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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玺
翦伯赞先生所著《史料与史学》一书，是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史料学”与“历史学”的著作。其原本于1946年4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共收论文三篇，为《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及《论刘知几的历史学》。本书为增订本，是我在“文革”之后，按照翦老生前的意愿，以原本为基础增补而成，于198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新收论文亦为三篇：《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及《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翦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一生中，除了为史学研究和建设编写了许多重头名著如《中国史纲》、《历史哲学教程》等之外，还写了不少普及性的读物，以帮助一般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学习和研究历史之用，本书就是他所著的一本重要的史学入门之作。
本书由“原本”的产生到“增订本”的出版，其间相距40年。在这40年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翦老本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严重的漂沉激荡。本书虽小，其形成过程却反映出了中国和翦老本人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本书原本的基础，是翦老在1945年5月为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稿，题作《史料与历史科学》。讲演之后，应书店之约，准备整理出版。可是时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全国的政治形势明显将发生剧变，关于此事，翦老已有预感，所以他的讲稿才整理了三分之一时，即暂停整理。8月2日，他写下了这样一张纸条，文曰：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史料的论文，但总是没有着笔。月前，复旦大学文学院约我作一次学术讲演，我就讲《史料与历史科学》这个问题。惟讲演时，为时间所限，不能作较详之发挥。近因书店之约，要我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我就开始把这次的讲演稿加以整理，计有三篇：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现在我还只写成《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篇；其余两篇，假如我的生活不发生变动，也想继续写出来。
可是，翦老搁笔才13天，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的政局在急剧变化，翦老的生活也在相应地波动。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头头蒋介石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在此期间，翦老担任了毛泽东与国民党高级“左派”人士冯玉祥、覃振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回延安后，国、共双方和民主党派举行了22天的政治协商会议，翦老又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聘为顾问，参加了这项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政治活动。1946年春，他又协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并兼任教授。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是于这年的4月10日，在重庆《青年学习》杂志上发表了《史料的收集与辨伪》一文，显然他并未忘怀《史料与史学》一书。5月4日，他乘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专机，由重庆飞抵南京，后又转至上海。不久，因患严重的黄疸病而卧床不起，继之长期住院。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他还是伏床写作，并于这年的10月1日，在上海《中华论坛》杂志上发表了《略论收集史料的方法》一文，长约2万余字。显然他在此时，还为《史料与史学》一书而费心尽力。
此后，全国的解放战争日益炽烈，白区上海的斗争也更加残酷，翦老的身后不断有特务跟踪。1948年10月，翦老因斗争需要，转移至香港，继续进行民主运动。次年11月，奉命由香港转道大连，又浮海至山东半岛，历时40余天，于1949年1月4日终于到达了河北阜平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这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翦老又以文化接管委员的身份随军进北平。起初，他应燕京大学之聘，到该校社会学系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又被调到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外，还兼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翦老也席不暇暖。可是1954年春，他在参观了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后，却很快地写出了《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一文，发表于5月20日《光明日报》，应当说这是他为《史料与史学》一书的再补充。至此，翦老为《史料与史学》一书设计的原始蓝图已基本实现了。
关于本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分为两大主题：一为“史料”，一为“史学”。如上所述，翦老所说的“史料”，不是通常所泛称的历史资料，而是“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一种专门学问。更明确地说，是研究中国历史资料的具体门径和方法。中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学者们往往穷毕生之精力，仍莫测其涯际。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说。要有“勤”与“苦”的精神显然是应当的；但如方法不对头，仍然会不得其门而入。所以科学的方法尤为必要。翦老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中，开列了五项子目，为“导言”，“正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这是对史料的范围分别层次，自中心而外延、由主要而次要、无远弗届、竭泽而渔的网罗收集法。当然所收集来的史料并非一一可用，需要再做甄别，区分主次，去伪存真，再下一番提炼升华的工夫。他紧扣《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之后，又发表了《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亦于下开列了五项子目，为“史料与方法”，“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这是对史料鉴定的诸多方法分门别类，具体交代，明其功能，便于应用，以利于最后筛选出真实可信的史料。
《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一文，是在文献史料之外的新命题。这个命题在解放前考古工作无甚开展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飞跃发展，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生命力。翦老在此文中说：我们史学研究者应“以更大的努力不断地向考古发现吸收知识去丰富中国的历史，补充和订正中国的历史，把考古的发现应用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去，使这些发现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教材”。这样的指导对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对初涉史学的人十分有益。
