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　　国

《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定为战国七雄历史的开端，从这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期间各国混战不止，战国就由此而得名。

春秋时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者约有十几国。大国有秦、魏、赵、韩、齐、楚、燕，即所谓的“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当时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北面有林胡、楼烦、东胡和仪渠，南面有巴、蜀和越人。

七国的疆域情况大约如此：秦的国土包括今陕西关中和甘肃的东南部。魏约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东部。赵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韩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齐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楚约占有今湖北全省以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燕约占有河北北部和内蒙、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一　社会经济的发展

铁器的广泛使用 春秋末到战国初，铁工具开始在生产中广泛使用。《管子》说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就不能成其事。《孟子》提到“铁耕”，证明当时耕田必定用铁器。根据解放后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更加证实了战国时铁工具大量出现这一事实。现在所知，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南等省都出土有铁器。毫无问题，铁器的使用和生产已普及于许多地区。出土的工具，种类颇多，有犁头、锄、臿、镰、铚之类的农具，也有斧、锛、凿、刀、锤等手工工具，这些铁工具代替了过去的木、石和青铜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铁器的使用，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当时记载中常提垦辟草莱之事就说明了这点。耕作技术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主要是出现了深耕，这是使用木、石工具时无法实现的。《孟子》、《韩非子》说：“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表明深耕已经普遍推行。《庄子》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吕氏春秋》说深耕可使“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使禾、麦得到好收成。深耕不仅能提高亩产量，而且还可减轻虫、旱之灾，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大约和使用铁器同时，也开始用牛耕田，《国语》说：“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就是一个例证。

施肥和人工灌溉也有了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战国时的粪主要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礼记·月令》说把田间野草烧灰，既除草害，也能肥田。《周礼》有薙氏，专掌“杀草”。这些记载都是关于用草作肥料的例子。《周礼》中还提到施种肥之法，以兽骨汁浸种，可使作物生长得更好。人们对于人工灌溉也很重视，《荀子》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中原一带种稻，更非人工灌溉不可，《战国策》记载西周君放水，东周君方得种稻的故事。《周礼·稻人》讲到如何在田中放水和蓄水。战国时还出现一种叫桔槔的汲水工具，是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多用于小面积土地的灌溉。

战国时出现了有关农学的著作。《管子·地员篇》记录了许多有关土壤的知识，并指出结合哪些土壤应该种植何种的作物。《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的重要农学著作。其中十分强调“深耕熟耨”，既要耕得深，还要多耕多耨。在整地方面认为在田间须开沟作垄，好依土壤湿、燥不同而决定将作物种在沟中或垄上。种植作物必须疏密适中，整齐成行。对于农时极为注意，认为播种、收获都必须“得时”，过早为“先时”，过迟为“后时”，这样都会影响谷物的产量和质量。这些先进经验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

战国时农产量比过去有了提高。据魏李悝的估计，魏国100亩田平常年景能收粟150石，如遇大丰收可增加到300石或600石。《吕氏春秋》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能提供多一些的剩余产物应是无疑问的。

水利工程的兴修 水利灌溉工程在战国时获得很大发展，这对农田灌溉和航行都有很大好处。

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河水南入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土地，使盐碱地变成良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面貌。

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灌县附近，将离堆凿开，使岷江变为两股，以分水势，既解除了岷江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之利。这一工程即后来有名的都江堰。

战国末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所谓的郑国渠。渠长三百余里，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史称关中于是成为沃野，秦国更为富庶。

田制的变化 战国时，井田制已走到尽头，当时的土地仍基本为国家所掌握，国家直接向农民授田，也叫行田。《周礼·遂人》说：“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吕氏春秋·乐成》说：“魏氏之行田也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授田只是给予使用权，且有期限，农民所受之田不能据为私有。授田的对象主要是平民，有的国家还授给外来者，以招徕人民增强实力。

授田基本都以一户100亩为标准，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25]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26] 。由于生产力提高，百亩之田不仅能养活一家人，还能养活更多的人，《孟子》里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27] 农民接受国家的田地后，就要承担田租和力役。田租一般为十取一。除田租外有时还要交纳芻稾。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人顷芻稾，以其受田之数，无狠不狠，顷入芻稾三石、稾二石。”

