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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四部之书皆为史料，即四部以外之任何文字的记录，都有史料的价值。诚如韩愈所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只要我们善于抓梳，废纸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经史子集中更可宝贵的史料。
例如原藏内阁大库之清代档案，民国以来，人皆视同废纸，以后竟当成废纸，廉价拍卖（以档案四分之三，售与故纸商，数九千袋，得价四千元）。但是这庞大的废纸堆中，却含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例如其中有关于鸦片战争之文件，即有四五十卷。又如其中之康熙年间与俄皇大彼得、法王路易十四往来的文件，更是研究清初的外交宝典。关于档案之整理，只有罗振玉曾就其所得之一部编为《史料丛刊》十册。此外王芷章曾就档案中有关于清代宫廷戏剧者，编为《清升平署志略》二卷。其有待于我们整理者，其数量至为庞大，其工作亦至为艰巨。
又如碑铭墓志，看起来，似乎与历史无关，但是其中也往往有珍贵的史料。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记基督教始入中国事。开封“挑筋教人所建碑”（明正德六年）记犹太人及犹太教始入中国事。“九姓回鹘可汗碑”（唐刻无年月）记回鹘的历史及与唐朝的关系事。“唐蕃会盟碑”（唐长庆间刻）记唐与吐蕃会盟事。而且在有的碑文上还保存了古代外国文字。如“大秦景教碑”有古叙利亚文，“九姓回鹘可汗碑”有古突厥文、粟特文。“唐蕃会盟碑”则有古吐蕃文，因而这些碑铭又是研究古外国文字和古吐蕃文字的资料。此外，私人的墓志，也有时足以补史籍之缺失。如杨家将在《宋史》中并不重要；但我们读欧阳修所作“供备副使杨君（琪）墓志”，而后知杨业父子，在当世就有“无敌将军”之称。又如七下西洋的郑和，读《明史》，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宦者。但自昆明发现“马哈只墓志”，而后知郑和的父亲是阿拉伯人。他若碑碣的捐款数目，足以推知立碑时的物价和人民的生活程度。
私人的函札，似乎无关大局；但其中也有些足以补史籍之缺失。例如司马迁《史记·自序》，述其遭受腐刑，几不知其故；但读其《报任安书》，则详知其事。又如三国时，中国大疫，《三国志》仅书某年大疫，而不记其程度。但读魏文帝《与吴质书》，而后知“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又如读多尔衮《致史可法书》，而后知清兵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曾执行诱降的政策。读明桂王《致吴三桂书》，而后者知桂王求为藩封。此外如清朝的曾、左、李、胡诸集所载的信札，都是研究近代史最好的史料。
宗教经典，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迷信的说教，但其中也有史料。例如《释氏要略十诵律》云：“以佛塔物出息，佛听之。”僧祇云：“供养佛华，多听转卖入佛无尽藏中。”这就反映出唐代的僧侣打起佛教的旗帜大放高利贷。此外在各种佛典中都充满了古印度的神话传说。又如基督教的《创世纪》中有“罗得和他女通奸”、“亚伯拉罕和他妹子结婚”等故事，这些都是犹太最古的传说。
又不仅以上的文字记录中皆有史料，诚如梁启超所云：“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瞻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与人口之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可以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假使我们把抗战以来，各种杂志中主张民主与反对民主的论文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部抗战以来的政治思想史。又假如我们将抗战以来报纸上所载的贪污事件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厚本贪污列传。将报纸上所载的兵役故事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若干新《石壕吏》的诗歌。将报上所载之敌人暴行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无数的新《屠城记》。在相反的方向，假如我们把报上所载的沦陷区域的人民起义事件汇集起来，又可以写成无数的英雄传记。总之，只要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