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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社会中，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他们是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农民。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商人的经济地位比较复杂。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小商人虽然不是劳动群众，但其经济地位类似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是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数量颇大的奴婢，他们的身份和经济地位最为低下。
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各个阶级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变化。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迅速扩充势力，强占民田，役使和盘剥农民，掠夺财货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成豪强大族。农民阶级中的自耕农，经过汉初一个短暂的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后，少数上升为地主，多数则逐步陷入破产流亡的境地，从中分离出大量的人，成为“游食”的小商小贩，或者补充着原有的佃农、佣工和奴婢的队伍。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居于这个阶级最上层的，是以皇帝为首，包括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号）的贵族地主。参加过反秦战争，在汉初获得官、爵的军功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皇帝在直辖郡内，诸侯王在王国内，列侯和其他军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内，凭借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租赋，提供无偿劳役。中央政权的租赋所入，由大司农掌管，用来养活官吏和军队。皇帝、诸侯王、列侯等在辖区或封域内，还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作为“私奉养”。皇帝的私奉养，置少府官主领。最晚到汉武帝时，少府开始向贫民出假公田，收取地租 [57] 。武帝置水衡都尉统一铸币，得利亦入少府。元帝时，国家和皇帝每岁收入，计百姓赋钱藏于都内（大司农属官）者40万万，水衡钱25万万，少府钱18万万 [58] 。少府、水衡钱供皇帝私奉养者数目十分巨大。
地主阶级掠夺土地日趋严重，官僚地主更为突出。萧何在关中“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 [59] ，田蚡向窦婴强索长安城南田 [60] ，霍去病为生父中孺“买民宅奴婢” [61] ，淮南王安后荼、太子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 [62] ，甚至汉成帝也“置私田于民间” [63] 。西汉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顷以上。如武帝时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哀帝所赐苑田竟至2000余顷。
农民阶级 西汉政权继续用名籍制度控制民户。举凡姓名、年纪、籍贯（郡、县、里）、爵级、肤色、身长、家口、财产（田宅、奴婢、牛马、车辆等及其所值），都要在名籍上一一载明 [64] 。在列入名籍的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民。自耕农民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力。
西汉政府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有所减轻。但是按照西汉生产力水平估计，农民租赋负担仍然沉重。据《汉书·食货志》所载，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百亩，不计副业收入，每年约收粟150石 [65] ，除去食用和田租，约剩50余石。汉制，民年15—56，岁纳120钱，叫做算赋；7—14岁的儿童，岁纳20钱（武帝时增至23钱），叫做口赋。通常的农户，每户应服徭役的男丁约为二口，为了不误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300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叫做更赋。农家卖粟纳口赋、算赋和雇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无几甚至没有剩余。为了进行再生产所需的种子、耕畜、农具等项支出，以及农民衣着、杂用所费，还未计算在内，这些支出就要视副业（主要是蚕桑）收入的有无多寡而定了。如果碰上歉年，农民生活困难更大。所以《盐铁论》中贤良、文学叙述农家入不敷出的情况说，田虽三十税一，如果“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 [66] 。
西汉时期，粮食和土地价格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甚至相差悬殊，但一般说来是偏贱的。粮价如前所述，文景时每石高不足百钱，低则十余钱。田价据《九章算术》资料，善田每亩300钱，恶田70余钱。居延边地，每亩约值百钱。关中善田，每亩千余钱 [67] 。但是农民所需耕牛，一头值千余钱至数千钱。马当时也是耕畜，由于战争的需要，更为昂贵，每匹低则4000，高则20万 [68] 。铜铁器物和食盐，价格都不贱。物价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对于地主、商人的剥削兼并有利，对于农民极为不利。农民贱价出卖谷物，甚至出卖土地，高价购买耕畜、农具和其他必需品，进出之间，损失很大。何况纳税季节，地主、商人乘农民之急，还要将粟价压而又压。这也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还在号称“无兼并之害”的文景时期，晁错就尖锐地指明这种危及国家统治秩序的现象。他说，农家终年辛苦，除了纳税服役之外，还有“送往迎来、吊死问疾”之费；“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69] 。这种情况，到武帝以后更为严重。
破产的农民，多数被迫依附于地主作佃客。《盐铁论》说：“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 [70] 。正是由于地方官“刻急细民”，畏惮“大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使豪强大家得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佃客。关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豪强宁成役使贫民至数千家之多 [71] 。边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记载，计田65亩，收租26石，每亩合租四斗 [72] 。内地的租额，当然更高。汉代不见佃客免徭赋的法令，佃客还要受徭赋之苦。
还有一些破产农民，迫于生计，为佣工糊口。秦末陈胜为人佣耕，起兵以后，故人为佣耕者都来军中谒见。汉代佣工种类，见于文献的除佣耕、仆役以外，还有采黄金珠玉、治河、筑陵、为酒家佣保 [73] 等等。武帝筦盐铁以前，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大抵尽收放流人民” [74] 为之，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雇佣身份。筦盐铁后，盐铁生产除用官奴婢外，还用徭役劳动。由于道远作剧，农民无法“践更”，不得不出钱“取庸代” [75] 。佣工月值，据《汉书·吴王濞传》注说是300钱 [76] 。官僚地主甚至凭借权力，雇工而不给佣值 [77] 。
在汉代社会里，雇佣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佣工还要受种种人身束缚。庸和奴的称谓有时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份的低下 [78] 。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诏书里，有“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之语，可见在剥削压迫稍见缓和，或年景稍佳之时，流庸是可以返回乡里的。
商人 西汉时期，商人势力蒸蒸日上。西汉继承秦代重本抑末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经商是剥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正如当时俗语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79] 。所以商人都用各种手段逃避限制，抑商法令等于具文。晁错看到这种情况，向文帝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80] 西汉前期，出现了许多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蜀卓氏在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在临邛，也以冶铁致富，“贾椎髻之民”。南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致富数千金，多和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铁冶起家，“贳贷行贾遍郡国”，时人有“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之语。山东刁间驱使奴隶，“逐鱼盐商贾之利”。洛阳师史专事贩运，“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宣曲任氏在楚汉之战时从事粮食囤积居奇致巨富。子钱家无盐氏在七国之乱时以千金贷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一岁获息十倍，富埒关中。许多贵族、官僚、大商人铸钱牟大利，邓通和吴王濞最有名，所铸的钱流通天下。汉武帝筦盐铁，实行平准均输，禁止私人和郡国铸钱，大商人多经营加工制造等大手工业，经营囤积和高利贷。
