吏服三年之丧。顺帝时，北海国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丧者凡87人 [215] 。秩位高于景某的官僚，其门生、故吏服丧者更不知有多少。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因而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们由于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世家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种种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唯“论族姓阀阅” [216] ，所以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世家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当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们联结，甚至当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们周旋。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质，太守莅郡，往往要辟本地的世家大族为掾属，委政于他们。宗资（南阳人）为汝南太守，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因而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 [217] 操纵了本州本郡政治的世家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崔寔在《政论》中记有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218] ，这表明地方势力的强大，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了。
清议和党锢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乡闾舆论，因而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郭泰就是这样一个“清谈闾阎” [219] 的名士，据谢承云：“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 [220] 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221] 。大官僚和世家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对于这种清议也大力提倡。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多少起着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但是风气所至，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极力把自己伪装为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议的赞扬。许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 [222] 。
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太学生一般都是出自地主阶级，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太学就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为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所震动，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他们认为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是引起农民暴动、导致东汉王朝衰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东汉统治。
在宦官外戚统治下，“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
[223]
，不附权贵的士人受到排斥。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六名孝廉，当权的贵人勋戚交相请托，占据名额，名士入选的只有一人。桓帝以后，察举制度更为腐败，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224]
在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向盛避衰”，“交游趋富贵之门”
[225]
，“妪
名势，抚拍豪强”
[226]
，助长了宦官外戚的声势。这种情形，也使太学清议集中到攻击腐败的朝政和罪恶的权贵，而对敢于干犯权贵的人，大加赞扬。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污的守令，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被桓帝罚作左校（左校掌左工徒）。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
[227]
，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得罪宦官，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跟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使皇甫规获得赦免。官僚、太学生的这些活动，对当政的宦官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郡国学的诸生，也同太学清议呼应。
太学诸生，特别尊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太学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 [228] 。
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可以身价十倍。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 [229] 。延熹九年（166年），李膺杀术士张成，张成生前与宦官关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230] 。在宦官怂恿下，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词语相及，共达二百多名。第二年，李膺及其他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
