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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的历史科学之一贯的历史发展，我们知道历史理论的自身，也和历史自身一样是具有其发展之诸阶段的，而且在各个发展阶段中，都具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局限性。正确地说，历史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如果抹煞了历史科学的阶级性，这就等于否定历史自身使之离开现实的真理，从而历史就不但成了背离对现实的指导任务的游戏，而且无异把人类全部历史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又正在表现着贵族的布尔乔亚的历史理论的浪费与无力。然而这正是那些以暗箭向着已经抬起头来了的新兴科学，而死守着旧秩序的那些奴性的历史家，把历史当做取悦于他们主人的一种无耻的梦呓。他们之所谓消灭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就正是他们自己在历史科学上之一定的阶级性的实践，例如在各阶级间执行相互斗争的场合，历史科学就有其不同的阶级性；在我们目前以整个民族去反抗侵略的时候，历史科学就具备着斗争的民族性。这就是以人类生活斗争中之各自集团的立场，而有着集团性。这种历史家的阶级性或集团性，正是生活的实践。从而他们的认识，就多少要受到其自己集团的主观条件和客观历史条件所局限。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曾经这样说过：“人类仅在一定的条件底下，……方能自我批判……一待耶苏教准备作某种程度的或所谓自动的自我的批判，他便能帮助我们达到对于以前的神话之客观的认识，同样布尔乔亚社会的自我批判一经开始，布尔乔亚经济学，便也随着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及东方的社会。”比如奴隶所有者社会对于奴隶之单纯剥削的方法，在封建领主看来，是一件最愚笨的事情，封建社会对农奴之“超经济强制的剥削”，在资本家看来，倒不如以“自由劳动”的美名，进行更残酷的剥削来得更聪明而有利。因此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各方面，都配合着在发展，而又区分为各个不同的前进阶段。
“在罗马皇帝时代，喂了海鳗在人造的池中……罗马的人民缺乏为买面包所必须的东西，而罗马的贵族，并不缺少奴隶为他们饲养海鳗。”在我们比较进化的封建领主看来，也许认为是罪恶。然而这正是奴隶主贵族认为是他们的质朴的风俗与伟大的道德。同样，当封建领主以暴力把所有的土地收夺为自己的私有，把大多数人类转化为自己的农奴，把村上所有美丽少女的初夜权都属于自己的特权的时候，我们正在被抑压下的市民阶级，也认为这是值得愤怒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白昼横行的封建罪行，即刻就变成了我们布尔乔亚“文明幕布”后面的罪恶。商业日益更甚地采取了欺骗的性质，他们革命的箴言“博爱”，“自由”，“平等”，实际上就表现为竞争中的诡计与嫉视。贿赂代替了暴力的压迫，金钱代替了枪尖，成为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初夜权从封建领主转于富豪的厂主。然而这样的情形，在布尔乔亚自己看来，却不是什么值得愤怒的，恰恰相反，而正是合理的。“文明”内容，正是“人道主义”的特征。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能本着变革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变革时代。”
历史上的事实，证明了布尔乔亚在最初的时候，即当他们还是封建社会中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的时候，还正在从农奴中兴发起来，但一定要把贡税献纳给封建贵族的时候，他对于必须进攻的封建领主，曾发动了不断的英勇的斗争，德国的农民战争，法国的大革命，这都是有名的布尔乔亚的革命战争。
只有当布尔乔亚自身还是在被压迫的时候，而且是需要推翻封建制度的时候，他才承认历史上没有永恒不灭的制度，一旦我们布尔乔亚自己登上了历史舞台，即一旦把他们自身超升到支配阶级的地位的时候，为了要永远保持其阶级支配，于是不能不把能动的历史变成不动的历史，把当做历史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当做是永恒不灭的制度，把由他们前辈从封建领主中夺来的支配权剥削权，当做是天赋的特权。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不但形成历史的起点，而且还是历史的终点。他们的逻辑是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延长，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反之，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消灭，人类也就没有历史了，从这种历史理论出发，在资本帝国主义临末的尖端上，便出现了法西斯侵略主义，企图去延长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这在法西斯历史家看来，也正是人类历史的前进。可惜历史自身已规定它是历史的反动。
总之，他们以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是为了准备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但是资本主义的自身，却不是为准备一个更高的历史形态而存在的，反之，他们却以为不管历史发展到一个什么时代，总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的范畴，这就无异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我们布尔乔亚独有的历史。他们只许历史从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许他们神圣的资本主义制度再转变为更高发展的制度。这样的理论，就正是我们今日资本主义历史家效忠于他们阶级支配最高的无耻谰言。现实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已走到尽头，一九二九年爆发的世界经济恐慌，政治恐慌，虽然经过一九三五年后的所谓景气之回复，但现在却又跃入了一个更高的恐慌阶段。资本帝国主义已无法继续对劳苦大众和殖民地大众的统治，出现那残暴的野兽主义去屈服其国内劳苦阶级和弱小民族的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它以破坏人类和平秩序与残暴侵略的进行，去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存。为其说教的法西斯的历史家，也便愈趋下流，无智，公然地反对科学，因为无论任何庸俗的科学，任何无智的曲解，法西斯都没有权利去接近的，因而把希特勒莫索里尼的反动的“暴力”，当做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他们希望以“暴力”实现考茨基所发明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拥护希特勒“暴力就是公理与正义”的侵略主义者的狂言，拥护殖民地再分割及进攻苏联的反动战争。这种理论，跑到殖民地变而为出卖民族，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失败主义者”、“投降主义者”的均势论者，反叛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根据。所以到现在，他们的历史科学，不是历史科学，而变成了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掠夺战争的战斗教程了，变成殖民地汉奸出卖民族，出卖祖国，出卖革命的卖身契约的张本。
当着中国现在，正在遭遇着这样一个伟大而又艰苦的解放斗争的历史时代中，为了使这一伟大的斗争，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实在需要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历史前程；为了要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前程，因而对于历史发展之一般性及其特殊性，必须正确的把握。这样，我们才能依据正确的历史倾向，向着正确的历史前程进发。在历史发展的激流中，我们要把握历史发展的每一瞬间的变化，我们要在每一瞬间去寻找我们可以前进的间隙，扫荡足以障阻我们前进的一切反动的理论，我们要在我们实际斗争的生活中，去创造充实并发展我们的历史，从而历史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明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前程，——尤其是资本主义暂时性和崩溃的必然性，列宁又接着在其反帝国主义实践斗争中，在其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中，证实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法则，以及它们彼此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社会主义有在某些国家单独胜利的可能。这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一切客观条件，都准备了历史突变的可能。史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中，更证实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胜利。现在，我们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也就正是在同一目的的另一方面的一个历史斗争，也就是马克思所指明的这一历史倾向之实际的发展，所以在今日——尤其在今日的中国，把历史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孙中山列宁史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际，重新提起，并且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作为斗争的指导原理，不是一个经院派的学究的把戏，而实为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