在西汉社会中，“以末致财”的大商人，虽然家资数千万乃至成万万，但仍须“用本守之”。这就是说，需要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才能守住产业。所以大商人无不规陂池，求田宅，“蹛财役贫”。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营商业，以图暴利。元帝时贡禹奏请“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 [81] ，可见那时大官僚经营商业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他们还因其富厚，交往王侯，助长诸侯王的割据。因此国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终于导致汉武帝打击大商人的结果。
人数众多的小商人，有的列肆贩卖，有的负货求售，有的兼为小手工业者自制自销，有的以车僦载收取运费。他们多数由农民或城市贫民转化而来，同样受剥削压迫，同大商人大不相同。小商人无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国家的徭役征发，也往往首先轮到他们头上。秦汉的七科谪 [82] ，有四科是谪发商人或他们的子孙。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数量颇大。
官奴婢的来源，一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属没官为奴；一为原来的私奴婢，通过国家向富人募取或作为罪犯财产没官等途径，转化为官奴婢；一为俘虏没官为奴。西、北边地诸苑养马的官奴婢有三万人。元帝时长安诸官奴婢游戏无事者，有十万人之多。官奴婢用于宫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养狗马禽兽，也用于官府手工业、挽河漕、筑城等劳作。
私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他们有的是被迫自卖为奴，有的是被人掠卖为奴，有的是先卖为“赘子”，无力赎取而为奴 [83] 。官奴婢由统治者赏赐给私人，可转化为私奴婢。边境少数民族人民，有被统治者掠为奴婢者，例如来自西南夷中的“僰僮”。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陈平以奴婢赠陆贾，数达100。市场出卖奴婢，通常是与牛马同栏。也有被卖的奴婢在市场上被饰以绣衣丝履，以图高价。奴婢价格，一万二万不等。经营奴婢买卖的大商人，每出卖100个奴婢，获利20万。汉代有不许任意杀奴以及杀奴必须报官的法令，也有因违令杀奴被罚的事例 [84] 。但在通常情况下，主人对奴婢有“颛杀之威” [85] ，奴婢生命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
私奴婢除从事家内服役以外，也有许多被驱使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季布为朱家奴，被用于田间劳动；张安世家僮七百，“皆有手技作事” [86] ；刁间的奴隶被驱迫运输商品。王褒所作《僮约》 [87] ，列举了奴隶服劳役的项目，包括家内杂役、种田种园圃、放牧、做工、捕鱼、造船、修屋乃至经商等等。
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
卷四二。《僮约》是一篇游戏文章，但所列奴隶服役项目，当符合西汉社会实际情况。
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 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 [88] ，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隶属于汉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诏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诸王“支庶毕侯” [89] ，西汉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 [90] 。武帝以后，王国辖地都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而陆续失爵的，还有不少。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汉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91] ，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实行察举制度 建立太学 汉朝初年，2000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送子弟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赀选” [92] 。郎是皇帝的侍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93] ，可以补授别的官职。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子弟为郎，是他们出仕的一个重要阶梯。在这种选官制度下，“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 [94] ，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以来，汉朝在各郡县推选“孝弟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95] ，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无论选孝弟力田或举贤良等，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 [96] 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97] 。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察举制初行的头几年，郡国执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所以武帝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98] ，用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过这类察举属于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武帝时还有上书拜官的办法，如田千秋上书言事称旨，数月即由郎超升为丞相。
武帝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名为太学，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博士弟子共50名，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 [99] 充当，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还有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县择人充当。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按等第录用。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培养统治人民的官僚，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后，大官僚子嗣和大豪富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了。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这对于网罗人才，加强专制皇权的统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削弱丞相权力 西汉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没有大的改变。汉高祖以功臣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敢于言所不当言。惠帝时曹参为丞相，无所事事，惠帝托参子曹密婉转进言，曹参竟向惠帝申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 [100] 的道理，而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文帝幸臣邓通对丞相申徒嘉礼意怠慢，申徒嘉严斥邓通，还对文帝说：“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 [101]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皇帝与丞相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景帝时，高祖功臣死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开始有所削弱。但是直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的矛盾还有表现。丞相田蚡骄横，“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武帝甚至问他“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102] 。因此，继续削弱丞相权力仍然是加强皇权的一个迫切问题。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封平津侯。公孙弘起自“布衣”，在朝无所援接，只有唯唯诺诺，不敢稍违皇帝旨意。从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职“充位”而已。
武帝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中，先后拔用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武帝曾经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 [103] 。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少府属官），更是出纳章奏，操持机柄。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这些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的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与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皇帝依靠中朝，加强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这样，专制制度就进一步加强了。