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清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甚至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名士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窦太后之父）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谋诛杀宦官。宦官矫诏捕窦武等人，双方陈兵对阵，结果陈蕃、窦武皆死，他们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收杀，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建宁二年，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受到追捕，党人横死狱中的共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年），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军的暴动发生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博得社会的同情，因此张俭在被追捕时，许多人破家相容，使他得以逃亡出塞。但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只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仍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当农民暴动不但没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还发展到从根本上危及东汉统治的时候，被禁锢的党人就获得赦免，他们也就立刻同宦官联合，集中力量来镇压暴动的农民。官僚士大夫与世家大族息息相通，根深蒂固，总的说来力量比宦官强大。所以在农民暴动被镇压下去后，他们重整旗鼓，发动了对宦官的最后一击，终于彻底消灭了东汉宦官的势力。
南匈奴 北匈奴 东汉初年，当光武帝刘秀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建武二年（公元26年），渔阳太守彭宠反对刘秀，曾结匈奴为援。割据三水（今宁夏同心）的卢芳依附匈奴，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同匈奴一起经常寇扰北边。光武帝也曾遣使与匈奴修好，但是没有取得结果，匈奴对北边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以后东汉派吴汉率军抗击匈奴，也经岁无功而返。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逃入匈奴。东汉为了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徙雁门、代郡、上谷等郡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王朝严重的威胁。
正在这时，匈奴人遇到连年的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很大。东面的乌桓乘机进击匈奴，迫使匈奴北徙。接着，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请求内附，得到东汉的允许。从此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入居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不久又转驻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附近），分屯部众于北边各郡，助汉守边。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牛羊等赠给南匈奴，供给之费，每年达一亿零九十余万钱。南匈奴同东汉和平相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沿边八郡居民，也多陆续回归本郡。和帝初年，南匈奴领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多口，包括军队五万人。南匈奴人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北匈奴离汉边较远。他们控制着西域，常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这种侵扰，答应与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贵族因此对东汉发生怀疑，他们同北匈奴贵族暗中联络，准备共同反对东汉王朝。东汉王朝为了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设置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北部）。章帝时，北匈奴贵族驱牛马万余头，到武威与汉人“合市”，得到郡县的隆重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
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东南面的南匈奴夹攻，又受到西域许多国家的反击，势力薄弱，部众离散。东汉王朝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于是利用这一时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进攻。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祭彤、吴棠出高阙塞，窦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塞，来苗、文穆出平城塞。窦固、耿忠的军队追击北匈奴至天山和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得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在那里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击北匈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汉军出塞三千余里，直至燕然山，命班固刻石而还。