此外国君也会把大片土地赏赐给一些贵族和功臣。魏吴起曾许诺赏给有功的战士“上田上宅”，秦将王翦还向秦始皇请求“美田宅、园池甚众”。

由于主要是由国家掌握着大量耕地，故田地还不能大量随意买卖。只有个人所有的住宅、园圃才能买卖。战国初，赵中牟之人已有卖住宅、园圃者。

授田制虽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农民在沉重的租税负担下，生活仍是十分贫困。魏李悝曾对农民的收支情况作过计算，他说五口之家的小农，种田百亩，一般情况下百亩之田年收150石粟，交纳十一之税需要15石，五人每年口粮共需90石，余下的45石出售后可得1350钱，而全家衣着、祭祀两项支出就须1800钱，这样每年尚亏空450钱，至于疾病、丧葬之费，以及其余的苛捐杂税还未计算在内。另外，战国时农民还有很重的力役负担。《孟子》说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又说在凶年饥岁之时，老弱冻饿而死，壮者流散于四方。破产的农民，或“嫁妻粥子”，或流亡，有的进入城市作小商贩或小手工业，也有的去作佣工，《韩非子》提到雇佣工去耕耨或排涝。有些流亡破产的农民甚至“聚群多之徒”，在深山广泽林薮中，作掘墓或抢劫之事。

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器用于手工业，大大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周礼·考工记》记载官府手工业分制造木器、铜器、玉器、陶器和染色等不同工种。《考工记》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记载，这又表明在每一工种之中还分不同的专业。手工业内部分工如此细密，反映出手工制造业的发达。

冶铁是新兴起的一种金属冶铸业。随着社会上对铁器的大量需要，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管子》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则当时人已知道通过矿苗来找矿的方法了。在《山海经》中提到出铁之山很多处，有“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这样的话。人们对铁矿如此之注意，表明了冶铁生产的规模不断地在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出土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的数量为最多，兵器、日用器皿则较少。在河北兴隆发现有铸造斧、锄、镰、凿等工具的铁质铸范四十付，在河南新郑发现了泥质的铸范。范的发现，进一步证实战国时已有热铸技术。通过对实物的化验，知道最初多用块炼法而得到纯铁。后来掌握了热铸法。战国晚期，又学会了将纯铁加热渗炭而制成钢的技术。在战国时期的几百年间，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冶铁技术获得了很快的发展，这在世界冶金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事。

青铜器制作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青铜制品除官僚、贵族所用的礼器、乐器、铜镜之外，还有数量较多的各种兵器和货币。在冶铸技巧方面也有进步。《周礼·考工记》记载有“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六齐。齐是指铜、锡的比例，这说明当时在铜、锡比例的掌握上已有很丰富的经验。

战国时错金银器大为盛行，即用红铜或金、银在铜器上镶嵌出文字或花纹，这是一种精细的工艺技巧。

战国时纺织品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以多“文采布帛”著名于世。长沙出土的楚简上，有“罗”、“阿缟”等纺织物名称，反映出品种的繁多。楚墓中出土有织出菱形纹的丝绢残片，还有织得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28支，纬线24支。此外还发现绣有夔凤纹的丝织品。

盐在战国时有较大规模的生产。燕、齐两国以产海盐著称，《管子》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魏国的河东有大盐池（今山西运城），生产的池盐也很有名。

漆器生产在战国时也很发达，楚墓中常出土一些精美的漆器，有杯、奁、豆、匣等物，色彩鲜明，花纹绚丽。

战国时手工业生产仍有相当大部分是由官府经营的。《管子》提到统治者很重视盐业的收入。《管子》又提到齐设有“铁官”，甚至铁矿山也为官府所垄断，严禁人民入内。河北兴隆出土的铁范，上有官府名称的铭记。当然设铁官者不仅限于齐、燕两国。盐、铁业能为统治者提供巨大的收入，因而官府是不轻易放弃的。据器物铭文记载，三晋和秦管理、监督铜器生产的官吏是“工师”或“丞”。秦国冶铸铜器的工匠，常由“鬼薪”、“隶臣”等罪犯奴隶担任。

战国时民营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魏猗顿以煮盐致富，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成业。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甚至“与王者埒富”。由此可见，民营作坊具有很大的生产规模。

商业交换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加强，导致了交换的发达，正如《孟子》所说，当时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获得布帛和陶器、铁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得到粮食。《荀子》说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在中原的市场上。交换又使各地区间经济上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