武帝寝疾时，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武帝死后，霍光又领尚书事。自此以后，大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都成为掌握实权的“中朝”官，大将军领尚书事更是权倾内外，丞相虽还有很高的位望，但实际职权大大削弱了。
加强中央军力 秦和汉初，兵役制和徭役制结合在一起。制度规定：男子在23—56岁的期间内，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称为正卒；另一年或在京师为卫士，或在边郡为戍卒。此外，男子每年还要服徭役一月，称为更卒，或在本县，或在外地，叫做践更；不愿服役的可纳钱300（—说2000），使人代役，叫做过更。汉代兵徭制度由于资料错乱，还没有定说。
在地方，军事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领本地的正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季，郡太守举行正卒的检阅，叫做都试。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
在京城，驻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甚大，南军卫士数目，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即位，减为万人。南北军以外，还有侍从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领。
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都城内外，都无重兵。这样的军制，自然不能适应武帝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建立一支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长从”的而不是“番上”的军队。只有这样，才能起强干弱枝的作用，才能加强国家的镇压职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七校尉，常驻京师。七校尉兵都统于原有的中垒校尉，所以又合称八校尉。八校尉中每校兵力约为数百人至千余人。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设期门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设羽林军。期门约为千人，羽林700人，选三辅以及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当，归郎中令掌管，以备宿卫。《汉书·地理志》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可见期门、羽林在全国军事系统中地位的重要。武帝后来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于羽林军中，加以军事训练，号称羽林孤儿，以加强宿卫力量。
八校尉和期门、羽林相继建立后，京师才有长从募士。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发胡骑、越骑以及期门、羽林孤儿出击羌人，可见这支长从募士已经用于边境的战争了。
设置刺史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国曹参奏请派御史监三辅，部分地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郡御史，时置时省。文帝还常常派特使巡行。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13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 [104] 。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兵，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似。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刺史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刺史除了“断治冤狱”以外，并不直接处理地方其他行政事务。所以刺史的设立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维” [105] 之宜，比秦朝的御史监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严刑法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既欺凌百姓，也破坏国家法度。济南瞷氏，颍川灌氏，都是西汉前期的豪强大族。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人以游侠著名。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106] 。朱家、剧孟、郭解都是汉初的著名游侠。有些游侠“作奸剽攻”，“睚眦杀人”，称霸一方；还有一些游侠，则被司马迁目为“盗跖居民间者” [107] 。游侠豪强同官府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某种矛盾。
为了打击游侠豪强，出现了酷吏。景帝时，郅都为济南守，“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 [108] 。宁成为中尉，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郅都、宁成是西汉最早的酷吏，他们的活动，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豪强的先声。
汉武帝除了“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 [109] 以外，还大批地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110] 。杜周为廷尉，“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周阳由为郡守，“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像张汤、杜周、周阳由这样的内外官吏，当时比比皆是。他们的这些活动，对于抑压豪强的猖獗气焰，提高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
但是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回乡，“役使贫民数千家”，酷吏义纵少年时“攻剽为群盗”，这些人自身就是豪强或游侠。所以他们治郡的时候，也往往以“豪敢”为爪牙，对人民为非作歹。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
在诛锄豪强的同时，酷吏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经过他们条定以后，律令增加到359章，大辟之罪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死罪判例）13472事。刑法的条定，虽然与诛锄豪强的需要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镇压百姓。由于刑法繁密驳杂，郡国治狱时无法运用，常有罪同而论异的事情。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罗织成狱，“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111] ，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胜数。《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可见用酷吏和刑法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社会矛盾。
统一货币 汉武帝连续发动了许多次对边境各族的战争，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亦都用尽。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财货。元狩中，他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这些人凭借强大的专制政权，推行统一货币的措施，建立筦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企图扩大财政收入，抑制商人的活动，稳定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
汉初以来，高祖所铸荚钱和文帝所铸四铢钱，质量都很低劣。文帝允许私铸，诸王、达官、豪商大量铸钱牟利，因此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同，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武帝颁行三铢钱，禁止私铸，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 [112]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但是盗铸之风不减，“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武帝又改行赤仄钱，仍然不能稳定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 [113] ，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名为三官钱。他还责成各郡国把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这次禁令很严格，新币质量又高，盗铸无利可图，所以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货币的统一，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不可能的；而货币统一以后，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获得一种经济上的保证。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法、平准法 筦盐的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家收购发卖。筦铁的办法，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西汉盐官有遍及28郡国的35处，铁官有遍及40郡国的48处。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诸侯王国原来自置的盐铁官，也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的盐铁商人充任。
