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

在远古时代，当人类开始知道应用象形文字的时代，他们随着也就知道记录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的经验。不过在这一时代，可以作为历史记录的材料，遗留下来的太少。由于人类生产力的十分幼稚，决定了古代社会的闭塞性与停滞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克服的十分无力和模糊，决定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直觉性和主观性，对于不认识的与不能克服的一切现象，都认为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即“神”在那里主持着支配着，这样，他们对一切解释不了的问题，便轻便的用主观的幻想得着解释了。所以在中国最古的记事历史，安阳出土的甲骨文片，易卦爻辞完全是神学所贯彻的一种记事。迄后，入于奴隶制度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剩余劳动给奴隶主剥削，因此人类较原来那种幼稚的素朴的认识力，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之下，有一步伟大的前进，局部的科学和形式逻辑，具有初步的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度，就没有希腊的科学和文艺，也就没有近代的资本主义。虽然在当时对于历史的说明，依旧在借助于上帝。不过这时和他们以前不同的，是他们已具备一种较有系统的神学观念，并把神学哲学化，形成为主观观念论，但同时上帝却更在哲学上得到保证。

中国的易经用卜决吉凶于神，是一种原始宗教的雏形，而卦辞爻辞却哲学化了。在欧洲从希腊罗马时代一直到整个中世纪，在历史学的领域内，还是为神学所支配。最有名的，便是奥格斯丁（SaintAuguestine）所著的《上帝之城》。他在本书中，展开他的不朽的历史理论，他给予世界史的构成，便是所谓天命的普遍观念之统一。他以为“世界上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存在，除了上帝的启示之外，再没有什么人类的现实历史”。这种见解，不仅是奥格斯丁个人，而是神学史观对整个人类历史之基本出发点。神学史观主要的特征，是要把实际去适应于信仰，适应于预先幻想出来的教条。他们以为全部的人类历史，不过是由上帝导演出来的一幕悲剧。上帝在导引人类，并把人类导引到他所愿意的或不愿意的方向。人类之穿过继续不断的历史的变革，在这变革的过程中，一部分人锦衣玉食，另一部人饿寒交迫，这都是上帝的意思。这在中国的甲骨文《尚书》，《诗经》以至后来的《国语》，《左传》上，也充分地表现这种神学的历史观，如“天讨有罪”，“天命殛之”，“天用剿绝其命”这一类的话到处都是。这样的理论，假若引申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说，上帝愿意把一部分人的额上，打上奴隶的烙印，上帝愿把村上所有的农奴的少女，都属于其殷勤的封建领主之闺房，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帝又愿意把劳动大众的血汗，一点一滴的榨入资本家的荷包里。同样在现在，上帝又愿意莫索里尼去剿灭非洲的黑人，愿意日本强盗进攻中国，愿意希特勒并吞奥国，乃至指使他去分割捷克，愿意国际法西斯强盗毁灭人类的和平人民。很明显地，这种以上帝为出发点而构成不朽的历史理论，本质地而且必然地是反科学的。他们抬出上帝就是为了辩护资本主义乃至法西斯侵略主义，不是人为的，而是天生的，是上帝的意思要人类执行的，上帝是不可反抗的，而且是永恒不朽的，因为资本主义乃至侵略主义也是不可反抗的，永恒不朽的。

这种神学史观，便作成观念论者历史理论的根源，从这一根源上，展开了后来历史的玄学时代。

玄学史观与神学史观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在形式上，玄学史观把“上帝”这个名词，换成“永恒真理”这个观念的术语。在以观念构成的历史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史这一根本出发点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玄学史观以为历史就是观念的实现，观念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历史上的民族和时代，都是观念之部分的体化。统一与进步，就是这种见解的逻辑之结论。

