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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面的方法，我们可以慢慢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籍之中。但中国古书有许多伪书，这些伪书都是后人托古之作，如果不把这些伪书从真书中辨别出来，就开始搜求史料，那我们一定会把伪书上的史料也混在一起，这种伪书上的史料，就会使我们对于史实的判断陷于时代的错误。时代一错，全盘的研究也就错了。所以第二个难题，就是怎样辨别书的真伪。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辨伪学。
辨伪学，早在汉代即已开其端绪。如《汉书·艺文志》于其所著录的书目之中，即注明其中有“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王充《论衡》中的《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对古书亦多所辨证。以后，在隋则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在唐则刘知几于《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之作，而柳宗元且证《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为伪书，或后人杂作。这些，都是辨伪学的先导。
到宋代，疑古之风大扇，辨伪之学因日益昌盛。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及《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及《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及《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与《老子》。此外，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更指出了不少的伪书。在元代，亦有吴澄著《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到明代，则宋濂著《诸子辨》，专力于伪书的检讨；方孝孺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书；梅
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最后，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是为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于清代，辨伪之学大盛。在清初，姚际恒著《九经通论》及《古今伪书考》。在《九经通论》中，对群经多所辨证；在《古今伪书考》中，则列举伪书百余种。虽其所辨证未必尽当，但总算把问题提出。以后，辨伪之学日益深入，学者踵起，往往穷毕生之力专辨一书或数书。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万斯同著《群经辨疑》，于《周礼》多所辨析；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为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部分为刘歆伪撰；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最有名的，是崔述的《考信录》，在这部书中，他对于先秦古书，除《诗》、《书》、《易》及《论语》之一部分以外，几乎都怀疑是伪书。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伪书及可疑者，亦有注明。但此书成于乾隆中叶，许多伪书，尚未考定，故其中注明是真书的，未必都是真的。
到近代，辨伪学仍在继续发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都是有名的辨伪之作。此外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辨伪之学，亦曾有所论列，并且拟出一个伪书及疑伪书的目录。
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对于辨伪也有不少的贡献。
看起来，辨伪的工作，古人已经做得很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尽，而且他们所辨的，也未必完全正确。因此，当我们搜集史料的时候，不能完全相信古人辨伪的结论，只能把他们的结论作为参考；对于书的真伪，还要重新作一番精密的考查。
当我们拿起一本古书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检查史籍上的目录或私家的著录中有没有这本书的名字。因为各时代的书大半都著录于各时代的目录中。如周秦之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唐之书，不见于《崇文总目》；元明之书，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就有些可疑。但也有例外，如前代目录上的伪书，后代的目录照抄者，其书名虽见于目录，也是伪书；反之，明清之际若干野史、杂记，以政治关系，多不见《四库全书总目》，但并非伪书。
其次，考查著者有无其人。因为必有著者其人，而后有其人之书。如神农、黄帝、夏禹、风后，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实际上并无其人，因而所谓神农《本草》、黄帝《素问》、夏禹《山海经》、《风后握奇经》等书，当然是后人伪托。又如列御寇只是《庄子》书中的寓言人物，实际上亦无其人，故指为列御寇所作之《列子》，自然也是伪书。
再次，考查书的著作时代是否已有文字。如有文字，文字的体裁如何？例如传说中之神农、黄帝，下迄虞、夏时代，还是中国史上的野蛮时代，当时并没有文字，又安能留下文字的记录？所以凡托为虞、夏及其以前的书类，都是后人伪托的。例如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虞书》、《夏书》，绝非虞、夏时人的作品，而是后人推想古代社会之作，这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之首句，就有“曰，若稽古帝尧（或‘帝舜’、‘大禹’）”一句，即可看出。又各时代皆有其流行的文体。如指为某时的书，而书中文字与当时的文体不合，也必为后人伪托。例如《商书》而与甲骨文的文体不合，《周书》而与金文的文体不合，便有可疑。
又次，从书中所载的史实、制度及事物考查。如书中出现著者所不及见之后代的史实、制度及事物，则其书即使非全伪，亦曾为后人所窜乱。例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出现了“三年之丧”，故知为儒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作品。《禹贡》的贡物中出现了“璆铁”，故知非石器时代的作品。《山海经》中有汉郡县名，故知非伯益所作。《月令》有秦代太尉官名，故知非周公所作。《管子》记毛嫱、西施，《商君书》记长平之役，其人其事，绝非管仲、商鞅所能见，故知非管、商所作。至于《史记》中出现昭、宣、元、成间事，则更为明显之窜乱。此外，前人之书引用后人之书的文句者，其书亦必为后人伪作，如《古文尚书》引《论语》“允执厥中”一语，又引《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危”，故知为儒、道两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伪作。
又次，从书中所表现的思想考查。例如《管子》中有驳斥“兼爱”和“寝兵”的说教，故知为墨家学说出现以后的著作。《列子》中有“西方之圣人”一语，故知为佛教学说输入以后的著作。
用以上的各种方法考查古书，必能辨别孰为真书孰为伪书，孰为真书中的伪文（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孰为伪书中的真文（如伪《孔丛子》中的《小尔雅》一篇）。这样，我们便不仅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而且也知道书的真伪了。
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料。但这不是说，伪书完全无用。伪书之所以不能用，是因为著作者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而要伪托古人，以致使作品的时代不明。因而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经》不当作周公或商高作，而当作汉初的算术书；《素问》、《难经》不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而当作秦汉间的医书；《山海经》不当作大禹或伯益作而当作汉代相传的古地理书；各种纬书不当作孔子作，而当作战国末年流传下来的神话集成。则这些伪书都有了真书的价值了。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有一个例外，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史前时代的人，尚无文字。没有文字时代的人，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因而今日所有关于史前时代之文字的记录，不论是载于真书，抑或载于伪书，都是有文字以后的人伪托的。比如《尚书》有真伪，但关于虞、夏之文，都是后人伪托的，真《古文尚书》是汉人的伪托，伪《古文尚书》是晋人的伪托。同是伪托，就没有真伪之分。如果说它们也有分别，那只有记录传说的先后不同而已。
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因为当作假的，则真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是伪托；当作真的，则伪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有或多或少的历史因素。所以我以为只要有考古学的资料做根据，不但伪《古文尚书》上的史料可以引用，即更荒唐的“纬书”上的史料乃至现在流行的关于远古之传说神话，也可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