均输法是由大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再在卖处收购其他物品，易地出卖，这样辗转交换，最后把关中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 [114] 的不合理现象，使大农诸官得以“尽笼天下之货物”，因而也充实了府库。
平准法是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使大农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许多货物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也使物价不致暴涨暴落。同时，一部分商业利润归于国家，供给汉武帝巡狩、赏赐的挥霍和军事费用，因而“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西汉以来，不但豪强大家从煮盐、冶铁、铸钱中获取大利，而且一些企图进行政治割据的人，也常常在深山穷泽中或海边上，聚众千百人从事盐铁铸钱，以积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景帝时吴王濞发动叛乱，就是得力于此。所以桑弘羊在论证筦盐铁和实行平准、均输的必要性时说：“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又说：“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115] 可见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还起着控制诸侯王和豪强大贾的政治作用。
西汉王朝经营盐铁和商业，也直接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例如官盐价昂味苦，农具质劣而不适用等等。以后一部分贤良、文学反对筦盐铁和平准、均输制度，即以此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些制度也难于长期有效地实行下去。
算缗和告缗 除了统一货币、筦盐铁、实行平准、均输制度以外，汉武帝还采取了直接剥夺大商贾的措施，这就是算缗和告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2000钱纳税一算，即120钱；“诸作有租及铸”，每4000钱一算。轺车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入资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许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其土地和奴僮。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下令“告缗”，鼓励告发，并规定以所没收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给告发人。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命杜周处理案件。在这次告缗中，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算缗告缗以后，上林苑财物贮积充溢，府库得到充实，商人们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所以算缗、告缗的措施，也起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
汉武帝一方面对大商人采取限制、打击乃至剥夺的措施，一方面又允许一部分商人充当盐铁官，为政府服务。西汉统治者与大商人的矛盾缓和了。
西汉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汉王朝（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对各族的战争，有的属于防御性质，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坏。但是从总的后果看来，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许多民族地区正式进入中国的版图，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围各民族。西汉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越人 汉初以来，南方的越人在经济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今江西余干县）界中，积食粮” [116] ，这是东瓯、闽越人农业有所发展的表现。南越经济的发展，比东瓯、闽越还要明显。南越“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117] ，早已吸引了许多北方的商贾。除了吕后统治时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维持着关市贸易，铁农具和耕畜通过关市，源源不断地输入南越，促进了南越的农业生产。南越和西南地区也有经济联系。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援于汉。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援兵未达，闽越已退走。东瓯人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请求内徙，汉王朝把他们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间，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向汉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两路攻闽越。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汉退兵。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人贵族多人为侯。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汉军数路攻入东越。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封越繇王和其他贵族为列侯，把越人徙处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则分散在山岭中，与汉人来往较少。
汉朝和南越的关系，较为复杂。建元三年，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边邑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赵胡派太子赵婴齐宿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为越王，按其生母太后摎氏（汉人）的意见，上书武帝，“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 [118] 。南越丞相吕嘉代表越人贵族势力，反对赵兴和摎太后，并杀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立婴齐长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和赵建德，越人贵族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广州市内发现南越王墓，墓主很可能是赵胡。出土器物甚多，其青铜器有汉式、楚式和南越式。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汉诸侯王制度。但是墓内人殉多至十余，又反映南越社会落后的一面。
匈奴 汉初以来，匈奴族的领袖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119] 。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境）相对；左部居东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分领。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领一定的战骑和分地。单于的氏族挛鞮氏以及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是匈奴中最显贵的几个氏族。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一些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各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在一些匈奴墓葬中，有铁马具、铁武器和铁工具出土。匈奴的法律规定，“坐盗者没入其家”。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匈奴贵族死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 [120] 。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命马邑人聂壹出塞，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以汉军三十余万埋伏近旁，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单于引骑十万入塞，发觉汉的诱兵计划，中途退归。从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边郡，汉军也屡次发动反击和进攻。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汉军也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围歼匈奴。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五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72万余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 [121] 。西汉王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河西，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122]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带领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人，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发，向漠北穷追匈奴。卫青在漠北击败单于，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走，汉兵北至