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上，这种玄学史观之虚伪的构成，在欧洲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特别的发展，如康德之统制诸民族之史的发展的权利及公正的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们都提出“绝对的理性”，他们都是以自己观念的发展，转化而为人类的历史。他们以为：“世界历史没有一个世界的统治者，是不能的。”而他们所谓统治者便是观念。他们肯定“观念统治人民”，“精神及其合理的意识……过去及现在，都在支配世界上的事变”。同样在中国也一样经过了这一历史科学之玄学史观的过程，从司马迁的《史记》以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他们虽然已经在历史学上应用初步分类的逻辑学，但主要的出发点，是以玄学为根据的。虽然，司马迁诚不愧为中国史学的开山，他开始打破帝王家谱式的历史叙述法，不但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并且同时为“游侠”、“市者”作“列传”。可惜他未能进一步的以社会经济作为全部中国历史事实的根基对中国历史展开其全面的研究，也未能从社会各阶层与各阶级间之相互的矛盾上去指出历史运动的法则，依旧只从政治的表层形式去说明历史，所以在究极上，他和杜佑等人一样，并没有逃去玄学史观的旋涡，都是以儒家的伦理主义，贯穿中国的历史。

总之，在这时代的历史家，先天地在一切之前，就已深信事实为观念的化身，于是观念就构成一个包罗全部的历史法则，而且以之建立与诸事实间的关联，决定历史本身的特征。像这样反科学的历史理论，在当时，甚至在现在，构成了一个整个强有力的体系。自然像这样的历史，也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超现实的，观念的历史。

把历史材料，加以科学的整理，以设定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最初尝试者在欧洲是由费柯（GiovanniBattistaVico）开始的。他在其所著的《关于诸国民一般天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由隐秘在人类天性中的内在诸因素来说明人类的发展，即由一切民族独立地经过相同的发展过程这一法则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费柯把人类在历史上之发展的路程，分为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及人类时代三个阶段。他所谓神话时代，即所谓人类发展之氏族时代，所谓英雄时代，即人类发展之封建时代，所谓人类时代，即费柯自己所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理性的性质，及人类特征的平等，已经能在市民的及政治的平等中显示出来。”费柯的历史理论，就是完全适应这最新登场的布尔乔亚之需要的。从费柯以来，就有了资本主义历史科学的二元论，即用唯物论来解释普遍的观念论之存续的各个历史上的问题。一切后来的资本主义奴役的学者，一直到最近他们的历史理论家，都是以历史过程之观念论的解释为基础。法西斯的理论家，并且又牵着哲学和神学结婚。

在中国最初企图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历史的是梁启超，他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著作中，主张把历史联系到一切其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土俗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等的科学去研究，这样的历史研究法，在梁启超的主观上已经是尽力在应用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虽然他并没有圆满地完成其这一愿望。他同样只从现象去说明现象，以政治作为一切历史事变的根源。所以究极上，他虽然和乃师康有为一样在反对儒学，而儒学家的血流在梁氏的史学中仍保留着不少的成分。

继梁启超而起者，有胡适钱玄同，他们虽然在历史科学的理论上，没有比梁启超进步，却当他们在理论上研讨的时候，便转而从破纸堆中去整理史料，想从史料的考证中，去证明其自己的历史理论。这到顾颉刚反获得其较多的成就了。不过在他们应用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的时候，应用新科学方法来考据的工作，也已由郭沫若等在开始了。而且在史料的考证上，已入于一个新的进步阶段。

在形式上，寄生于新兴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之间的，便有陶希圣的波格达洛夫与奥本海末尔之混血——其实是归宗——的历史研究。这位“天才的”历史家，曾经独创了不少的历史名词与历史理论，并且也还在中国历史上，制造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历史奇迹。然而就因为他们独创与谎造，在中国历史上，也就造成层叠不穷的曲解，尽了不少毒素的散布的责任。