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汉军复取伊吾；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匈奴战败后离开了蒙古高原，向西远徙。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西域诸国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 王莽时期，西域分割为55个小国，其中北道诸国，复受制于匈奴。莎车在塔里木盆地西端，当匈奴入西域时，莎车王康保护着受匈奴攻击的原西域都护吏士及其眷属千余人，并率领近傍诸国军队抵抗匈奴的侵犯。建武五年（公元29年），莎车王康“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 [231] ，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遣使到汉，请派都护，光武帝没有力量，只好拒绝。此后匈奴遇到连年旱蝗，势力衰竭，莎车则逐渐骄横，攻掠近傍小国。在这种情势下，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18国，于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遣王子入侍，再请汉派都护，光武帝仍然没有答应。莎车王贤见都护不出，于是攻破鄯善，杀龟兹王，兼并南道许多小国，重征贡赋。鄯善王警告东汉朝廷：如果再不置都护，只有臣服于匈奴。光武帝回答说：“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 [232] 这样，车师、鄯善、龟兹先后投降匈奴。此后，于阗攻灭莎车，势力增强，称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了。
明帝时，东汉开始发动了进击匈奴的战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出酒泉塞，占领伊吾卢，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伊吾卢是西域东部门户，“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所以是东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关键。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以陈睦充任，并以耿恭为戊校尉，关宠为己校尉，分驻车师后王部和前王部。
窦固占领伊吾后，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南道各国，争取他们断绝和匈奴的关系，同东汉一起抗拒匈奴。那时西域各国的一部分贵族，希望摆脱匈奴的野蛮统治，终止各国之间的纠纷，所以愿意帮助班超。也有一部分贵族受匈奴挟持，凭借匈奴势力，与班超为敌。班超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进入南道诸国的。
班超先到鄯善。他夜率吏士烧匈奴使者营幕，杀匈奴使者，控制鄯善。接着班超西至于阗，迫使于阗王杀匈奴使者，归服汉朝。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前往西域西端的疏勒。当时疏勒役属于匈奴，班超遣人间道驰入疏勒，废黜匈奴人所立的疏勒王，另立亲汉的疏勒贵族为王。
当班超在西域南道获得进展的时候，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龟兹等国，在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发兵攻击东汉都护，都护陈睦被杀。匈奴围困己校尉兵，杀校尉关宠；车师也发兵助匈奴，攻戊校尉耿恭。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耿秉率东汉援军败车师，击退匈奴，救出耿恭和残存的吏士二十余人。东汉无力固守车师，于是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国。建初二年，东汉撤退伊吾屯田兵，西域门户重又被匈奴掌握。
南道诸国怕班超撤退后匈奴卷土重来，进行报复，都苦留班超，疏勒、于阗挽留班超最为恳切。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决心留驻西域。班超压服了疏勒一部分亲匈奴的势力，击平了姑墨，并且用东汉前后两次援兵千余人以及于阗等国兵，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属国莎车投降，又击败了龟兹援助莎车的军队，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东汉窦宪率军连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远徙，西域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贵霜王朝发兵七万，逾葱岭入侵，企图建立对西域的统治。班超发西域各国兵，逼退了这次侵略。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龟兹等国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并复置戊、己校尉。永元六年（公元94年），焉耆等国归汉，北道完全打通，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班超以此受封为定远侯。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达到条支国（今波斯湾北头），临海欲渡，为安息人所阻而还。这是中国使节远至波斯湾的最早记载。
班超在西域奋斗了30年，他运用各种方法，帮助西域人解除了匈奴贵族的束缚，使西域重新与内地联为一体，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西域各族和汉族人民的。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病卒。
班超东归以后，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受到诸国的攻击。接着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迎接都护及屯田卒东归。西域交通中断后，残留于天山与阿尔泰山间的北匈奴，又乘机占领伊吾卢，寇掠河西，杀害出屯伊吾卢的敦煌长史索班。东汉朝廷经过激烈辩论后，于延光二年（123年）决定，派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
班勇进驻西域后，陆续逐退了残余的匈奴势力，再一次打通了西域道路，保障了河西边塞。班勇自幼随父在西域成长，深悉西域道里、风土和政治情况。他编著的《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根据。
