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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放弃镐京而迁都洛邑。从这年到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史上的春秋时代。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几国 [18] 。其中重要的是齐、晋、楚、秦、鲁、郑、宋、卫、陈、蔡、吴、越等国。
西周末年，关中因为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而残破不堪，周统治者的实力也大为削弱，平王依仗晋、郑等诸侯的力量而东迁。
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到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有些土地被秦、虢等国割去，周的领土仅局限于洛阳周围几百里的范围之内。过去以封建从属关系而形成的统一纽带逐渐废弛，中原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由于贫弱而不得不放弃天子的尊严，向诸侯伸手去“求赙”、“求金”、“求车”。周实际上已和一个小国差不多，它不能对各诸侯发号施令，反而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必须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东迁之后，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遂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各个强国为了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争作霸主，故而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斗争。
齐桓公的霸业 齐在经济、文化上都较为先进，春秋时号称泱泱大国。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继位，他任用管仲为辅佐。管仲整顿了齐国的内政，经济获得了发展，齐的国力大为充实。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之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首先是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也争取到自己这边。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公元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只剩下遗民5000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由于齐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武王到文王，不断向北发展，灭掉了邓、申、息等国。到成王时，楚的势力已逼近中原。这时由于齐开始称霸，故一向服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来对齐施加压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诸国之师，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也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齐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压服，但楚北进的锋芒却受到了挫折。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又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这次盟会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伐，必须共同对付外敌。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的霸主。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国从此之后就失去了霸主的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于阻止戎狄和楚人的入侵中原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晋文公的霸业 晋在春秋初年是很小的。晋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它的疆域包括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晋西面有吕梁山，东面、南面有太行山和中条山，《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于邻。”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是大有妨碍的。
晋在春秋初期的几十年间，内乱一直未停息。到公元前678年，武公才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而把晋统一起来。到献公时，他把原来晋国的一军改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掉了耿（今山西河津）、霍（今山西霍州）、魏（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接着又灭虢（今河南陕县）、虞（今山西平陆）两国，晋的疆土开始从黄河北岸伸展到南岸。另外又占领了黄河以西的一些地方。晋开始强大起来。
献公死，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晋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19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他就是有名的晋文公。《左传》说他备尝“险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并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过文公的整顿，晋政权得到了巩固，并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晋文公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把阳樊、温、原和
茅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赐给晋国。文公兴兵勤王，不仅获得了土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自从齐霸中衰以后，楚又成为中原局势的支配力量，不仅鲁、郑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像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野心勃勃的晋文公，为了要称霸于中原，就必须先对付楚。
