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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余论

《史通》一书,虽系一部专论历史方法的著作,但刘知几在论历史方法之中,亦尝寓褒贬与夺之义。其中《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例如他看到当武后之世,小人满朝,而武后尚以帝尧自居,则天为号。于是他在《疑古》中引据《左传》尧时有四凶而不能去之传说,而曰:“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又引据《论语》“舜举咎繇,不仁者远”的传说,而曰:“是则当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为了颂扬李渊而厚诬杨广,欲比杨广于桀、纣,以显出李渊即汤、武。于是他在同篇中引据子贡“桀、纣之恶不至是”一语而曰:“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又如他看到李渊始则推戴恭帝,始则成其篡夺,而美其名曰禅让。于是谓尧、舜禅让不可信,而曰:“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民弑其兄,而当时论者,比之周公诛管、蔡。因为《左传》有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为了打击这种谀词谬论,于是他引据《尚书·君奭》篇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的传说,而曰:“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倾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讹。而周公自以不减,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以示其范。此种例子,散见于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备举。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书,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总上所述,可以说就是刘知几的历史学之大概的内容。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想见刘知几是七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

昔班固评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傅玄评班固曰:“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刘知几评王沈、孙盛等曰:“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黜华夏,此其大较也。”

吾于刘知几则曰:“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文献,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纪’则贬项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 Oi1aO4YeY4ZcAIWLwFj+h1n0P33n1ZyGYrLR32gHiWjg/KLZ1v34L7D67hLg0p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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