桓帝以后，东汉无力控制西域，西域内部情况也混乱起来。但是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作为凉州刺史的属官，一直存在到灵帝末年。建安时凉州大乱，东汉与西域的交通断绝。
近几十年来，有不少关于东汉时期西域经济生活的考古资料出土。在罗布泊附近的古鄯善国、尼雅河流域的古精绝国以及沿丝绸之路的其他各处遗址中，陆续发现许多东汉的精美丝织物、刺绣服物、铜镜、钱币。尼雅河流域还发现冶铁遗址、铁工具以及麦粒、青稞等农作物遗存。这许许多多的遗物，表明东汉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也表明西域地区物质生活大有进步。西域是中亚、南亚商人荟萃的地方，这一带出土的简牍中，有月氏人的名籍，有古窣利文、怯卢文、婆罗谜文的文书。塔里木盆地曾出土大量的压有汉文和怯卢文的钱币，年代约当东汉晚期。西域商人以及中亚、南亚商人沿着西域大道，向内地运来毛皮、毛织物、香料、珠玑和其他奢侈品，交换内地盛产的丝织物和铜铁器物。
乌桓 鲜卑 东北各族 东汉初年，乌桓常与匈奴联结，“朝发穹庐，暮至城郭” [233] ，骚扰北方沿边各郡。光武帝以币、帛招服乌桓，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封乌桓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让他们率领部众人居塞内，为东汉侦察匈奴、鲜卑的动静。东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复置护乌桓校尉，兼领鲜卑，并管理与乌桓、鲜卑互市事务。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乌桓，为各郡乌桓元帅，寇掠今河北、山东一带。稍后，乌桓王蹋顿强盛，河北地区的吏民为避豪强混战之祸，投奔乌桓的达十余万户。
东汉初年，鲜卑人常与乌桓、匈奴一起骚扰边郡。光武帝末年，许多鲜卑大人陆续率部归附东汉，东汉封他们为王侯，“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 [234] 。东汉击走北匈奴后，鲜卑逐步向西发展，残留的北匈奴人十多万落，也自号鲜卑，与鲜卑人逐渐融合。从此以后，鲜卑趋于强盛。2世纪中叶，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今山西阳高北）。檀石槐“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他把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右北平（今冀东一带）以东为东部；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为中部；再西至敦煌、乌孙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总属于檀石槐。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连年寇扰幽、并、凉三州边郡。光和年间（178—183年），檀石槐死，鲜卑分裂，力量渐衰。
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农业为主要生活的扶余人。扶余有宫室、城栅和监狱、刑罚，蓄养奴隶，盛行人殉。扶余东北今乌苏里江流域有挹娄人，受扶余贵族控制。挹娄人穴居于山林间，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好养豕，阶级分化不明显。
扶余东南鸭绿江流域的山地，聚居着能歌善舞的高句丽人，是扶余人向南发展的一支。据传说：朱蒙在忽本立高句丽国，后人迁都国内城，又迁丸都城（均在今吉林集安）。汉武帝时，以高句丽为县，属玄菟郡。高句丽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社会中已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羌 东汉王朝同羌人的战争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等郡，与汉人杂处。他们“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 [235] ，常常起而反抗。东汉王朝屡次派兵镇压羌人的反抗，并把一部分羌人迁徙于陇西、汉阳等郡及三辅地带。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撤回西域都护和西域田卒，并征发金城、陇西等郡羌人，前往掩护。羌人害怕远戍不还，行抵酒泉时纷纷逃散。东汉郡县发兵邀截，并捣毁沿途羌人庐落，羌人多惊走出塞，相聚反抗。他们久居郡县，没有武器，只是用竹木当戈矛，用木板当盾，屡次打败了东汉军队。北地、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时俱起，东攻赵、魏，南入益州，进击关中，截断陇道。各地的汉军和地主大修坞壁，企图节节阻拒，但羌人仍然所向无敌。永初五年（111年），一部分羌人进至河东、河内，迫近洛阳。东汉沿边诸郡纷纷把治所内徙，同时还割禾拆屋，强徙居民。被迫迁徙的人流离失所，随道死亡，有许多人同羌人合作，武装抗拒东汉的官吏。汉阳人杜琦、杜季贡、王信等联合羌人，起兵反对东汉统治，成为羌人队伍的首领。羌人的反抗斗争支持了12年，才被东汉统治者压服下去。在这次战争中，东汉所耗战费达240多亿钱，东汉王朝经过这次大震动，根基动摇，内地的农民暴动也此起彼伏地相继爆发了。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以后，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相继发动反抗斗争。这次战争延绵十年之久，东汉所耗军费又是80余亿钱。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以后，各地羌人又相继对东汉进行了反抗斗争。东汉王朝用陇右、河西大姓皇甫规、张奂、段颍等人领兵作战。皇甫规、张奂主张“招抚”羌人，并且惩治羌人所怨恨的贪虐官吏，羌人先后归服的达20余万人。段颍残暴异常，羌人被他残杀的达数万人。
在羌人的反抗斗争中，羌人贵族分子和东汉军队同样烧杀抢掠，他们不但摧残了羌人，同时也使边郡汉人死徙流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桓帝初年的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236] 由此可见，在长期的战争中，内地的男丁征发已尽，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从此以后、农民暴动更为激烈，东汉王朝也日益走向崩溃。
南方各蛮族
在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山岭中，居住着古老的以犬为图腾的盘瓠蛮，又称武陵蛮，五溪蛮。他们很早以来就从事农耕，但是还没有“关梁符传租税之赋”
[237]