商业交换兴盛，商人也日益增多。在交通方便、经济繁荣的三晋、周、鲁等地，居民中以商贩为业者占有相当的比例。战国时商人靠买贱卖贵和囤积居奇来牟取暴利。著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丰年时收购粮食，抛售出丝、漆、茧，荒年时又售出粮食而收进帛、絮。当时有“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的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人对扩大产品流通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各国都铸造了大量的金属钱币，当时各国钱币形式是不一样的。三晋和周以铲状的铜质布币为主，燕、齐则以铜质的刀币为主，刀、布早先曾当作交换的媒介，所以在钱币形式上还有所保留。楚国通行小方块黄金作的“郢爰”币，还有是贝形的铜币，也即后人称之为“蚁鼻钱”者。为了使用起来方便，在各国铜币中，也有大小、轻重之别，如晋阳、安邑布各分为“二 ”、“一 ”、“半 ”三种。战国晚期，三晋、周、齐都铸造过一些圆孔或方孔的圆钱，秦统一后，圆钱便成为固定不变的形式了。战国时钱币往往由城邑来发行，钱币上多铸有地名，常见的有安邑、阴晋、垣、邯郸、晋阳、离石、蔺、长子、皮氏、高都、安阳、即墨、襄平等一百多个地点。这说明当时铸造钱币的城邑相当的多。

战国时度、量、衡实物资料流传下来的不少，有铜尺、铜权、铜量等。重要的铜量有齐子禾子釜、陈纯釜和秦商鞅量。战国时一升约合200毫升，一斤约合250克，一尺约合23厘米。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度、量、衡标准渐趋于一致，应是商业交换频繁的结果。

在货币出现的同时，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当时称之为“子贷金钱”。放债者有商人，也有像孟尝君这样的贵族官僚。史载孟尝君每年利息收入达十万钱之多。《孟子》说农民经常要向别人去借贷，《管子》说有些农民甚至靠告贷维持生活。当时有所谓“倍贷”者，即利率达100%。广大贫苦农民，自然是高利贷残酷剥削的主要对象。

春秋时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到战国时往往成为交换的中心，当时如周的洛阳、魏的大梁、韩的阳翟（今河南禹州）、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宋的陶（今山东定陶）、卫的濮阳（今河南濮阳）、楚的郢（今湖北荆州）、燕的蓟（今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有名的商业城市。《战国策》说战国以前，“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城邑规模扩大，人口增多，这和工商业的发达有一定的关系。《战国策》说齐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城市的繁华情景，可见一斑。

战国时不少城邑的遗址，现在已作过勘探。齐都临淄城址，东西约广三公里，南北长四公里。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址，长宽各达四公里左右。这和文献上说的“七里之郭，五里之城”，颇为符合。在燕下都的城址内，城北部发现不少大宫殿建筑遗迹，在其周围有冶铁、烧陶和骨器、兵器、钱币作坊遗址，居民住区集中于城西南部。围绕着城墙还有一道起护卫作用的城壕。通过对燕下都城址的勘查，可以了解到战国时大城市的规模和城市布置的一般情况。

二　各国的变法和君主集权制度的形成

魏、楚、齐、韩的变法改革 战国初年各国为富国强兵，都进行了变法活动。各国中以魏国进行变法为最早，开始于魏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的士参与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替代。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参加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悝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 ^[28] “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还禁止道路拾遗，李悝说拾遗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刖刑。“贼”指伤人、杀人，“杀人者诛”，其家属没入于官。“盗”、“贼”两篇都是对生命、财产如何保护的具体条文，李悝认为它最重要，所以列于《法经》之首。《法经》中规定一人越城者诛，“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以上要处死。这些规定显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要处死。这些条文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流散。李悝这些措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楚在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当时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的改革便先从摧毁贵族封君势力入手。他下令：“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另外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命令这些贵族迁徙到边远旷虚之地 ^[29] 。这样，国家收入增多了，吴起便用这笔钱来养兵。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便以伤害悼王尸体的罪名惩治了旧贵族，“夷宗死者七十余家”，使旧贵族遭到很大的打击。

齐威王时，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齐国大治”。威王用邹忌为相，邹忌也注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 ^[30] 。由于齐国和三晋一样地实行君主集权和法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