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人先去侵伐楚的与国曹和卫，并将侵占到的曹、卫之田送给宋。楚遣使至晋，表示愿释宋围，但交换条件是晋也必须从曹、卫撤兵。而晋人私许曹、卫撤兵，使曹、卫背楚而从晋，晋又拘楚使以激怒楚。公元前632年，晋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今河南范县），楚人战败。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在今河南原阳县境），并得到周王的策命。这年冬天，晋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赴会，晋由于胜楚而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的是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晋并没有因为文公死而中断其霸业。
秦霸西戎 在晋称霸之时，秦也很想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晋文公刚死，秦穆公即乘晋丧而派兵偷袭郑国，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行经殽地时（河南渑池、洛宁一带），遭到晋伏兵的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帅都被晋俘获。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秦又战败。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率兵伐晋，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秦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秦的国力终究不如晋，特别是秦东进的道路被晋牢牢地扼住，所以秦无法向东迈出一步。出于这种原因，秦只能转而致力于征服邻近的戎人，史称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
楚庄王的霸业 在晋文、襄称霸期间，楚不敢与晋争锋，所以只能向邻近小国去寻衅。楚穆王时期，楚先后灭掉了江（今河南正阳）、六（今安徽六安）、蓼（今河南固始）等小国。晋襄公死后，晋国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在贵族中展开了兼并斗争，使得晋放松了它的争霸活动。楚穆王末年，范山向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晋的无暇外顾，给楚提供了到中原夺取霸权的机会。
穆王死，庄王立。庄王初年，楚国发生好几起贵族暴乱，与楚邻近的群蛮、百濮也都乘机进行骚扰，但不久都被庄王平息。庄王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左传》说他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因而减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摩擦。另外，在生产方面也有所发展，所谓“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楚的国势为之一振。
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王去问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的意图。公元前598年，楚又攻破陈的国都。次年又兴兵围郑，郑被困三月才被楚攻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派大兵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这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晋军为楚所败而狼狈逃归。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这时宋、郑等国都屈服于楚，庄王便成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战和鄢陵之战 随着晋霸的中衰，和晋一向站在一边的齐，渐渐对晋产生藐视的态度。齐顷公时，齐一面和楚联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下（今山东长清），齐、晋大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和晋结盟，并答应归还所占鲁、卫的土地。这次战役的结局表明，晋仍是强大的，齐企图代替晋的霸主地位是难以实现的。
晋战胜齐，又引起了楚的不满，是年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兵。楚又举行盟会于蜀（今山东泰安），参与者有齐、秦、鲁、卫等十国，声势很盛。这时期晋不敢与楚争，楚也不敢攻晋，晋、楚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厉公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愿。他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晋人一向称齐、秦、狄、楚为“四强”，而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都无诚意，只是矛盾的暂时缓和。到公元前576年，楚就首先不遵守盟约而向郑、卫进兵。次年，晋因为郑服于楚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恭王亲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楚战败而退兵。
晋的战胜，助长了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公元前574年，“欲去群大夫”，杀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来加强君权。但晋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以扭转，所以次年厉公又被栾书、中行偃所杀。
晋悼公复霸 晋厉公被杀之后，晋卿大夫之间的斗争渐渐缓和，故在悼公统治期间，晋势稍振。
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纳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骗取戎人的大片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军事杀伐。这样便可把兵力抽出来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
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鄢陵之战以来，郑一直服从于楚。这时，郑经不住晋的压力而又倒向于晋。《左传》说悼公时“晋三驾而楚不敢与争”。这时晋、楚俱弱，但比较起来，晋略占优势，楚不敢与晋对抗，故而悼公能复霸。不过，晋的霸业，至此也接近于尾声了。
向戌弭兵 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当时像晋、楚、齐、秦等大国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间，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齐、秦是大国，邾、滕是齐、宋的属国，这四国不参与盟约。会上规定，晋、楚之从国必须交相见。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承认晋、楚为共同的霸主。霸业由两强来平分，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不是两强势均力敌，这一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弭兵之会以后的几十年中，由于两强力量接近于均衡，战争比以前减少了。
吴的强大和攻陷楚之郢都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没什么来往，所以史书上缺乏有关吴的事迹。