颜山赵信城而还。霍去病军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战获胜，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漠南无王庭”。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这时，汉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123]
，逐渐开发这一地域。
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大为衰竭，除了对西域诸国还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东发展。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到此基本解除了。汉军在这几次战役中，损失也很大。元封、太初以后至武帝之末，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事，但是这些战事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如过去了。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以后，北方边地出现了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增强。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通过屯田的兵民，在边郡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建了亭燧。北方旧有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今包头、呼和浩特附近的长城沿线，还设置了许多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边塞的烽燧系统完全建立起来了，“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124] ，吏卒众多。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戍守张掖居延的汉军修障塞，开屯田，自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延续至东汉时。戍军遗存的简牍文书，迄今发现者达三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汉简。今甘肃、新疆许多地点以及内地各省也有大量汉简出土。这些都是研究汉史的珍贵资料。
匈奴人向西远徙以后，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近年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正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
西域诸国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被称作西域 [125] 。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楼兰（鄯善）以西，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焉耆、尉犁、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它们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才达到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
在盆地以西，葱岭以南，还有蒲犁、难兜等小国，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发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东部的天山缺口，由车师（姑师）控制着。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是塞种人居住的地方。汉文帝时，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迁徙到这里，赶走了塞种人。后来，河西地区的乌孙人又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乌孙人有12万户，63万口，“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126] 。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这些国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榨取西域的财富。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非常暴虐，西域东北的蒲类，本来是一个大国，其王得罪匈奴单于，单于徙其民6000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 [127] ，贫羸的蒲类人逃亡山谷间，才保存了蒲类的国号。匈奴对西域其他国家的生杀予夺，于此可见一斑。
自玉门关出西域，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称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条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称为北道。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蔡。
与西域相邻的中亚诸国中，大宛户6万，口30万，有城郭屋室，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产稻、麦、葡萄和良马。大宛西南是从河西迁来的大月氏。大月氏地处妫水（今阿姆河）以北，营游牧生活。原住妫水南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商贾车船行傍国”。在大宛以西，安息以北，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则由游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他保留汉节，居匈奴十余年，终于率众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那时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迁到中亚，张骞乃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 [128] 。张骞不得要领，居岁余而还。他在归途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各种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 [129] ，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张骞东归后，武帝即开始了广求西域道路的活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指求身毒国（今印度），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年，汉军击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今罗布泊）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此行率将士300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以后，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百余人。这些使者“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
那时候，西域诸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中，西域东端的楼兰和姑师，受匈奴控制更加严密。汉使往还时，沿途需索饮水食物，也使楼兰、姑师等国应接不暇。所以楼兰、姑师人在匈奴的策动下，常常劫掠汉使，遮断道路。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将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姑师。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王和亲，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细君死，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细君与解忧先后在乌孙多所活动，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击大宛，无功而还。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与汉军言和，汉军获得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此后，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数百，进行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
以后，汉在车师一带还屡次与匈奴发生战争。宣帝时匈奴分裂，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归汉，匈奴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乃在西域设立都护，都护治乌垒城，并护南道和北道各国，“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 [130] 。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在车师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并与归汉的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匈奴的势力在西域消失，汉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了。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都源源东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包括井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时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羌人分布在西海（青海）附近，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羌人有火葬习俗 [131]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来逃回本族，被推为豪，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羌人原来以射猎为事，至爰剑时始营田畜牧。以后羌人人口逐渐增殖，分为很多部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132] 。