韩昭侯时，“申不害学术以干昭侯”，昭侯用申不害为相。申不害的“术”是要求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即君主应有一套控御臣下的办法。史称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秦商鞅变法 秦在战国初年，社会经济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从力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表明商业交换也正在活跃起来。秦的这种发展，比起关东各国仍要落后一步。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秦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各国都以“夷狄遇之”。秦孝公在内外压力下，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事。公叔痤死，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于是离魏而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便用他进行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凡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把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无非使农民能更多地提供租税和力役。对于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和弃本逐末者，全家都要被罚为奴隶。又鼓励人民立军功，有功者可得爵，私斗者则要受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取得贵族身份，新的军功贵族按爵位高低来决定他们占有田宅、奴隶的多少和服装的等次。

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新法实行了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太子也违法，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儆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实行几年之后，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禁止家人“同室内息”，为使父子、男女有别；“平斗桶、权衡、丈尺”，即统一度量衡制。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41县，县置令、丞，旧贵族的封邑遭到彻底的破坏。又下令废井田，开阡陌，实行授田制。

秦经过变法，国家开始富强。对外方面首先是向魏进攻。公元前354年，夺取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围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虏魏将公子卬而战胜魏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变法的成果仍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

官制和兵制 各国经过变法后，在国君之下有一套受他控御的官僚机构，确立起君主集权制。战国时是“量能而授官”，即官吏由国君任免，完全改变了春秋时世族垄断官职的局面。战国时也起用平民做官，如申不害、蔺相如都出身低微，不过普遍的情况仍是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担任要职，如齐国的诸田，楚的屈、昭、景三家。

官僚机构中地位最高者为相，当时称为“相邦”或“丞相”、“宰相”，独楚国称为令尹。相是国君的助手，《荀子》说相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之“百事”，和春秋时执政有相似之处，所不同者相一般不率兵出外作战。相下面的重要官吏有司徒、司空、司寇、尉、御史等。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俸禄，以代替过去的采邑。高官的俸禄在三百石以上，有“食禄千钟”或三千钟、万钟者。百石、五十石是小官之俸，最低者有所谓“斗食”者。各国宗室受封者不少，如齐的靖郭君、孟尝君，魏的信陵君和赵的平原君。大臣立大功者也受封，如赵封廉颇为信平君，燕封乐毅为昌国君，秦的魏冉、范雎都封侯。不过战国的封君在封邑中无统治权，且不能长期世袭，仅是食租税若干户而已。

战国时大小官吏都靠玺来行使其权力。玺是国君发给的，可随时“夺玺”或“收玺”。国君掌握了玺，也即掌握了对官吏的任免权。国君还通过“上计”来对官吏进行考核。“上计”是官吏将一年应收赋税数，分别书写在两片木券上，一片交国君，年终时国君以券来确定官吏的成绩。《韩非子》中关于县令在“上计”时被国君收玺免官的例子颇多。《荀子》说相“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则对于相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

各国都开始在地方上设立属于中央管辖的县，县下面又有乡、里之类的组织。《战国策》用“百县”来表示魏国设县之多。秦商鞅变法后，全国设立了41县。各国在边远地区，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又设郡以统县。魏有上郡，楚有汉中郡、黔中郡、巫郡，赵有云中、雁门等郡。郡的大小不一，如韩的上党郡有17县，赵的代郡和燕的上谷郡各有36县。郡设有守，守既管地方行政，又管军队和防守。县设有令，令下面还有御史、丞、尉，此外还有管理市的官吏。乡、里中设“里正”、“伍老”等直接统治农民的小吏。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

战国时各国都实行征兵制。战争发生，凡属适龄的男子都有可能被征调去作战。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装备较好的常备兵，并受过一定的训练，当时称为“练卒”或“练士”。

兵权操于国君之手，作战时由国君任命将帅。国君通过虎符来调动军队。虎符是铜铸的，分左右二符，有子母口可扣合起来。右符在王所，左符归将领，将领如无王符就不能发兵。根据秦《新郪虎符》铭文记载：地方上发兵超过50人，就必须有王符。 ^[31] 可见国君对军队控制是异常严密的。

三　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各有“奋击百万”。在作战时往往是大量出动，战国末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出兵40多万人。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60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要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作战双方都要求消灭对方实力，因此一次战役中被斩首的士兵是数万或数十万，正如《孟子》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充分反映出当时战争的残酷性。战争中消耗的物力也是惊人的，《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而不能偿也”。当然战争的费用都是由人民来负担的。