公元前583年，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晋派巫臣到吴，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教授给吴人，又“教之叛楚”。吴果然开始扰楚，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渐被吴吞并。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即吴王阖闾。《左传》称阖闾与民“辛苦同之”，吴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灭徐（今安徽泗县北），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劲敌。
逃亡于吴的楚臣伍员受到阖闾的重用。他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他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的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而后以三军攻之，一定能把楚打败。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果然，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转战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带。吴与楚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楚军失利。从攻楚以来吴五战皆捷，吴军遂攻入郢都（今湖北荆州），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州）。楚申包胥入秦乞师，秦襄公派兵车500乘以救楚。楚人在秦的援助下，把吴军逐出楚境。楚由于这次失败而失去了它强大的霸国地位。
吴伐越和越灭吴 与吴相毗邻的越国，乘吴忙于攻楚之际而经常去袭击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槜李（浙江嘉兴），吴师战败，吴王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又乘胜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践率领5000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并使人向吴求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心腹之患，但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建议而许越议和。
吴胜越以后，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故一心想到中原和齐、晋试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吴人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河道将长江、淮水连接起来，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
随着吴的强大，中原的鲁、邾等国都屈服于它。吴为了压服齐人，于公元前485年，派舟师从海上去伐齐。次年，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被杀，吴俘获齐兵车达八百乘。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吴与晋都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故不敢与吴力争，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
《左传》说夫差时，“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说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雠”。吴在争霸方面虽有所得逞，但连年劳师动众，造成了国内的空虚。
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而吴对此毫不警惕，吴王夫差为参加黄池之会，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夫差闻讯，匆匆赶回，与越议和。由于吴的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难以和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灭掉了吴。
勾践灭吴后，也步吴之后尘，以兵北渡淮，会齐、晋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关系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春秋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毗邻的或是错杂居住的则被称为戎狄蛮夷。
戎和狄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其北面。北戎、山戎在今河北或辽宁一带。姜戎、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境内，后来被迁徙到今河南中部。狄分为白狄、赤狄。白狄在今陕西境，白狄别种的鲜虞、肥、鼓三国在今河北西部。赤狄有潞氏、留吁、铎辰、东山皋落氏、廧咎如，大约都在今晋东南。夷分布于今江淮流域或沿海等地，如齐的东面有莱夷，淮、泗流域有淮夷。楚的南面有群蛮、百濮。
据古文献记载，不少戎狄的生活方式以至语言、礼俗都和华夏人不同，如姜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被发左衽”似是戎狄人普遍的习俗。有些戎狄和华夏并无种族上的差异，如姬姓、姜姓之戎，他们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他们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们文化上落后于周人。
春秋早期，戎狄势力颇盛，华夏各小国固然受到较大威胁，就连晋、齐等大国同样也遭到戎狄人的侵伐。春秋中期后，华夏各国日益强大，许多戎狄蛮夷被他们征服和吞并。在今陕西境内的许多西戎被秦所灭，赤狄、白狄大多被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楚还吞并了南方蛮族所建立的小国或部落。军事上的征服，使一些戎狄蛮夷被强制接受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末，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也就渐渐地泯灭了。
贵族与庶人
春秋时各国都按宗法关系而进行分封，故而受封地者多为公族出身的卿大夫。受田的多少依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如晋国之制，卿受“一旅之田”，一旅之田为500顷。上大夫受“一卒之田”
[19]
，一卒之田为100顷。卫国的制度是卿可得百邑之封
[20]
。卿大夫除受封地之外，还可因功而得到赏田。《左传》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多，如郑君因子展、子产破陈有功而赏赐他们几个邑。宋君赏向戌60邑。当时国君也可从卿大夫手中把土地收回，另外，卿大夫抢夺别人田地之事也很多，如鲁闵公之傅“夺卜
田”，晋国“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
[21]
。当时土地还没有成为商品，所以买卖田地的情形还未出现。
卿大夫在自己采邑内，具有生杀予夺之权。他们任命家臣为邑宰去治理采邑，可以派宰去杀死有罪的家族成员。采邑内设有武装组织，任命司马或马正去管理。晋国的韩氏、羊舌氏两家的封地达九县之多，每县都可以出100辆兵车。