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宣帝时，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汉将义渠安国斩羌豪，镇压羌人，羌人遂围攻金城郡。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六万，屯田湟中，相机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此后一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徙汉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汉朝时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巂、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
。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结发为椎，从事农耕，有邑聚，有君长。儶、昆明等族人民编发，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君长。氐和冉
有火葬习俗。
战国时期，楚将庄
领兵溯沅水西上略地。庄
经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为秦国所夺，庄
归路被截断，留滇为王，全军变服从滇俗。以后秦朝的势力达到西南夷中，在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开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设置官吏。
西汉初年，西南地区与巴蜀等地维持着交换关系。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焚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中，有的还经由夜郎浮胖柯江转贩到南越。建元末年，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了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江抄袭南越的建议。武帝派唐蒙领千人，携带缯帛食物，到夜郎进行活动。稍后，汉在巴蜀之南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并发巴蜀卒修筑自僰道（在今四川宜宾）通向牂柯江的山路。武帝又命司马相如深入邛、筰、冉
，在那里设置都尉和十余县，但不久就罢省了。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武帝根据这一情况，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从那里通向西域。经过这些活动，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拦，寻求身毒道路的目的则始终没有达到。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第二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
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
云南晋宁石寨山陆续发掘出的几十座滇人贵族墓葬中，除滇王金印以外，还有战国末至东汉初的大量古滇国遗物出土。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滇国青铜制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西汉中晚期的滇国器物，与贵州、广西出土的西汉器物相似，在种类与形制上部分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了西汉末至东汉初年，滇国遗物中纯汉式器物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汉式器物多数来自中原，有的则可能是本地的仿制品。
大量滇国青铜农具的出土，说明农业在滇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滇国器物上的图像，表明滇人牧养牛、马、猪、羊、犬，猎取鹿、虎、野猪，畜牧和狩猎经济都相当发达。青铜铸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业，铜器相当精美。铁制品数量不多，有些铁器实际上是铜铁合体。《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滇人之地“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这与滇国遗物所表现的滇人社会的经济情况大致相同。
滇国铜器上有许多反映奴隶和俘虏生活的铸像，如奴隶在主人监督下织布，以奴隶作牺牲，捕捉俘虏，俘虏被裸体悬挂等等。奴隶多编发或披发，同滇人奴隶主的椎髻不同，他们显然是从外族俘虏来的奴隶。滇人墓中殉葬物丰富精美，可以印证《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滇人奴隶主“性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乌桓 鲜卑 乌桓是东胡的一支，汉初以来，活动在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 [133] 。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帅，但还未出现世袭的酋长，凡“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血族复仇的风习，在乌桓社会中还很盛行。乌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还未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
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向匈奴输牛马羊皮。过时不纳，要受到匈奴统治者的惩罚。武帝时霍去病率军击破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动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常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也常常攻击匈奴。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言语习俗与乌桓大致相同，但比乌桓落后。鲜卑自从被冒顿单于击破后，远徙辽东塞外，南与乌桓相邻，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联系 [134] 。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 西汉初年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是农民经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以后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 [135] 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民家给人足”；另一方面，豪党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于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严重。官僚地主无不“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 [136] ，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余财，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137] 。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从长远着眼来巩固汉朝的统治，即所谓“财不匮而上下相安” [138] 。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大地主和政府的现实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到处有农民暴动发生 [139] 。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达到200万口，无户籍的40万。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暴动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 [140] 。关中也不安静，《盐铁论》说“关中暴徒保人阻险” [141] 。暴动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官吏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汉武帝又作“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死。
在农民再接再厉的打击下，汉武帝感到专靠镇压无济于事，考虑过改变统治办法的问题。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142] 。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并且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143] 。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了。