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坚甲利兵。像楚、韩两国，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称于世。战国时兵器仍以青铜为主，普遍使用的是铜戟和铜剑。铁兵器也开始使用，如《史记》说“楚之铁剑利”，《荀子》说：“宛钜铁他（矛），惨如蠭虿。”战国末年已有钢制的剑、戟，这已为考古材料所证实。铠甲除皮制的之外，还出现了铁甲。铁制的头盔也同时出现。新发明的重要武器为弩，弩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简单的机械，有很强的发射力。韩国所造的劲弩，可把箭射至六百步以外。作战器械方面，攻城用的云梯、冲车，水战用的“钩拒”，战争中常见使用。

作战方法、兵种，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发生变化。受地形条件限制较少的步战越来越重要，车战则渐居次要地位。北方民族骑战之法也传入中原。赵武灵王即提倡“胡服骑射”。为了便于骑战，公元前302年，赵下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战国策》记载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骑兵这一新的兵种在各国已得到推广。

为了加强防御，各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长城。齐长城西起于平阴防门（今山东平阴），南面到海边的琅琊。魏为了保护其河西地，曾在今陕西洛水以东筑长城。赵国修长城于漳水、滏水流域，武灵王又在阴山下修长城。燕国在大破东胡以后，造长城西起于造阳（今河北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北边长城，都是为防御北方各族的入侵而建造的。

魏的强盛和徐州相王 魏经过政治改革后，成为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灭中山国，东面屡败齐人。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上地，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武侯子惠王时，魏更加强盛。公元前361年，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更加紧了对宋、卫、韩、赵等国的进攻。公元前354年，魏攻赵，围邯郸。次年，魏攻陷邯郸，但齐也胜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东北）开会，并“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魏惠王开始称霸于天下。

公元前343年，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派田忌、孙膑击魏救韩，魏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魏在西面则屡败于秦，失去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和安邑（今山西夏县），河西屏障开始被秦突破。战败于马陵的次年，秦商鞅又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魏一再战败，已不能独霸天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州）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 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秦首先进攻的对象是魏国。公元前333年，魏战败于秦，次年魏割阴晋（今陕西华阴）与秦。次年秦又大败魏兵，虏魏将龙贾，次年魏又纳河西地，次年秦渡河取汾阴（今山西万荣）、皮氏（今山西河津），又攻下了焦（今河南陕县）。次年魏只得割上郡15县向秦求和，从此魏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领土。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的强大和不断向东进攻，给予三晋很大的威胁。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得大败，将帅被俘。公元前316年，秦攻占赵的中阳（今山西乡宁）、西都（今山西平遥），公元前315年又攻占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公元前314年秦又大败韩军于岸门。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甘茂攻下韩有名的大城宜阳（今河南宜阳），秦的势力从此向中原步步深入。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于此役者七十多人，怀王又派兵袭秦蓝田（今陕西蓝田），又败于秦。秦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楚的西北门户于是落入秦人之手。秦惠王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以扩大秦的领土。

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乱，秦惠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齐宣王伐燕和燕破齐 魏、齐相王以后，魏日益衰弱，关东六国中最强者就只有齐国了。在燕王哙晚年，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了内乱。公元前315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50天便攻下了燕。由于齐军对燕人的蹂躏，燕人起来反抗，赶走了齐兵，但燕国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

齐到湣王时，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率韩、魏去攻楚，败楚于垂沙（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蔑。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宋等国“合纵”攻秦，秦也不得不退出一部分侵地以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失十万兵。齐这几次的大胜，对各国都有很大震动。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表明齐和秦是东西的两强。公元前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齐因连年兴师用兵，造成“穑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燕，经过28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就攻下齐都临淄，湣王出走，不久就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失地，迎齐襄王人临淄。齐虽然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楚在战国时，地广人众，在关东各国中是比较强大的一国。公孙衍“合纵”攻秦之时，楚怀王曾被推为纵约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国的疆域扩大到长江下游的沿海地区。自从秦、齐两国日益强盛，楚也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统治者“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占领的楚地上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的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了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武灵王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当时关东各国除齐以外，当以赵的国力最为雄厚。尤其在燕破齐后，能与秦较量者更是非赵莫属。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用范雎为相，昭王采纳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计，这样既能破坏各国的“合纵”，又能使秦得到的领土得以牢固占有。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粮绝而全军降秦，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于长平。次年，秦军又乘胜而进围邯郸。秦攻了两年多未攻下，后来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解兵而去。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赵国在实力上，受到严重的损失。