。西汉向蛮人征收“
布”，大口每岁一匹，小口二丈。东汉初年，武陵蛮强盛起来，攻击郡县。东汉在那里增置官吏，加强对蛮人的统治，因此蛮人反对东汉的斗争延绵不断，屡伏屡起。
在今鄂西、川东地区，居住着以虎为图腾的廪君蛮，又称巴蛮或巴郡南郡蛮。战国末年秦惠王并巴中后，以廪君蛮的巴氏为蛮夷君长，巴氏岁出少量赋钱，并且世以秦女为妻。廪君民户，则岁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
。东汉时，廪君各部常常起兵，反抗东汉，东汉军队屡次强徙廪君部民，置于江夏郡（郡治今湖北新洲）界中，因此廪君蛮得以逐步向东发展。
四川嘉陵江流域的阆中一带，住有爱好歌舞的板楯蛮。相传板楯蛮应募射杀白虎，秦昭襄王与他们约定“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他们因此以射虎为事。楚汉之际，板楯蛮曾助汉高祖攻下关中，所以蛮中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渠帅得以免除租赋，一般蛮户则每人岁纳“
钱”40。西汉初年，板楣蛮的巴渝舞，已成为汉朝庙堂的一种歌舞。
东汉时期，板楣蛮经常被征发作战，屡著战功。但东汉王朝对待板楣人却是“仆役箠楚，过于奴虏”，板楣人“愁苦赋役，困罹酷刑”，以至常常邑落相聚，反抗东汉统治。直到中平五年（188年），他们还响应了巴郡黄巾的起义斗争。
在川西、川东、鄂西北和湘西等地，相继发现过许多独木舟葬具——船棺葬。战国时期的船棺葬，本地文化特点表现较多；秦汉之际的，则显著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出土地域、出土铜器上的花纹等特点看来，船棺葬大概就是廪君蛮和板楯蛮祖先的墓葬。廪君蛮和板楣蛮同为巴人的裔族，文化类型相同。秦汉船棺葬中中原文化影响的显著和以后船棺葬的消失，说明廪君蛮和板楣蛮从西汉时起，正经历着与汉人融合的历史过程。
西南各族
东汉时期，西南地区除了夜郎、滇、雋、昆明、徙、邛都、筰都、冉
等族以外，还有哀牢及其他许多部落或民族，在那里开山辟土，放牧种谷。
哀牢人住在今云南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山中，以龙为图腾，主要经营五谷蚕桑，生产精美的丝织物和麻织物。哀牢地区富有铜铁铅锡金银等矿藏，还出产各种珠宝和奇禽异兽。光武帝时期，一部分哀牢人和东汉联系，归附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的达五万余户，五十五万余口，东汉在澜沧江以西置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从那时起，东汉通过哀牢地区，同滇西和缅甸境内的掸族，有了直接往来，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
东汉时期，西南边徼以外的部落和民族，遣使贡献方物和请求内属的还有很多。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部相率内附，人数很多，白狼王还作诗三章，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称作《白狼歌》。《白狼歌》词的汉字声读和意译，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和注中，是研究西南民族历史和语言的宝贵资料。
东汉后期的社会矛盾 和帝、安帝以后，东汉统治集团趋于腐朽，豪强势力日益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处境日益恶劣。从这时起直到东汉末年，水旱虫蝗风雹连年不断地袭击农村，地震有时也成为一种严重灾害，牛疫更是特别流行。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逼使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屡颁诏令，用赐爵的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这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流民数量越来越多，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竟达数十万户。地方官吏为了邀赏，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于极点。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2000万钱，四百石官400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公卿等官千万钱、500万钱不等。在豺狼当道的情形下，天灾有加无已，流民颠沛流离，正常的社会秩序几乎完全破坏了。
流亡的农民走投无路，到处暴动。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就有张伯路领导流民几千人，活动于沿海九郡。顺帝阳嘉元年（132年），章和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暴动，纵横四十九县。汉安元年（142年），广陵人张婴领导流民，在徐、扬一带举行暴动，时起时伏，前后达十余年之久。桓帝、灵帝时，从幽燕到岭南，从凉州到东海，到处都有流民暴动发生。流民暴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一些举行暴动的流民队伍，还与羌人、蛮人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将近百次，至于各处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 [238] ，更是不可胜数。那时，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翦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239] 这首歌谣，生动地表现了东汉农民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气概。
东汉时期，暴动农民首领或称将军、皇帝，或称“黄帝”、“黑帝”、“真人”。前者表示他们进行反抗斗争时，无须假托当权集团人物来发号施令；后者表示他们懂得利用宗教组织农民，以与东汉王朝抗衡。
