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并且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之现存的史料,供给我们作为研究的资料。在今天,我们要想建设一部科学的中国史,还是要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批判着手。搜集史料,并不是一种容易事情。因为中国的史料,虽然浩如烟海,但它们并不像宝库里的金银聚在一起,可以应手取得;而是和矿石一样,埋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地方,需要我们耐烦去探求。考古学的资料不必说,沉埋在各种地层之中,不易发现;就是文献上的资料,也是散在各种典籍之中,不易找到。因之,探求史料,正如采矿一样,有时在一个地方可以发现一大批,有时在许多地方竟至找不到丝毫。
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知道某种史料存在于某些文献之中。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目录学。中国自汉以来,就有目录学。刘歆的《七略》,就是中国最初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嗣后,班固仿效他的体例,总录东汉初及其以前的群书,作《汉书·艺文志》。自是以后,历代史家,多损益班例,于正史的编制中辟图书目录一栏。如《隋书》、新旧《唐书》均有《经籍志》,《宋史》、《明史》均有《艺文志》。此外,尚有无数目录学专著,其中有由政府官撰的,如宋代的《崇文总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至于私家的撰著,更不可胜数。这些目录学的著作告诉我们历代文献的名字、篇章、版本及作者的姓名等等,虽然不很详细,但至少可以作为我们寻找史料的一种线索。
仅仅依靠目录学的指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目录学不能详细地告诉我们某种书上有某种史料。如果要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还是要从一种书到另一种书,逐书搜求。
所谓逐书搜求,并不是见书就翻,而是从与这一史料有关的诸文献上去搜求。例如搜集屈原的史料,我们知道《史记》中有《屈原列传》。从《屈原列传》中,又知道他曾为楚怀王左徒,并且与张仪有关系,于是又追踪这种线索,去搜查《史记》中的《楚世家》及《张仪传》。同时,从《史记》中又知道屈原曾作《离骚》及《怀沙》等赋,于是又再去搜查他的这些文艺作品。这样逐书搜求,便可以把屈原的史料完全找到。搜集屈原的史料如此,搜集其他的史料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方法,即从一种书的引用语或注解中去追寻与这一史料有关之第二种书类。因为任何书中,都难免不引用他书的材料或文句。这种被引用的材料与文句,或在本文中指明了它们的来历,或在注解中注明它们的出处。因此我们就可以依据本文或注解中的指示,去追寻原书。也许在原书的注解中,又发现与这一史料有关之其他的书类。这样跟着注解追寻下去,则以前不过是表现于一句两句引用语中的简单史料,以后就可以逐渐集其大成。清代的学者,曾用这种方法,辑成了无数的佚书。我们若用这种方法来搜集史料,当然也可以扩大我们对于某书有某种史料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