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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对于中国历史学各流派，曾经展开一个全面的批判。他在《六家》中，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他说：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有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按《尚书》为记言的史体，《春秋》为记事的史体，《左传》为编年的史体，《国语》为分国的史体，《史记》与《汉书》均为纪传体，而前者为通史体，后者为断代史体。这六种历史学体裁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中国历史学体裁相续发展之系列，所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的结果。
这六种体裁在最初，都不过是各时代的历史记录者用以记录史实的方法；但是后来的历史学者竞相模拟，于是这六种历史学体裁，遂演化而为六种历史学流派。
例如《尚书》，本来是一种最古的历史记录方法。“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邵，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又如《春秋》，后来也有袭用其名以为著述的。如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其所著书，皆谓之《春秋》。
《左传》亦有拟作，如晋著作郎乐资曾撰《春秋后传》三十卷，其书始于周贞王而终于二世之灭。献帝时，荀悦著《汉纪》三十篇，亦依《左传》体裁。以后每代都有拟作，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虽异，但其为体，则皆拟《左传》。
《国语》体裁，继之者有《国策》。至孔衍，又以《国策》所书之未尽者，聚为一录，名曰《春秋后语》。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著《九州春秋》。这些都是《国语》的流派。
其摹拟《史记》者，则有梁武《通史》，崔鸿等所撰的《科录》，及李延寿的《南北史》等。至于《汉书》，则所有中国的所谓正史，都是属于这一流派。
中国的历史家，大概不出这六种流派。即或稍有形式不同，但亦不过这六种体裁之变体而已。所以刘知几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大概是可以包罗一切的。
刘知几在划分中国历史学的流派以后，又展开其对各家的批判。其论《尚书》的体裁，则以为其最大之缺点就在于这种体裁中，对于人物的记载不能详其平生；对于事实的记载，不能详其年月，而这些又都是历史学上最重要之点。他在《六家》中说：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其次，他以为《尚书》的体裁，既以记言为主，就体裁论体裁，则不应于记言之外，有记事的专篇；但《尚书》中竟有此种例外，这就是体例不纯。《六家》说：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其论《春秋》的体裁，则认为有长处，也有短处。《二体》说：
《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下）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左传》的体裁，认为是一种最好的注释体裁。他在《申左》说：“《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需而成。”又说：“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这种注释体裁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能补本文之缺略而又不重复本文。《六家》说：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其论《国语》，则认为是《春秋》的外传，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写成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自成一种分国为史的体裁。故《六家》曰：“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其论《史记》的体裁，在《六家》中专说他的短处。他说：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但在《二体》中，则谓《史记》的体裁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他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帝）纪，则云：“语在项（羽）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汉书》的体裁，则谓与《史记》相同。《六家》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及改‘书’曰‘志’而已。”即因《汉书》的体裁同于《史记》，所以《史记》的短处和长处，也同样表现于《汉书》。惟《史记》为通史体而《汉书》则断西汉一代以为史，因之《汉书》就没有“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之弊。所以他在《六家》中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以上乃刘知几对中国历史学各流派的批判，就史体论史体，可谓切中利弊。他在结论中说：“《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又在《二体》中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熟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由此而知刘知几认为最进步的历史体裁，乃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从历史学发展的观点上看来，也是对的。
惟刘知几于纪传体中，美《汉书》而抑《史记》，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见耳。考纪传体确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体裁。这种体裁，可以说是《尚书》等四种体裁之综合。其中“纪”以编年，犹《春秋》之“经”也；“传”以记事，犹《左氏》之“传”也；“世家”以分国录诸侯，犹《国语》之分国为史也；又尝录帝王之制诏命令，则又犹《尚书》之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这种体裁已并“编年”、“记事”、“记言”、“分国”诸体于一书，别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为用，彼此相衔。以各家之长，济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自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但这种伟大的创造，是司马迁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汉书》不过是《史记》的拟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记》之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