翦老在本书中所说的“史学”亦如上述，主要是说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通称“历史学”。古代有古代的历史学，近代有近代的历史学，现代有现代的历史学，各阶级各民族都有本阶级本民族的历史学。不过本书所收，是翦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论的两个古代史学范例，即司马迁和刘知几的历史学。翦老对他俩的史学成就评价很高。如评价司马迁说：“余读《史记》，不禁惊叹在今日两千余年前的史学家，竟能创造如此周密的方法，其头脑是何等的精细！眼光是何等的博大！”再如在评价刘知几时说：“《史通》一书，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想见刘知几是七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
但翦老的观点和方法在本书中，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两文中，在谈史料的各篇亦都贯穿了他的理论和观点，有时还有大段的论述。如他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曰：“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三篇谈史料的文章，都充满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是翦老于1963年3月在广西师范学院所作学术讲演《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所谓“三基”，就是初学历史的人必须掌握的“三项基本功”，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这三者中，以“基本理论”为最重要。翦老所以讲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的史学界中，仍然存在着不重视，或说是不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些情况还很严重。所以，他在讲演中说：“对理论，现在我觉得应该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不仅这样，就是在历史科学本身来讲，这个理论也非常重要。”翦老在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讲演中还举例说：“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总结一下要不要理论呢？也要理论吧！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要总结吧！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的历史也要总结吧！这些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都要我们来作总结。整个的历史要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若没有理论怎么行呢？”他还指出：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那很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
翦老的讲话已经过去40多年了，由于各种原因，今天史学领域的思想问题更加严重。以各种方式诋毁、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大有人在。有所谓“学术绝对自由论”、“文化冲突论”、“客观公正论”等，不一而足。首先以“学术绝对自由论”来说，他们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学者们去发挥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开发，自由创造，就会获得很好的成果。不需要用哪一家的思想理论做框框，来束缚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说：“五种社会形态”是斯大林编造出来的，是“斯大林模式”，是教条主义，是紧箍咒。他们还说：“中国史学界自建国以来，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对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即所谓五朵金花，讨论了几十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白白浪费了时间。”
这样的论调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十分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打着“学术绝对自由”的幌子，恶毒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据持此论者说，学术不应有预设的观点，如有了预设的观点，就使作者失去了自由，就会产生偏见，就会套上紧箍咒。可是，所谓“预设观点”，自古有之。因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认识、复述、编写的，任何作者的论述，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古代之左丘明在《左传》中有“君子曰”；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太史公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臣光曰”等皆是。近人之梁启超就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在外国比较严肃的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如英国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历史的事实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因为在我说出它们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的过滤了’。”（《历史研究》）从上述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所述可知，没有观点的历史著作是不存在的。“学术绝对自由论”更是无稽之谈。
事实证明，大谈“学术绝对自由”的人也各有理论、观点，而且各有门户。如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就发明了一种“文化冲突论”，他是此派的鼻祖。他把世界上一切战争的根源都归因于“文化冲突”，其中包括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且说，这种战争是国家间、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种主要方式。此说在中国史学界也大为流行，并为一些人奉为圭臬。他们说，古代发生在欧亚非的著名战争—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古罗马征服地中海、十字军东征等，都是“文化冲突”。有些中国的学者还把这一“文化冲突论”引进自己的国家，竟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文化冲突”，宋朝与蒙古族的战争也是“文化冲突”。还有人试图用“文化冲突论”来全面重新解释自中英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多么严重多么荒谬的事情。毛泽东很早就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论持久战》）又说：“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谬论很多，有的来自外国，也有不少是土产。不仅把正常的研究历史的传统搞乱了，又歪曲了历史本身；谬种流传，还将贻害子孙后代。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展多元型的文化是必要的。但要其迅速、健康地发展而不混乱，就必须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要大力加强。对历史学来说，尤应如此。
（2004年10月24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