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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书，因为充溢着作者的批判精神，后来的学者以为《史记》一书系司马迁发愤之作，因疑其对于史实的记述，不甚注意。例如班固就说过：“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自宋以后，学者多因袭班固之说，在《史记》中吹毛求疵。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有《史记正误》一篇，金王若虚有《史学辨惑》，明柯维骐有《史记考要》，清杭世骏有《史记考证》、梁玉绳有《史记志疑》、邵泰衢有《史记疑问》。这些学者的著作，对于《史记》，虽亦各有发明之处，然大抵据经以证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尽正。
我不是说，司马迁对于史实的叙述，完全没有疏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以为司马迁的疏漏与自相矛盾，不是因为他不注重史实，或故意歪曲史实，而是因为他在整齐百家杂说，贯穿经传遗文之时，千头万绪，精力有时不能顾及之所致也。据我从《史记》中所知，司马迁对于记录史实，非常严谨。非根据古书，即根据访问，从未随便记一事，传一人。
其根据古书之例，如司马迁作《五帝本纪》，自唐、虞以下，则根据《尚书》，作殷、周本纪，则根据《尚书》、《诗经》。他说：“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至于自“唐”“虞”以上，他一再声明“尚矣”，“尚矣”，“不可纪已”。故纪此“尚矣”之时，则择传说中之“其言尤雅者”，以为资料。
对于上古史如此，对于周以来的历史亦如此。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在《六国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记》。”在《秦楚之际月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按即《楚汉春秋》等）。”在《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则曰：“太史公读列封（按即封建诸侯的档案）。”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在《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作《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皆曾读其人之书。作《孙子吴起列传》，则曾读《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作《屈原列传》，则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作《贾谊列传》，则曰：“读《
鸟赋》。”作《陆贾列传》，则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作《管晏列传》，则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一言以蔽之，载之经、传者，必据经、传；其人有著述者，必读其人之书。但司马迁亦非凡书皆信，如“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牒记”，因与“古文咸不同乖异”，司马迁即不以为据。又如言怪物的《禹本纪》、《山海经》，亦不置信。他在《大宛列传·太史公曰》中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马迁著《史记》，并非闭门造车，有若干史料，皆系身历其地或亲访其人而得来。例如他作《河渠书》则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作《齐太公世家》则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作《魏世家》，则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作《孔子世家》，则曰：“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作《孟尝君列传》，则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作《信陵君列传》，则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作《春申君列传》，则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作《蒙恬列传》，则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作《淮阴侯列传》，则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作《樊郦滕灌列传》，则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这些，都是亲历其地的例子。
还有亲访其人者。例如他作《游侠列传》，就曾访问过当时的大侠郭解。他在《游侠列传·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又如他作《李广列传》，亦曾访问过李广。他在《李广列传·太史公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词。”司马迁对于同时的人，大半可以访问者必访问，不仅对郭解、李广二人为然也。至不能见其人者，则“视其友”。