一直到现在，我们许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家，还停留在历史科学的这一阶段，甚至退回到神学史观的阶段。他们不但拥护观念的万能，不但拥护永恒真理的神圣，而且进一步后退到玄妙的“僧侣主义”。他们穿着中世纪主义的衣裳，已经毫不知耻地倒在上帝的怀抱里了。他们与他们前辈不同的地方，不过是把他们前辈的朴素淡泊，变成艳装娇态而已，科学对于他们，只是变为一种浅薄的公式，除开了一些温情的鄙俗的文字卖弄，以图把一切现实生活之残酷的内容，引渡到玄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结论上，可耻地，他们对于现实的历史，什么也不知道。尤其滑稽的，他们为了要冒充新兴的科学，但同时，又要承袭其观念论的血统，又不能不抄袭一些他们所不懂的科学名词，嵌进他们主观主义的公式之中。这样的现象，在欧美，在中国，都非常普遍，这就恰恰说明了观念论的历史理论之萎缩与贫困。

最近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耻，随着侵略主义之嚣张而愈益采取公然的态度，那些法西斯侵略主义国家的历史家——侵略主义的合唱队，他们已经在历史科学的理论上，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而出现。如特罗希（Troeltsch），他认为历史是“神圣基础的启示”的表现，某些人类被压榨，某些人类之所以变成压榨者，都不是人的意思，而是神的启示，所以，希特勒在并吞奥地利之后，在维也纳公开地向奥国人民说：“上帝要德意合并。”其次如柏罗（Below），他以为在人类社会各部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某些方面可以发扬繁荣，而另一些方面，则可以衰落，至于历史中的基本因素，则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一方面是说明侵略国家之发扬繁荣，弱小民族之衰落都是历史的宿命；另一方面，又很明显地宣布政治的力量可以改变经济之“暴力主义”。此外如墨勒克（Meinecke）则公开的宣言，国家不是别的，而是“永存的观念”；他以为历史活动中，只有物质的部分是服从因果律，而精神文化则不服从因果律。总而言之，在历史科学上，法西斯主义者都忽视一般的经济生活，忽视历史的发展。他们以为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在国家机构之中被创造出来。因而在这一原理之下，制造出狭义的绝对的国家主义。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他们创造了光荣的过去，其他一切民族，则是低级的，理应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对过去历史的记载，充满着神话，战争，帝王与英雄的事业等，用历史来创造崇拜英雄与好战的群众感情。希特勒的党徒们公开的造谣，他们说：“欧洲史是诺尔底族（NordieRace）人的工作。”莫索里尼的党徒们，也公开地狂吠，他们说：“意大利人再不是柔和月夜的歌者，而是士兵的宗教的人们，是对自己的信仰具有神秘火焰的狂热的战士。”他们公开的反对历史的客观性，以为“历史教科书中的客观性，只是自由主义的许多谬见中的一种，研究历史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等，我们永久不能不偏不倚地来接近历史，而是以德国人的资格来接近历史”。一九三三年德国内务部长给编纂教科书的指示，谓历史的开始，应是日耳曼的原始森林，不是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古条顿族的德行，应充分地宣扬，以引起民族的自尊心。对最近二十年的德国历史应行着重，特别是大战中对世界的斗争。人家对德国的诬蔑，《凡尔赛和约》给予德国的损失与耻辱，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混乱，并且特别宣扬国社党对民族的觉醒与解放的功绩。此外着重国家观念以对抗国际观念，因为后者之卑劣的毒素，百多年来，已威胁并吞噬了日耳曼灵魂。德国史不应限于德国国境以内，且要注意国外同胞的命运。在教科书中，应该特别着重查理曼·腓特烈大王，俾士麦乃至希特勒这些巨大人物。最后，则谓种族因素，是历史的中心主题。诺尔底诸部落，浸透于印度，小亚细亚，北非。希腊与罗马，正是由于诺尔底族的影响，才决定古代史的命运，不幸后来为劣等种族所渗合，才表现中落的现象，而现在则应从这里恢复过去的光荣。

