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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跟着而来的，是楚汉之际争夺国家统治权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一些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经过战乱的城市，也是人口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21] 。
面对这种残破局面，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 [22] 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12年，回关东的免徭役6年。军吏卒无爵 [23] 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以上的，“先与田宅”，并给以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做食邑。从军归农者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普通农民。这些农民由于获得了一份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是汉初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也事实上予以承认。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那些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
三、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四、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六、命丞相萧何制定九章律，代替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的汉墓竹简中，有《二年律令》和《奏谳书》 [24] 。前者是吕后二年以前发布的汉初律令的部分内容，共有《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等27种律和一种令。后者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其中有汉高祖时期郡县上报廷尉的16件疑难案例。这些资料使我们知道，汉初的法律大量继承了秦律的内容，但量罪处刑较秦法缓和，对东方王国地区的干预也较少。
以上这些措施，是农民战争后西汉王朝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汉高祖推行了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国家的统治秩序重新得到稳定，另一方面也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得到生产的条件，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
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形成汉初统治者的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 [25] 。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 [26] 。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27] ，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 [28] 。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 [29] ，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 [30] ，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为40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但也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 [31] 。户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余钱” [32] 。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十二年取消过关用传的制度 [33] ，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价的降落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按所输多少授予爵位。输粟达600石者爵上造，达4000石者爵五大夫，达1.2万石者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有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在他统治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 [34] 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35] 皇帝尚节俭，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有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36] 之说。
文景时期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使农民能够稳定地提供赋税徭役，使汉朝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都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社会矛盾。
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70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这次迁徙的规模很大，一度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 [37] ，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杰的分裂活动基本上被控制了。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诸侯王。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王”。异姓诸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来消灭异姓诸王。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荼，立卢绾为燕王。以后又接连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又“惩戒秦孤立之败”，所以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王”。同姓王国辖地共达39郡，而中央直辖的土地只有15郡，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的封国和公主的“汤沐邑”。这依旧是干弱枝强的局面。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 [38] ，例如齐国辖地六郡73县，代、吴各辖地三郡53县，楚国辖地三郡36县。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重申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吕后统治时期，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陈诉当时中央和王国形势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而且“病非徒瘇也，又苦踱戾”，这就是说“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倡天子”。贾谊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39] 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引起文帝的重视。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40]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这时吴王濞就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逐渐巩固。
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时，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高祖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阳高境），史称“白登之围”。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略人畜。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奉遣之”，并于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 [41] 汉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塞下，垦田筑城，加强边防。晁错所倡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也是在匈奴的严重威胁下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秦末农民战争中，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占据岭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赵佗治理南越“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42] ，在一定的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积极作用。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赵佗接受了汉朝封号，愿为藩辅。吕后统治时期，严边防之禁，曾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这个禁令对南越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也破坏了民族关系。赵佗反对吕后的这项政策，他自称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 [43] ，与汉朝皇帝相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吕后派周灶征南越，军未逾岭而罢。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已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文帝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他按照赵佗的要求，罢省边界戍军，并为赵佗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尊官厚赐。在这种情形下，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率部众参加过反秦战争，以后又助汉灭楚。汉初，无诸受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闽侯）；摇受封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王、闽越王都参与了七国之乱，但景帝对他们没有追究。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的发展 汉初至文、景的六十多年内，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便出现了一种繁荣的景象。史载当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44]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武帝时冶铁制器归国家垄断，铁器的传播更为迅速。今辽宁、甘肃、湖南、四川等省以及更远的一些地方，都有西汉的铲、