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在东汉军队和豪强武装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继起的暴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黄巾军 灵帝时，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地传布开来。巨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张角称“大贤良师”，为徒众符咒治病，并派遣弟子分赴四方传道，得到农民的信任，“天下襁负归之” [240] 。张角还和洛阳的一部分宦官联系，利用他们作为内应，据说张角自己还曾“窥人京师，觇视朝政” [241] 。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目。东汉王朝屡下“赦令”，企图以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张角的领导下，仍然日益壮大。东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令州郡用武力大肆“捕讨”。司徒杨赐深恐单纯的镇压会加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因此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 [242] 。稍后，侍御史刘陶等人建言，要求汉朝下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 [243] 。东汉统治者所有这些对策，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张角的道徒，发展到几十万，遍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部署道徒为36方 [244] ，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245] ，向人民宣告东汉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经过这些酝酿和部署以后，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在城乡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年，甲子年）初，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城集中，又与洛阳的道徒相约，在三月初五日同时举行暴动。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暴动计划泄露，东汉王朝捕杀马元义，诛杀洛阳“宫省直卫”和百姓千余人，并令冀州逐捕张角。张角得知计划泄露，立即通知36方提前起事。中平元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军，在7州28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准备比较严密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势力强大的黄巾军，有如下几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巨鹿黄巾；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今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等等。黄巾人众极多，声势浩大，被称为“蚁贼”。南阳黄巾杀太守褚贡，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也俘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响应黄巾。黄巾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同年七月，汉中爆发了五斗米道首领巴郡人张修领导的农民暴动，被称为“米贼”。此外，湟中义从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陇西、金城诸郡起兵，反对东汉统治。
黄巾军一开始就威胁着东汉的都城，东汉王朝首先力图加强洛阳的防守力量。外戚何进受命为大将军，将兵屯守洛阳都亭，部署守备。洛阳附近增设了八关都尉。为了统一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防止一部分士大夫与黄巾合谋，东汉王朝宣布赦免党人，解除禁锢。东汉统治者还诏敕州郡修理守备，简练器械，并“远征三边殊俗之兵” [246] ，对各部黄巾先后发动进攻。
皇甫嵩、朱俊率军四万，进攻颍川波才的黄巾。波才打败了朱俊军，并在长社把皇甫嵩军围住，皇甫嵩全军恐慌。波才缺乏经验，依草结营，在汉军火攻下受到挫折，又被皇甫嵩、朱俊军与曹操的援军追击于阳翟，陷于失败。汉军接着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领袖卜已被俘。
南阳黄巾领袖张曼成战死后，赵弘率十余万众继起，据守宛城。朱俊军转击南阳，围宛城三月不下，战斗非常激烈，赵弘、韩忠相继战死。十一月宛城陷落，这支黄巾军也失败了。
巨鹿黄巾领袖张角称天公将军，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号召力很大，是黄巾的主力。东汉先后以涿郡大姓卢植和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进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八月，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巨鹿黄巾。那时张角病死，部众由张梁统率，“梁众精勇，嵩不能尅”。十月，汉军偷袭张梁军营，张梁阵亡；又攻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张宝败死。东汉统治者对起义农民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们对张角剖棺戮尸，又大量屠杀农民，在下曲阳积尸封土，筑为京观。
黄巾起义发生以后，黄河以北农民纷纷保据山谷，自立名号，反对东汉统治。他们是博陵张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郭大贤、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张燕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中平五年（188年），各地农民又相继以黄巾为号，起兵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区，江南地区也屡见黄巾军活动。
黄巾起义发生在地方割据倾向迅速发展的时代，豪强地主拥有强大的武装，这种地主武装同官军联合，处处阻截和镇压农民军，迫使农民军不能大规模集中力量发动进攻。所以黄巾军虽然坚守过一些据点，但是终于不能摧毁敌方的主力军。起义高潮过去以后，黄巾余部和黑山军各部更是缺乏攻击力量，只能各守一方，待机而动，以至于在四面八方的敌军夹攻中相继失败。
这场农民战争瓦解了东汉王朝。极端黑暗腐败的宦官、外戚集团，失去东汉王朝的凭借，经过短暂的反复，不久以后陆续从历史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