秦灭六国 由于秦在对外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到秦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攻占。秦南面有巴、蜀以及汉中郡、黔中郡、巫郡。疆域之大，六国罕有能与其匹敌者。尤其是中原的不少经济、文化先进的地区大都为秦所有，大大增强了秦的实力。这时关东六国已次第削弱，像韩、魏两国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令”。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已被秦灭掉，“秦界至大梁”。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为相，不韦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出兵，与此同时，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分化其内部，以配合军事上的猛烈攻势。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9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至代，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至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的大梁城，城破，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燕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公元前221年，灭齐，天下统一。

战国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渐渐减少，彼此间联系加强，经济的发展首先为全国统一准备好了条件。政治方面，各国都废除了贵族封邑制，开始实行郡县制和君主集权，为出现大一统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是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全国的统一对于中国历史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秦能够最终统一全国，是有原因的。秦变法比六国更为成功，对旧贵族势力铲除较彻底。秦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后来都比关东各国先进。秦昭王时有名学者荀卿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国实行法治很成功，政治不腐败。他认为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四　各少数民族

在燕、赵、秦的北面，有东胡、林胡、濊、洦、楼烦和匈奴人。大约在今东北、河北北部，是东胡、濊、洦的分布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和晋北分布着林胡、楼烦，匈奴人又在他们的北面。

不少北方民族陆续被燕、赵两国所征服。赵武灵王曾大破林胡、楼烦，以侵占的土地建置为郡县。战国末赵将李牧又“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燕昭王时，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修筑长城，并建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战国时匈奴尚未强大起来，故它和中原各国的接触还不多。

在辽宁、内蒙和河北北部一带，发现不少属于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不少的青铜剑、戈、匕首和工具、马饰，有的墓中还有铁器和燕的铜币，这些古物无疑是东胡或濊、洦人所遗留下来的。从这些古物能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给他们留下的影响。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

秦惠王因贪图蜀地物产富饶，派司马错灭蜀，同时也灭巴。秦把蜀王降为蜀侯，并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起郡县。

约相当于中原商周时，蜀人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到战国时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成都扬子山出土有青铜的鼎、罍、盘、盉、戈、矛、弩机等物。在昭化、巴县发现用大木挖成舟形棺的古墓，出土有铜剑、铜钺等物。这些遗物当是巴人所遗留下来的。蜀人和巴人的文化，能看出它们受到秦、楚的影响。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北至浙江、江西，南到两广、福建等地。战国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的名称，名号不一，则表明越人部族分散。

根据考古的发现，知道战国时越人在文化发展上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的越人可能还未脱离石器时代，也有像在广东、广西境内的一些越人，他们已能制造出精美的青铜钟、鼎和多种的工具、武器，工艺水平已接近中原各国，器形、花纹和楚的基本相同，当然也保存了一些地方特色，这表明当时的这些越人和楚的关系极为密切。

五　战国的文化

学术的繁荣和百家争鸣 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以往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文化教育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

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一些官僚、贵族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延请了邹衍、慎到等76人，给予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由于养士之风的盛行，文学之士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著书立说，上说下教，文化学术获得空前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学术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战国时除孔、墨显学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等家。甚至同一家之内也不断地再分化成小的宗派，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们确是“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因此各国的君主对各家是“兼而礼之”。由于不主一家，并允许各家之间展开相互的批判和论战，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这种争鸣，大大地促进了思想学术的活跃和繁荣。

诸子的学说和思想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

面对当时的实际，墨家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这样十种主张。尚贤是要求做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就是说出身低贱的人只要有才能，君主也应擢用他们，以此来反对贵族的世官制。墨家又提倡节用来反对当时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以“去无用之费”。又提出非乐、节葬来反对贵族久丧厚葬和对钟鼓之乐的沉溺。墨家竭力宣扬天下如能“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家提出非攻以反对当时以强欺弱的残酷战争。

墨家尊天事鬼，相信天有意志，能降祸福于人，认为君主如违背兼爱、非攻或节用、尚贤，就将受到天和鬼神的谴罚，反之，则能受到福佑。

老子的事迹不详。写成于战国时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老子哲学中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事物中总包含着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彼此又是互有联系的，还可相互转化，弱可变强，小可变大。“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认为“反者道之动”，即认识到矛盾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老子指出，国家不安定是统治者所造成的。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使农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国家就易于治理了。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庄子是老子以外的道家重要代表人物。