采邑内也有手工业和商业。鲁国叔孙氏的郈邑中有管理手工业、商业的工师和贾正 [22] 。卿大夫从国君那里获得土地，因此他们也必须为国君尽一定的义务，除了要向国君交纳贡税之外，还得为国君提供军队和粮草。
在采邑中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是庶人或小人。他们要为“君子”去耕种公田以提供徭役租。《国语》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正反映出当时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庶人除了种公田之外，还有许多沉重的徭役负担。各国国君为了筑城和修建宫室台榭，都要征调大量的庶人去服劳役，为此而“妨于农收”的事，当时是经常有的。农人有不堪压迫而沦为盗贼的，也有被迫而组织武装暴动的。
田制和税制的变化 春秋时期，田亩制度基本上沿袭自西周。《左传》说楚国是“井衍沃”，即在平原地区划成许多的井田。经济上先进的齐、郑等中原国家，也同样保存着井田制。《国语·齐语》说：“陵阜陆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子产治郑，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这些例子表明，管理好井田，成为施政内容的不可缺少部分。可见，这种田制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春秋时期土地利用率方面较过去有了提高。西周时耕地连种几年就要弃置不用而另换新地。春秋中叶开始，实行自辕其处的辕田制，即农民无须换土易居，而仅在自己小片田地上分区休耕即可。
春秋早期，还是“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所谓“藉田以力”，就是指农人在种私田之外，还须共耕公田，提供力役地租。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种公田一事愈来愈行不通了。《诗·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田即公田。公田中长满了野草，说明由于农人的消极怠工，公田荒芜的现象日趋严重。
随着农民种私田积极性的提高，共耕公田的做法逐渐被废弃了，而是按农民实际的耕地面积来收取实物税。如齐桓公时，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把私田分成等级以征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履亩而税，取代传统的“藉田以力”的徭役租。过去农民除耕作公田外，很少与国家发生关系。现在随着国、野的逐渐泯灭，国家除了要对农民履亩征税，还要农民承担兵役。国家对人口、土地的控制逐渐加强了。
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对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独立富商的出现，是春秋时期工商业较过去有了进步的重要标志。春秋晚期，晋国都城绛的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 [23] 。特别到春秋末年，民间的富商日益增多，如越大夫范蠡弃官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之间，“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24] 。由于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产品流人市场增多。旧的“工商食官”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故而民间独立的商人应运而生。
与商人阶层出现的同时，是金属铸币的开始铸造、使用。春秋晚期，周景王嫌钱轻而铸大钱。在山西侯马春秋末晋的遗址中，发现有铸作钱币的作坊。早先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海贝、计量铜块，到春秋末不得不让位于金属钱币。
孔子及儒家学派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已走向崩溃，世秉国政的公族已越来越腐朽和无能。出身于较低层贵族的士，开始在政治、文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礼坏乐崩，一些能顺应当时需要的学说思想产生出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是中国早期社会中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是信神和畏天命的，表明他未能摆脱西周以来天命鬼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天命鬼神又持怀疑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并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放在优先的地位，树立起儒家重视人事的一贯传统。
孔子对周礼很重视，把西周看做是理想的时代，尽管他对于旧制度认为应该有损有益，而不是全部照搬，但他对古代仍是比较向往的。
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仁的思想是其重要的核心部分。仁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所谓仁就是“爱人”，他认为仁是贵族才能具备的一种品德。
在政治观点方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国君横征暴敛，反对用残杀的手段统治人民。他提倡“为政以德”，即试图用德化的方法来使人民在统治者面前能够俯首听命。
孔子一生中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自己是虚心地向别人学习，而且是“学而不厌”，对学生是“诲人不倦”。他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作风。他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使得许多出身非高贵的人也可获得文化知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达，孔子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尚书》《春秋》《诗经》 今文《尚书》28篇，其中有少数成书于战国，其余的均为西周和春秋时的作品。《尚书》是周王及诸侯的命令、文告一类的文书，是铜器铭文以外的最古老的散文，其中保存着不少古史材料。
春秋时鲁国官修的《春秋》，是流传至今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通过极为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表示出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褒贬。《春秋》对于后世历史编写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诗经》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的诗歌总集，里面共收诗305篇。《周颂》、《鲁颂》、《商颂》为庙堂诗歌，《小雅》、《大雅》多出于贵族、官吏之手。15国风中有贵族的作品，但以民歌为多。《周颂》和《小雅》、《大雅》产生于西周，其余的多为春秋时作品。《诗经》内容包罗甚广，从祭祀、征伐到民间的恋爱、劳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成为它所选择的题材。《诗经》是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