法西斯的历史学，已经不是记载或解释过去的事变，而是公开地造谣，根据一定的侵略政策来谎造历史，为了要并吞奥地利乃至进攻捷克斯拉夫以及中欧诸小国，他们便不能不提出“注意国外同胞”的口号；为了要恢复原有的殖民地，他们便不能不提出“印度、小亚细亚、北非”这些不能忘记的地名；为了要提高希特勒的威权，他们便不得不提出“查理士·腓特烈大王、俾士麦”这些人名；为了要诱惑并激励人民对重分殖民地战争的热情，他们便不得不提出“《凡尔赛条约》的损失与耻辱”；为了要鼓动并执行进攻苏联的战争，他们便不得不大骂“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混乱”；为了要巩固并加强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他们便不得不夸张“国社党”的“功绩”。总之一切的理论，都是适应于法西斯的党徒之需要而制造。布尔乔亚的没落反动与无耻，到法西斯主义已经表现得尽情极致了。

旧来的历史理论之能进到真正的科学阶段，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论之建立。这种哲学，是新兴的劳苦大众的哲学，是从来社会发展理论之最高的成果。他把社会发展与历史上一系列之生活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指示出可惊的多样性、阶级之矛盾对立的统一性，社会相续的变革性的合法则的过程，即历史之科学研究的道路。

这种历史理论，是在怎样的环境之中创立的呢？我们知道，它是和旧的直观的唯物论与观念论的历史观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因为它是基于现实的历史研究之故。所以它的内容，不但是科学的，而且还是具有实现的革命性的科学，它明白地指出了社会诸敌对的关系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史的唯物论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之史的发展的现实的研究，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普遍的结论，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这一结论。他指明“过去一切历史，除原始时代而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个结论和历史进程的普遍理论相结合，并进而理解并揭发阶级斗争之真实的原因与指导历史发展之实践的动向。所以历史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它放在史的唯物论的基础上，才成为真实的科学。

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这样说过：“科学的思想之最伟大的成果，就是马克思的史的唯物论。直到现在，支配于历史及政治见解上的混乱与武断，都由整个的科学的理论来代替了，它显示着一个社会生活之组织，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及如何发展到较高的组织——例如资本主义如何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来。”这即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理论上，对于规定人类的历史运动，和极其正确的说明之根本的合法则性，是出发于现实的生动的历史中所发见的事物的必然性。他们确立了人类历史之最基本的前提，以为：“在一切历史的解释上，第一而且必要的，就是把这根本的事实，在其全体的意义上，和其全体的范围上来观察，而加以正当的评价。”

总而言之，所谓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产过程上，去理解的——从辩证法看来，上述的现象，正是辩证的方法，辩证的论据”。所以关于整个宇宙及其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如果要得到正确的说明，就一定要应用辩证的唯物论。

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使它得到更高发展的，是列宁和史大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继续，而且是他更高的发展，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具有巨大的行动力量，都是劳苦大众阶级斗争的武器。

我们知道，当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时代，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出生有相当的时期，但在很多国家中，还没有成为支配的生产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我们……不仅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苦，而且同样也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而受苦。”在当时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受着狂热的欢迎与赞扬，一般资本主义的代言人，都一致地说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永久的体制。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坚决地指明这一制度是历史的暂时性，与其没落的不可避免性，并从而指出其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化之历史的必然性，因而这个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就是在于准备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所以他尽量地揭开资本主义整个内部的矛盾。依据辩证唯物论对历史发展之资本主义阶段，作深刻而精细的理论分析，实际上，他的分析是无尽地实际材料被融化以后所产生的结论。所以在《资本论》中，理论的叙述，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出发的。他叙述的文字，虽然深奥，但是由于他那种对榨取者的愤恨，对一切奴性学者的卑视，因而仍然是劳苦大众意识的复写。不过，因为他所生存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以至人类未来的前途的历史倾向之指示，已经在历史的实践中证明其百分之百的正确。