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昭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以来的“与民休息”政策，史载“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 [144] ，西汉统治相对稳定。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示以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许多多的主张。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桓宽《盐铁论》一书即是根据这次辩论写成的。贤良、文学之议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实行，显然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宣帝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他继承昭帝的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社会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的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600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剂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沿边的西河郡（郡治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附近）以西共11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屯田积蓄，有了可供大司农调发的钱谷。
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铸钱和制造铁器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象。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 [145] 。
汉宣帝被后世的历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甚至还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146] 。但这只是当时社会情况一个方面的夸饰之词。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无法遏止，所以社会矛盾外弛内张，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 [147] 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盗贼不止” [148] 。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元帝时，西汉社会更是险象丛生。农民在“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的情形下，“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 [149] 。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 [150] 。儒生京房曾问元帝：“陛下视今为治邪？”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151]
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重赋敛” [152] 。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这时，外戚王氏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的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几百顷，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千万者少” [153] ；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 [154] 。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二千余顷，贤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43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成都罗裒，临淄姓伟，洛阳张长叔、薛子仲，长安和附近诸县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樊嘉、挚网、如氏、苴氏，多是资财巨万的大商人。罗裒除了垄断巴蜀盐井之利以外，还往来长安、巴蜀之间，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 [155] 。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铁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动。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广汉（郡治今四川梓潼）郑躬等的暴动 [156]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 [157] 等和山阳（郡治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领导的暴动经历19郡国 [158] ，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大。
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159] ，除了继续反抗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哀帝在农民暴动的威胁下，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因此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种自欺欺人的易号改元，除了暴露西汉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以外，毫无其他意义。
王莽改制 当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当丁、傅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太皇太后王氏表示以“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160] ，这实际上就是王莽对待当前社会危机所表示的笼络人心的态度。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捐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 [161] ，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主持祭祀时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但都被他压平了。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
西汉王朝结束了，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王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诏，历数秦汉社会兼并之弊：“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他针对这种情况，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夷，以御魑魅。”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 [162] ，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这个诏令，“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 [163] 。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就完全失败了。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业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国家的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无力控制这些人。这些人“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164] 。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50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第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王莽迫不得已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165] 。
王莽屡易货币，加速了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十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也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屡易其名。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用各种办法扰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统治，一面玩弄符命的把戏，欺骗人民；一面虚张声势，发动对匈奴和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告，人民“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5000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了联系。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的统治终于在农民战争的无情打击下彻底崩溃，王莽本人也成为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了。