司马迁对于以前的古人，大概有图像者，必观其图像。例如他在《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所以他深以田横没有图像遗留下来，不能状其貌为遗恨。他在《田横列传·太史公曰》：“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此外，其史料亦有友人转述者。如《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刺客列传·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霍去病列传·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
由此，可以证明，司马迁对史实的记录，并不是不注意。至于《史记》中所载史实，仍有疏漏抵牾之处者，则是著作家所难免。而且有一部分是司马迁所不能负责的。例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出现了昭、宣、元、成诸帝的年号，《楚元王世家》记地节二年之事，《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中，出现了扬雄的名字等等，这些都是后人所窜，非司马迁之原作。
据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史记》一书，至宣帝时，始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发表于世。以后流布，颇有缺失，班固所见者已缺十篇。但班固仅说“十篇缺”，而未指明何十篇。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而颜师古则云：“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总之，《史记》是经过后人的纂补，这是很明显的；因而其中有一部分错误，归纂补者负责。
两千年来，读《史记》未有不盛赞司马迁之文章者；诚然，司马迁的文章真是气势磅礴，既沉重而又飞舞。但无论怎样，文章总是司马迁的余事。而且司马迁也从来没有在文字上去雕刻。他绝不故为深奥，作出一些让他同时代的人看不懂的文章，以显出自己的高深典雅；反之，他引用古文，多改为汉代当时所通用的言语。例如他引《尚书》，绝不照抄“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而是改为“帝尧者，放勋”。如果司马迁生在现在，他一定把这句话改为“传说中的尧皇帝，他的名字叫放勋”。司马迁不学《尚书》，而后来的史学家，偏要学《史记》。假如司马迁死而有知，一定说：“这都是他不肖的门徒，只知模仿其皮毛，而不知师承其精神，见帝王则曰神圣，见革命的豪杰，则曰盗贼，何其无耻也！”
司马迁的文章之好，不在于笔调，而在于他善于组织史料。例如他传伯夷，则录其《西山之歌》，以显其气节；传孔、孟，则录其言语，以显其大道；传老、庄，则录其著作以显其学派；传屈、贾，则录其辞赋，以显其文章；传儒林，则录其师承，以显其渊源；传管、晏，则录其政绩，以显其文治；传田单、乐毅，则录其战伐，以显其武功；传苏、张，则录其游说，以显其纵横；传货殖，则录其财产，以显其富厚；传刺客，则录其敢死，以显其慷慨；传游侠，则录其重诺，以显其侠义；传滑稽，则录其笑谑，以显其讽刺；传佞幸，则录其卖身投靠，以显其下流无耻。总之，他对于每一个纪传的人物，都能抓住他的特点，阐扬他的特点，使这个被纪传的人物，跃然纸上，萧疏欲动。例如他写刺客，不但从纸上飘起慷慨悲歌之声，简直是匕首当前，鲜血射面。像以上所述，就是司马迁的文章之所以成为千古的绝调。至若之乎也者，乃其余事。
自然，我不是说司马迁的《史记》完美无缺，例如他的历史观受了驺衍终始五德说的影响，而带着历史循环论的色彩。他在《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即忠、敬、文的循环。所以他在《平准书·太史公曰》中又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此外他又替汉高祖作出一些赤帝、白帝的神话，在《封禅书》中，又征引土德、水德的受命之说。于是用赤、白、黑，配合忠、敬、文，再配合金、木、水、火、土，历史就在金、木、水、火、土的相生与赤、白、黑，忠、敬、文的循环中，在司马迁面前打圈圈了。虽然，我们论一个人，总要根据他自己的时代。在司马迁的时代，正是五行说高涨的时代，他怎能不受影响呢？假如我们以历史的循环论而责司马迁，那就无异责备殷人不该信鬼。
自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历史方法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家都奉为历史学的正宗，凡写著所谓正史，都用这种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写成的。一直到我们的今日，凡达官显宦死了以后，政府都还有一道“宣付史馆立传”的命令，足见司马迁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影响之巨大而悠久。
但是司马迁的学生，从班固算起，没有一个能够望及项背的。中国的学者往往以《史记》、《汉书》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未免太恭维班固了。班固，充其量，也不过是司马迁的学生中比较高明的一个。他用司马迁的方法，写成了一部西汉的历史；而且关于武帝以前的历史，连文章都是照抄《史记》的原文。如果说他在方法上有发明，那就是把司马迁的“书”，改名曰“志”。如果说他在历史学上也有创见，那就是去掉项羽的本纪，将汉代的历史上推于楚汉之际。取消陈涉的世家，把他降入列传。还有，就是加上了惠帝的本纪，辩护吕后的专政。所以若以《汉书》比《史记》，那真是瞠乎其后矣。
现在历史学已经进入了科学的阶段，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已经成了过去。但中国的历史资料大半都保存在纪传体的历史著作之中；为了找历史资料，我们应该知道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同时我并且以为即使在我们今日，纪传体的历史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因略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以说明纪传体历史方法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