把世间事物都看做是相对的，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事物，那么有时就可以把大小、寿夭颠倒过来。他又说儒墨两家各以对方所是为非，所非为是，最后争辩不出一个结果。在庄子看来，认识事物的客观是非标准是没有的，他在认识论上走向了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也被运用到人生和处世这方面。庄子要求人们对于诸如寿夭、生死、祸福等现象不必计较。根据相对主义，人们判断社会政治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没有的，庄子认为讨论尧和桀的是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庄子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要“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斗争是无必要的，一切都顺从命运、安于现状就可以了。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

孟子主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使这些品质扩而大之，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孟子这种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又导引出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注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处境。他认为最要紧的是应该让农民不失去土地，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才能使农民不致起来反抗，统治才能巩固。

孟子对统治者是否得民心也特别强调。他说尧、舜之得天下，主要是民心所向，而桀、纣之失天下，主要是失去了民心。他说国君如果“暴其民者”，就将得到“身弑国亡”的下场。如商纣那样的暴君，臣下把他杀死，不算是弑君行为。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的学识异常渊博。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他曾在齐的稷下讲过学，并取得稷下首领的地位。荀子是战国末儒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道家的自然观被荀子所接受。他把天看做是自然界，“天能生物，不能辨物”，断言天是没有意志的。天有变化和运动的规律，但和人间的治乱并无关系，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至于生产上的歉收和社会上出现动乱，主要是“楛耕伤稼”和君主“政险失民”所造成的。道家虽承认天具有物质属性，但觉得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荀子则比道家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儒家崇礼的传统，也为荀子所继承。但他所讲的礼，已被他灌注进一些法治的成分，和孔子所讲的礼有所不同。荀子和孟子相反，是性恶论的主张者，这也是他要用礼义教化和刑罚来加强统治的理论依据。他对于实行法治和君主集权非常重视，他认为君主应该“量能而授官”，并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王霸并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是荀派儒学的一个特点。

荀子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他把君主和人民譬喻为“舟”和“水”，他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话来提醒当时的君主们。荀子仍沿袭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他认为欲求国家之安定，就须“平政爱民”，“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韩非，战国末韩人。他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年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把人类历史看做是发展变化的。他说从上古的有巢氏、燧人氏到夏禹，人的物质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如果有人在夏禹时再去钻木取火，构木为巢，那就势必被鲧、禹所讥笑。同样道理，今天若有人还想颂扬尧、舜、汤、武，那也必定被今天的君主耻笑。所以他认为应该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即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说：“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因此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法治和暴力。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君主制订出法律之后，还要有一定的权势，否则法令就贯彻不下去。再就是国君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商鞅、申不害为例，说明只用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这种法、术、势的说法，是后来实行专制主义政治时所必须遵奉的准则。

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由于这样，治国就不能离开刑赏。他说：“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还说：“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用德治、仁义等手段，他认为是不可取的。他不仅主张用刑法，而且还特别强调“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他认为不用严刑酷法就镇压不住人民。韩非主张实行专制主义，而且要把它扩大到思想领域。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活动和存在。他以上这些主张，在秦统一后曾得到实现。

《孙子》十三篇是战国时的一部杰出军事理论著作。

孙子对于了解敌我双方十分重视，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还把辩证的思想贯注于军事哲学方面。他认为对立的条件是会相互转化的，有时少可胜众，弱能胜强，处于不利地位也可转败为胜。孙子特别强调仅懂得军事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法则是不够的，提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而灵活掌握。

流行于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对后来中国长期的政治和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散文和诗歌 从战国开始，由于教育逐渐普及和学术思潮的活跃，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标志是，当时出现了明白易晓和内容丰富的散文，它从过去仅是少数人看得懂的古奥的诰命体中解脱出来。当然，文学上的这种变化，也有助于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左传》，长于记事、记言，语言简练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它不仅是史学中的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文学的杰作。另外如《战国策》，也善于叙事，而且带有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诸子的作品，虽为谈论哲理的著作，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像《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文笔流畅，语言丰富，逻辑性强，而且也运用譬喻、寓言来加强说理。《庄子》的文章还富于想象，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出现于战国时的各种体裁的散文名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被后代的人们作为学习的楷模。

诗歌方面的重要作品是屈原、宋玉所作的《楚辞》。屈原的《离骚》，是一首抒情长诗，它想象丰富，词藻瑰丽，是古代诗歌中的杰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