在《资本论》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列宁从马克斯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大步的发展——去继续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帝国主义论》，就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死后所中断的那里作起点的。这一个研究不只是马克思历史事业的继续而是他的进一步发展。他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历史方法论，运用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大量具体材料，指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诸特征和其必然没落；劳动阶级的革命及其必然的胜利。他对于大群的资本主义代言的奴才作理论上无情的斗争，把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性，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史的唯物论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的时代，同时世界劳苦大众与其压榨者已经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的腐烂的阶段，从而在政治上表现为最反动的法西斯侵略主义，他们积极地到处发动殖民地再分割的战争，在最近几年来，一切的征象，都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已经到了一个突变的时代。在西欧正在进行的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战争，在东方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指示了历史突变的开始。于是史大林又根据这一时代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的真理，以及这残酷斗争的历史时代——反动势力和前进势力的斗争，过去与未来的斗争，将下台的资本主义和上升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诸特征。他一方面指明帝国主义阵线因世界再分割的斗争以及阶级矛盾的锐化而衰弱了。这种衰弱使劳动大众得以去切断其中最弱的一环，而且使一国内社会主义胜利成为可能。但是只有党的正确策略，只有与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作无情的斗争，才能保证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因此，他以为对于托洛茨基派和右翼的歼灭，是多数党的大功绩，他们的清除，是苏联社会主义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运用全世界被榨取的大众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帮助弱小民族的解放。所以为列宁所创立的“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法则”，史大林又运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历史材料，使他得到一个更高的发展，即指出了反侵略斗争的理论，是全世界被压迫的殖民地奴隶和无产阶级走向解放与自由的唯一的历史斗争。

现在一切历史的倾向，都向着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方向继续发展，并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大林主义指导的正确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当着全世界的眼前，公开的在西班牙进行占取领土的干涉，努力想把这个国家变成他们继续向前开拓的营业。日本强盗正在用全副的武装来实现对于中国领土并吞的企图。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并吞了阿比西尼亚，德国法西斯已经并吞奥地利，并且又在积极企图进攻捷克斯拉夫，这一些现实的事实，都证实了历史的突变之来临。

在中国开始以史的唯物论把历史来作系统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自己说是应用恩格斯的历史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虽然他对于社会形势发展的诸阶段，有许多的错误，对于辩证唯物论的运用，也不十分正确，但由于他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从物质基础上去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所以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是有着其相当供献的一个人。

从此以后，由于中国的革命，走入一个苦闷的环境，不免有一部分人，从现实的革命战线上退回到研究室，相率研究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想从历史的发展中重新估定中国社会今后的一条正确出路，于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展开了热烈的社会史论战，如李季、王礼锡、胡秋原……等，都曾经对于中国社会史加以一番检讨，但这些社会史的战士，不但是史料的搜集不够，而且对社会科学的素养也不够，所以在当时他们都一致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为渊博，主要的在辩护其个人的偏见，而忘记了现实的历史，忘记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之整个的见解，因而变成了经院式的诡辩，而不是史的唯物论之应用，虽然他们也提出许多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自然这也是初期历史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上，近来渐有能够比较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如吕振羽，他在其所著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诸著作中，都能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唯物论的思想方法，以从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之史的发展之阐明，并且开始用这种方法，把中国史来作系统的叙述，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的地方是值得批判的，但总是比较地前进一步了。

随着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之开始，中国各党各派的统一阵线之形成，中华民族正在向着独立自由与幸福的解放途中前进，于是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又转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有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及《中国启蒙运动史》，他重新提起许多历史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指明中国革命运动之史的发展，企图指明中国社会从殖民地转化为独立自由的社会这一前途。可是他仍然没有尽量地运用具体的历史材料，仍然偏于方法论方面的讨论。 jsZ+h5nqW7rkY4ERfWJDKCVoeK6jfrC0ZlyWBE4yVD+/lN1PTa8drAFCXQcNvACv