绿林军 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暴动，首先发生在北方边郡地区。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边境数十万驻军，不但仰给边民供应，而且还大肆骚扰，破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边民不堪其苦，有的流亡内地，为人奴婢；有的铤而走险，聚众反抗。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边民弃城郭流亡，随处暴动，并州、平州一带最为猛烈。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 [166] 。
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举行暴动，出没于湖海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举行暴动，杀海曲县宰，入海坚持战斗。此起彼伏的暴动，预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天凤年间，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草根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替人家排难解纷，被推为首领。他们人数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装力量，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湖北当阳镜），因此被称作绿林军。几个月后，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只盼望年成好转，能够返回田间。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战斗意志高涨起来。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荆州），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西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阳大地主刘
、刘秀兄弟也是西汉宗室，他们抱着“复高祖之业”
[167]
的目的，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舂陵军与王莽军接战不利，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约定“合纵”。这时绿林军连败莽军，发展到十多万人。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拥立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以公元23年为更始元年。刘玄在西汉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他参加农民军较早，而且又无兵权。拥立宗室刘玄，这是农民受到刘汉正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立刘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刘
，又是绿林军领袖疏远刘
、刘秀的结果。
绿林建号以后，王莽发州郡兵42万，由王邑、王寻率领，阻击绿林军。三月，王莽军前锋近十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则轻骑突围出城，征集援兵。那时昆阳城外围兵数十重，列营百数，围兵“或为地道，冲
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
[168]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刘秀发郾、定陵营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失败，王寻被杀。城中守军乘势出击，“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
[169]
。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战后“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旬日之间，遍于天下”
[170]
。显然，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入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功绩，他们兄弟的势力逐渐凌驾农民军，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把刘
杀了。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进击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更始帝在洛阳派遣刘秀到黄河以北去发展势力，刘秀北上后，就逐步脱离了农民军的控制。另外一路绿林军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析县人邓晔起兵攻下武关，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关中震动。这时长安发生暴动，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攻克。公元24年初，更始帝迁都长安。
进入长安的绿林军纪律严明，府库宫室一无所动，长安市里不改于旧。绿林军瓦解了一批关中的豪强武装，迅速平定三辅。但是不久以后，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腐化的宫廷生活中，地主儒生乘机大肆活动，绿林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逐渐滋长起来了。
赤眉军 比绿林军举行暴动稍后，琅琊人樊崇等在莒县暴动。樊崇作战勇敢，附近各地农民军领袖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他。他们在泰山、北海一带进行斗争，击败田况所部莽军。参加这支队伍的都是为饥饿所迫的农民，他们同绿林军一样，起初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他们因袭汉朝乡官和地方小吏称号，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史，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171]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多万，进攻这一支农民军。为了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农民军把眉毛涂红，因而获得赤眉军的称号。王匡、廉丹的军队残害百姓，十分横暴，百姓作歌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 [172] 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击败莽军，杀廉丹，势力大为扩展。当刘玄进入洛阳时，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由于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脱离刘玄，转战于今河南一带。
赤眉军虽然连战获胜，但是部众思归，军心有些涣散。赤眉领袖认为部众回乡必散，于是率领他们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有众30万。赤眉领袖在地主和巫师怂恿下，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15岁的牛吏刘盆子作皇帝。接着，赤眉军进攻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赤眉入关时，刘秀也派兵向关中进发。在此之前，当刘秀于公元23年冬渡河北上时，黄河以北已有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部农民军。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 [173] ，共有数百万人。除了农民军以外，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的残余势力也还不少。豪强地主在邯郸拥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声势最大。刘秀依靠信都太守任光、昌成人刘植、宋子人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又得到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的援助，击败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刘秀为萧王，并令他罢兵去长安。刘秀羽翼已成，力量强大，于是拒不受命，留在河北镇压农民军，并坐观关中的变化。他逐个吞灭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军，关中一带把他称作“铜马帝”。
公元25年6月，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鄗（今河北柏乡）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同年九月，赤眉军入长安。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匿粮食，武装抵制赤眉。赤眉军粮尽不支，又无法打破豪强地主的封锁，于是西走陇坂，企图获得出路。赤眉在那里受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风雪的袭击，折返长安，引众东归。这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洛阳以西地区，截断了赤眉东归道路。赤眉军奋勇力战，但终因粮尽力绌，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战败。
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推翻了王莽政权。刘秀恢复了汉朝的统治后，除了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以外，还致力于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他平定了割据陇西的隗嚣，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了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