、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出土铁犁铧数量很多，宽窄大小不一，这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犁耕技术的结果。最大的铧宽达42厘米，这也许就是武帝时期以来“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
[45]
的所谓“大器”（一说“大器”指兵器和煮盐牢盆）。
马耕和牛耕（主要是牛耕）已很普遍。除了二牛三人的耦犁以外，还有二牛一人的犁耕法，山西平陆发现的王莽时期墓葬画像砖上有二牛一人的犁耕图。这种犁耕法较之二牛三人的耦犁，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边陲，进行垦田，牛耕技术也传到西北。与犁耕技术的传播同时，播种用的耧也开始使用，西汉晚期，耧已传到辽阳一带，辽阳的汉末村落遗址和北京清河汉代遗址中，都发现铁制耧足。
武帝时由于大规模战争的消耗，耕马、耕牛严重不足，价格昂贵，北方一度出现以人挽犁的现象。经济落后的淮南地区，还是蹠耒而耕。江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 [46] 的阶段，同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差很远。
西汉初期，农民已有“深耕概种，立苗欲疏” [47] 的经验。武帝末年，赵过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先把土地开成深广各一尺的沟，叫做甽，甽旁堆成高广各一尺的垅。一亩之地（广1步，长240步），开成三甽三垅。下种时把种子播在甽中，苗长出后进行耨草，用垅上的土和耨除的草培植苗根。盛夏垅土用尽，甽垅培平，作物的根既深且固，不畏风旱。甽垅的位置每年互相调换，轮流种植，以恢复地力。代田法在长安附近试验的结果，每亩产量比别的田超过一斛甚至二斛以上，所以很快就被推广。边远各郡也使用了代田法，居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的代田，在汉简上有很多记载。赵过除了推行代田法以外，还改进了农具，史载“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 [48] 。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也很发达。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一个水利灌溉网。漕渠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便利了漕运，还能溉地万余顷。泾水与洛水之间，修建了白渠，与原有的郑国渠平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当时有歌谣赞美这一渠道说：“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49] 其他如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等溉田都很多。龙首渠在洛水旁，由于渠岸易崩，它的某些段凿成若干深井，井与井间有水流通，叫做井渠。这种修渠方法，在沙土地带特别有用。京畿以外，关东地区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如汉初羹颉侯刘信在舒（今安徽舒城）修造七门三堰，灌溉田亩。文帝时文翁在蜀郡穿湔江以溉灌繁县土地。稍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50] 西汉时，中原种植水稻，主要就是依靠这些水利灌溉。至于凿井灌溉，北方到处都有，甚至居延边地，也凿井开渠，进行屯垦。
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黄河。文帝时黄河曾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决口，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又自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经巨野泽南流，灌入淮泗，泛滥达16郡。丞相田蚡封地在鄃（今山东高唐），地在黄河以北，他为了使自己的封地不受水灾，力阻修复故道，所以黄河泛滥越来越严重。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武帝曾巡视工地，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才流归故道，此后80年中未成大灾。
铁农具、牛耕的普遍应用，水利的发达，农业技术的进步，使西汉时的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据西汉末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户1220多万，口5956多万；全国垦田数达到827万多顷。这就是西汉农业发展规模的一个说明。
手工业的发展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西汉冶铁的技术，铁器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比战国时有了重大的进步。西汉后期“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 [51] ，规模是很大的。西汉铁器出土的地点，已发现六十多处。在山东、河南、江苏等省都发现冶铁遗址，其中河南巩县、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包括矿坑、冶铁工场，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巩县遗址发现了矿石加工场所，发现冶炼炉、熔炉、锻炉共20座。遗址中炼铁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这是现在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用煤的遗存。“淬火法”已开始应用，这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坚韧和锋利程度。汉初的铁兵器，各地经常有出土；武帝以后，铁兵器更多，替代了铜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西汉中期以后，铁制的日用器皿也逐渐增多。
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铜主要产在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巂、益州等郡。汉初准许私人仿铸货币，所以铸钱场所分布在一些郡国中，武帝时铸币权集中到中央，在上林苑三官铸钱。西汉货币发现极多，铸币用的铜料、铸范以及铸所遗址也有发现。铜器制造主要属少府和蜀、广汉等郡工官，也有很多出于私人作坊，所制器物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铜镜。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当时的临淄（今山东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元帝时，临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52] 。长安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各在5000万钱以上。已有了提花织机，钜鹿陈宝光的绫机“用一百二十蹑” [53] ，能织成各式各样的花绫。西汉的精美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罗马帝国）。
西汉漆器出自蜀、广汉以及其他各处工官，漆器加鎏金扣或银扣，称为
器。漆器和
器都是名贵的手工业品，《盐铁论》所举当时富人使用的“银口黄耳”，“金错蜀杯”
[54]
，就是这类器物。在国内许多地方的墓葬中，出土漆器？？器很多。今朝鲜境内的乐浪王盱墓及其他墓葬中，蒙古境内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和
器。漆器制作的分工很精细，见于漆器的工名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以及各种监工等十几种，这说明《盐铁论》中的“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55]
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
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等）、制陶、造船、造车、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有发展，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在上述各种手工业中，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吏、卒、刑徒、官奴婢和少数佣工；私营作坊主要是僮仆、佣工，他们之中很多来自逃亡农民。他们在极度的剥削压迫和极艰苦的条件下所从事的创造性的劳动，使当时的物质文化表现得丰富多彩。
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区域膏壤沃野千里，最为富饶，其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56] 。首都长安户8万余，口24.6万，是关中的交换中心，也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长安城周围65里（据实测，周长25700米，合当时62里强），有9市、16桥、12门，每个城门都有3个宽达6米的门道，以三条并列的道路通向城中。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规整宏伟，各种建筑物稠密巍峨。长安市面上除有本地和附近的各种物产包括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以外，还有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出售。
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合称五都）、番禺（今广州）等城市，是全国主要的都会。蓟、阳翟、江陵、寿春、合肥、吴，也都是一方的都会。全国各地区、各都会之间，有大道相连。在这些大道上，驿传罗布，车马杂沓，货物转输，络绎相属。江南多水，船和车同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今广州、长沙等地的汉墓中，发现有木车、木船和陶船的模型，船有锚、舵，结构坚固，可载重致远。
出现在通都大邑里的商品，有牲畜、毛皮、谷物、果菜、酱醋、水产、帛絮、染料、木材、木器、铜铁器等类。奴隶被当作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高利贷也成为一种重要行业。高利贷者被称作子钱家，列侯封君有时也向他们告贷。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发达起来了。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着这条道路，运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物。西方人称这条道路为“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近年来广州、贵港、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物，其中一部分是从海外运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